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正式见过章开沅先生一面，但章先生却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
我得以拜见先生的时间，是2013年7月20日上午10时，地点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先生的办公室里，当时先生应该是87周岁。
我特意赶到武汉拜见章先生，是为了给先生的一位博士弟子出版纪念文集。先生的这位弟子叫游建西，是我在深圳大学的同事，我们以性情相交，情谊深笃，他在2012年4月20日因为心肌梗塞忽然过世，我跟我的很多同事心情都很悲伤，特别给他开了追思会，之后又联系他在贵州和四川等地的朋友们一道，打算为他编一本纪念集。希望章先生能为游教授写点文字，以增重文集的分量。
从前我不熟悉章先生，但我的老朋友何卓恩教授在章先生开创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何教授自然成了我拜见章先生的有利中间环节。
一开门，章先生热切期待的眼神，如火一样朝我扑面而来。亲切的握手，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凝目注视了好半天。热情、真挚，没有一点因年齿高迈、成就卓著和荣誉满身而慢慢将自己“惯”出来的高悬人上的感觉，这是我对章先生的第一印象。
章先生所以能这样对我，是因为他事先看过我为游建西写的怀念文章《想给老友唱首歌》。那篇文字一万数千言，尽情挥洒喜怒哀乐，连自己都意想不到，怎么能把怀念老游的文字写得那般放肆。华师的很多老师们看过了以后，都受了文章中毫无节制的感情宣泄的感动。他们说我是性情中人。章先生所以一见面就那样对待我，就是因为他事先看过了我的那篇文字，早就喜欢上我了。他跟自己的学生游建西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老游虽然是他的学生，但章先生好像同时也把老游当成了好朋友。因为事先看了我为老游写的放纵文字，所以没经任何过度环节，刚一见面，就直接把我也当成了亲学生和老朋友一样看待了。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跟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在中国学界恐怕都是少见的。任何一位晚辈而且年少很多的学者，第一次拜见一位学界宗师和硕德元老，都不会那样顺畅。来访者的拘谨、紧张，一点没有；受访者的高踞待问，或者言不由衷、东拉西扯之类，更是无影无踪。在连续不断的一小时谈话过程中，“不知从何说起导致的交流空白”、“没话找话的摆脱冷寂”、“以请教问题打破尴尬”之类的情况，一丝一毫都没出现。
“年届九十，身体健朗，精神矍铄，反应敏锐”，这是我之后的文字记录。
在接下去的谈话中，章先生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声音也一波高过一波，我们一起惋惜老游，我们一起痛陈时弊，也一起放言人生，进门时的顺畅，坐下后立即变成交谈的流畅，不久又变成了各自心怀的通畅。谈罢出来，整个人的感觉，浑身上下都轻飘飘的，几乎就剩两个字：“舒畅”！跟章先生谈话，让人感觉生命的欢畅！“思想开放，言语动情，和蔼亲切，温文尔雅，雍容大度”，这是章先生在那次谈话中给我的综合印象。
“真正的大家风范！”这不是我对章先生的恭维，章先生也不需要我做这样的恭维，他虽然不喜欢恭维，但他也不缺少恭维，轮不到，也用不着我去锦上添花。但我讲的可能是另外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大家其实就是个真实的人，而且是个永远都像孩子的真人，遇到知心人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的高大身份，更想不起人间有所谓前辈晚辈、贵贱尊卑。
第一次见面，章先生就把自己年轻时跟船工伙伴们一起光膀子喝劣酒，在江船火独明之下，狂呼乱叫的场景摆布到我的面前。章先生说这话语的时候，画面感很强，我好像看到他当时正在那里连喝带喊的状态了一样。他是因为看了我写跟老游喝酒的场景，想到自己年轻时喝酒的场面。他认为喝酒之后发飙，那是一种“求其友声”的畅快，是一种真性情的流露，也是人生的一种豪迈。
后来我心里想，很多学者一旦“大”了以后，绝不会像章先生这样，把自己早年那些不能增加自己高大威仪的经历展示给别人，更不会像章先生那样，生命依然那般亢奋，那般充满活力和生机。可能他们心里以为，像章先生这种表现，“不够沉稳”，“不够老成”，会被人认为“轻佻”。他们会隐藏自己的过去，以显示自己生下来就不同凡响，难以企及。有的“大”号学者，甚至还会将自己尽量打造成木头，木然地对待世间“缺乏学问”的同辈，当然也包括有学问的后来者。而且我感觉有些这类的学者，成就越大，身份越高，年齿越长，木头的程度也越彻底。这种木头大约主要有下列特点：一是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和后来者，将自己架空在人群之上，束之高阁，用自己的成就和声誉，将自己铸造成木制的“滕王阁”，仅供瞻仰、膜拜。除了长官、领导来时，才会主动逢迎，此外经常处于一种“偶像”的状态。二是不再关心自己以外的天下和天下人的事情，枉顾天下是非，生民祸福，埋头在自己的所谓研究里，把自己铸造成了壳居动物。更有甚至算是三，只顾发表各类成果，只顾申报各种奖项，除了名位和利益，头脑里已装不进其他东西。
“我现在对深圳有两点（新的看法），你看够不够？一是深圳有真正的友情，游建西有你们这么多重情重义的好朋友！二是深圳有这么强、这么好、这么优秀的一群真学者（章先生指我和我的同事）！”这个叹号不是我加的，章先生当时讲得激动而亢奋。
章先生说他很久中午不吃饭了，要不然要请我吃中饭。这句话，又把我好生感动了一场。
章先生对游建西好、对晚辈学者好，对学生好，是因为他热爱人间世界，也是因为他热爱教育，由衷而始终不逾的真心寄望教育越来越好，培养的人才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为了教育的风气越来越好，教育不被功利彻底侵蚀掉，章先生不仅不停地呼吁，而且严格要求自己，不贪功，不邀名，不捞利，首先向自己开刀。
2014年3月，《新京报》报道了章先生主动辞去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的消息。
“当他看到现行的高等教育已然一步步跨入功利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等等情形，学者慢慢被侵蚀，成为追逐利益、垄断名位、只注重个人学术成果，不关心教育本身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情况愈演愈烈的时候，老人家再也忍受不住了，发出良心深处最强烈的呐喊！……章先生以身作则，从自己身上下手，率先放弃自己的名誉和待遇，这是多么的高风亮节，多么的可敬可佩！”
上面的引文，不是《新京报》的报道，而是本文作者从报上得知这则消息时，在自己的博客里所发的感慨。
有关章先生真心关怀教育，其实在我第一次拜见先生时，即已深深感受到了。在谈到教育改革的问题时，章先生就愤激作气地指出：“整天喊教育改革，越改越不像话，没看见一件事比从前更好些。”
面对教育走向完全的功利化、功利评估指标体系化的现实，章先生在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提问时，毫不讳言大学在当前的狼狈状态：“那一套指标体系，把下面逼死了！”“教育主管机关”和大学本身，对此都应当认真反省。“我最寒心的、最痛苦的，许多大学校长都认为某些教育评估是不好的，但是都不敢讲。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公开的作假，大面积的作假，败坏诚信，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这伤害，不是一代、两代人能消除的。”
现如今，就连呐喊的环境也被挤压得越来越小，章先生又走了，想听到这样的喊声，难度越来越大，更不敢奢望有和声，甚至连听者都已散去了，大家在强大评估体系的严重要挟和裹挟之下，纷纷埋头朝向功利的泥潭里拼命的下沉，无尽地下沉，谁还管对错是非，谁又能挣扎出自己来去管这些对错和是非，谁又能管得了这些对错是非呢？
章先生是真正的性情中人，章先生的性情，不是只有感情没有是非的混沌性情，章先生越老越清醒，越老性情越浓烈。他把自己的率真性格，把自己发自心底的浓重深情，都投注到了对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大学，还有中国大学生的关怀上。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像章先生这样的人，在天底下实在太难寻，太难寻，因此也就太可贵，太可贵了。
（作者：王立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