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关于建设中国历史哲学的初步构想

二、建设中国历史哲学必要性之论证

本文提出建设中国历史哲学学科,对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说,有着相当急迫的必要性。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学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殊的历史学发展道路的自然诉求。

首先,建设中国历史哲学学科,是当代史学寻求本体论突破的唯一可能的选择。

在整个史学理论体系中,寻求历史本体论研究的突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无论是认识论推进,还是方法论的创新,都是要依托本体论的,没有对历史自身的本质性认识,关于史学理论的大厦是建筑不起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都在本体论。不仅如此,就是整体历史学的进步,也都依赖于本体论研究的突破,这一点已经被古往今来的史学史所证明。在拙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版第五章《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中,笔者所总结的中国史学发展规律之一,就是“历史观变革推动史学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春秋战国间史学的变革和发展,还是近代史学的革命性变革,抑或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史学的变化,都能证明这一点。所以,笔者得出结论说:“自古及今历史学的几次大的发展转变,每一次都是由历史观的改变所引起,所促成。由此可以看到,历史学的发展随着人们的历史观的改变而改变,历史观的进步,推动或支配着历史学的发展,这的确可以认定是历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10]116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也在于本体论研究的突破,也在于历史观层面的突破,这是中国史学几千年的发展规律所昭示的历史学进步路径。而本体论、历史观的突破,在现实的中国语境中,在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有实现的可能吗?我们几无可能。

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学,抱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基本理念,笃信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发现和认识历史规律,把认识和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看作是历史研究的崇高使命。然而,这样的历史学研究已经将近70年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是否有了新的突破呢?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已经得到的几条定律,我们有任何新的发现吗?我们高喊着认识历史规律的崇高口号,而在本体论、历史观研究的路径上,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却没有任何发展或突破。被我们自诩为发现和认识历史规律的崇高历史研究使命,至今仍然是言不由衷的一句空话!事实证明,在既定的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发现历史规律,实现本体论、历史观的突破,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历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历史观的突破,而现实的状况是历史观的突破不大可能,那么,中国史学的出路何在?于是,在这个关系历史学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们需要转换思路,另辟蹊径。笔者的想法是,既然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上我们不能突破,在对历史观的研究上不能有新的推进,那么,降低一个层次,我们能不能在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有一些新的认识呢?我们总不能在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上也都依赖马克思吧!

历史观研究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基本规律,而这些普遍的基本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也总是无例外地表现着各个民族历史的顽强特征。于是,在历史观的研究方面,也应该关照不同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提出对特定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本体论研究目标,探寻特定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可视为是历史观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具体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史观的研究问题,以表达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哲学性解读。

中国史观研究,就是关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本体论研究,是关于中国历史哲学问题的研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也就意味着在历史观问题的研究上实现了突破,也就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是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下,为历史观研究取得进展、实现突破找到的一条现实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认识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寻求对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至今为止的中国史研究,已经有过一定的学术探索,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学术成果。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或曰刘泽华学派,就创造了一个王权主义的中国史观,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或曰集中的专制王权,是一种基本的支配性力量。刘泽华的大量研究,证明了他所提出的王权主义历史观。他曾经在《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笔谈)及《王权主义概论》中对这种历史观有过这样的总结:“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11]60[12]31

当然,刘泽华没有直接把他的研究结论冠以“历史观”的称谓,反倒是时时处处回避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王权主义历史观,则是笔者对之所作的理论概括:“刘泽华用‘王权’来取代了他原来使用的行政权力、专制权力、国家权力等概念。并且,王权主义也不再是单一的指称专制权力控制下的文化观念体系,而指称整个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体制。这样,‘王权主义’就完成了一个概念转换,变成了一个如同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一样的表示社会属性的理论术语。”“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刘泽华所讲的王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历史观。王权主义既是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是社会的存在形态,更是社会存在的中枢和基础,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属性和本质的理论抽象。认识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13]8,8-9

2013年9月,笔者和刘泽华先生就“王权主义学派”问题在南开大学有过一场学术对话。刘先生曾发问为什么要把他的王权支配社会说上升到历史观的高度,我的回答是:

您的王权主义观照了整个中国社会,解决的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认知,您说它不是个中国史观又是什么呢?至于说,这种中国史观能否与哲学上讲的唯物史观等量齐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二者也的确是有区别的。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言,有如下三点区别:第一,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而您的史观只是中国史观,只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本质抽象和整体把握,两者相比,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第二,王权主义历史观应该是继承了唯物史观的某些东西,没有完全背离或脱离唯物史观。比如,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您也是承认历史的客观性的。又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您也不是完全脱离社会存在来讲思想的发展,并且特别注重政治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第三,王权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对唯物史观有所突破,如果没有这个突破,我不会认为您是一个学派。……您的突破就在于您不再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样一些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强调中国历史发展中政治权力的决定性力量和支配意义。总之,我感觉,“王权主义历史观”不是对唯物史观的抛弃,而是在承袭唯物史观的某些方法论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形成了与唯物史观相区别的一个中国史观。[14]13-14

其实,中国历史学界对类似王权支配社会这样的“王权主义历史观”已经有了较为普遍的接受,对王权支配社会、国家权力支配社会、国家意志支配社会等等提法,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认同。笔者在一篇评述当代史学的文章中,曾经比较集中地讨论过这个问题[15]78-80,此不赘述。

王权主义历史观只是研究中国史观的一个案例,是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论思考,这一历史观未必就是对中国历史本质的唯一正确的认识。我们所呼吁的中国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应该可以提出对中国历史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关于中国历史的哲学思考,也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学术局面。王权主义历史观的例子,只是说明我们中国学者有能力对中国历史达到历史观层面的抽象性认识。我们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能力和志向。最近一些年来,笔者已经多次呼吁开展历史观方面的创造性研究: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历史观的创新不仅困难,而且令人忌惮。……笔者时常想这样的道理,古人尚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通达,而我们今天的学者为什么就不能有“人皆可以为马克思”的自恃?当然,古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的是尧舜的品德,而“人皆可以为马克思”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马克思的思想权利?难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愚昧,还要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弥漫?每个人都有思想创造的权利,包括创新历史观的权利;特别是历史学家,创新历史观更是自己建树独特学术业绩的前提。今天讨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鼓励人们大胆创新我们的历史观,在对历史、思想史本质过程的洞察中,提出具有学术个性的一家之言。[16]28

笔者相信,一旦中国历史哲学作为一个课题被确立起来,并能引起多数历史学家的兴趣与关注,关于中国历史观的各种看法就会蜂拥而至,对中国历史的哲学解读就会真正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热潮,而它最终将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其次,重视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是史学理论研究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发挥理论研究之实践价值的基本要求。

自从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热潮退却之后,史学理论研究就再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热点,再也没有吸引过学界的目光。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的低潮,差不多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之久。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期刊论文,所谓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就基本上被史学史研究所覆盖,很少有真正的理论话题,专门从事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者更是寥寥。以笔者之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史学理论研究,严重脱离了历史学研究的具体实际,实证历史学研究感受不到来自理论历史学的具体关照。

实践性是任何理论的基本品格;发挥对具体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是理论研究的基本价值追求。史学理论研究也不例外。所以,史学理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学科,其功能或价值就在于它对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能够为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并没有实践理论研究的这一根本价值,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总是不能纠正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痼疾。搞理论研究的人一本本著作出版、一篇篇论文发表,但搞具体实证研究的人却并不理睬。理论研究高高在上,自诩清高而没人理睬,问题何在呢?

笔者以为,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理论研究不接地气,脱离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我们的理论研究,并不能回答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不能给他们以切实的方法论指导,不能给他们的实证性研究带来启发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这个理论研究与史学研究实践两张皮的问题,很早就被人们意识到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讨论热潮中,学界对此问题就有所议论,但始终不能得到纠正和解决,甚至没有引起从事理论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就最近几十年史学理论研究的实际状况说,基本的研究内容大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外近现代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引进或介绍;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阐发或正本清源;三是对一些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如历史认识论问题等。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证历史学相脱节的问题。

在对国外近现代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引进方面,成就颇为昭著,并是引起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力因素。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则多是停留在介绍或阐释方面,很少有人用所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直接介入中国历史研究,缺乏用他山之石以攻玉的具体实践。于是,这样的引进实际上主要起到的是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史学的作用,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关系并不密切。最后,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理论研究者的自话自说,而对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领域,则并不关注,我行我素,其理论研究的实践功能大打折扣。

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除了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有所起色之外,这几十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论断,本身就很少具有启发性理论价值,自然也就引不起实证历史学的关注,甚至他们在内心深处鄙夷这种所谓研究,根本不予理睬。这些从业者本身也患上了深深的孤独感。

关于史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探讨,譬如历史认识论问题,这些年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本来,中国历史学界的认识论修养亟待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提升,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发展的空间,但无奈从事认识论研究的人极少,几乎没有人专志于此;偶尔为之者,所发表的文章,也存在脱离实证历史学研究的先天缺陷。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者,总是把文章写得玄而又玄,不能联系到具体历史研究来阐发理论观点,使得实证历史学从业者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以上所述史学理论研究与实证历史学严重脱节的问题,一方面是由学风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严重的问题,则是由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设置、研究内容所决定,它的基本研究方向即与历史学的研究实践相脱节。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严重脱离史学研究实践,是史学理论发展自身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现在提出重视中国历史哲学研究,就正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是在为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回答的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中的理论问题,它的崇高目的在于关注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那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人就不可能对之没有兴趣,并且会自觉地从史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事实上,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人,是有这方面的强烈要求的,只是以往的史学理论研究并不去理会他们的学术诉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中国历史哲学被确立为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并有所建树的时候,理论历史学与实证历史学的结合就一定可以完美的实现,理论研究就完全可以发挥其强大的方法论效应。

最后,提出并建立中国历史哲学这门理论历史学学科,也有助于克服目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

人们在总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学的时候,大多都评论到了一个“碎片化”现象。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已经蔓延近30年,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严重之趋势。一篇评论碎片化问题的文章说: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是近年来引起史学界许多人诟病的一大病症,其意指研究问题细小琐碎,且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内涵,因而缺乏意义与价值。这种“碎片化”倾向尤其在近二十多年来新兴的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学人进入这些新兴领域,尤其是刚刚跨入学术门坎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纷纷选择具体而微的专题作为初入学术的门径,群相跟进,势成风气,使得这种“碎片化”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17]20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趋向。本来,史学研究选题的碎片倾向,并不是一个没有学理性根据的现象,其正当性也是值得我们给予重视的。比如,史学研究对社会整体历史的认识,就是建立在碎片的或者是具体历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没有碎片性的具体历史现象研究,整体历史的描述就会是空中楼阁,历史研究是不能忽视碎片研究的重要性的。还有,20世纪90年代碎片化现象的发生,也不是没有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据,人们可以分析出许多这方面的缘由。

首先,抛弃宏大叙事,排斥某种教条式的理论分析而面对充分实证的具体研究,是对原来过度理论化研究的逆反或反动,是对过去公式化、教条化研究方式的拒斥,是对左倾时代以论代史式历史研究的抗拒。在这个层面上,刚刚告别“左”的时代的90年代,出现以细碎历史现象为对象的研究风气,是可以理解的。其次,随着90年代史学的开放发展,当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方向的时候,以具体的社会历史碎片作为研究对象,就很自然成为选题的主流趋势。最后,当代社会的浮躁风气,学术评价的计量化、功利化倾向,具体现象研究的省力、省时特性,也诱导人们在具体研究道路上趋之若鹜,而回避对宏大问题的艰深思考。这些促成史学研究碎片化趋势的原因,有些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有些则是虽非正当却也可以理解。

虽说碎片研究有一定的合理性或者可以理解,但这样的倾向性发展毕竟是不符合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的,这样的史学研究无力承担历史学科的庄严使命。正像陈春声所评论的:

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研究选题“碎片化”的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学术圈子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18]16

陈春声认为,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单纯的碎片研究,无力承担这样的学科使命。所以,这种碎片化的研究趋向应当改变。如何改变?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学术界讨论的情况看,对于何以会形成这种碎片化的状况,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1)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1990年代以降,大陆进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新时代[19]。这最早是由李泽厚提出来的,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概括90年代学术的基本特征,说明这是一个回避重大理论问题而趋向专门性学术的时代。这一概括很快被学界所接受,几成共识。而这同时也成为人们解释学术如何走向碎片化的根据。回避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学术的细碎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李泽厚的提法本身的确值得商榷:将思想家与学问家、思想与学术对立起来,并不严谨。这岂不是等于说学术本身是不需要思想、也没有思想的纯粹物吗?!而没有思想的所谓学术能够成立吗?其实,没有思想就没有学术,或者说没有思想的所谓研究就不配称之为学术。这一提法为那些远离思想、回避理论思考的细碎化研究提供了自我欺骗性的心理安慰。所谓的意识形态影响,也不应该成为回避重大理论问题而走向细碎化研究的辩护词!

(2)由于政治形势的原因,“学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学术的方式来藏匿思想,或借以自保,如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国的乾嘉朴学”[20]10。这种解释和上一种说法有共同之处,也是把学界崇尚具体研究的根源归之于政治因素。

(3)由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新史学所带来的微观研究,在研究实践中不易把握,而造成了研究偏差。“这种微观研究发展开来,导致研究问题趋于细小,研究方法偏重深描,走向极端便出现脱离整体关联的‘碎片化’偏向,研究题目零星琐碎,七零八落,缺乏内在与外在的关联,成为游离于历史意义之外的碎片、尘埃,因而失去了历史价值。”[17]21这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就社会史研究来说,的确是有人把研究具体社会历史现象当作了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并不理解社会史方法论的真谛。

寻找碎片化的根源,以上几种说法都有根据,但笔者以为,除此以外,是不是也与历史学理论研究缺失有关。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其理论研究总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科的发展起着引领甚至规范的作用,历史学也不例外。实证历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是不是也与理论历史学研究的状况有关呢?

其实,碎片化的症结不在于碎片,任何宏观的历史架构,对历史的宏观性认识都需要以具体的历史认识或者说是以对碎片的认识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说,研究碎片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通过碎片的研究去认识整体,如何让碎片的研究与整体的认识相联系,真正让碎片研究成为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从学理的层面说,任何碎片都全息性地反映着整体,碎片中包含着整体的信息,蕴藏着整体的基因。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整体缺乏认识,缺乏对整体的宏观性研究,于是,在具体的碎片性研究中,无法将碎片与整体相联系。也即是说,在实证历史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同时,我们缺失了一个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宏观或曰理论的研究,使实证历史学失去了理论历史学的关照或依托。或许正是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缺乏理论解读,对其本质及其属性缺乏研究,才使得实证历史学研究中的微观研究、细碎研究,无法与整体历史发生联系,使得微观研究失去了宏观或理论研究的关照。前文谈到的李长莉的文章中,分析碎片化的表现为: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17]21。李长莉所谈的三个方面,都指向了对历史过程的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而这正是理论历史学的任务,是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所应肩负的使命。

有鉴于此,构建以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哲学,为实证历史学提供指导,是有助于克服当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的。可以说,构建中国历史哲学,是当前实证历史学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有所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