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难忘的因缘
章开沅先生是国内最早同日本学术界建立交流关系的开拓者之一。在改革开放起步不久的1979年，开沅师应以日本史学界泰斗井上清先生为代表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邀请访问日本，接受了许多日本学者的赠书，同时他还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购买了不少图书和缩微胶卷带回武汉。在外文原版历史资料属于货真价实的“珍稀资源”的当时，反映战后日本学术界最新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出版成果的这些资料，其宝贵价值不言而喻。而且这些资料中，还包括了大阪教育大学的北山康夫先生据说在经过了“艰难的抉择”之后，慨然赠送给章老师（可以说其实是赠送给了中国学术界）的数期《革命评论》原件。《革命评论》是1905年宫崎滔天等“日本友人”为声援中国同盟会而发行的期刊，即便在今天去收藏最丰的日本国会图书馆查看，也只有电子版可供阅览。所以北山先生收藏多年的原件，堪称“文物级”的宝贵资料。我的硕士论文《试论宫崎滔天与兴中会》的选题和撰写，其实跟开沅师的这次出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
东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几乎是中国本土以外以辛亥革命研究冠名的“独一无二”的学术组织，也是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日本学者们自发组织、自费运作的民间学术团体。正因为是“纯粹的”学术团体，这些学者们更重视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和互动。该研究会的精神领袖野泽丰教授认为：辛亥革命研究会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坚持了“以中国为中心”和“以国际交流为中心”两个活动重点：“从国际上看，研究会主要以中国为中心，一方面从海外邀请学者来日，召开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另一方面，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也应邀积极参加在中国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们的报告内容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基于此，以辛亥革命研究会为平台，培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者，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评价，并受到众多关注”（野泽丰：《章开沅教授和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
开沅师与日本学者的最早接触，在东京地区主要就是以辛亥革命研究会为主的学者们，如久保田文次、中村义、藤井升三、小岛淑男等等。开沅师曾经回忆：“我与野泽丰先生最初相识于东京”，时间是1979年的11月10日。这天下午，开沅师应邀参加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每月一次的“例会”，“到会者有市古宙三、野泽丰、石田米子、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菊池贵晴等”，无一不是战后日本开拓和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第一、第二代学人。开沅师这天学术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而后据说反响十分热烈：“报告中国辛亥革命研究情况后，争论颇为激烈，无非三派意见：工农为主体、资产阶级革命、绅士运动，各不相让，但加深彼此理解，可谓和而不同。”辛亥革命研究会的日本学者们固然重视会议室里的郑重其事的学术发表和讨论，但真正的重头戏却是会后大家在“居酒屋”或者小餐馆里两杯酒下肚后不拘一格的“畅谈”和言出无忌的“交流”。章先生讲演这天的聚餐场所，据说是和式餐馆“江地胜”。所有的学者们亲密地绕成环状“席地而坐”，“9时始散，前后共讨论六小时（包括边吃边谈），为此行前所未有。”这种会议长却不腻，章先生由于跟野泽丰和菊池贵晴两位大师级学者共叙，而且他们在学术上也不约而同地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我（章先生）与野泽丰先生开始了整整30年的亲密交往。”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帷幕刚刚拉开，中日学人在揆隔30多年后“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开沅师作为“中国学人”的代表直接向日本学术界传递中国学术界的学养、学识和精神风貌，给日本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日学术交流的先河。
二，真情的怀念
从1979年到现在已经过去40多年，中日之间的学术交流在人员往来、成果和资料相互共享等多个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吃水不忘掘井人”，开沅师等战后第一代学人以他们的学养和人格赢得国外学术界的敬重，奠定了中日学术界平等往来、相互学习的基础，这个功绩永久不可磨灭，至今留存于人们心中。听到章开沅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日本历史学界许多知名学者、中青年学术俊秀都表示震撼和哀悼。跟我有联系的一些日本学者们纷纷发来邮件或打来电话，表达对章先生的哀悼和怀念之情。
久保亨教授（信州大学特任教授，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得知章先生逝世消息的当晚，就给笔者发来邮件：章先生是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存在。我曾经得到过他多方的帮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哀悼！另外我还会将这一消息通知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各位学者。”
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久保田文次先生和夫人久保田博子女士，与章开沅教授有着40多年以上交谊。久保田教授跟我通电话时表示，他们对章教授的去世深感震惊和悲痛，并希望我代表他们向黄师母和章先生家人表示衷心的慰问！他们说章先生是“最令人尊敬的学者，我们也受过诸多关照”。他们前几年开展的宫崎滔天和梅屋庄吉家藏史料的整理工作，就是基于章先生的提议启动的。他们得知章先生仙逝的消息后，立刻着手整理与章先生有关的照片、文字等，近期内准备汇总起来颁布中日学界、友人，以纪念章教授对中日学术交流的功劳与贡献。即便是这样，他们觉得还是难以表达对章先生的思念之情，5月30日，同样是中国近代史专家的久保田博子女士又发来了她不顾高龄赶写出来的《弔辞》：“顷接章开沅先生仙逝之报，眼前瞬间浮现出先生巨大的容貌与身姿，脑中闪现出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感动场面。40多年前的夏天，我一个人初次抵达武汉机场，是先生微笑着从我手中接过行李箱，帮我搬运。在华中师范学院，我受到先生全家的热情接待。这些场面和带给我的感动，是我最宝贵的记忆，终生不会忘记。来自章先生宏大、温厚的人格的感召，成为我对中国心怀敬意的主要因素。……我感谢章先生给予我的深情厚谊，并引以自豪。衷心为先生的在天之灵祈福！”
5月28日，日本大学小滨正子教授发来唁电：“接章开沅教授逝世之报，深感遗憾。谨在此祈祷先生的冥福。回想起先生在辛亥革命研究会讲演、先生归国后我去武汉学术交流时受到的种种关照，还有邀请先生前来日本大学讲演时的场面，无任感慨。……”
同一天，大阪大学名誉教授、神户孙文纪念馆副馆长西村成雄教授，也发来中日文双语的唁电：“接章开沅教授逝世噩耗，不胜震惊，謹致衷心哀悼。隔海遥祈导师冥福。敬请各位遗属千万珍重。”
日本花园大学名誉教授小野信尔先生和夫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野和子女士，也是开沅师第一次访问日本以来的旧友。他们发来的唁电说：“我们对章开沅先生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先生应京都学术交流会的邀请访日之际，我们之间不但开展了学术上的交流，也一起游览了京都的名刹古迹。先生如挚友般的谈吐，让我们感受到了先生宽厚的品格。痛失章先生，对京都学术界也是一个巨大的悲痛。谨在此祈祷先生的冥福，并请向章门弟子们转达我们的哀悼之情”。
此外，中央大学深町英夫教授，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井上久士先生、南山大学准教授宫原佳昭先生、静冈大学教授户部健教授以及孙中山先生挚友梅屋庄吉后裔、日比谷松本楼总经理小坂文乃女士等，也陆续发来邮件，对章先生的逝世表示衷心的哀悼。
2011年11月，开沅师曾写下《寰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一文，纪念他和野泽丰先生30多年的跨国“君子之交”。开沅师在结尾处写道：“以辛亥革命研究开始结交，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标志永诀，堪称传奇性的辛亥情缘。但真诚学者的友谊是永恒的，而且是跨越国界的”。我想，这段话也正是对开沅师40余年来辛勤开拓中日历史学界国际学术交流的历程和硕果的恰如其分的总括。
2021年6月7日修订，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