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当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撼东南沿海之际，古城开封人民又遭遇了特大河患。
历史上的河患，不单纯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与封建统治者腐朽与无能密切相关。清朝政府平均每年用于河工的帑项，少说也有六七百万两，占其财政岁收的七分之一以上。但这些白银“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之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薛福成：《河工奢侈之风》，《庸庵笔记》卷3。。河工料物以少报多，以无报有，历来是一笔糊涂账，而河堤坝埽年久失修，往往无人过问。至于河南，清朝有人说过：“豫省黄河之患，非不能治，病在不治而已。”《再续行水金鉴》第12册，第3294页，吴大澂奏。又见《清史稿·河渠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册，第3759页。一语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道光二十一年开封黄河决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事先，下级官员曾禀报，黄河大堤“单薄，久不治，难御盛涨”蒋湘南：《辛丑河决大梁守城书事》，《七经楼文钞》卷5。。向负责河务的开归陈许道步际桐要求拨给2000多两银子的区区之数，以修补河堤，竟遭拒绝；申诉到巡抚衙门，还是不准。所以一遇水涨，只有“束手待溃”蒋湘南：《辛丑河决大梁守城书事》，《七经楼文钞》卷5。了。
这一年的六月十六日（1841年8月2日），黄河从开封西北的三十一堡旧时黄河堤工皆分段设堡，以便修治。数十堡辖于一汛，数汛辖于一厅，开封（祥符）黄河南岸堤工由下南厅统辖，下南厅分上（西）下（东）二汛，上汛自西向东，凡设33堡，第31堡在省城西北十余里，地近张家湾。决口，冲开护城堤，包围了开封城。怒涛逼撞城墙，城内人民猝不及防，仓皇堵御。三天后，黄水冲开东南护城堤，从苏村口苏村在省城东南十余里。弥漫下注入淮。此后霪雨连绵，水势于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初三日、初八日、初十日、十六日数次猛涨，大溜汹涌，声如雷鸣。城内多数街道水深数尺或至丈许，官署民舍倒塌无算，居民纷纷迁宿城头，而城墙则一塌数丈、十数丈，总计倒塌16段，120余丈之多。城外则极目浩渺，庐舍漂没，浮尸相触。回、汉各族人民昼夜舍命抢护，拆屋补城，堵筑下埽，以与洪水争生死于呼吸之间。
黄河的漫水犹如野马脱缰，从开封苏村口向东南冲闯，所到之处皆沦为泽国。河南省的陈留、通许、杞县、太康、鹿邑、睢州、柘城、淮宁，安徽省的太和、凤台、五河、阜阳、亳州、颍上、凤阳、怀远、泗州、盱眙、灵壁、霍州、蒙城、寿州，共计五府二十三州县都因此次河决直接受灾。见《再续行水金鉴》第8册，第2125页，麟庆奏。又由于黄水漫滩，造成漳、洹、卫、广济等河并涨，因而被水淹者尚有荥泽、郑州、中牟、内黄、封邱、考城、武陟、孟县、原武、孟津共十州县。同上书，第2087页，牛鉴奏。所以，河南省受灾最多，其中又以开封最重。计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河决三十一堡起，至次年二月初四日（1842年3月15日）决口合龙止，开封被大水围城几乎达8个月之久，也算是旷古罕见的奇灾了。
二
《汴梁水灾纪略》真切而详确地记载了这次开封水灾的实况。这本书属河南师大图书馆旧藏，原稿本及民国初年的过录本各一册，向未刊刻。作者未具真名，自署“痛定思痛居士”李湍波《汴梁水灾纪略著者辨》一文，认为痛定思痛居士即祥符人王桂，我同意这个意见。按：王桂家住曹门内，水灾时曾参加曹门堵筑义举，见《汴梁水灾纪略》六月十七日所记。。原稿本32开，宽14.3厘米，长21厘米，纸色已变暗黄，纸质变脆，无格，有虫蛀，原系双页订成，但骑缝已全部自然开裂。正文字体行、草兼用，有多处涂抹添改，不少地方添后又复涂去，涂后又在其旁连加“△△△”符号，仍示保留，显见原作者行文时推敲斟酌之迹。封面右侧另一手迹写有“甲寅冬购于都门”字样，封背写有署名“梅溪”的识语，与上述手迹相同。识语有云：“……甲寅冬得此于宣武门瓮城。梅溪识。”按南阳举人张嘉谋字中孚，号梅溪，平生致力教育及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1914年（民国三年，岁次甲寅）河南文教界设“中州文献征辑处”于北京，由李时灿主持其事，张嘉谋则“协助采访”张清涟：《显考中孚府君行述》；郭宝钧：《张中孚先生传略》。俱见《南阳张氏先芬录》。，即于是年访购得《汴梁水灾纪略》（下简称《纪略》）的稿本按：《中州文献征辑处现存书目》著录：“汴梁水灾纪略，祥符常茂徕著。抄本一册，张中孚藏本。”对该稿著者固然轻率错断，且将稿本误为抄本。，保存了近代开封人民的这一苦难史篇。
《纪略》用日记体裁，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起，至次年二月十六日，根据亲身经历，按日写下了开封水灾的实况，回、汉人民的英勇抗洪斗争，以及官府的部署措施等各方面的史实。作者在序中说：“一编率成，随泪共洒……敢云大书特书，约略无妨自存，只纪所闻所见云尔。”正因为写作的动机是“无妨自存，只纪所闻所见”，而不是献媚当道、沽名求利的文字，所以能无所顾忌。对于当时清朝吏治的腐朽、河务的废弛、河营弁兵的败坏，都能据实直陈，历历如绘。
《纪略》收录了当时官府的告示、批牍，士民的禀帖、文札，以及粮价、菜价、银价、钱价，乃至汴梁民俗等等，故可有助于考史；而且还收录了有关大员的奏报和道光皇帝的上谕多篇，其中有一些是他书所未见的。如七月初二日所录河东河道总督文冲的奏折，八月初九日所录钦差大学士王鼎、署理藩院侍郎慧成与巡抚牛鉴的会衔奏折，均为《再续行水金鉴》所漏载。在前一奏折中，身为河督的文冲不顾豫皖两省数十州县千万人民的死活，强调决口堵塞的困难，竟主张放弃堵口，听任黄河漫流“行走一二年后，再行查看办理”；并提出放弃开封省城，城中文武大员“另择善地，早为迁避”。这当然引起广大人民的反对，但道光皇帝却有采纳其主张的倾向。在后一奏折中，王鼎、慧成、牛鉴经过“博采舆论”，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情绪，驳斥了文冲放弃堵口、放弃开封的主张。他们忠告清廷，如果实行上述主张，百姓必将四处逃亡和反抗，“因之无赖棍徒乘机抢夺，赤手游民随声附和。即此时急公效力之义民，亦将变而为劫掠作乱之奸民。祸生不测，只在须臾！”。这样，清朝堵口、守城的决心才算下定。七朝古都的开封，之所以没有从此沦为鱼鳖之区，应该说是人民斗争（包括抗洪斗争与反对放弃堵口、放弃开封的斗争）的结果，这从《纪略》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纪略》还记载了林则徐在河决以后来开封河工办理堵口的事实。林则徐不但是伟大的爱国者，而且富于治水经验。早在道光五年（1825），由于江苏高堰大堤决口，他曾在那里督修过堤工。道光十一年二月至七月（1831年4月至8月），他在开封，任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一年十二月至次年五月（1832年1月至6月），他升任河东河道总督，曾经沿着大堤走遍了河南、山东黄河两岸15个厅，查验料垛，整顿积弊。以后他调任苏杭，在江苏主持修建了白茆河、浏河、宝山的海塘、太仓的七浦、运河西岸的练湖，以及苏州、松江、通州、盐城等处的河道闸坝工程，对江苏水利事业作出许多贡献。他又有《畿辅水利议》一书，论述了北方的水利事业。可以说，他是当时的一位水利专家。鸦片战争时期，他在广东领导禁烟和抗英斗争，后因投降派的排陷，被革职遣戍伊犁。当他北上赴戍行次扬州时，由于王鼎的推荐，他奉旨前来开封河工“效力赎罪”。
林则徐此次是什么日期到达开封的？过去有关他的传记、年谱等书，对此都付诸阙如；这是由于他当时以戴罪之身，失去了奏事权，所以在其奏稿中查不到这一段的行踪，而现存《林则徐日记》又恰好缺失了这一部分。只有《纪略》对此有明确记载。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三日，清廷发出上谕：“命遣戍伊犁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清宣宗实录》第354卷，第3页。七月初九日，消息传到了开封，《纪略》写道：“闻林制军则徐将来，绅民无不喜跃。林公前任河南布政使及河东河道总督，人皆服其干略。后以两广总督严禁吸食鸦片，英夷滋事，被谪发往伊犁。至是复奉旨发往东河效力赎罪，故闻之者共相庆也。”表达了开封人民充满敬意和同情，期待着林则徐的重新到来。《纪略》在八月十六日又明确记载：“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至。在北城见巡抚，住祥符六堡。”这是迄今所见关于林则徐此次来汴日期及住址的唯一记载。此后，《纪略》又写道：“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咸知公有经济才。其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所有这些，都真实地记下了林则徐在开封宣房安澜的劳迹。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纪略》的内容也有错误之处。例如它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写道：“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百姓闻之，皆扼腕叹息，多有泣下者。”开封士民同情林则徐的遭遇，“扼腕叹息”，乃至泣下，当是实情。但林则徐奉旨仍遣戍伊犁的日期，显系作者追记有误。考《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丙戌条载：“命东河差委已革两广总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清宣宗实录》第367卷，第12页。二月丙戌是初七日，是日才发出上谕，又要若干天才能下达至开封（至早亦应在二月十日以后），故知《纪略》系于二月初四日，时间失真。
《纪略》是日记体裁，按日记事，为什么会出现此类讹误呢？这不但由于作者事后追记致误，通观全书，它在体例上也不够严谨。例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却抄录了东河总督文冲六月二十九日的奏折；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的日记，却涉及了正月初六日、正月十九日王鼎等人的奏事，以及正月十一日、正月二十五日的上谕内容。这些地方，我们都加了脚注，予以辨明。还有些地方，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记写道：“是日晴霁。自是以后至八月二十五日始雨，晴明凡月余。”是则将此后月余的天气记于一日，读者当一目了然，这是作者事后整理归纳的结果。
尽管存在上述微疵，但这本书所记多属亲历、亲见、亲闻，为研究黄河水患、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河南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英勇斗争，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三
1980年夏，笔者和河南师大图书馆的王守忠、李湍波决定整理此书，商定了体例和步骤，并着手搜集有关的上谕、奏折、诗文等资料，作为本书上的附录，以供读者互相参正。我们时作时辍，前后三个年头方告完成。最后，特请王守忠同志绘制地图二幅，以便省览。我又根据《清史稿·河渠志》、《河南通志》（光绪二十八年补刊本）、《续河南通志》（乾隆三十二年刊本）、《新修祥符县志》（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及《黄河变迁史》等资料，制成《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一表。这当然是一个不完全的资料，但仅就此表即可看出有清一代，沿黄河各省共发生河决174次，其中河南70次，占总数的40%；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改道以前，各省河决共132次，其中河南62次，占总数的46.6%即此一端，也可见近代河南人民灾难之深重了。
（原载《中州今古》198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