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13年至1931年间，戴季陶几乎始终生活在中国政治旋涡的中心，表现之一，近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尤其是与日本、俄国及英美的关系，戴季陶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日本通，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时期，与日本的关系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
戴季陶作为国民党内有数的国际问题专家，是对日决策及其主导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对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有着重大影响。
1917年，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东渡，探询日本朝野各方对护法的态度，归国后写成《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于1917年12月13日至1918年1月24日连载于《民国日报》上，署名“商孙漫记，云巢道士增删”，“云巢道士”所志按语称：
商孙者，久居彼邦，详究其各界之内幕，回国后常以之为留心时局者谈。闻者随意，而谈者太苦，予因劝其笔之于篇，以供国人之参考。文既成，予详阅之余，复为之类次标题，加以评点，请于予友楚伧发表之。
此文作者，应为戴季陶，后来他写《我的日本观》时，曾明确记到：“前年在《民国日报》的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略略批评一点日本最近的证据和他们十年来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商孙”即戴季陶或为其虚拟。
“云巢道士”有二解，一谓戴季陶本人假托，实即自作。云巢山位于戴季陶的老家湖州，《天铎报》笔祸起，他曾一度避居于此，与山中道士为伍。据称当地道观实为湖州绅士阶级的养老院。一则另有其人。戴季陶师友中有号“云巢先生”者，1920年戴季陶三十初度时，曾赐以“本乾”之名，又赠以序，或即此人。
关于戴季陶《日本论》的用意和主旨，为一聚讼纷纭的论题，很难做盖棺论定的评判，从文本形成的角度，就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提出意见，或许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戴季陶的《日本论》至少有两重蕴意，其一，一位近代中国的特殊人物对日本的独特认识；其二，从中日关系演变史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其评论对象虽然是日本，言说对象却是国人。
因此，既不能单从对日本社会发展的认识深度来评估，也不能视为“总括的代表中国人的日本观”，更不能静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论》所表达的戴季陶的对日观。
对戴季陶《日本论》的分歧看似对立，仔细体察，认识方法却如出一辙，即都将《日本论》视为戴季陶对日观的整体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对日观形成、发展、变化的长期复杂过程，以及对此产生作用的各种相关因素，没有将《日本论》置于这一过程的一定阶段加以考察；
并且，这些分歧都从一定的政治立场或理论视角出发，仅仅依据戴季陶的一两种相关著述阐述和发扬各自的观点，忽视了《日本论》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为特定目的和对象而作，不能涵盖其对日观的整体。
结果，围绕《日本论》而展开的争议，实际上成为研判者各自观念分歧的延续，对《日本论》的解读和认识深化，反而起不到多少作用。
戴季陶《日本论》是如何形成的
戴季陶的《日本论》，是由1919年8月发表于《建设》杂志的《我的日本观》增补改写而成，两文相较，行文与结构，《日本论》一半以上几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观》，前14节只是略有增补，15至24节则为后来加写。而《我的日本观》又是对1917年至1918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一文的补充。
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讲法，后者“是关于日本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侧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来的亲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观》则着重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对日本进行深入剖析。
“日本和中国有什么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冲突点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观》两篇文章，自信把这个问题的根底已经解析了许多。并且在那两篇文章上，把‘国际间的日本’的意义，自信也加了一个较为充分的说明。”
由于目的各异，《日本论》并未包括《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的内容。
上述三篇文字，深浅不同，各有侧重，均非一朝一夕之功。戴季陶在语言学习尤其是日语方面天纵奇才，1902年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习日文，1904年就能够在川北中学为日本教习小西三七担任理科教学翻译，并于次年东渡日本留学。
据说“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间壁房间里听不出是中国人的留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连一般不接纳中国留学生的东京麴町区松滨馆主人对他也甚为佩服欢迎。胡汉民说，据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讲，戴季陶的日语说得比他们自己还好。
留学期间，戴季陶不大参与政治活动，学习则非常认真。他之所以较少从事政治活动，原因之一，是觉得热衷于政治的人中不少见解浅薄，品性浮躁。由于修习政法专业，戴季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设自然比较关注，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加上他与一些韩国侨民及流亡者关系密切，更加注意日本朝野的动向。
在上海任记者期间，日本及相关问题就成为戴季陶笔锋所向的重点之一。目前已经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一千余篇文字中，专论日本问题的就有长文31篇，短评32篇，附带论及的还有41篇。除了《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和《我的日本观》外，要全面探讨其对日观的形成发展，至少下列各文应当参考：
《中外日报》2篇：《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日本文学之鳞爪》。
《天铎报》3篇：《片片的日本文学观》，《日本海军之新活动》，《日英美之新军国观》。
《民权报》9篇：《今日之外交界》，《公道与人道》，《刑罚与人道》，《瓜分之实现》，《四十五年之日本》，《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日本议员观光团之态度》，《日本内阁辞职观》，《内阁辞职后之日本政局》。
《民国》杂志1篇：《欧罗巴大同盟论》。
《星期评论》1篇：《东亚永久和平策》。
《建设》杂志1篇：《世界战争与中国》。
《黑潮》1篇：《日本问题之过去与将来》。
《民国日报》4篇：《告日本国民书》，《满蒙山东与东部西比利亚》，《日本会发生革命吗》，《对日本游历学生的讲演》。
此外，短评和附论中，也不乏眼光独到的精彩见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铎报》所刊《排外与亲外》一文论道：
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关系也；亲外者，事实也，人情也，世界之趋势也。吾国之国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亲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强国民，唯能亲外，然后可作大国民。
此言庶几可以作为理解戴季陶对日观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关键。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断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除《戴季陶文存》各编已经收录之外，如出版于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日本论》发表前后撰写的《东方形势之日本与中国》、《反对日本暴力压迫与中国国民自强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对华政策与其政治组织》等重要文章，其中谈到认识日本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他说：
假使我们要问，日本自有史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国家是向着那一条路走的，那么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说，日本现在所走的向前进的路，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来源的途径。
我们明白了日本所走的这一条路子，然后才知道日本对外的政策的根据，然后才晓得日本对于中国传统的政策的由来。
明白这一个道理，其次就可以研究日本现在整个的政治组织是怎样，以及政治上存在的中心力量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这么去考察，然后才能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形。
即使在《日本论》问世之后，戴季陶对日本的观察也没有就此停止。1940年，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申请购买1936年以后有关日本问题的各种年鉴、月刊、人事出版物、法令大全、条约汇纂等书刊，声称早想着手研究，只是“不欲因买敌国之外汇而中止”，“今年此种研究，已不容再缓”。可见他随时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修改、充实具体的观念主张。
时序变动而外，还要考虑戴季陶就日本问题发表意见的背景、动机、对象、目的等各种相关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随着条件的变更，表达的重点和方式，也会相应有所改变。
如戴季陶从来认为日本及中日关系与列强及东亚全局密切相关，必须了解他对各方面关联性问题的态度主张，才能具体准确地认识其对日观的各个层面。
此外，应当特别注意，不要将别人的评论与戴季陶的对日观相混淆，作为分析与评价的依据。
挣扎在排日与亲日之间的日本观
戴季陶曾向胡汉民征询其对《我的日本观》一文的看法，后者认为文字尚佳，但主观过重，“好像有心说人家的坏话，人家有些好处，也说成坏处了”。戴季陶佩服此评语“一语道破”。他写《日本论》，就是想“改正从前偏执成见的毛病，全以平心静气的研究”。
胡汉民读后掩卷叹服道：“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是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
然而，这种态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应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姑不论各方意见的是非正误，应当看到，戴季陶在对日问题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静客观的学者，又是民族的法统代表和国民党对日国策的决策人，其身份矛盾决定了他的态度必然因时因地而异。
就前两种身份而论，由《日本论》集中体现的戴季陶的日本观大体不错。他很早就明确指出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必然性，断定政府人事的更替不可能改变或扭转基本趋势，中日两国间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远不可能令中国彻底灭亡。
同时他又认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是明治维新后国力膨胀的结果，带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与之对抗，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像日本那样发展现代化，实现中国自身的富强，并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日本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对此，迄今为止的所有批评或肯定，一方面是源自欧洲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基本学术取向长期矛盾的延伸，一方面是近代国际政治中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变形。
世界主义的西方中心色彩与民族自决的有限适用性，至今仍然令学人和政治家们感到困扰，原因在于二者都不是真正客观、公正、彻底的价值标准与评判法则，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内在矛盾的主观表现。包括现代化在内的各种解释东亚后发展社会的理论，都往往流于各执一端或左右摆动，即使剔除意识形态的分歧，认识仍然难免相歧相悖。
19世纪后，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日益失落。面对迅速崛起的日本，中国人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由甲午战争前的普遍漠视，到甲午、庚子之间充满情感拒斥与理智接纳的矛盾，学习与抵拒成为并行不悖的两条主线。
庚子以后，演化成排日与亲日的对立倾向。新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全面学习模仿明治维新的产物，不仅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求学，从京师到各省，各级各界更派遣大批游历官绅前往考察取鉴。
为了适应这一潮流，有心之士曾编辑出版过许多有关明治维新历史的书籍，将日本革新变政的内容按步骤顺序编排，各部门各层面的游历官绅则按图索骥，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引进、吸收。整个新政的内容、步骤、方式，从宪法大纲到各种体制的编制，调查的进行，事业的开展，从朝廷变政到各地创新，至少形式上是明治维新的翻版或影子。
民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改变了单纯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较参照先进各国的优劣短长，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和争霸大陆的野心，激起中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戴季陶试图综合排日与亲日两种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颇，但当他将这种态度运用于制定对日政策时，却助长了对日妥协。
将戴季陶的某些言论视作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认识与估计，都是简单化的曲解。
戴季陶对日观的症结，在于他面对日本的武力进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采取对外妥协，纵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这虽然是国民党高层的共识，并为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所赞同，却遭到其他党派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的反对。
作为对日国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难辞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预料到此事将成为千秋功罪的一大争讼，曾将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原委过程概括记录，为自己的行为决策留一说辞凭据。
将戴季陶关于日本问题的著述言论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活动联系全部汇集起来，按时序或者分类编排，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对日观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与日本各界的交往联系以及与中国对日决策相关人士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考察分析其对日观，当有更加深刻而贴切的认识。
就此而论，应当仿效以俱舍宗研治俱舍学的取径，将重点由直接解读《日本论》来评判戴季陶的对日观，转向探究戴季陶与日本的关系，由前后左右的语境解文本的本意。
只有全面具体地梳理戴季陶与日本关系的渊源流变，才能尽可能近真并得其头绪地把握其对日观生成演化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