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论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继承

群众性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是五四纪念的必然组成部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当年运动本身的过程、人物,和时代意义、总体评价等。不过,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五四运动之后不同阶段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组织形态、运动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对象。因为任何一场运动,尤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革命,更能体现其价值的正是它对社会演进的深刻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聚集了众多五四当年闯将、五四精神薰陶下成长的知识精英,和以继承五四传统为旗帜的西南联合大学为载体,就这个问题做以初步介绍。这不仅由于西南联大与五四有着天然的特殊情结,也不仅由于这所高等学府是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更由于师生们在抗战建国形势下对五四精神进行了许多有着许多重要的新思考与新理解。这些,对研究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无疑具有极为典型的解剖价值。

一、说不尽的“五四情结”

“五四”是青年的节日,由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对“五四”更是情有独钟,并且其五四情结一直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

1938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十九周年,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这天,刚刚从长沙风尘仆仆集中到云南边城的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不顾旅途劳累,便召开了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大会。当时,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半壁河山,坚持抗战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头等任务,蒙自分校的五四纪念密切结合了这一形势,呼出了“继续‘五四’的精神,消灭汉奸,抗御暴敌,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蒙自分校的北大同学,这天单独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在这个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第一份文献中,它阐述“五四”意义时,指出是“在北京大学的领导下,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冲破了数千年传流的桎梏,对世界,对中国,对全国同胞,发出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呼号。”接着,它连用三个“第一次”说明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即“第一次明白地揭露了时代的真相”;“第一次使全国同胞觉悟到中华民族的安危”;“第一次表现了民众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揭开了他们身上的所担负着的历史的使命”。这些文字,充满了青年人对“五四”的认识与自豪,也体现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围绕宣传抗战、坚定信心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的努力。

和全国人民一样,云南人民也对北大、清华、南开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云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在中国的文化上,在中国民族的解放史上,都有着光荣伟大的贡献。从五四运动直至卢沟桥事件发生,在每一次国内的救亡运动中,他们始终是很英勇的站在全国民众,全国学生的最前线。就在抗战发动以后,全国民众以及学生界的救亡浪潮空前高涨中,他们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岗位,没丝毫没有退缩,落后,表现出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向敌人拼斗的英勇迈进的精神。”[①]

让五四精神代代相传,让五四传统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扬光大,是联大师生的共同心声。北大同学的《告全国同胞书》体现了这一信心,表示要在全面对日抗战中“完整地建设起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同时认为五四运动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还没有完成,“五四运动启发了今日的斗争,我们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任务”。为此,他们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和正在前线作战的同学宣誓:“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各方面需要的工作。”[②]

1939年,西南联大尚属初创阶段,新校舍修建未竣,无法举办全校集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纪念五四的热情。5月4日晚上,他们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在云南大学操场接过火种,由北门进入城区,经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得胜桥、护国门、穿心鼓楼。联大学生的万余人沿途高唱抗战歌曲,怒吼声响彻云霄。[③]这是西南联大首次参加地方的纪念活动,故有人评论说,这次五四纪念把联大学生和云南青年亲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力量。[④]

青年人喜欢以活泼、热烈的情绪拥抱五四纪念,当年五四的亲历者,则常常在这一天抒发沉淀的情怀。这年火炬游行前,昆明文化界教育界在省教育会召开座谈会,临时主席是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西南联大查良钊首先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西南联大承担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保持五四精神,梅贻琦、黄钰生教授,及北平研究院代院长李书华、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等,围绕这一中心相继发言。报载他们的演讲“大意均为阐述五四运动以来,启发新中国影响甚为深大,与思想解放,民族复兴等”。[⑤]并一致认为“我们要检讨过去,为将来开辟一条光明的路”。[⑥]

西南联大独立组织的五四纪念始于1940年5月。4日这天,学校在落成不久的新校舍隆重举行“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后来在西南联大校园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学生壁报,这时已崭露头角,“青年”、“南针”、“励学”、“群声”、“热风”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壁报社,这天联合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这年五四纪念中,一些同学还响应献金号召,从不多的生活费中捐出1074.94元。[⑦]

与往年一样,1940年的五四纪念,昆明市也组织了火炬游行。游行是冒雨进行的,但雨点、冷风没有熄灭青年人的热情,反而淹灭在雄壮的抗日歌声中。[⑧]这次游行的报导没有记录参加的学校,但肯定少不了联大青年的身影。

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并非一帆风顺。“五四运动在最初为干政运动,后来成为文化运动”[⑨],政治系教授张佛泉在1938年蒙自分校五四纪念会演讲中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西南联大五四纪念呈现低潮的注脚。因为正是“五四”的“政治”属性,使得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一些进步同学离校疏散,造成此后三年的五四纪念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种局面持续了三年,直到国内各阶层反思正面战场军事失利原因的1944年才得到扭转。

二、如何发扬“五四传统”

西南联大的青年政治热情,复苏于1943年暑假后。1944年,联大青年的活力在五四纪念中得以展示,1945年达到高潮,从而在大后方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改3月29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这个决定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慨[⑩],反而促使他们对这一年的五四纪念重视起来。

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拉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帷幕,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在会上做了发言。会上,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分别回顾了当年的亲身经历。接下进行的“五四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讨论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老同盟会员张奚若教授的发言,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做了比较,吴晗与雷海宗虽然在学生是否应该过问政治上意见不一,却也体现了“五四”提倡的自由精神。而闻一多最后发出的“打倒孔家店”呼吁,则反映了“五四”赋予青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共识。会议结束前,同学们还讨论了国定青年节问题[11],认为“政府把青年节改为三月二十九日,是毫无理由的”,纷纷“要求恢复五四做青年节”[12]。

“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思想启蒙,从提倡白话文到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是西南联大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不过,他们的眼光并未停留在当年,而重视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发展。5月4日晚,“文艺”壁报社举办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会”,就体现了这一主旨。这天晚会,邀请了八位对中国新文艺做出贡献的教授演讲,这个消息吸收了大批青年,以致场地容纳不下,不得不改期举行。

5月8日重开的晚会改由国文学会召集,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共同主持[13],会场也改为宽畅的图书馆前大草坪。这天晚会的参加者超过三千人,不仅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学生,还有许多中学生,用“盛况空前”四字形容毫不过份。一位记者在消息中激动地写到:“有什么能够代表联大精神吗?记者认为就是今天这个晚会。你不见,在傍晚的时候,昆北街上,公路两头,就像潮涌般的人都向着新校舍奔去。这时可以用一句俗话形容:‘山阴道上,络绎不绝。’真的他们有着远道朝山的行僧一般的虔诚与热望,而这会真也可以比喻做一座香火旺盛的圣地。过去有人说联大像一潭止水,而现在则是止水扬波,汹涌壮阔。”[14]

这次大会从晚7时开始,进行了五个小时,“从始到终,一直在肃静、宁谧,热烈,渴望的氛围里进行着”,罗常培说,这“真让我们这班中年以往的人深切地觉着青年人的可爱”。[15]会上,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闻一多、杨振声十位教授分别演讲了“新旧文体的辩争、散文、戏剧、诗歌、小说等各种作品的收获,西洋文学的影响,以及对于文学‘遗产’的态度”等方面,回顾和评价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由于会议举办的非常成功,闻一多做结束,他希望今后在联大应有更多我这种座谈会、讨论会,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16]

闻一多兴奋地提议请即将赴美访问的杨振声把这天的情况带给胡适先生。

当然,罗常培认为“每个题目在短促的二十分钟里绝不会发挥尽致”,“充其量来发挥也不过把短短二十五年的旧历史加一种检讨罢了”[17],但是这次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于演讲是否充分,而在于它传递了新文化运动必须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前进的方向。1944年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舆论认为“五四当初的情绪,今日已在联大同学里再现,他们是重温五四的旧梦了”。[18]多年后,联大校友仍对这年的纪念如数家珍,很多人都指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19],并认为它在西南联大历史上是划时代的。

1945年的五四纪念,是在国民政府重新决定将5月4日作为青年节的背景下举行。其实,无论这一天是不是法定节日,都影响不了西南联大对五四的纪念。值得指出的是,这年西南联大纪念五四的主题,已经不再局限于新文化运动,而是与现实政治融为一体。自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后并得到国内各阶层响应后,国民党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宣布提前召开国民大会,欲以形式上的“还政于民”抵制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组织联合政府还是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关系到战后中国政治的走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

由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与进步学生主导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对1945年的五四纪念非常重视,对计划中的五四纪念周的对每个活动都有周密安排。这年五四纪念周活动包括:4月30日的科学晚会,5月1日的音乐晚会,2日的诗朗诵晚会,3日的青年运动检讨会,4日上午的美术展览会、下午的五四纪念会、晚上的全校聚餐、晚饭后的火炬竞走、营火会,5月的文艺晚会,6日的戏剧晚会。[20]此外,十余家壁报出联合编辑了五四纪念特刊,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还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出版了《五四特刊》。上述活动开展的井然有序,率先进行的学科晚会,由曾昭抡、华罗庚、李继桐诸教授讲述五四学生运动的今昔。[21]而5月3日的“五四以来青年运动总检讨晚会”,更是集中反映了与五四有着不解之源的师生们,如何思考“五四”精神与抗战建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校内活动,由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主编的自由论坛社,也在5月4日召开了“自由主义在中国:五四纪念座谈会”。而云南省文化运动委员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的“五四运动面面观”座谈会,演讲的十教授中西南联大也占了七位(燕树棠、雷海宗、蔡维藩、查良钊、杨振声、姜亮夫、邵循正)。[22]

历史常常出现一些偶然的巧合,西南联大与“五四”的不解之缘也与5月4日相联。从长沙迁至昆明后的西南联大是5月4日开学的,八年后它恰恰也在这一天宣告结束。当地报纸在报导结业式的发言时,所截取的三校代表发言,均与“五四”紧紧相扣。北大代表汤用彤教授不禁联想到“五四”,说“联大是五四开课的,刚好又在五四这一天结业”。清华代表叶企孙教授的发言阐发了汤用彤未尽之言,他语意深长地说“我们要争取学术独立”。南开代表蔡维藩教授用“怀着爱国家的心及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的精神北上吧”,作为临别赠言。梅贻琦致词时,特别说“他们三个是写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联大精神”,在梅贻琦心里,“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23]

结业式后,数千人来到“一二·一”四烈士墓旁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现代的中国学生运动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北京大学发动的“五·四运动”,第二次是清华大学打头的“一二·九运动”,第三次是国民党镇压1945年11月25日在西南联大召开的反内战时事讲演会而爆发的“一二·一运动”。这三次运动,都与西南联大紧密相联,并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一丈高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为冯友兰撰写,内中“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和落款的“三十五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分校纪念”,反映了西南联大与“五四”的承继关系,也为西南联大的五四情结增添了份量。

三、重新阐释“五四精神”

作为时代精神的五四精神有着广泛的包容性,它既含有“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也有青年应承担起社会负责的内涵。因此,纪念五四绝不只是为了表示对它的怀念,更重要的是不断坚定它推进社会进步的方向。五四运动是以青年为主体的,但恰恰在如何看待青年,如何看待青年运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后国共军事磨擦在华北、西北等地相继出现。这一形势,对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影响之一,便是抽象宣传五四对思想解放的贡献,淡化青年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西南联大负责人在1939年5月4日云南省教育界纪念“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之所以类似为纪念而纪念式的老生常谈,其原因就隐藏着淡化青年运动意义的用意。

这年5月4日,冯友兰发表了一篇《论青年节》。这本应是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中,但内容却几乎没有提到五四精神。文中,冯友兰先说现在的妇女节、儿童节、劳工节都是国际的节日,只有五四青年节是中国自己的节,这说明国家对青年的重视。国家颁定五四为青年的意义,是表示“中国是决心要脱离农业底社会,而且已渐次脱离了农业底社会”。接着,他的议论就跑了题,说现代社会中各种事的变化是进步的而不是循环的,过去被认为有经验的老年人,“对付进步底变化,过去底经验,不见得有用”,以致“老年人的权威自然减少了”。而在“求新知识,学新方法”方面,“青年人又比老年人来得快,所以青年人在社会中底地位,自然增高了”。不过,老年人也不要“倚老卖老”,青年人不要“倚少卖少”,因为两者都不对。[24]冯友兰这篇专为纪念五四而撰写的文章,只说了青年人和老年人要相互学习的道理,对于一位五四的亲历者来说,用这种方式纪念五四,让人觉得有意无意转移五四纪念实质的倾向。当然,冯友兰撰写《论青年节》也有其特别所指,那即是中年人与青年人存在的矛盾。

“中年人”、“青年人”,是那个时代在校园里流行的两个专用名词。“中年人”主要泛指经历过五四时代、且在学术界教育界取得一定地位的教授,“青年人”则指正在学校读书、尚未走上社会的学子。这两者间,的确存在着矛盾,正如朱自清所说:“现在有些中年人谈起青年人,总是疾首蹙额,指出他们自私、撒谎、任性、恃从要挟,种种缺点”,所以这些中年人“特别不痛快青年人”。

与冯友兰不同的是,朱自清认为青年人的这种状态是有其缘故的,核心就在“恃众要挟”这一点。例如,从前青年人“有时也反抗家长、反抗学校,但没有强固的集团组织,不能发挥很大的力量。中年人若要矫正和诱导他们,似乎还不太难”。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青年人的集团组织渐渐发达,他们这种集团组织更进一步了,更强固了”,尤其九一八以后,“政府的政策能见谅于这一班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却不能见谅于他们指导的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开始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学校,不信任他们的直接指导人”,以致“中年人和青年人间开始有了冲突”。朱自清认为,中年人与青年人因政见歧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二九”时期达到高峰。此后,“青年人一面利用他们的强固的集团组织从事救亡运动,一面也利用这种组织的力量,向学校作请求免除考试等无理的要求”。对于这种现象,朱自清认为需要矫正和诱导,但同时也指出“若因为矫正和诱导的麻烦而认为集团力量不该发展,那却是错的”。

对青年人的矫正和诱导十分困难,朱自清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分析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青年人既不信任学校,却不能或不愿离开学校”,需要把学校当作一个“发展集团组织的地方”,“一个发展救亡运动的地方”。在学校里发展组织和开展救亡运动,原是可以的,然而“学校还有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培养品性等等主要的使命,若只有集团组织和救亡运动两种作用,学校便失去它们存在的理由,至少是变了质了,这是居于直接指导地位的中年人所不能同意的。”这样,有些中年人就不免愤慨了起来。

朱自清的以上叙述,对五四至抗战爆发之间中年人和青年人矛盾的产生原因、双方心态,做了一个既准确又扼要的总结。至于抗战爆发后,朱自清不否认双方的对立“似乎不像从前那样尖锐化了”,但“政见的歧异显然还存在着”。不过,他强调“将来的社会、将来的中国是青年人的,他们是现在的中年人的继承者,他们或好或不好,现在的中年人总不能免除责任”。因此,他要求中年人“要本着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作去”,“那怕只有一点一滴的成效”,“总算是为国家社会尽了力了”。[25]

冯友兰与朱自清在对待青年人或者青年运动的看法上有一定距离,两人都属中年人,但冯友兰习惯用哲学式的思维语言与逻辑铺陈,表达问题又不免模棱两可,让人摸不清他究竟责备哪方。朱自清的意思就清楚得多,其言词遣句,都流露出对青年的理解和包容。

朱自清文章发表于1939年4月1日,比冯友兰之文早一个月,两人对待青年问题的分歧,可能没有因果关系。不过,与冯友兰文章同时发表于5月4日的还有曾昭抡一篇纪念文章――《学生运动的前途》,其内容即使不是针对冯友兰,也是针对与冯友兰接近的一些看法。

当时,在青年问题上流传着一种说法,用曾昭抡的话讲,即认为学生运动在战前曾有屡次的轰动,但抗战以来“学生运动,反而陡然消沉下去”,看来“中国学生运动历史上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不需要学生运动,将来也许不会再需要”。曾昭抡对此不以为然,说至少他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参加的集会,和从长沙迁往昆明的步行团在贵州安南县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游行,令他觉得青年并没有消沉,反而深感“只要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国家还可以不亡”。曾昭抡从两次亲历中体会到青年的热情,感受到青年的力量,由此论断现在并非不再需要学生运动。至于“近来学运的消沉”,曾昭抡认为“并不是因为没有这种需要,而是因为以前对于这方面最热心的青年,从性情上的本质来说,早已经没有耐性在后方待下去继续求学”,大部分参加到“与抗战比较有直接关系的任务去了”。因此,在抗敌建国的时候,“确实还要学生运动”,为此他呼吁“学生,起来吧!” [26]

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连续三年处于低潮,这期间,在青年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基本没有改变,否则朱自清就没有必要在1940年为五四青年节的题词中强调五四纪念有两个意义。这两个意义,一是“我们从老年人的时代转到了青年人的时代”,二是“我们明白了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27]“生活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是朱自清对于青年问题认识的重申,也是不同意见的回答。

1941年西南联大没有举办五四纪念,5月3日举行的春季运动会本应是五四纪念的活动之一,但热热闹闹的场面却找不到“五四”的灵魂。也许是出于对青年沉闷情绪的忧虑,梅贻琦在五四这一天发表了《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君》。在这篇对青年人的的寄语中,他承认“今日中国的环境,有时不免使青年感觉烦闷懊丧,或竟甘于与世俗浮沉”,其后便强调今天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飞机大炮、借款筑路,也不是增加生产、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等等,而是有志气、有思想、有才能的青年。“吾国必须有这班青年人,然后对于抗战建国所需要的物资,所应做的事情,才能运用,才能改良,才能进而推陈出新去创造。”[28]梅贻琦是以一个教育家姿态说上番话的,表面上是劝导青年把精心放在学习科学知识上,言外之意也包含着青年不要陷入现实政治斗争漩涡的用意。

1941年五四纪念日这天,曾昭抡也发表了篇《重视青年与爱护青年》。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但在对待青年问题的态度上,仅从标题就不是躲躲闪闪,而是直接切入主题。曾昭抡和朱自清一样,对青年从事政治活动也充满了理解。他说:五四以来“青年们为国家,为社会,为正义而牺牲者不知凡几”,在进行抗战建国大业中,“社会人士大都认识中国青年伟大的潜力”。但是,重视青年是一回事,爱护青年又是一回事。“现在一般中年人和老前辈,重视青年则有之,真心爱护青年者,却并不多见”。曾昭抡认为,如果期望现代青年成为复兴中国的台柱,就“应该设法爱护他们,培植他们,让他们能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多提倡一点学术精神”,“学习上鼓励自由研究”,“思想上予以绝对自由”,切不可在青年出现所谓“越轨”时便“徒然执法以绳,予以高压的处置”。说到这里,曾昭抡向政府当局和身负教导责任者建言,说“青年问题,事情很简单,假如你曲解放青年,误解青年,想方设计去对付他们,那就极难应付。假如你了解青年,爱护青年,以赤诚和他们相见,问题就再简单也没有”。文末,他呼吁到:“为着青年的幸福,为着中国的前途,让我们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吧!”[29]

皖南事变后在青年人中普遍存在的沉闷情绪是客观现实,一味的埋怨和指责是不够的。伍启元就是基于这一立场,于1941年五四纪念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做了一次分析。他将目前的青年运动与五四运动做了比较,认为存在有三个不同:第一,“五四时代那种纯粹出于青年热烈的心情的青年运动”,而“现在青年运动或多或少都有党派的背景”,这就使“没有党派的人就不免有些彷徨了”。第二,“五四时代问题是单纯的,对外抵抗外来侵略,对内建立现代国家”,而“建树现代国家的路只有一条——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现在“建国的路线已不只一条,因此青年人有些彷徨了”。第三,“五四时期是有口号的时期”,而“近年来国难的来临使若干青年感觉到欢迎赛先生是一种苦工作,绝不是口号所能成功的”,结果“不少的青年只用实际工作去代替口号”。基于这种现状,伍启元提出纪念五四就应该“回想过去,批判现在”,“勉励自己”,这正是“今日每一个青年人——包括作者自己——所应反省的问题”。[30]伍启元的分析和认识,在经历过五四运动者的中年人中,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对青年问题的不同看法,说穿了是青年是否应该过问政治、从事政治活动的问题。由于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于是如何看待五四运动,是否承认青年运动在中国政治建设上的作用,便成为五四纪念期间很难绕开的一个焦点。

1942年,“中年人”和“青年人”两个名词依旧常常挂在联大人的口头上,它说明对于青年和青年运动的认识远未统一。倪中方教授在为这年五四发表的一篇专文,曾运用心理学方法对五四运动的心理背景做了一次分析。他认为,23年前被社会中坚分子视为“乳臭未干、轻举妄动”的青年人发动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具有极大作用,说“最初大家还认为青年血气方刚,用意气用事,撞祸原属本色,末必有何作用,原不料 这次青年运动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后,不仅“国体利益遂特别受全国人民的重视”,而且“奠定下‘抗战国策’的心理基础”。倪中方在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还指出青年运动的特殊意义,那便是“儿童能力不够”,“谈不上什么领导革命、改造社会”;“成人又未免过于迁就事实,有时不惜牺牲其崇高的理想”。这样一来,“惟有青年,能力既然超过儿童,又不轻易与现实妥协,与之所至,往往会不顾一切利害,以期完成某项神圣的使命”。正因如此,尽管青年“难免没有因知识缺乏,思虑未周因而受人利用、误入歧途者”,但“将来各种革新运动的急先锋,则舍青年而外,试问还有谁能负起这种重任?” [31]倪中方就是用这样的结论,来表达个人对青年问题的见解。

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巧合,《云南日报》也是在5月4日创刊的,每年这一天都要发行创刊纪念特刊。1944年是《云南日报》创办九周年,报社邀请周炳琳撰写纪念文章。但是,周炳琳的文章却以《五四――从青年说到中年》为标题,不仅讲到五四,还特别把“中年”和“青年”列入副标题。周炳琳在文中回忆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说“就‘运动’当时经过情形言,曰然‘五四’诚大可纪念”,若“就民国八九年以后演变痛史言”,“五四”似“不祥之物”,不该纪念。但是,这个“责任应由中年人负之,中年人不自忏悔,反进一步抹杀五四对于中国政治运动之功绩或罪恶,欲并其为对青年之历史地位而剥夺之,此则更失于不公道矣”[32]相反,他更认为中年人应该自责,因此才在这年西南联大纪念五四的仪式上说:“中年人要休息,甚至叫青年也跟着休息,可是,青年人却不能休息,应该更向前进!”[33]

周炳琳的话说得还比较温和,而有闻一多讲起话来则激烈得多。他说:“不要忘记当年的青年,便是撑持这天经地义最有力的支柱”,抗战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审慎,而是勇气,而在这上面,青年是比任何人都强的”。且不说“当年激起抗战怒潮的是青年”,就是“今天将要完成抗战大业的力量,也正是这蕴藏在青年心灵中的烦躁”。更重要的是,“民族必需生存,抗战必需胜利,在这最高原则之下,任何平时的轨范都是暂时可以搁置的枝节”,因为战争本来就是青年的工作,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战时的国家就得以青年的意志为意志”。到于中年人,闻一多认为他们若能能负起责任,那就应“参加青年的工作,或与青年分工合作”,用中年人的“智慧予以调节与指导,青年的力量不免浪费”。[34]

冯友兰、朱自清、曾昭抡、倪中方、周炳琳、闻一多等人在五四运动和青年问题上意见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均承认当年的五四群众运动形式是必要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运动的形式是否应该继续,运动的分寸与程度用什么去衡量,中年人有没有责任等。这些问题本身很复杂,不可能很快统一,有待在以后的实践中寻找答案。

四、坚持“五四”政治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大后方,西南联大享有“民主堡垒”的称号,而这一称号正是得力于广大青年的努力。

1943年,云南收成不好,《云南日报》在《救灾如救火》短评中说:“今年本省各县普遍欠收,有十余县灾情特别严重,树根为食,败叶为衣,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呼吁全省各界行动起来,“给正在苦难中的同胞一些捐助”,“救活一个灾民,就是救活你自己的弟兄”。[35]这时,昆明物价飞涨,师生生活困难,经多次要求,行政院决定给西南联大30万元救济金,联大校务会议决定给全校学生每人100元,其余充作学生医药费。[36]联大迁滇以来,云南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全省灾情严重,有些人便提出将这笔救济金捐献出来。为此,全校学生展开了一场大讨论,7个学生壁报还专门出版了一期《联合特刊》。最后,多数人认为“钱从人民那里来,所以应该还到人民那里去,最好的办法便是赈济目前正在残废线上挣扎的灾民!”[37]

如果说这次救济金的使用与现实政治还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那么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昆明,西南联大学生的态度就不一样了。25日,当华莱士、拉铁摩尔、范宣德一行进入联大新校舍时,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幅英文壁报,标题写到“我们决心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7月7日,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七七”时事座谈会。三千多人济济一堂,除了讨论七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当前的时局外,还特别讨论了“国内问题的发生与解决”与“我们的责任”,认为国内“缺点实在太多,一切缺点都可以归之于政治上去”。[38]

9月间,全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发起“援救贫病作家运动”,联大国文学会、外文学会、新诗社、神曲社、熔炉社、论艺术、现实文艺、学习、生活、潮汐等壁报社群起而动,踊跃募捐,后交给文协昆明分会161.8449万元。[39]这次募捐,全国共募得300多万元,而西南联大就占了二分之一。这次募捐不是普通意义的救济行为,带有鲜明的政治意义。正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充分肯定在致西南联大学生团体的信中所说,“作家的普遍贫病甚至过早的死亡是我们中国的特产――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文化悲剧。因此援助贫病作家不等于‘慈善事业’,它是带有一种崇高的文化运动意义的。因为这就是对于促使作家贫病的恶劣环境的一种抗议;因为这就是用社会的大众的力量去保护人类的精华——人类的灵魂技师,推进抗建文化的一种运动;而且这又正是文化工作者‘文人相助’的一种团结运动,和以另一种形式争取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民主运动。”[40]

不久,西南联大五壁报社与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了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晚会。10月19日这天,4千多青年隆重集会,表达了发扬鲁迅战斗精神的决心。[41]1944年10月,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动员开展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1月6日,教育部还特派人到学校在国民月会上做了传达。当时,许多同学担心这件事会被国民党利用,为此展开热烈讨论。学生们的讨论得到联大教授会的理解,于是做出“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等四项决议。[42]12月25日,昆明文化界召开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纪念大会,西南联大多个学生团体参加了这次活动的筹备,会后许多同学还参加了大后方在抗战爆发以来第一次声势浩的大游行。这年年底,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成立了“云南民主青年同盟”,并很快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进入1945年后,西南联大的青年运动更加蓬勃。3月28日,学生自治会举办“国是与团结问题”座谈晚会,4月6日,联大全体学生通过《对国是的意见》,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集合各党派代表,及资望与能力为国人所崇敬的无党无派进步人士,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施紧急的战时措置,然后筹备召开能真正代表全国民意而不是一党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43]

1945年5月4日,是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次五四纪念。这天,联大学生自治会再次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五四纪念大会”,会后的大游行中,同学们在大后方第一次公开高喊了“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口号。当晚的火炬竞走,男女队第一名的锦旗上书写着“民主火种”,第二名锦旗上为“巍巍青年”。[44]由马约翰教授手书的“巍巍青年”锦旗,是西南联大悠悠体育会捐赠的,这天悠悠体育会还出版了《五四周年纪念特刊》,闻一多的《五四断想》就发表在这个特刊上。文中开篇写到:“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45]闻一多用诗一般的句子,诠释了五四以来青年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在青年以各种形式轰轰烈烈地纪念五四的时候,由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费孝通主编的自由论坛社,于5月2日组织了一次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五四纪念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大学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中学教员、银行行员、杂志编辑和大学生。他们有的是“当年躬与其事的前辈”,有的是“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有的是“一般认为很急进的左派青年朋友”。[46]会议主席说,他们并非有意选定“自由主义的前途”这个题目,只是因为大家在这个问题的认识出入很大,希望利用这个场合平心静气地交换一下意见。会上,人们的话题展得很开,除了包括自由主义的原则、目的、条件、手段,自由与中庸,经济自由与言论自由,保守与急进,个人与集体,自我认识与自我控制,还涉及到民主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否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自由主义是否包括在“德先生”之内,民主政治能否保证自由主义,阶级的象征(特权),取消阶级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出一致结论。不过,对于达成共识来说,次座谈会所表达的青年运动需要自身反省,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西南联大爆发的“一二·一运动”,将全国反内战运动推向高潮。这些人们已了解的很多,此处不再叙述。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结束之际,青年们对近年来的学生运动进行了总结。5月4日上午,与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的同时,在一二·一运动中诞生的昆明市大中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青年运动检讨会”。会上讨论的问题有青年运动的任务、民主革命的意义、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斗争的组织等。

在讨论“五四的历史背景及其成果”时,人们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青年的觉醒,觉醒的结果便是提出了反帝的民族解放与反封即民主革命两项任务。一二·九运动的成果,是推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七七抗战,一二·一运动则承担起了反封建的任务,成果是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虽然一二·一的成果还不太令人满意,但不失为达成反封任务的一个开端。

在讨论“青年运动在近代中国的作用”时,有人提出知识青年是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一些人指出:“知识青年在意识上既是接近于工农大众,而他们的地位又是夹在大地主官僚买办(压迫者)与工农大众(被压迫者)二者之间,所以当在下的被压迫者起来对在上的压迫者反抗时,他们这些夹在中间的知识青年便被推挤上去,作了压迫者的先锋。”但是,“如果在下的不往上挤,他们也可以不动”,“今天在下的忍受不住压迫,非往上挤不可,而在上的又死不放松,在这冲突中,夹在两个压力之间的知识青年自然是不免要有些牺牲的,因为压力来了,他们首当其冲”。这样看来,“今天的知识青年是民主运动的先锋”,却“是一种被动的先锋”。这就是说,“民主运动的真正的原动力是在人民大众中间,知识青年是接受了人民的意志而奋勇的冲上前去与敌人搏斗”。这段分析,既肯定了青年运动的功绩,又指出了它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被动的,需要主动与工农相结合。

会上,一个同学问:“我们青年学生的任务,是为了人民大众,争取人民大众的幸福和利益,这也就牵涉到政治上去了”。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是这样认识的: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因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出现。而这两次青年运动,都曾被人指摘受党派利用。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事实证明,“青年运动必须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那运动才不算白费”,并且“青年运动之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也正是青年运动必然的发展”。

一二·一运动于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举行四烈士公葬后,宣告结束。此后,随着复员北上的临近,学生们显得有些疲惫。对于这种现象,一些人不免有些担心。对于这种现象,与会者认为:一个运动不能总是处于运动状态,它必须也必然逐渐接受甚至寻找有组织的政党团体的领导。到了某一时期,参加运动的分子必然大部分退下来,另一部分则正式参加到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中,形成为更坚强的政治力量。问题在于“今天的青年是否将响应时代的号召,以比五四与一二九的青年更坚决的意志,更高度的热诚,投身于他所应投向的政治团体,完成时代所赋于他的使命。”[47]

“青年运动检讨会”的召开,是西南联大青年在昆明的最后一次集会。当天,第一批同学复员北上,开始新的征程。此后,三校同学继续高举五四旗帜,并将五四精神融入了“联大精神”。今天,我们在总结“联大精神”时,无不与五四紧紧联系在一起。

(说明:本文为200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之“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①] 《谨献给联合大学》,《云南日报》(昆明)1938年5月11日“社论”,第4版。

[②] 《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同学纪念五四,大声疾呼唤醒国人》,《云南日报》(昆明)1938年5月12日,第4版。

[③] 本节据《昨日全省青年举行五四扩大纪念》,《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沈沉:《复仇和火龙,燃起了民族的曙光!》,《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④] 李光荣:《西南联大的五月四日》,西南联大研究所编:《西南联大研究》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⑤] 《昨日全省青年举行五四扩大纪念》,《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⑥] 沈沉:《复仇和火龙,燃起了民族的曙光!》,《云南日报》(昆明)1939年5月5日,第4版。

[⑦] 《各界踊跃献金捐款》,《云南日报》(昆明)1940年5月11日,第4版。

[⑧] 沈沉:《光明的火龙,在昨夜雨点中燃烧起来,踏着五四的光辉向前进!》,《云南日报》(昆明),1940年5月5日,第4版。

[⑨] 《继续“五四”的精神,消灭汉奸,抗御暴敌,打回老家去!联大同学热烈纪念五四》,《云南日报》(昆明)1938年5月9日,第4版。

[⑩] 闻一多讲、际戡笔录:《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西南联大除夕社编:《联大八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7页。文中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

[11] 本报记者:《抚今追昔日百感交集,联大昨晚座谈五四,历史系主催各教授发言》,《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4日,第3版。

[12] 李凌:《联大八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按:作者在按中说,此文曾在1946年10月1日联大校友在北平举行的九周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刊登。

[13] 南开大学没有设立中文系,故西南联大中文系是由北大、清华两校中文系组成的。

[14] 本报记者:《浪漫的道路——记联大的文艺晚会》,《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9日,第3版。

[15] 罗莘田:《从文艺晚会说起》,《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21日“星期论文”,第2版。

[16] 《在月光下――记一个三千人的文艺晚会》,《正义报》(昆明),1944年5月10日。

[17] 罗莘田:《从文艺晚会说起》,《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21日“星期论文”,第2版。

[18] 本报记者:《浪漫的道路——记联大的文艺晚会》,《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10日,第3版。

[19]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第7页。

[20] 《自治会火炬大游行》,《观察报》(昆明)1945年5月4日,第4版。

[21] 《联大纪念五四,于昨开始为第一期》,《正义报》(昆明)1945年5月2日,第3版。

[22] 《纪念五四,教授座谈》,《观察报》(昆明)1945年5月4日,第4版。

[23] 田堃:《珍重,联大!——记一个八年合作的奇迹》,《云南日报》(昆明)1946年5月5日,第2版。在《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八年合作意义深长,昨日行结业礼三校开始北返,地方父老依依惜别互道离衷》中,记录蔡维藩的话为:“联大由五四开始,五四的精神是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联大北上,带头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的精神北上。”见《云南日报》(昆明)1946年5月5日,第2版。

[24] 冯友兰:《论青年节》,《益世报》(昆明)1939年5月4日,第4版(“五四”廿周年纪念特刊)。案:此文收入《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时间标明1939年8月,实误。

[25] 朱自清:《中年人与青年人》,原载1939年4月1日《青年公论》第2期,转引自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2-303页。

[26] 曾昭抡:《学生运动的前途》,《益世报》(昆明)1939年5月4日,第4版。

[27] 朱自清:《为五四青年节题词》,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04页。

[28] 梅贻琦:《青年节写给青年诸君》,《中央日报》(昆明)1941年5月4日,第4版(“五四纪念特刊”)。

[29] 曾昭抡:《重视青年与爱护青年》,《中央日报》(昆明)1941年5月4日,第4版(“五四纪念特刊”)。

[30] 伍启元:《青年运动的今昔》,《中央日报》(昆明)1941年5月4日,第4版(“五四纪念特刊”)。

[31] 倪中方:《“五四运动”的心理背境》,《云南日报》(昆明)1942年5月4日,第3版。

[32] 周炳琳:《五四――从青年说到中年》,《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4日,第5版,

[33] 本报记者:《风风雨雨的节日——五四在西南联大》,《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5月5日,第3版。

[34] 闻一多:《可怕的冷静》,《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6月25日,第2版。

[35] 《救灾如救火》,《云南日报》1944年1月12日“短评”,第3版。

[36] 《蒋主席拨四十万元,救济联大云大同学,孔副院长借款两校作周转金》,《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4月14日,第3版。关于每位学生分发100元救济金一事,在西南联大常委会议会议记录及校务会会议记录中,均无记载,仅有有关报纸报导。

[37] 《愁容满面,不忘救灾:联大学生和救济金》,《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4月26日,第3版。

[38] 《四学府昨联合举行七七时事座谈会,参加教授十余学生三千》,《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7月8日,第3版。

[39] 《援助贫病作家,联大同学踊跃募捐,一周内已募获四十五万》,《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9月29日,第3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启》,《云南日报》(昆明)1945年2月3日,第4版。

[40] 《联大募款救济作家,文协总会来信致谢》,《扫荡报》(昆明)1944年10月19日,第4版。

[41] 《鲁迅纪念晚会,四千多人热烈参加,讲演朗诵近五小时》,《云南日报》(昆明)1944年10月20日,第3版。

[42] 《中央采纳联大对青年从军建议》,《正义报》(昆明)1944年12月6日,第3版。

[43]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全体学生对国是的意见》(1945年4月6日),《联大八年》,第31-33页。

[44] 《火炬竞走》,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编:《联大通讯》第2期,1945年5月21日。

[45] 西南联大悠悠体育会编:《五四周年纪念特刊》,昆明,1945年5月4日。

[46] 《自由主义在中国:五四纪念座谈会记录》,《自由论坛周报》(昆明)第25期,1945年5月4日,第3版。

[47] 《青年运动检讨会记录》,《学生报》(昆明)第15期,1946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