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走进历史原生态

我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无非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如果说商会史的研究是二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数据。我从中产生一些联想,“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学术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

现在我们用史料最大的缺陷、当然也是最方便的就是用计算机。计算机储存、计算机检索,确实很方便,但不一定容易消化。由于没有弄清楚史料在整个历史数据中的位置,往往不了解上文和下文,它的来龙去脉没有弄清楚,就凭这样按自己的框架、自己的思路去拼凑,结果使得写出来的论著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现在学术界弥漫着急功近利之风,有些人写文章根本不注意搜集原始资料,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自己掌握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先有观点,后找材料,不仅忽视了史料的原生态,而且颠倒了史学研究中论点与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提倡对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尤其要考虑文本的完整性,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来的、背景是什么。

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形象地比附对资料的考订与排比。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以顾炎武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才“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日知录》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在之缘由所在。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古人“采铜于山”的精神,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但要确保重要的史料不漏网。苏州档案馆把三千五百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既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当然,史料选辑、汇编在历史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史学家来讲,对诸如此类的史料汇编应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因为,任何史料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态。史料编纂的本身都有一个框架,一种导引,编辑本身就有一个思路,选什么,不选什么,都是建立在这个思路基础上的,你一看就知道里面的内容,很清楚,编辑者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但是,编者的判断不能代替研究者的判断;否则,研究者便只能跟着那位史料编辑者,根据他导引的路前行。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史料,尽量利用原生态的史料;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我不是史料至上的学者,我也经常做一些解释,做一点宏观的判断,也做若干评判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地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任何人都有主观,但是要努力做主观因素较少的人。过去我常想,历史究竟应该研究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

但是,时下有些学者似乎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求实存真的学科品格,将方法、模式、范式之类的东西置于首位。当然,对学术史的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走过的路,避免重复,使现有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史学研究的方法在不断更新,有人从范式的角度总结出一九四九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市民社会范式的转换。一方面,我们要允许这种探讨,新的范式不一定就是对已有范式的颠覆;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它的泛滥,动辄某某范式、某某模式,好像只有某种范式处于最高位置。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创造某种范式,在研究的中间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路径,而很多范式就是在研究中间成就的。

当前不少年轻学者容易轻信外来的东西,以为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实际上,西方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新的,有些是很老旧的。即使是新的东西,里面也有不同的层次,有些层次比较高,有些层次比较低,也还要有所区分。要看是不是好货,好货我们就借鉴。就是借鉴,也不能当作“拐杖”,像过去那样,离开了经典作家的话语就不能写作,那叫做“拐杖”。我们现在对很多西方书籍进行译介,西方的学术思潮大量涌进中国,这对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本是一件好事,但交流是双向的,不能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就是新的,这只能使中国学术界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会用甚至完全用西方的范式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用中国的历史来证实据之于西方的所谓模式的普适性。我们不应有中国过去半殖民地那种民族自卑感,要有自己的分辨力,首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保存、利用好。我曾经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章开沅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文章: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