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

请问您是怎么想起要就这个问题特别是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作演讲呢?这个演讲所面向的对象是谁?眼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受到社会高度物质化、技术化发展的重重包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文学科的意义何在?比如说人们常常会问,研究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的论文有多少人看?写本专著,有多少人读?今天一本学术性历史论著,通常只能印到两三千本,多数还收进了图书馆。一篇学术性历史论文,读者通常多不过百人,少的干脆可能只有几人。如果你一生的努力不过如此,你自然会有人生价值的困惑?

不少前辈史家说,要做历史研究,首先就要能够做冷板凳。即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但要坐十年冷板凳,说的不过是要做好历史研究,需要打下一个好基础,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不行。它既不等于现实生活允许你去做十年冷板凳,更不意味着你真的做了十年或二十年冷板凳之后,你的东西就会有更多的读者,会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如果你的研究远离社会现实,和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你坐冷板凳的时间并不会与你可能拥有的读者的数量成正比。因为,历史总是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的。尤其进入到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快捷奏的社会里,注重严密考据和需要大量去翻故纸堆的历史学,注定了只能扮演一个不为那些每日奔波于生计的普通人所重视的角色。

为了鼓励同学们学历史,几乎所有教历史的老师都会告诫学历史的同学说,历史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耐得住寂寞不等于自甘寂寞,更不等于应该要所有学历史的人都去自找寂寞。“人生几何,醉酒当歌”。在极为有限的生命小溪中,人能够成就事业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三四十年。如果三四十年虽生活窘迫,形孤影单,但登高眺远,发聋震聩,引领潮流,也足堪告慰;如果三四十年饮食无忧,家庭美满,桃李纷芳,虽然事业的影响力可能仅及于个别子弟,倒也不无让人满足之处;如果因寂寞弄到生活堪忧,且被社会遗忘,辛劳半辈,寥寥可数的文章著作只能被人束之高阁,与白蚁、老鼠和灰尘伴舞,此生的失败就再明显不过了。

人的一生,总要有所成就。创造,然后享受。或者生活,或者事业,或者生活、事业兼而得之。历史学能够给人提供这种成功的机会吗?注意到今日教育体制改革之趋势,注意到海外诸高校师生之比例,注意到多数著名高校历史系本科同学中几乎没有以学历史为第一志愿者,将来历史研究怕是不仅后继乏人,而且要靠收费学生人数来维持生计的历史系部分教师的饭碗,或许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说历史研究就真的没有用了吗?当然不是。要知道,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论文、论著有多少人读。有人读没人读,或读的人多读得人少,关键还是历史学家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注意到今天历史研究的论文、论著鲜有人读,就断言研究历史无用。其实,只要注意到自20世纪末以来,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动辄呼吁维护传统史观及“正史”地位,提出有所谓“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严重危险;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历代当政者都极端重视史官的工作,并且极力试图左右历史的记载与历史的教育,我们就不难了解,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历史及其研究,不仅事涉个人、政党功过是非的评定,而且简直具有与国家运命几乎相等的地位。

历史研究之有用,尤其在于,无论有没有历史学家的参预,人们都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去“研究”历史,历史的记载和教育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这是因为,人会本能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状的由来。人类之不同于动物,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具有知识兴趣、自我认识、道德规范、经世致用等种种主动的意识需求。没有历史学家的参预,人们即使通过文学、诗歌或口头传说等等,也总是想要记录或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知识兴趣);想要认识和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自我认识);想要用历史上是非善恶的事例,告诉世人及后人,理论上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道德规范);想要提醒或教会人们如何参照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经世致用)。

正因为人类对历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与历史叙说或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与这种历史叙说或研究的成果,能否表现成易于为今人和现实社会所接受的语言及其形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学术专著,讲古代史的就不如讲现代史的读者多;同样是说明历史,写成诘屈聱牙的就远不如写成通俗生动的受众广。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柳是如别传》之所以能弄到广为人知,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读过这两部艰深的文字,而是得益于陆健东介绍陈寅恪最后20年生命轨迹的通俗文学作品。一部《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弄到街头巷议的地步,恰恰在于它的题材与内容搔到了当今社会政治的某些痒处。

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是否有用,或者说作为一项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自身能给社会提供一系列知识,满足人们关注自身的现实与未来的需要,而且还与其承传形式有关。不过,作为一门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以规制严整的学术表述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在这种专业的、甚至是艰涩的研究与时下流行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乃至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二者之间,在价值体现上是否有所分别?

普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以及纪实文学等等,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某种兴趣,有多种原因,这里面既有其形式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也有它们中有些内容能够使人基于对现实的关怀而产生某些联想的原因;更有其某些内容能够解答一些人对历史的迷惑,满足一些人求知渴望的原因。但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毕竟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在价值取向上还是有所不同。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混饭吃,因为学了历史,研究或教学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论文论著更多的只是换取职称和工资的一种手段,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心。一种是个人兴趣,因为喜欢历史,喜欢从故纸堆中梳理出新的史实线索,找到区别于前人成说的那种成就感,并不关心别人怎么想,社会怎么看。一种是受责任心的驱使,因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学了历史,因此想要通过历史研究略尽自己做为社会一员的一点义务与责任。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谈的更多的还是指后两种历史学家,尤其是能够把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只有这种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才可能基于扎实真实的史实基础,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和总结历史,给普通大众真正答疑解惑。在这方面,那些历史剧、历史小说或传记文学通常是比不了的。

当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存在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没有适当的形式,再好的思想内容也表达不出来。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内容都可以通过通俗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生存于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没有学术,真正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应当具有其独立、自由,能够超然于社会现实政治之外的,哪怕是阳春白雪的专业特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学术的表现形式不可以多种多样。

形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人创造出来的,历史学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反对有人坚持走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道路,就某些历史研究门类而言,如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等等,其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要求确实会高一些,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历史学家是不是能够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经常考虑一下自己研究的课题和内容所具有的意义,有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读者看懂这种强烈的意识。其实,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地推广开来——并非是指一定要让“普通大众”所接受——未必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大家所熟悉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80年代初推出中文版至今,仍旧不断有新版本问世,其销量无疑相当可观,读过它的读者相信不下几十万,有谁说过他的这部书不是学术著作?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定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那么,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是不是只能通过比较通俗的表述形式来表现呢?

这倒也不尽然。陈寅恪的东西今天的人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等于说陈寅恪缺少对现实的关怀。哪一个历史学家愿意自甘寂寞,不想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现世得到回响,只寄希望于来世的人能读懂自己的文字?从历史上看,一个正直历史学家的寂寞,往往都是不容于社会大环境、大背景的一种无奈。陈寅恪晚年之所以“著书唯剩颂红装”,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两个清代女子生平故事的研究上面去,说到底还是因为生不逢时倍遭困厄,才不得不“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绝非其心之所愿。不见其诗云:“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流”?他哪里是不关心民族盛衰文化兴废,实在是他对现状充满了无奈,以致只能学乾嘉学派,钻故纸堆以远离现实而已。他内心深处振兴民族文化的抱负与志向,怕是比我们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大得多。从振兴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角度,陈寅恪坚持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表述形式,自有其意义,故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又恰恰是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才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重点所在。而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并不要求历史学家们非用文言文或专业术语来表述不可。因此,形式问题就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争读者、争学生,乃至于争历史研究生存权的问题。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说明历史的工作,历史学家不去做,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或历史小说当中旧说陈袭,却影响甚广。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他人,绝对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责任,甚至应当说是历史学界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我这里讲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大约十年前,近代史研究所评职称,一位专职研究民国史的青年学者参评,本来写了一部关于民国电影史的专著,既属于民国研究的范畴,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却因为被研究所的众多专家批评为不务正业,以致不敢填报成果。

另一例子是茅海建教授写过一本非常好的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名叫《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再一个例子是我几年前为《百年潮》杂志编稿子时,发现许多好的专业学术论文,就是找不到几个能够改写成通俗文字的理想作者。找那些编书匠来改,文字倒是通俗了,原作的思想性不是被阉割,就是被弄得支离破碎不成思想了;找原作者来改,这些能够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们往往费尽力气,改出来的东西不是扭捏造作令人不忍卒读,就是生硬呆板让人味同嚼蜡。

在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环境下,也难怪诸多历史学家纷纷都去钻象牙塔了。这不能不是当今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悲哀。

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实现其学术研究价值的同时表现其现实关怀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理应提到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即“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一说法在于强调,历史必须由今天的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如何才能赋予历史以灵魂,使之有生命呢?要达到这一数千年来治史者所渴求的幽深境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用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思想去重新体验历史,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

史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就历史的还原工作而言,要得出绝对准确和真实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今人所看到的历史,永远都只是过去史实的真实景象的部分缩影。能否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真实,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良心(史德)和能力(史才),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进行研究,和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还原工作,却要看历史学家具有怎样一种眼光(史识)。

选择历史研究的题材之所以重要,在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生命的价值,历史学家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远见与卓识。而任何一种远见卓识的培养,都与他对现实的关怀程度是分不开的。因为一个对现实缺少关怀,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只有立足于对现实的透彻和独到的观察,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找到那些能够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的题材。一个历史学家也只有在他选对了适合于自己,同时也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需要的适当题材之后,他才有可能在其成果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赋予历史以灵魂。

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史家其实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现实关怀,也是历史作品思想性的源泉。

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思想性,也可以没有思想性。具体史实的考证,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工具,就像考古的野外发掘工作,做得好,就有价值。但是,历史研究并不都是具体的史实考据,1949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波士顿年会上曾经这样谈到过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说:“事实上,他(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发现的东西往往就是他想从历史中寻找的东西。在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的事实材料时,他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某种图式(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概念)进行工作的,他经常用这个目标来研究社会的进化。对他来说,朝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发展的就是进步,背离这个目标的就是腐朽。这样,用寓意的话说,他为过去描画的曲线当然也就会延伸到未来。他要么就是像斯宾格勒那样指向灭亡的道路,要么就是像托因比那样指向得救的途径。正是在这里,他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正是在这里,他掌握着不是造福社会就是危害社会的有力工具。”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讲明了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换言之,每一个历史学家其实都有为社会服务的条件和机会,问题在于你是否真能立足于现实,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强烈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你与众多普通人一样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个社会的危机和问题时,也只有当你相信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充当社会良心的艰巨角色时,你才可能成为被现世所重视的有所思想、有所创造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题纪念碑碑文中特别要写下这样一段话,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敢反潮流而动,于不疑处有疑,不仅敢而且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自由之思想”,就是要能够“神游冥想”,大胆思考,勇于探索,不拘泥于一党一派之立场,不固守任何意识形态的界限,真正做到创造性思维。而只要我们能够跳出党派立场情感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能够发现,历史上许多恩怨是非,你死我活,其实并不都是如我们过去和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只要我们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我们就有可能摆脱情感和观念的纠缠,对于过去我们所不理解的历史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而一旦我们不再把视野局限在党派斗争、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觉,相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过去历史中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和去总结借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就中国历史研究来说,至少可以粗略地到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里,是否都能很好实现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愿望?

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去思考和总结历史,我们理应发现,历史研究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天地。

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都有很好的例子可以表现出历史学家们如何表现他们的现实关怀。比如我们读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就不难了解到作者的现实关怀之所在。我们读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更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尝试总结历史教训的良苦用心。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程叙述和细节的探讨,而缺少了作者本身眼光独到的深遽思考与现实关怀,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读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在吸引读者这一方面,现代史研究自然最具优势。这首先是因为现代史距离今人最近,一切刚刚过去,人们记忆中许多事情依稀可辨,惟对许多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缺乏了解。更何况,每个关心自己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人,都会想要活得明白些,都会关心今天如何来,明天如何去,因而自然想要知道昨天的事情,想要了解何以今天会是这个样子,许多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历史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借鉴。对此,也只有具有相当思想性的历史作品才能部分地为今天的读者答惑解疑,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现代史研究之容易做出成绩,还在于这一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受政治干扰和意识形态左右,研究基础薄弱,但又具有任何其他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料。近年来大量公开的各种历史文献档案和口述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具有极大的研究潜力。

当然,现代史研究因为距离现实政治较近,研究起来也必定会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风险越大,机会也就越多。当别人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你能捷足先登,最先的开拓者自然是你。何况,这种研究上的风险通常是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而变化的。时间越往后移,距离今天越远的问题也就越会失去其政治敏感性。昨天不能研究或不易研究的问题,今天可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有风险就不敢去尝试,更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主动放弃这块阵地,不去想办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千万读者寻求他们想要了解,也有权知道的历史答案。

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在中国其实有着很深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提到司马迁是没有争议的。而且在我的理解中,自从历史学以一门现代学科的身份逐步确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学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密切的。或许可以说在历史学界有着古代的和现代的两个关怀传统。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所以如此强大传统的失落是很让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前面指出的外在社会情势外,是否还有历史学界自身的原因?比如你说的现代史研究的风险问题。过于与现实切近,甚至要历史来注释现实,看起来是实现了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而经验却告诉我们,这反而会损害其固有价值的实现?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之间,是否需一定的超越?

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学家表现其现实关怀的结果,有造福社会,也有危害社会的可能。造福还是危害,根本上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顺应并且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方法。我们固然无法要求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但是,历史学之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恰恰在于它通常并不具有政治学、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那种操作性。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或是非正误的历史评判,充其量不过是建立在严格的史实研究基础上的一种事实判断,它不仅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而且根本上也只能是在其专业技术范围内的一种现实关怀。你可以拿自己的研究来注释现实,但我相信没有了过去那种政治氛围和领导人的偏好之后,这种简单化的直接注释能够产生多大的效力,颇引人怀疑。其实,现在的党史论文和论著,相当多数仍旧在重复着这种简单的直接注释和解读现实的工作。问题是,有多少学界中人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呢?因此,我想对于这类问题大可不必担心。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不怕学者逾矩。现在需要担心的,倒是有太多的学者因为怕逾矩,坚持不越雷池半步,害怕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某种现实关怀的倾向,而被学界中人指为媚俗。

我还是那句话,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活在现世,就应当让自己活得明白些。历史学家不仅有必要让自己活得明白些,而且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最有助于人们理解的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播开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活得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