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关、曾永玲、李书源:薪尽火传

4月8日上午,突然接到时岳师遽然仙逝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们惊呆了。时岳师走得那 么匆忙,从发病到辞世,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竟然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想到这里, 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猛烈地袭击着我们,恩师往日对我们悉心教诲的音容,不时在眼前浮现。……  作为时岳恩师为数不多的及门亲炙弟子,我们感念师门,缅怀他的教泽雨露,其中最为滋润心田、令我 们终生受惠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时岳师在学术界,一向以才思敏捷、文笔酣畅著称,他的大部分论文,几乎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挥而就,不了解底细的人,以为是他才华过人所致。时岳师确属那种才华横溢型的学者,一部《近代史新论》,便以其深邃的哲理和隽永的笔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却不仅仅靠他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有深厚的基础,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他非常深刻的治学思想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时岳师经常讲,历史研究的最后成果,一般说来表现为专著或论文,写好——部专著或一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基础更重要,这个基础主要是来自平时的积累。因此,他一再要求我们,治学首先要注重基础,要厚积薄发。他强调说;历史研究是个苦差事,这种苦首先表现在它需要大量的阅读。当然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需要阅读,但有不同,哲学重在思辨,文学重在灵感,历史学则既要有理论启示,又要有史料依据,所以阅读量特别大。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准备工作阶段,是科研的起步,他经常告诫我们,史学的研究注重实证性,不能搞那种游谈无根的花哨东西。要有严格的逻辑基础,更要有扎实的资料基础,这一切都离不开认真读书。这种读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跟上学科的发展,一是丰富自己的知识。从内容上说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成果的阅读,一是对资料的阅读。他主张,为了解掌握近代史研究的状况,除了有关近代史的杂志外,还应包括史学理论,也要注意与自己专业方面有联系的其他学科中重大问题的进展。如通史中的明清史、现代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通过阅读,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体系、学派、基本观点、前沿问题、薄弱点、热点问题以及基本资料等,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有所创新与开拓。

在阅读方面,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个矛盾:要有独到见解,需要多思少读,读多了容易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见解,但不读又不行。对此,我们向时岳师请教。他提出,要克服这一矛盾,必须采取一种批判性的阅读方法。他强调,所谓批判性阅读,不是见到别人说东,你非要说西。而是把所读的知识与你已掌握的知识加以比较,看其新在何处,是否成立,有何弊窦;再就是从总体上考虑这个新观点在你的知识整体中占何位置,这样读就会有所得。

读书过程还有一个博与约的矛盾。时岳师一再教导我们:任何一个成功的学者,都兴趣广泛,涉猎很多领域的知识,成功来自博学。能把别人认为无联系的联系起来,把别人认为无序的有序化,这就是成果。同时他也强调:兴趣太广泛、涉猎太多,就会分散精力,难以对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为此他告诫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结合自己的素质和能动程度,确立自己博的范围和知识结构,也需要在某些时候限制一下自己的兴趣。方法就是给自己确立一个主攻方向,围绕这个方向来博览。总之,太滥不易出成果。

在处理博与约的问题上,时岳师还要我们考虑自己的素质,确定未来的治学道路。他指出:科学研究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创造型,一是条理型。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成果。前者的方法主要是想象、直觉、领悟,往往是有了一个假设,然后用材料来证明这个假设。当然,这个假设要有材料基础,不是臆想,是建立在广泛阅读之上的。这种假设的失败率可能高一些,但一旦成立,影响就比较大,特别是在已经开拓过的领域,新的进展往往属于这种类型的学者。后者的进展则可能缓慢一些,但步于扎实,更适于对空白领域、薄弱领域的研究。这两种类型不存在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问题,只是类型的不同,选择哪一种类型,都可能成为有造诣的学者。不过二者之中,前者更需要广博,后者则侧重于循序渐进。

在研究生期间急欲写出文章,这是许多人都有过的经历,我们也不例外,但往往不知从何人手、写什么题目,尤其准备毕业论文,如何选题,是个关键。在这期间,时岳师多次向我们讲述选题问题,他说,所谓选题,就是确立一个研究主向。选择的依据一般有几个:研究的薄弱点、自己的兴奋点、可能性、条件、基础语言、资料、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等等。但绝不要好高鹜远,四面出击,应选择一个方面着手。他认为,有能力的人选题并不很难,基础来自扎实的阅读。在认真读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知识和学科的空白点、薄弱点,或几种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就会产生一种思想、一种假设。这时,就可以选题。

在选题方面,时岳师特别鼓励我们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假设。他说:你提出一个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不被时人承认的,因为假设、新的思想与观点,往往是对传统的突破,要触犯当时的知识系统和权威理论,所以一定要敢字当头。经常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要注意常规以外的东西,尤其对一些成说,要敢于怀疑它,因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对新知识进行探索的过程。时岳师还强调:养成这种习惯,阅读材料时,就可能捕捉到一些新的东西,追索下去,就可能产生新的见解:另外,观察能力还有一个机会问题,偶然的机会可能会捕捉到新的线索,所以注意力要宽泛一些,特别是专业的资料都应注意到。

时岳师以其治学的切身体会提醒我们,在读书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头脑中充斥了一堆有关的、但无紧密联系的资料,可能由于一个小的线索,一个思想火花,就会使这些材料有了联系,线索变得清晰起来。这往往是有突破的前兆。这种情况是选题的最佳状态。这个线索就是假设,就是一篇文章的精髓。一些文章没思想,就在于它没有假设,没有形成线索。有假设,研究就有动力,因为这个假设是你长期思考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和考虑出发,他提倡我们自己选题。

在时岳师看来,有了观点、假设才开始真正的研究。他说,假设是研究的开端,但它本身还不是研究,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角度。假设本身好,文章就有了一半。谈到这里,时岳师常常反复向我们强调:有无假设,在观察材料时是不同的。有假设的人,能很快捕捉到材料,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否则有用的东西可能就在你眼下逃之天天。所以好的假设是揭示新事物的工具,是开拓的起点。他认为,所说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用材料去验证你的假设,去论证你的假设,把你的假设放到不同的材料中经受检验。如果成功,就可以成为理论,如果有相当的深度,就成了定律,如果不适应全部情况,有例外,那就加上附加条件,当然附加条件过多,假设也就难以成立。

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时岳师还叮嘱我们,有了假设,就要多方求证,如果看到与自己假设相悖的东西,不要回避,要特别注意,解释清楚。如果根本解释不通,那就说明自己的假设是错的,应予放弃,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思考。因此,他告诫我们研究中一定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有成见。在科学研究中对谬误的纠正,功业并不亚于发现新的事实和真理,二者往往相辅相成,纠正谬误的同时也可发现真理,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

对于研究工作,时岳师还主张要有自己的个性,个人的风格。他说:历史科学的研究是个人性质很强的工作,因为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是个人的,很少有许多人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只有技术性的工作才会合作。科学家们研究的是自己的假设。通常是经常有一个想法、一个问题刺激着你,久而久之,突然一个思想火花进发,思路贯通,想法顺理成章,于是产生了假设。就研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艺术,它主要靠个人的鉴赏力、判断力、思考力,并非完全来自材料,所以带有浓厚的主观因素。虽然每一位研究者都声称力图做到尽量的客观,但真正的客观,只有史料的考订,但史料考订与提出的假设相比,从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一个装璜,是一种写作上的艺术,目的是使人家承认你的理论和假设。但他同时又严肃地向我们强调,对史料考订,绝不可掉以轻心,一旦史料考订错误,使用错误,可能会毁掉你全部假设,所以对资料的运用不可不慎。

在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新方法。对此时岳师认为,研究当然要有方法,但不可为方法而方法。他提醒我们:一些人急于出成果,快见成效,比较热衷于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全方位、多维判断、非线性思维,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于计算机等。他说:这些方法本身并非不可取,真正掌握好其中的一门,都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有些人不是这样,而是空谈,或用几条史料去套几个新的术语、名词,使人莫名其妙。他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说,你们要做一个有出息的研究者,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学风,任何高明的方法或理论,都必须尊重史实,有实“在”的内容,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时岳师指出,学术研究要讲求创造性、艺术性。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历史却是艺术,没有艺术,不会有创造。可能有人会说,历史是客观,怎么会创造?时岳师的回答是:历史是客观的,但它是逝去了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历史复原,我们今天见的,只能是历史的大小不等的碎片,即文字资料、实物资料、遗迹等,不会是历史的再现。因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总是包含着大量的作者主观的联想。这里就有了创作性、艺术性。当然,这种联想是逻辑的,符合历史的大条件的,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的高度抽象,这就是艺术。概念、理论的运用要靠联想,理论与材料的运用也要靠联想。而联想的取得只能靠个人。一般说来,经验丰富的人更容易取得新的联想,产生独到的见解:对现实问题了解得多,观察得多,就容易产生历史的联想。所以时岳师要求我们不能光读书,还要了解社会。他一贯主张:历史工作者应关注现实的变革。

时岳师的文章写的很美,他在对我们的培养中,非常重视语盲文字、文学修养方面的训练。他认为,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可以包括许多方面,但基本的应是哲学和文学。哲学功底弱,思考能力就会差一些,文章就会缺少逻辑性,缺少雄辨。而文学素质差,则很难写出好文章,表达不美,连自己也不会欣赏。所以,他要求我们,研究工作进入到最后,即写作阶段,一定要讲究行文,注意表达方式。他说,表达,即是把经过研究、经过检验而形成系统观点、理论的假设阐述述出来。这与研究不同,在这里,资料是服从于理论的,是论证的注脚,只有表达你思想的资料才用得上,否则就不用。对资料的运用,他为我们制定了三个原则:一是别人没发现的独家资料,二是论证你观点所必须的资料,三是别人的理解有误的资料。凡是别人已用过,你又没发现新东西,尽量不用,必要时用自己的话说出,事后加注说明出处。此外他还要求我们,文章资料的引用一定要规范,一定要是自己见到的,如果从其他著作转引,一定要注明出处。加注应该是一种科学素养,应该养成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一篇好的文章,资料运用适当与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说明存在于客观历史当中的一种联系。对此,时岳师教导我们;说明历史事实中的一种联系,有时要超越你掌握的资料所反映的事实。他引赫胥黎的话说:“人们普遍有一种错觉,认为科学研究不应超出观察到的事实。可是大凡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超越事实就不可能有成就。”所谓“超越事实”,就是形式上表现为推理的论述。他认为,完全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严格说只有考订。史学研究则应重在论述,没有论述,就没有史学研究。论述时,他要我们一是少说废话,不要穿鞋戴帽,对众所周知又无法省略的话要高度概括,二是不要模棱两可,必要的话,宁可失之武断,不可失之含糊,但不要妄下断语、前后矛盾,要自圆其说。

时岳师的文章一向很讲究语言的运用,文字凝练,余味无穷,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要靠学习、练习,二要有某种天赋。天赋不可求,学习、加强训练,争取使思维过程、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统一起来,力求准确,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至于文章如何写的美一点,他则认为,文章要美,但不可为美而美,再生动的比喻,再形象的描述,也不能代替论证。

时岳师的上述治学思想,使我们获益匪浅,因得其心传,我们在研究生期间都发表了论文。今天,我们回顾自己成长历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时岳师的治学思想,引导我们迅速走上了治学道路。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时岳师的是,他的几位受业从教弟子,都已招收研究生,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思想,我们都已并将继续向学生们讲授下去。薪尽火传,时岳师的未竟学术事业,我们会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时岳恩师,安息吧!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