1、进入计政专修班
被九中开除之后，我走投无路，只好去找我的大哥。1937年，大哥和小叔祖一道去了贵州。其后，他们又辗转到了重庆。小叔祖在汽车站就业，管理加油事宜，大哥则转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学习（原为美专肄业）。一别多年，重逢的时候，他是一个在读的公费大学生，我则变成了一个被学校开除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相顾凄然。从此，大哥的宿舍里，多了我这么一个流浪者。
那些学生真的很好。其中有一位，给他们的老师周太玄先生当助教。我去了之后，他就搬到老师的实验室去住，把自己的床位让给我了。那一段时间，一日三餐都在药专“蹭饭”。“蹭饭”的方式可以称为“打游击”。每到吃饭的时间，学生们就去食堂吃饭，我也跟着去。进得食堂，我扫视一下全场，看哪里有空位——那时候似乎总有学生不去食堂用餐的。有时会有人主动招呼我：“小弟弟，这里有空位，来这里坐吧。”我就过去，和他们一起吃。要是没有人叫我，瞄准哪里有空位，约摸着不会有人来了，我也就老脸皮地去坐下蹭饭。
因为我已经读完高三上，哥哥决定资助我报考大学。由于我没有取得高中毕业证，因此只能用同等学力的名义报考，但也必须有高中肄业证。但是，我被开除的时候，连肄业证也没有得到。九中的夏国彦同学伸出了援手。他把自己的肄业证改成了我的名字，还贴上了我的照片，居然蒙混过关，使我获得了同等学力考试资格。那时候是各个大学自己命题招考，因此每报考一所学校都要交一次报名费，并到这所大学去考试一次。大哥财力有限，没法支持我报考很多大学，我记得参加过两三所大学的考试，但都没有考取。没有考取的原因，一个是高三下的课程尚未学完；二则当时的教材都是学校发的，上完了之后要交给学校，因此，我被开除之后，连“温故”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做；另外，对同等学力的考生的要求，比对应届毕业的考生还要高一点。
此路不通，另外设法。大哥打听到有一所“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门槛比大学低，又设法让我进入。但这个专修班是专门为沦陷区学生开设的，除了需要高中肄业证，还要有来自沦陷区的证明。大哥找到小叔祖，托人重新开了一张“沦陷区学生证明”。
大哥对这次考试很重视。他给我规划了一下人生：通过在计政班学习，掌握一技之长，进入银行工作，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考试的时候，他亲自带我去学校，看着我进入考场。
计政班的入学考试比大学入学考试容易得多，我轻松通过了。于是，在1943年10月，我结束了在药专蹭饭的生活，进入计政专修班，重新做起了学生。
2、王家坪记事
“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直属教育部，设在重庆郊外离青木关不远一个叫王家坪的地方。学校设在山上一个原先是土豪的庄园里，庄园的房子也是那种古朴的竹篱茅舍。庄园外面，有高高的厚重的古老寨墙，那是用来防土匪的。庄园往下，到接近山脚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坪。再往下，还有一条小溪环绕。
离庄园不远处有一座庙，那是王家坪唯一的一座砖瓦建筑，里面住着两个和尚。其中一位腿是跛的，有一条腿，走一步绕一圈。我曾经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刻画过他，说他走路“像阿基米德一样”，画几何图形。由于计政班设在那里，和尚贩卖一点蚕豆、麻花、白酒之类，有一点收入。但我还是有点为他们感伤：“暮鼓晨钟之中，一年一年过去，没有接班人，将来会如何呢？”
我在读的时候，计政班的主任是张含英。他额头剃得很高，穿中山装，有点国民党党棍的样子。我当时对他印象不好，解放后得知他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才知道他是埋得很深的“亲共”人士。
计政班设两个专业：统计和会计，但课是兼修的。学生人数不多，加在一起百把人的样子。学生中，有像我这样的高中肄业生，也有大学毕业生，还有正式参加过工作的，在银行有很好的职业，可能因为失业了，到这里来过渡一下。我学的是会计。任课教师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唯一记得的，是哲学家杨荣国，他给我们上《世界经济史》。他平常住在学校，周末步行回重庆，有三十多里地。有一回上课的时候，我三下两下给他画了一幅漫画。文革后期有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我说起此事，并再次把他的漫画像画了一次，问他像不像？他笑道：“像啊。没想到，你当时还会弄这个！”
在计政班，很多知识都是靠自学。我曾经在课余非常认真地学习过货币学和银行学。计政班的图书室建设得不错，买了很多新书，完全能够满足自学和课外阅读的需要。图书管理员是留校的计政班毕业生，四个女生，比我早一批毕业。她们除了管理图书室，还做一些其他行政事务。
计政班的伙食比九中还差。主食还是“八宝饭”，菜有时有，有时没有。没有菜的时候，就舀点米汤，撒点盐，加点辣椒粉。咽不下“八宝饭”的时候，就喝一口这种“神仙汤”，送下去。
课余除了看书，周末偶尔也去大哥那里聚一下。夏天的晚上，则经常到山下的小溪里游泳。我有一个游泳的伙伴，现在只记得他姓孙。孙大哥来自江西瑞金，中等个子，很壮实，话不多，显得很本分。我后来总是想，孙大哥来自瑞金，会不会有什么背景呢？但是，我们一起游泳的时候，我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跟着他一起往前游，谁也不说话。有月亮的晚上，可以看到水中的月影，甚至水底的鱼儿。游累了，我们就爬上岸休息一会。休息的时候，话也不多，孙大哥经常会唱一唱兴国山歌。总是“哎呀嘞”开头，歌声悠扬，随着溪水飘向远方，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闻长荣（后来改名为闻刚），南京人，父亲为高官开车，家庭条件比较好。休息的时候，他有时会请我到青木关镇上去奢侈一下，买一碗清水面吃吃。那是真正的清水面，加了一点盐，完全没有油，连酱油都没有。不过，这也算是不错的享受了。我与闻刚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后来我在南京上学，还与他有联系。再往后，他去了台湾，在渔会当会计主管，算是专业对口，学以致用了。
3、又被开除
在计政班，负责学校日常的，是两个军训教官。军训教官在中学也有，每个分部都有一个。我记得中学时碰到的第一个教官年纪很大，身体不好。我经常看到他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个山坡上，注视着远方，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中学时代的另一位教官姓张，是张治中的一个侄子。后来我当兵，他是我所在连的连长。中学时代的教官，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坏印象。他们管的事情也不多，不像计政班的教官，负责学校日常运行，包括对学生的思想控制。
两个教官中，年轻些的那个姓杨，江苏人。他有一段时间对我印象很好，因为我的笔记做得非常有条理，曾经当众表扬我，说我学得好。但有一件事情使我们关系恶化。他每天早上都吹哨子叫我们起床，这本来就是一件不讨年轻人喜欢的事情。对年轻人而言，早上多睡一会，感觉幸福极了。结果被他一吹，就只能从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跑到操场上去晨练。这当然也不能怪他。对他而言，叫醒学生乃是职责所在。问题是，他每次都先跑去叫女生。把女生宿舍一脚踢开，接着就掀被子，所以女生都很烦他。恰好里面有个女生也是江苏人，他看中了人家，死皮赖脸地要和人家谈恋爱。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也不存在和他抢女朋友的问题，只是觉得他作风不对，不能容忍，因此难免背地里说他的不是，当面见了，也露出不满的神色来。我的这种态度，他很快就感觉到了。
有一天早上，排队晨练的时候，他以我的姿势不对为由，给了我一脚。
我很生气，对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待我。”
他说：“怎么了？部队就是这样子。”
我说：“第一，这不是部队。第二，部队也应该对人有起码的尊重。”
就这样，我与他争了起来。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反正我到后来揭了他的老底：“你能够代表部队吗？部队就可以揭女生的被子吗？！”
被我这么一说，他哑口了。当时僵在那里，下不了台。不过，他没有再和我争下去。他很聪明，知道越争对他越不利。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准备和同学们一道去教室上课，两个教官一起来到了我的寝室，对我说：“你今天先不要去上课，有事找你谈谈。”
待大家都上课去了，杨教官向我宣布：“你被开除了，请马上离开。”
真是霹雳一声！我想要为自己声辩一下，但他正色告诉我：“你不立即走的话，我们就把你送到旁边那个训练班去！”
所谓训练班，是一个由叶青等人组织的集中营，专门关押、改造所谓“思想不纯”、“性行不良”的青年学生的。我早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当然还是不要去的好。于是，我连行李都没能收拾，匆匆离开了计政班，又栖栖遑遑，在外流浪。
其时在1944年春夏之交。计政班的学制是两年，我在此学习不足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