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五、余论

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我们有些做法是很盲目的。这40年,除了引进西方史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或方法之外,我们自身的理论研究却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建树。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引进,冲击了一阵,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销声匿迹了;后现代哲学热闹了一阵,甚至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很快沉寂了;以克罗齐、科林伍德为代表的西方相对主义史学,除了在认识论领域产生了一些较为持久的影响之外,对整体中国史学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相对来说,社会史、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起的作用还实在一点。盘点新时期史学,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但由于缺乏理论方法论研究,社会史也没有真正地深入进去,并带来了碎片化的负面影响。文化史,无论是思想文化史,还是区域文化研究,都有不少成果,但在理论方法论方面,除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有过一些讨论之外,其后便没有什么进展。自我创新性理论研究缺乏,始终是中国史学理论界的最大隐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的真正进步,思想解放也好,观念的转变也好,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的,是从这个基本的历史观方面的变化开始的。所以,当代史学理论研究寻求突破,也必须从历史观、本体论的角度着手。而在历史观、本体论的最高层面,我们不可能有所推进,难以有所建树,还是只能坚持唯物史观。于是,在历史观本体论角度寻求突破,就必须另辟蹊径。因此,我们把目光转向了较低层面的本体论研究,这才有了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动议。这是本文论题的初衷。

在完成了上边的论证之后,还有几个与之相关的问题需要交待。

一是要强调中国历史哲学是一个学科,可以看作是大史学理论范畴的一门分支学科,而不仅仅是一本书。我们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哲学》的书,但它不是一本书可以解决的问题,是需要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一个理论学科建设,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对中国历史哲学的个人见解,都可以建树属于自己的中国历史哲学体系。正是有众多具有个性风格的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才可能逐步接近对中国历史本质、中国历史道路的科学认识。

二是关于中国研究的话语权问题。中国历史哲学是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论解读,而这就是实质上的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历史的话语权,在中国学者自己手里。笔者理解的中国话语主要是话语权的问题,而不是狭隘的中国语言问题,不是单纯地用中国历史上固有的概念术语来描述中国的历史。要站在当代的历史高度,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去写好中国历史哲学。所以,研究和书写中国历史哲学,并不能理解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概念体系,不能理解为用中国的历史语言去书写中国历史哲学,而是要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概念体系,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去构造中国历史哲学的范畴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历史的概念体系,仍然是我们应该使用的分析工具。

三是强调中国历史哲学是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论解读,并不意味着排斥中国学术共同体之外的声音,当然也欢迎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论研究,我们只是强调,建设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主要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完成。这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有勇气也有能力提出对中国历史成体系的理论看法,为当代历史学的发展,也为当代国人走向未来的社会实践,提供可以信赖的历史依据。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史学理论”概念,多是从一般意义上,亦即广义的史学理论层面去使用。狭义的史学理论,指以历史学为对象的知识体系,包括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三大范畴;广义的史学理论,则包括了狭义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历史本体论)。对于狭义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即有所讨论,已经厘清了二者的学科界限。

②这里对该书目录的引用,删去了具体节目,仅保留了各章的标题,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③1877年10月,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马克思即刻写信回击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0-131页。

④这16个字的总结,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来在多所大学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为题做过演讲。

⑤钱穆在《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引论中说:“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综观国史,政体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完成之。)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成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士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其后在《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7页中,钱氏又进一步把汉代皇朝看作是“代表平民的政府”,把汉代的察举制到隋唐的科举制说成是“人民参加政治惟一的正途”,从而提出中国古代实现了“直接民主”的论断。他说:“中国传统政治,早不是君主专制。因全国人民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钱氏此说,有违政治常识,不值一辩。

⑥这里必须声明,现在提供的这个章节大纲极不成熟,其节目标题也缺乏推敲,尚不具有讨论之价值。所以列出来,是向读者展示一个有形的东西,以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对构建中国历史哲学体系的思维路向,了解所谓中国历史哲学在体系安排上的历史性。

文章来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