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三、中国历史哲学关注的中国历史基本问题

中国历史哲学的重要性、迫切性如此,那么,应该如何建设起适应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需要的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呢?或者说,我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历史哲学体系,才能应对如上所说的史学发展的迫切性呢?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依笔者之见,这个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体系,大抵应该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研究范畴。

(一)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问题

中国历史道路特殊性问题研究,在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建设中具有核心意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区别于人类一般历史道路的特殊性,才使中国历史哲学的提出具有了学理性基础。因此,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

如果我们能够面向中国历史本身的具体情景,而不是固执于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传统理解,当会看到中国历史的确在诸多基本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面貌。诸如在文明起源、早期国家状况、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路径等等方面,中国历史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有它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特别是区别于欧洲历史的特殊面貌。正是这种特殊性,彰显了人类历史的丰富多彩,表现了不同民族的历史个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迷人的魅力。如果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不能面对不同民族历史千差万别的特殊性,而一味地陷于人类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空洞说教,则不可能作出认识自身历史的本质特征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的任何有启发性的理论探索。中国历史特殊性研究,是认识中国历史最关键的一步。以往近百年的理论历史学,特别是在“左”的时代,被扭曲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理论,所谓的五种形态说被当成所有民族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强大的理论误区,遮蔽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认识,使我们不敢也不能提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问题,放弃了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中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研究,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相背离,相反,它则正是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相融洽、相统一的。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关于人类历史是一个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运动过程的思想、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等等,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都具有不可须臾离开的指导意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研究,才使我们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那种鼓吹具有万能属性的一般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理论相区别,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证成为不是马克思所鄙夷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是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超历史”的“万能钥匙”③。正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殊性研究,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鲜活起来,更具有解释不同民族历史道路的理论价值。

(二)中国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

社会历史阶段划分,是从宏观上认识历史的第一步。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的,正像恩格斯所说,整体上是呈现为一个不断地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运动过程。从发展阶段性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宏观描述,是提出了一个社会形态理论,即五种社会形态说。不管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争论,不管他们描述的社会形态是否具有依次演进的严格的规律性,他们所提供的分阶段解读历史的方法,则的确对认识历史富有启发意义。历史的向前向上发展,的确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的。特别是对大尺度历史的观察,对整体历史进程的观察,如果不去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能对历史的演进、变化以至突变性发展做出清晰的线索性描述的,历史进步的本质意义也难以阐述清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史分期讨论,就属于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如何划分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同解读,表征着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看法。半个世纪前的古史分期讨论,虽然是在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但究其实也只是用社会形态的分析方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阶段。因为古史分期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时间界限,是讨论中国在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是在划分奴隶社会的下限和封建社会的上限,以此为界,中国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出现了春秋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多种说法,而此时的各家学说所遵循的唯一的方法论,就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这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历史分期讨论,实际上是要有方法论作指导的,不是随意的历史分割。

与古史分期讨论同时进行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分期讨论,也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所进行的。如有的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指导,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农民战争史的中国史观出发,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

一、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封建社会的开端

二、封建社会第一大阶段:自战国至黄巾大起义(公元前475年—公元184年)

三、封建社会第二大阶段:自黄巾大起义至黄巢大起义(公元184年—884年)

四、封建社会第三大阶段:自黄巢大起义至鸦片战争(公元884年—1840年)[21]37-67

也有人如杨向奎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①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十世纪到公元;

②封建社会的成熟期,东汉到晚唐,——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

③封建社会后期,宋到鸦片战争,——公元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

④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22]21

杨向奎这样划分历史阶段的理由是:

自西周初到战国初这五百多年的时期内,氏族制度以宗法组织形式保存着,而井田制度则是农业公社的继续……到战国以后,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有所变迁,所谓“地主”阶层出现了……地主经济在西汉以前还没有构成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不能说在战国时候,地主经济就已经代替了领主经济,这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封建社会的成熟期是东汉到晚唐。西汉末,因为农民起义,因为地主阶级和领主阶级之自相火并,摧毁了日趋没落的领主阶级,地主阶级是主要成分了。

从宋朝到清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北宋起有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萌芽了,各地都有手工业作坊制造器物,官办作坊规模较大,民间作坊则大小不等……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场的组织。[22]22-23

很显然,杨向奎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变迁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也就是说,他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关系是一切历史的基础的理论,经济运动是一切历史运动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一切历史分期说,都是有一定的历史理论来支撑的,都有自己的方法论。

“文革”之前的历史分期讨论,无论是古史分期讨论,还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分期研究,在理论或方法论上的依据都是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新时期以来,在理论上破除了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迷信之后,历史分期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学界多了几分独立思考,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对整体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构造具有学术个性的历史分期说。比较突出的成体系的研究有如下几种。

何兹全把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演变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权鼎立时代;秦汉时代——君权渐强,贵族、平民权衰而力图挣扎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君权、贵族权保持平衡时代;隋唐宋时代——君权恢复、贵族权削弱的时代;明清时代——专制主义时代。[23]2-7

田昌五把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分为三个大的时段:“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洪荒时代主要讲从生物人到社会人的发展史,或者说人类起源的历史。族邦时代主要讲中国文明起源和宗族城邦以及相应的宗族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封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主要讲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循环往复变迁的历史。”[24]40

曹大为把中国历史从整体上分为原始文化、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轨三个大的文明阶段,然后在农耕文明和向工业文明转轨两大文明阶段下又分为若干阶段。农耕文明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夏——春秋战国);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秦汉——清中期),此一历史时期又分为确立与反复(秦汉——魏晋南北朝)、发展与成熟(唐宋——明中期)、传统中的变异:走向近代(明中后期——清中期)三个历史阶段。向工业文明转轨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扭曲的近代化进程(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现代化推进(20世纪中后期)两个时期。[25]23-24

叶文宪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六个时代,即酋邦时代、封建时代、转型时代、秦汉帝国时代、隋唐帝国时代、多民族帝国时代,后三个时代统称为专制帝国时代或帝国时代,或按政体特征称之为专制时代。[26]11

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分期说,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有自己的历史逻辑。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初步,但无疑已经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认识,对建立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体系,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问题

划分历史时期,是从宏观上把握历史演进过程;没有历史分期研究,就不能清晰地认识历史运动的纵向轨迹。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运动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历史内部的矛盾运动。因此,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对不同时期历史的深刻洞察,是需要分析该时期的社会矛盾才能达成的。准确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对于人类一般历史进程中的矛盾运动,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给我们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并且也指出了由这些基础性矛盾所支配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些是观察一般历史进程都要注意的矛盾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来说,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在阶级社会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也是需要认真关注的问题,并且要将之作为基本的方法论,贯彻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分析中。但是,如果仅仅只注意这些方面的矛盾运动,是不是就能够达到认识中国历史、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目的呢?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是不是就能够得到体现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注意到社会矛盾的这些方面,是不足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这样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哲学的属性的。

在“左”的时代,我们错误地把阶级斗争理论当作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要求在历史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矛盾问题上,就抓住一个唯一的阶级矛盾。具体到秦至清的皇权专制时代,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对立,看作是这两千多年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这种教条式的生搬硬套阶级斗争理论的所谓矛盾分析,在新时期以后,被学界所唾弃。这里我们简单回顾学界关于秦至清历史时期社会矛盾问题的探讨,以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理论界对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认识,正式提出了“中国社会形态”这个概念。1999年1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科联联合举办“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社会形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对传统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突破,使得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矛盾的重新认识被提了出来。

1995年,黄敏兰发表文章说:

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能用单纯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明确规定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矛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以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27]53-55

黄敏兰明确否定把秦至清时期的社会矛盾归结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传统观点,提出皇帝官僚集团与该集团之外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这是一个理论突破。这一提法的简化表述,就是“官民对立”。当然,黄敏兰还没有明确使用“官民对立”这个概念。

1996年,迟汗青发表《传统社会官民对立及其调整》一文,明确提出“官民对立”说。他说:“官民关系是传统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对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根本的规定和影响作用。”“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官民之间利益关系的对立性,而私有性质的政权又维护并强化了这种对立性。”[28]77,81

1998年,孟祥才发文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国家同它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特别是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与农民阶级同封建国家的矛盾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居次要地位。”[29]3-4孟祥才和黄敏兰的观点保持了一致,但却更加犀利和明确。当然,孟祥才说的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的征课对象,既包括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也包括不享有免赋免税特权的一般地主,他们都属于与“官”相对立的“民”的范畴。孟祥才阐述的也是一个“官民对立”问题,在他看来,这种“官民矛盾”是比“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矛盾,后者是存在的,但它是次要矛盾。

到目前为止,将“官民对立”看作是秦汉以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论证最深刻的是张金光先生。他强调说:

我们必须确立如下观点:官民二元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官民之间,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经济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以土地国有制、国家权力、政治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或叫权力型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比之民间社会的任何经济关系都具有无可与之伦比的稳定性、凝固性、恶劣性、暴力性。这一对生产关系,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比之民间的任何生产关系都具有无可伦比的广泛性和普遍意义,此乃中国社会的历史基因。三千年间,这一生产关系总是以不同形式重塑中国社会历史,万变而不离其宗。舍此便不得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面貌之本。[30]12

张金光认为,官民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它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整个中国古代一切问题的基础性存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论断。

熟悉学术史的朋友会知道,“官民对立”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法,王亚南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就提出“官民对立”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阶级分野的观点,认为“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31]192-193。但是,今天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却不是王亚楠观点的简单翻版,它是中国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抛弃了阶级斗争思维之后,面对中国历史实际所做出的一个既有理论勇气又有独立思考价值的新的判断,他们的论证,比起当年王亚楠做出同样判断的时候,有了新的角度和深度。

但是,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就目前的状况看,官民对立的观点还并没有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并继续探索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官民对立”中的这个“官”,它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府,还是指官僚集团?如果是官僚集团,那么它是否构成为一个阶级?最近一些年来,已经有人提出了“官僚阶级”这个概念,但从学理性的角度看,“官僚阶级”能否成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阶级属性是什么?官僚阶级是否包括了皇权阶层,或者与皇权是什么关系?再说这个“民”,这是个什么概念,是一般的“社会民众”?它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它的基本成分如农民、工商业者阶层、非官僚性大土地所有者(地主)等等之间是什么关系?当作出社会矛盾是“官民矛盾”判断的时候,这种对立还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对立?这种对立究竟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还是阶级性的?……这些问题都是“官民对立”社会矛盾说需要回答的问题。看来“官民对立”矛盾说,仍然是一个需要做出艰辛的理论探讨的问题。

无论如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关系着对中国社会本质的理解,是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必须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四)中国文化属性、精神和特质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所系,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对民族文化的分析和认识,是认识一个民族的重要路径。所以,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是把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合逻辑地包含其中的。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的思想内核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使自己和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它反映着什么样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形成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发展路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在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中给予回答。

在这些问题中,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及文化属性的认识,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总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有数不清的说法。张岱年总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为:“(1)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32]78庞朴先生则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人文主义”,并对此做出较为充分的论证[33]70-96。冯天瑜著有《中华元典精神》一书,阐述元典精神部分有四章,分别谈到的内容有:中华元典的“天人之辨”(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中华元典的发展观(通变易,守圜道;追先祖,垂史范);中华元典的伦理—政治论(重伦常,崇教化;觅治道,求经世);中华元典的君民之辨(左翼—民本主义,右翼—尊君主义)[34]。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归纳。李宗桂早先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为: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35]348-363。后来,他又把这八句话32个字,精炼成四句话16个字: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36]286-299。笔者在平时的文化史教学中,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总结为“刚健有为、取验务实、和谐中庸、道德至上”16个字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涵丰富,成分复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精神内涵,尽可以见仁见智。所以,这方面已有的成果很多很杂,作为中国历史哲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应该把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进行深入开掘,并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理论总结。

关于中国文化思想属性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一般说,文化思想属性,主要是从民主性文化或专制主义文化两个方向上去认识问题。从民主性的角度说,几乎没有学者能把中国文化从整体上归之于民主性的文化,即使对中国文化持极端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只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发掘其民主性的因素。例如,人们抓住中国历史上比较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去分析其民主性的成分,从而将其赋予现代性色彩。现代新儒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即使是现代新儒家,也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论证为是一种民主性文化,因为其文化内核无论如何都无法从民主性的角度去解释。相反,将中国文化从本质属性上定义为专制主义,则是比较普遍的看法。因为近代以来,把中国古代社会视为君主专制时代,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视为专制主义文化,或者叫文化专制主义,应该是形成了深厚的思想传统。

持有相反观点,不承认中国古代社会有君主专制的学者,为数极少。国学大家中,钱穆持此观点⑤;当代学者中,有侯旭东发表过相关论文[37]。但是,即使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君主专制的学者,也没有从总体上提出中国古代文化是民主文化的见解。

判断中国古代文化是专制主义文化,并有突出论证的,是以刘泽华为代表的“王权主义学派”。王权主义是刘泽华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属性的基本判断。刘泽华说:“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而其主旨则是王权主义。思想文化的王权主义根源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历史事实。”[38]自序,4支配这一判断的,是刘泽华出版的系统著作,三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集》[39]。笔者最近几年也致力于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性质,并相应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专制主义属性[40]526-551[41]。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专制主义属性,尽管在学界是较为普遍性的看法,尽管已经有过一定的系统性研究,但真的要把这一观点确立起来,使其与我们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理论研究相统一,也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还是探讨文化属性,都不能忽视一个最基本的学理性问题,就是:中国这种极具民族特性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又是如何培育了它?这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理论工作。这个问题,学界还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真正下功夫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不多。在这方面有过系统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础的是冯天瑜先生。他和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其上编《中华文化生态》20余万字[42],就是他亲自执笔的关于中国文化生成问题的专门性研究。这个“上编”分为四章,依次阐述“文化生态界说”“中华文化的地理背景”“中华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中华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是第一次对中华文化生成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2013年,冯天瑜先生又出版了80多万字的专著《中国文化生成史》[43]。可以说,冯天瑜先生已经很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的生成问题。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文化理论问题,单单一个人的研究是不够的,需要众多学者的介入,需要有不同看法的汇聚与碰撞,才可能形成更成熟或更科学的看法。所以,中国文化的生成问题,也还是一个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需要继续开垦的领域。

在中国历史哲学范畴中需要讨论的文化理论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中国文化的特质或特性,中国式思维的特征问题,中国所特有的经学思维问题,中国文化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欧洲文化的比较问题等等,都有探讨之必要。

(五)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其形成的道路也很具特殊性,中国历史哲学应该反映中国历史的这一特色。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在于,它存在一个主体民族——汉族,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及其多民族状况的形成与发展,与汉族这个主体民族紧密相关。汉民族的奇特性,在于它有特别强大的同化力和内聚力,对周边民族有着强大的磁性。这使得汉民族在其形成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显示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多民族融合过程,它本身则成为一个滚雪球式发展的结果。于是,在这个主体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融入了多民族的血液,其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又恰恰来自于众多民族的融入。因此,中国历史哲学应该阐述主体民族形成的动态历史过程,并围绕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成员的关系,去揭示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历史哲学范畴内讲述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要写出汉民族在民族融合中发展的历史实情。大体说,汉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一、汉族的前期阶段——华夏族(五帝及夏商周)

二、华夏族的发展及其汉族族称的确定(春秋战国至秦汉)

三、汉民族形成后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四、汉民族的第二个重要发展时期(五代宋辽金元)

五、汉民族古代历史的终结(清代)[44]6-10

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贯穿着惊心动魄的民族融合。

2.要写出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各民族间有友好相处,也有兵戎相见,这两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充满了历史在矛盾中发展的辩证色彩。中国历史哲学对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要有充分的正视和揭示。

3.在方法论上要处理好历史主义原则与贯彻民族平等的关系。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永远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无论是现实的民族问题,还是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处理起来都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智慧。在民族历史问题研究中,既需要贯彻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这个基本的历史学方法论原则,又需要贯彻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请注意,今天的民族问题研究应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过实际的民族平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这在方法论上有着很高的要求,写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有高超的辩证法艺术。

4.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在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已经有过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曾经是史学研究中耀眼的五朵金花之一。以往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突出而复杂的理论问题,诸如民族与族群之定义、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关系和民族战争之评价、民族英雄、民族政权、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等等。中国历史哲学范畴中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研究,都需要给予尽可能科学的理论阐述,以便真正能够发挥历史哲学研究对具体研究的指导作用。

(六)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形成之后与王权相对抗的理论表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论,随着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个体利益和日益发展的王权专制及其所衍生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公权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公民以其群体力量的整合形成社会力量,制衡政治,以防止公权力的扩大。这种在公民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相互抗衡,反映在政治理论上,就提出了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诸种政治理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进程及其政治制度建设,也就是在公权力与社会力,或曰国家与社会的不断冲突、磨合、调适的过程中进行着制度的选择和创新。于是,“国家与社会”就成了西方近现代政治学、社会学中的核心命题。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高级社会是认识低级社会的钥匙或参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很精辟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5]108那么,从近代社会这个人类高级历史阶段中抽象出来的“国家与社会”,是否可以用来观察处在较低级社会阶段的中国古代社会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笔者的理解,西方近代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也可以借以观察中国古代社会。中国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历史的政治属性特别明显,国家力量的强大是中国历史的突出特征,于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就成为可能。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相对于西方近代社会而言,主要在于西方近代社会由于市民社会的形成,社会力量的强大,形成了足以抗衡或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组织,而中国古代王权或皇权特别强大并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机构模式,使得在国家力量之外难以形成与之相抗衡的社会力量。就此而言,西方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并不适应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析。但是,“如果转化一下思路,不从公权与私权对立的角度,不从民权与皇权对立这种过于政治化的角度看问题,而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说,在皇权之外,或者在国家事务之外,中国古代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诸多社会事物或民间事物,这种民间事物不是一种权利的诉求,而是一种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而它却在组织形式上和国家形式相区别,而在其运作中,则与国家形式相对立,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确也不是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国家可以控制一切,但它却不是一切,在国家之外,的确也有社会,有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力量,他们并不能完全地纳入国家政治系统。他们虽然不是国家公权力的制衡力量,但却无例外地和国家处在一种复杂的关联关系中。探讨这些社会力量与国家的关系,也是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46]816。

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说,凡有国家,就会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看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尽管在不同时期或者在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但考察其关系及其性质,都是认识该社会历史本质的重要方面。对中国历史,当然也应该做这方面的历史考察。

尽管如我们前边所说,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可以与国家相对抗的社会力量,但是,一方面,这方面的考察也有利于证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没有绝对的对抗力量,并不意味着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国家意志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也还是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社会事务和社会组织,也还是有与之相对的社会的存在。就秦汉时期的社会说,笔者曾经分析过与国家相对而存在的四种社会力量:知识分子即士人阶层;商贾阶层,即从事商业手工业的社会阶层;豪民阶层;秦汉社会普遍存在的结社性组织“僤”[46]823-827。这种社会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还有所增强,比如宋以后市民阶层的成长,就是更值得重视的社会力量。总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应该成为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

以上所谈六个问题,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中应该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它们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基本面相。当然,这些方面也只是笔者目前的初步思考,随着思考和研究的深入,我们还会发现一些新的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况且,不同的人对历史的观察会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中所应考察的重大理论问题,远远不只局限于这六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