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抵货运动:以“五四”与“五卅”为例

民族主义运动发动起来后,地方上的青少年学生既没有机会像北京同学那样去烧交通总长的住宅,而攻击外国人更为官方所严禁。因此,他们在演讲、游行的同时,便把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转向了商人,动员他们抵制外货。而党人更把动员商人抵货视为主要的运动手段之一。1905年后,中国近世民族主义运动无一不以抵货为其重要形式,因此商人在抵货运动中的表现亦往往被视为其爱国与否的标尺。

运动初期,一般的抵货行动多先则调查入手,将被抵贩的某国货一一登记,然后由商人售完为止,并不准再进。然后多由商学两界组织联合检查队,在码头、车站、商店等处巡视。如果发现违犯者,货物将被查扣,物主甚至要被处以一定的惩罚。在抵货运动中,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与他们利益攸关亦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常有三个:谁来查货?如何处罚被扣货物?何时能疏销存货?

1、查货

查货的工作一般是由商学两界合作进行。但商人会要求由相关行业公所自行检查,避免对营业造成不利影响。但关系各业由于利益所系,并不会积极对待。商会则穷于两面应付。所以一些地方的学生仍自行组织检查,因查货而起的冲突亦纷起。两次运动期间苏州与杭州两地商人应付查货的经过似可说明一些问题。

五四运动一发生,苏州学生即要商界表示意思,提倡国货。商会虽然有一些不用日货、提倡国货的决议及通告,但并无实际办法。学生号召抵制怀疑掺有日资的振兴电灯公司,而商会以该事为市政范围为辞,不愿处理。各业则多借拍卖日货之机推广销售。商会会董王介安又提出“相对抵制”一说。以减轻抵制带来的损失。

6月17日,苏州学生联合会向商会提出8条具体办法,由该会会长亲自送到商会,要求敦促各业执行。而商会在答复学生会的6条办法中,基本上以各业处理为主。同时商会函催各业报告具体抵制办法,以应付学生的压力。但1个月后,除南货业、洋货业等均报告已各自推举调查员,并送上具体办法外,而“为各界视线注射之点”的广货业仍没有动静。不过,学生的检查在7月下旬似已开始进行,而围绕查货的冲突亦开始发生。

五卅运动中的情形亦几乎一律。但此时,除学生外,商人方面更受“各界联合会”的压力。1925年6月13日,苏州各界联合会议决自即日起“对英、日两国实行经济绝交”。要求商会配合劝商家停止购进几种英、日货。该会虽连函催问商会态度,要求商会敦促各业实施抵货。但商会似乎没有积极响应。接着,苏州学生联合会就查禁仇货通过三条决议案,办法似更严厉。

在此情形下,商会亦决议自动进行“提倡国货”。7月7日,商会召集各业会议,规定各业已进及定存之仇货,应由各该业自行分别种类,开明数目,先行报告商会备查;又由各业自行推举调查员,经商会发给统一凭照,从事调查,如发现有私运证据,则将违禁店铺牌号在报纸公布。但对此决议,各业商人反应冷淡,态度消极。商会则以其他各界预备查货正在积极进行中,如果商家不先自调查,则可能授人以销售“仇货”的口实,要求商家尽速举办调查。但到8月中旬,似乎各业的调查员仍未能产生。而学生联合会乃于8月12日成立调查科,推定12名调查员,准备开始调查事宜。13日,总商会遂有4名调查员推出,报到各界联合会。商学联合检查才开始起步。

五卅运动中,杭州各业商人从一开始便坚持要自查。他们认为“此次抵制,全凭良心主张。”杭州总商会会长王祖耀更认为封存英日货,“在商界自动,则易于就范,如外界干涉,难免冲突,稍一不慎,尽弃前功。”为避免外界指责以及干涉,杭州总商会召集经营进出口的各业商及会董开临时会议,决议响应抵货,并推定检查存货员6人,以先声夺人。但最后查封“仇货”的工作最后仍由公团联合会决议由商会调查员与公团联合会会员为一方,学生为一方,划分区域,共同担任。然而,商会检查似乎流于形式,而学生方面,则极其严格,对于商界自动的检查也不相信,往往在商界查过后还要复查,甚至一天要复查数次,更引起商人不满。 转运业方面,因为承担了货物安全的责任,担心因学生检查而使自己利益受损,故与学生间发生争执甚多。苏州转运业商人即声称此次抵制,“全凭良心主张”。不同意学生联合会进货场检查。

2、查扣货物的处理

李健民曾将五卅运动期间学生对查到的英货的处理方式共分贴封存货、扣留没收、拍卖、罚款抽税、烧坏丢弃、运货退回原地等若干种。五四运动及五卅运动期间,这些处理形式均在江浙地区出现过。不过处理者不仅是学生,亦有商会、同业公所等。但对查到的货物的处罚各单位自有其范围。

相对而论,在运动早期,对查扣货物的处理比较宽松,比如退回原地。1919年5月30日,镇江恒元庆、裕和泰两糖号从上海运进日糖数千包,被绅商学界查扣。但在商会坐办王近如的调停下,原货交由转运公司运回。亦有地方规定销毁一部分,其余再运回原地。另外,对在抵货发起前商家所进货物,多打上一定的标识再让商人出售。1925年6月,南京学生在检查商店英货时,每件均贴上印有“良心”二字的印花,再交还商人继续在店中卖。

罚款多见于同业的抵货规定。各地对违犯者的罚款并不一致,随意性很大。如常州布业公会规定,如查到日货到埠,火车到货,以六成充公;航船到货,以四成充公。镇江各界联合会规定“无论查获何种日货,概照成本二分之一议罚。”上海海味业因有鼎裕海味行违反众议,私购朝鲜虾米10箱,被罚银500两。罚款的比例似乎相当高。

但在运动高潮,学生则多有激进的处罚形式。而焚货便是最严厉的一种。五四运动中焚烧日货非常普遍,各地均有出现。先是有学生将自己购买或者正在使用的日货集中起来焚毁。而后便将此作为一种处罚违禁商人的办法。对于运进或者销售日货的商人方面,亦以此为打击最深。

苏省的焚货多由学生查获,再通知商会或商学联合检查所,议决焚毁;亦有径直由学生执行的。而所焚日货不仅有大店家的,亦有贫苦小贩从他埠带来。而货主对焚货行动,有的假装不知,以免遭受攻击;而有的则因为价值甚巨,则可能出面企图阻止干扰。甚至引起重大纠纷。

浙省各地亦有不少地方的学生焚毁查获的日货,如杭州、温州、绍兴、宁波等地。杭州的学生还曾将日货分为三类:绝对可烧,如玩具、奢侈品等;可烧,如日用品等;不可烧,如仪器等。1925年,绍兴学生则公开警告商人,若发现偷运英日货者,直接焚毁或拍卖,不留情面。

而商人对焚毁被查货物多持反对。1925年,杭州各界讨论对查获的英日货的处置方式时,商界代表力争先予封存,反对焚毁。苏州商会则提出捐入善堂,不要焚毁。

3、疏销存货

抵货运动进行一段时间,当商人因抵货而造成的损失已较明显时,或商人将店中的存货卖得差不多时,便可能要求抵货机关通融,将原来已订但被封存或者未运来的“仇货”运来。此即疏运栈货,或称“疏运存货”。

商人往往以存货量巨,垫银搁置,本已有损失,对疏运存货期望甚殷。故1919年7月,上海总商会发起疏销存货,立即得到各地商会的响应。苏州洋货业在上海开始疏销后强烈要求将存沪日货运苏销售。但是学生方面,却未必承认。故引起冲突。1919年9月,苏州警钟社扣留洋货业由上海运来的日货数件。该业商人以血本所系,拼力以争。警钟社最后亦只有放行,并表示“不再干涉”。而至此,实际上此一时期苏州的抵货运动便暂告一段落。由于外界无法知悉某行业的内情,所以当有抵货团体查到东货,行业公所可能会出面证明此货本来即属于疏销范围的存货。抵货运动亦就无从进行下去了。

五卅运动时,由于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疏通存货亦成为更大的问题。仅上海一地,五卅前积存的英日栈货即有11万8千余件,值银4000余万两。商人以血本关系,不断向各负责团体要求疏通栈货。据上海总商会秘书孙筹成日记,各业商人请求设法疏通存货者的来函“案几盈尺”。1925年7月,上海6家行业公所集体上书总商会,要求疏通栈货,其请愿书云:

查五卅事变以前,所到各货已搁置一月有余,均霉烂在栈。本埠百数十万人民急需之米、麦、杂粮、糖、棉花及工厂轮船日用必需之煤炭等燃料,江浙各省千百万农田急需之豆饼等肥料,提议多日,仍未出货。在外人固丝毫无损,而米价日涨,电力停送,恐慌之象,迫于眉睫。若此情形,商界一部分之损失即勿计及,而人民全体之生计必不能苟延。是非抵制英、日,直自杀自戕耳。

7月3日,总商会成立疏通栈货委员会,办理疏销栈货,以救济时局。10日,总商会与提倡国货会、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8家单位合组的“检查出货委员会”成立。开始办理疏通栈货。但按该委员会规定,商家取货前必须填就“请求出货单”,并缴纳货物总价格千分之五的现金,作为救济工人费用。

但按“检查出货委员会”的意思,准予出货不等于取消抵制“仇货”。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曾向“检查出货委员会”申请将五卅前积存的英日栈货出口,运销全国各地。但遭该委员会拒绝。然后来总商会与该公所议定办法,发给振华堂通行凭证,以五卅前存货售完为有效期限。并通电各省总商会,请在货到时依凭证予以放行。上海学生联合会则以总商会无单独处理权利,复通电全国声明总商会凭证无效。主张如要运销此等英日货,则必须缴纳千分之十的现金,救济工人。而总商会则认为条件太苛,将伤及商人血本,不予理会。地方上的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则主张严厉禁绝。商学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二、抵货运动中各方利益分合与态度变化

民族主义运动中,民众各个阶层的态度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商人及有产者则多持保守态度,而不愿因为运动影响其营业而遭受损失,当然亦有国货厂商等趁此大力发展者;一般青年学生由于没有财产,也多未成家,所以态度趋于激进;教育界人士则多因职业上没有多少损失亦多有支持者;一般农工多为观望,在运动中并无热烈表示。地方官员则因恐秩序有扰,故反对民众趁此而妄动,或者酿成事端,牵动外交等等。因此他们一面要抚慰民众,一面要密切关注时势进展,必要时则予以制止情势发展。

1、商人

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商人,由于营业性质不同的商人由于利益关系的相异,对于运动亦往往有着不同的态度。一些与外商竞争较激烈的行业(笔者姑且称之为“外向竞争性企业”),如制造业(纱厂、糖厂、卷烟厂、火柴厂、面粉厂等)、运输业(主要是轮船航运业)等,由于一般均可以从运动中获利,所以支持态度甚为明显;而一些洋广货业、转运业、出口业以及与外人有关的服务业(如西服业;西点业等)等(笔者姑且称之为“外向合作性企业),往往会因为运动而遭受直接损失,所以反对之情不难理解。

对“外向竞争性企业”而言,抵货运动的另一面便是国货的大好发展机会。运动中抵货态度最为积极的当是国货的生产厂家。以江苏为例,上海、无锡、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较多,所以这些地方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似远较苏州、扬州、镇江等地为热烈。无锡厂布公会还专门成立抵制日货会,以推动此事,又有“国货储金会”的成立。南通亦有国货维持会的组织。国货公司与商场的创办更为普遍。而商人利用抵货运动的机会扩大生产、开设新厂,拓展市场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

但是对于“外向合作性企业”来说,抵货运动自然对会他们的营业大为损害。如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即认为“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洋布业营业即日形凋疲,“一蹶不复再振”。而苏州商人中,则以颜料业、洋货业、南货业及转运各业等与抵货关系最大,损失最重。上海东庄公所(由采购日本货物的商家组成),则自运动一开始即持反对态度。在运动的高峰,他们仍坚持“将各庄现存东货盖印注册售尽为止”的要求。宁波洋广公所亦集体反对学生的查货举动。在扬州,日货销场最旺者首推广货业,其次药房,再次绸缎,当由该三业决定,以血本攸关,现存日货不得不忍辱脱售,以售清为止。

另外一些行业可能由于运动而至市场波动营业受到影响,如金融业,他们的态度亦趋于反对,不过亦有人可能会趁机“抬高银拆,趁火打劫”。而一些兼营多业者,这些商人的态度更加复杂,不能简单概括。刘鸿生即是一例,他既是英商上海开平矿务局的买办,后来亦成为一个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民族主义运动中,他一方面指使下属“玩弄投机手段”,在五卅运动期间,继续向上海罢工工人反对的外国工厂供应燃煤,另一方面,他发现抵货运动中潜在的商机,创办火柴厂,并利用运动扩展业务。

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不同的利益分野决定其对运动的态度迥异。五四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穆藕初等人表示愿意出巨款支持学生运动,而虞洽卿亦与上海学生多有联络,均说明商人在有意识地利用民族主义运动。

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捐款10万元给罢工工人。南洋烟草公司亦曾出资支持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而虞洽卿几乎成了上海罢工工人的经济靠山。而他们的公司在运动当中亦确实获得许多的利润。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在回忆中便称:“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以后,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也一再地把我们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19年7月扩充股额为75万股,招足1500万元。年销烟值达洋3000余万元。股东中并有一大批政治名人如黎元洪、王士珍(湖北督军)、何佩镕(湖北省长)、杨善德(浙江督军)等人。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五四时期与五卅时期业务量均大增,公司亦趁势先后多次增资扩张。虞洽卿在一面扩展其轮运业务同时,还要求江苏省政府调查日本人在苏违约之内河航运。

制造厂商以及运输业商人为了在市场上多占一些份额,故会拿出“爱国”的口号来激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改变他们的消费偏好的目的。甚至有商人利用五卅运动民众的爱国情绪专门生产以“五卅”或者“国耻”等为商标的日用商品。上海太和药房则趁机自制药品,劝同行勿买日货,试稍该店产品,并参与发起十人救国团。宁波亦有商人一面组织十人团,一面兴建国货工厂与商场。因此,在抵货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往往是能从中获利的商人。

另一个激进的例子是三友实业社。五四运动期间,全厂工人每晚作“国耻纪念”,每日黎明则集合工人,击“警梆”(以大竹筒制)59下,又组织“工战团”。其鼓动形式让人耳目一新。该社甚至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大书“商战能敌兵战”,公开提出“三角牌毛巾打倒铁苗牌毛巾,自由布打倒毛斯纶,透纱罗打倒珠螺纱”(前者是该社的出产品,后者是日资工厂所出产)。上海恒丰纱厂亦决议与日商绝交,废弃一切与日本人所订合同。该厂在1919年获利亦最多。

利用运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者也不乏人,如商人间因利益纠葛而生矛盾者,或许会利用此机会藉学生或者其他势力来打击对方。如检举对方进销“仇货”,或者指控对方企业搀有外人股份、或者注册不明。亦不排除有商人欲藉民族主义运动来达到分割商界权力的企图。如在五四运动时常州便有商人在学界成立联合会后,打算成立商界联合会,以示自己爱国,而对商会施加压力。

反对运动者如前所述多为与外人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商家,但是在民气高昂之际,他们的反对只能诉之于消极,如以种种手段破坏抵货运动,动员官厅来维护其营业,甚至以暗中以暴力对待查货的学生等。公开的反对,不太可能发生。

但支持与反对是相对而论的,在五四运动中,像虞洽卿、邹静斋等人,一方面是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一方面亦反对与官方持对抗态度,早日结束罢市。而为激进者所不容。特别是当涉及到其本人的公司时,更是如此。

傅士卓似较为重视上海各商人间的矛盾,尤其在政治态度上的分野。他把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态度的差异,以至新旧商人团体的不同,均以政治态度来作解释。他认为上海商人中有保守派、激进派、中间派。激进派则因受较多的教育或者政治觉悟较高,意识中以反帝作为民族振兴的前提。而忽视了背后的利益诱因、党派操纵与权力斗争等问题。其实,保守为商人的天性,除非可以藉机牟利,否则商人如何可能对激烈的“运动”有兴趣。

不过,我们不能夸大商人对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工具性利用。商人卷入运动,有时亦是迫不得已,并非其自愿。而且,阮没有看到商人在面对民族主义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多相性,而以单一的面孔去概括。故其结论存在问题。他认为“反帝爱国运动”是绅商阶层为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目的所玩弄的筹码,更是对运动的发动机制缺乏了解。所以他的结论只适用于清末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而且其讨论主体其实不是商人而是主事的“绅士”。

2、学生

青年学生往往能激于爱国热情,在运动中有积极的表现。他们的知识及社会地位、以及自身经济状况的单纯等亦促使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在运动中更加投入。

通过参与运动,学生可能会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与社会地位。本来按照当时政府规定的“治安警察法”第八、第十二等条规定,学校学生不得加入政治结社,政谈?帷5??919年的五四学潮中,官方对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似乎有意让其存在。运动初期,江苏地方长官曾表示,“只要学生不闹乱子,无扰乱秩序行为,当然不必阻止其爱国之忱。”各地的学生联合会经常与商会、教育会等法团一起组成各界联合会,亦曾得官方默许。而学生集会、游行、演讲等更能热烈地进行。如前文所述,浙江官厅曾解散杭州学生联合会,但在罢市后却容许其活动。所以民族主义运动无疑使学生的社会地位有很大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亦不能排除有学生可能藉运动之机而谋取利益。如苏州恒志团在各界联合会讨论处罚被扣物品时,竟提出重奖查到货物之人。而商会代表当即反对,认为“该调查人既本爱国热诚,不取赀财,可将三成自由指定一种善举,亦不失高尚人格。”

运动中,一些地方的学生亦通过贩卖国货来获得经济利益。国货贩卖团曾经在江浙学生中风行一时。负贩团常由商界出资或者赊货,收入却归学生所有。民族主义运动中,国货厂商与学生的联合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据现有的资料,笔者未发现负贩团的收入去向与公益事业有关。甚至有的学生所卖货物既无商标,亦无生产厂家,让人怀疑是否是个别学生将收缴的日货撕去商标后来私贩。南通学生似乎更有组织公共售卖日货机关的打算。另外,学生演剧,似亦有收入。苏州学生便曾经欲将演剧所得的千元作为基金开办一国货公司,以减轻负贩之劳苦。

3、党人

民族主义运动最热烈的地方往往是国人与外人商业竞争最紧张的地方,但亦往往是党人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江浙一带,尤其上海、杭州等地本来就是民初党派活动的中心所在。而此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密切关系。

五四运动时,国民党人亦是宪法商榷会的领袖孙洪伊,便指使人开国民大会于沪上,领导运动。而无锡的罢市、抵货更是在该地国民大会的直接影响下实现。常熟的运动似亦与国民大会有关。据国民大会的行动来看,无疑是以打倒现政府为目标。如无锡国民大会总干事蒋哲卿,便极力想在无锡发动罢税运动,号召民众不要为政府尽义务。在杭州6月2日的国民大会上,王效文即表示,“官厅不可靠,靠人民自决。”

五卅运动,则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被发动的。五卅运动前夕,日本方面已注意到上海内外棉工人罢工中有共产党的策划与宣传。而5月30日的游行更无疑与共产党的 策划有关。所以当惨案一发生,上海总工会即于6月1日迅速成立,可见其早有准备。五卅运动期间,外交部所派特使对共产党在运动中的作用曾有清楚的认识。

而国共两党无疑均从运动中获益匪浅。如中共趁机发展党团组织,及工运组织。而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在上海一地即招收到1000余名学员。广州国民政府更是利用此次机会,扩大反帝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宣传,使民族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合流。五卅运动的宣传,实际上为“国民革命”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而运动中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则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4、地方官厅

民族主义运动中,地方官厅的态度很是微妙,以“支持”或者“反对”二字来概括都嫌简单。不过其基本的着眼点仍是秩序与利益。

基于秩序的考虑,官府一般反对学生集会演说,及游行街市等举动,而提出由地方官员将民意上报。但由于运动牵涉到本地绅商及法定公团,地方官厅往往不会采取严禁手段。即使是处分学生,亦因其“子弟”身份,而不能不谨慎从事,否则极可能弄巧成拙。前面已提到五四上海全埠罢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樑在驱赶群众时殴打商人。而1919年6月南京下关商埠警察殴伤学生,亦曾引起众怒。

因此,民族主义运动中,即使是平时似乎很“嚣张”的“军阀”,亦常表露出同情,或实力支援。浙江督军卢永祥与省长齐耀珊曾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封电报中称“浙江人民爱国思想素称发达,山东问题发生以后,对于官厅劝导苦心亦能领悟。”运动中间,江浙两省有种种名义的以救国或者抵货为号召的团体并没有受到禁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救国十人团”在上海、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等地均有成立。一些地方官对于商、学两界在查货时发生的纠纷多数不予理会。而在一些案例的判决中,则似更倾向于学生。

但即使是运动的高潮,官厅对于秩序仍极度关注,不允许学生“逾出规矩之外”。而在运动声浪渐息,民众的热情消淡时,官方对激进学生的态度马上严厉起来。如严禁学生演说,解散学生联合会。如果有人宣扬罢税,威胁到政府的基础,官方立即会进行干涉。无锡国民大会在提倡罢税后,江苏督军李纯等即颁令查拿,并解散该国民大会。布告中声称“银漕、租税为国家地方行政经费所出,自不容丝毫抵抗。”可见,官方态度以其利益为转移的,罢市、抵货等对官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而侵害商人产权、甚至侮辱商人人格等亦只是商人受损,所以他们可以稍加放任,但是当运动的目标转向官府时,他们会立即镇压。

不过,有些地方当局,亦可能在商人的恳求下,出面干涉学生的查货举动。如五四运动之初,无锡县知事便发布告示,以事关本邑商业与治安,禁止学生检查日货。他在告示中劝谕道:须知洋货店铺,本属贩卖求利,各项货品均皆出资购来,如令一律毁弃,岂非无端损失。洋货商人莫非同胞,稍明事理之人,决不为此无意识之举动。而更多的地方是在运动后期商学冲突愈来愈烈时,官厅为维持地方秩序而出面干涉。

另一个官方务必干涉的理由便是与外交有关。卢永祥在五四时则劝各界勿用“抵制日货”字样,他认为“抵制”二字含有排外之意,但云“提倡国货”即可,各人从良心上去做,以免发生别种问题。而一旦有学生或者其他人的活动可能成为外人的藉口时,官方常常会非常紧张,而迅速处理。

5、运动中商人与学生及其他参与者的矛盾

民族主义运动中,由于利益所系,除一些国货厂商外,多数商人多持消极应付态度。不论是在查货问题上,还是在各界提出严厉的抵制手段时,商人通常都不会认真去执行。被各业推举的查货代表在调查“仇货”方面,通常不会十分认真,常引起学生的不满。

商人为减少损失,常会以假冒商标、改换货物封面等种种手段来蒙混过关。五四运动中,上海火柴、纸、杂货等项日货遭受“致命的打击”,商人纷纷将日货改换商标,重新打包,再发往各地。清江学生亦查到假冒商标的火柴多箱,镇江商人则“自制仿单”,将东洋杂货冒充国货。常州商人亦将绸缎改成西货封面。但多数学生缺乏判别能力,所以当商标被替换后,有时只能让货主搬走货物。

运动初期,学生对商人的资本似乎还能照顾。如五四运动初,盐城学生强调检查日货的目的在于使存货销尽,“不亏商人血本”。苏州学生联合会对总商会提出的要求中,仅劝各商不进日货,已进日货则由商会与学生联合会盖章出售。

运动后期,学生行动日趋激烈。他们既以“启导社会”为其天职,对于“奸商劣行”便十分仇视,关于抵制“仇货”的规定变得更为激进。如苏州学生联合会议决“各进口仇货,否认生熟否认绝对相对,除本国无法以代者外,一概扣留。”学生要求商人“不批日货,不售日货,务须坚持到底;如有预进日货,最好付之一炬。”

运动中商人与学生及其他参与者的矛盾表现于商学联合检查及“各界联合会”上的纷争。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中,各地均有商学联合检查的行动,江苏不少地方还建立了商学联合检查所或者商学联合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但学生要采取严厉措施,而商人则要求缓和,照顾血本,是以矛盾加深。到后来,许多地方的商学联合检查等实际上陷于破裂。如镇江、清江等地。各界联合会的组织在五四、五卅时期不少地方亦有成立。但往往其控制权在学界手中。所以五四时期,苏州商会即不愿加入苏州各界联合会。由于商会与种种非法定的临时组织如“爱国恒志团”、“恒心爱国团”、“运输公会”等拥有的权数相等,所以出席筹备会的商会代表认为:“学生早有设施摧残商会之目的,祸根已伏。”五卅时期,苏州总商会曾“本良心之主张”派代表参加各界联合会,但到11月,随着商学界矛盾的加剧,最终撤出所派代表。

由于商会是商界法定的代表团体,因此其角色在运动中非常重要。但夹在商人、学二者之间,各地商会实处两难境地。

一般来看,商会在运动中,会尽力设法使商人的损失降低。商会经常会劝说学生照顾商人血本,从轻处罚查到的日货。不主张焚毁查获的货物,又提倡疏运糖、纱等必需品。当商学因查货发生冲突时,商会会长往往避而不见,不理学生。但是对学生及其他公团,商会又不能把关系完全弄僵。因此像苏州商会的“两面光”政策,似乎是许多商会的应对办法。

但商会保护商人财产的行动往往会引起学生或者其他势力的不满。如苏州学生联合会便怀疑苏州总商会的抵货诚意,不但送具体抵制办法到商会,还规定实施期限,以免“奄奄倡言抵制者自抵制,甘心私进者仍私进”,贻患无穷。后来又责怪商会方面在调查时,避而不到,连续给商会施加压力,要求商会主动惩罚违犯者,以免成为群众注目焦点。杭州总商会在五卅运动时期,亦被人指责“办理经济绝交,事事敷衍欺人。”商会方面,亦被迫要求相关行业的商人不要成为攻击目标,妥善处理抵货一事。我们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扬州商会与杭州商会的会长都在“哀劝”商界各业切实执行抵货决议。

运动中商会会长经常是各界密切注意甚至打击的对象。上海总商会则因“佳电风波”,饱受舆论攻击,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总务科主任陈公哲将总商会朱葆三、沈联芳二位会长归为“第四、第五卖国贼”,“须将此败类驱逐”。而1925年6月,上海学生联合会亦因总商会在五卅交涉中“擅提”13条,议决要求政府开除总商会正副会长国籍,并没收其财产,如政府不执行,即由市民自动执行。

三、抵货运动中矛盾的激化与运动的结束

中国近世的民族主义运动其实有许多内在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到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引起运动参与者的矛盾冲突。最后各界的联合既无法维持下去,频起的冲突亦危及到秩序的安宁,等到官方出面以强力干涉,运动便渐渐中止了。

1、运动坚持的困难

首先,民初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抵货运动的暂时性与无效性。抵货的持久必须建立在替代性物品的充足供应,以及价格与质量方面的可比性上。但是民初中国的国内工矿业实际上还没有足够的替代性产品与生产原料的供应能力。而这一点便决定了抵货只能是暂时的举动,激进学生要求的“永远经济绝交”只能是一句不切实际的口号。

五四时期对日经济绝交,我国商人最受影响者先是棉织业,因为其原料多依赖于日本纱厂的产品,拒绝日货,国货原料供求关系失去平衡,而价格剧涨。本国棉织业遂生恐慌。尤其家庭式小工厂由于资本薄弱损失更大。如1919年6月7日苏州布业公会一份通函便颇能说明问题:

敝业震丰、公民、兴业、一新、慎昌、兄弟等布厂陆家函称:抵制日货经学界提倡以来,渐及各界,已有一致之现象。所最困难者,莫如我布厂所及之经线。查此项双股线,本国出品只有肆家,日夜赶做,不及二十包之数,而各厂所用未及十分之一,已势不能全用国货。然爱国之心,人人皆有,自然先尽国货,实在不敷,而又迫于忍辱含诟,补用东货。然则制造纱线厂家,亦宜体此艰难竭力推广出数,以救时局。此两利之道也。即各纱线号家各纱线贩户掮客,苟有天良,亦当共体此心,集合团力,坚持平价,断不可使国货之价高出东货之上,隐为东人解围。乃今日接到上海纱线报告,蓝鱼、双鹿向为东货之好牌子,市价叁百念两,双喜、文明为国货牌子,向来价格在鱼鹿二牌之下约四五两左右,今竟售至叁百念捌两,高出东货至八两之多。试思布厂家有此便宜,谁复肯牺牲成本,坚持到底抵制之初心,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仍在吾中国同胞也。

五四运动中,上海日煤所受打击甚小,盖因“上海若无日本煤之供给,工厂之大部分皆将休业也”。苏州、无锡等地的工厂其实亦依赖于日煤的供应。1919年7月30日,苏州坤震公所致函苏州总商会解释不能禁绝日煤的原因:

“此次抵制仇货,坚持到底,来日方长,必须兼筹并顾,兹据煤业各号佥云,于事实上有万难办到之处。盖烟煤一物,不特为人生燃料日用之一种,且为一切工厂及轮舶之必需品。我国矿产虽富,风气闭塞,故步自封,不能各省开矿,即已开者,如井陉、中兴、贾汪以及浙之长兴等矿,所产无几,供不应求。而况国有干路,每虞车辆缺乏,交通梗阻,航运则华轮有限,不克接济。上述各节,已与无矿相等,欲维持工厂之工作,轮舶之通行,不得不谋燃料之供给,采用日煤实为不得已之苦衷。若不用日煤,势必各工厂因此而停工,轮舶因此而停驶,不啻因噎废食。以煤为原料品之一,若因断绝日煤之买卖,影响工作,妨碍运输,无异自煞。事实上情理上有万万不能不用日煤者也。”

其他一些日用品如糖、药品等等亦在被禁之列,更影响民生。实际上亦难做到。苏州总商会提出“相对抵制”一说,便是建立在此一实际考虑的基础上。1931年,俞宁颇亦指出,由于日本输华货品多为我国自行供应不足的日用品,如棉织品、糖、煤、纸、木、面粉、鱼等等。无一非我国重要之必需品。所以抵制日货仅能限于一时热度,而不能持久,盖事实上不能做到。

正因为有实际的困难,所以每次抵制日货行动结束后,中国商人均大量购进日货。日货销量前后相加并不会有太大的降低。民众的消费欲望由于被短时间被压制,突然的爆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增长。据俞宁颇统计,自1907年至1929年23年中,日本对华输出额最高的年份分别是1925年(468438956日金元)及1919年(447049267日金元),可见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抵制日货,不但不能促使日货销售额降低,反使其上扬。以前不少论者常从抵制行动最高涨的一二个月来考察日货进口额的变化,而不从较长的时间段上来分析,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事实相悖。

而一些人在运动中恳劝工商界努力举办国货工厂、商场,旨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当时,国内资本并不充裕,而且投资国货工厂的利润回报并不一定比其他方面的投资要高,何况还有其他技术、管理、时间上的种种问题存在,虽然有抵制机会,但是中国商人并不能一下子而将利权全部收回。因此这种主观上的愿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而有时商人亦以此来应付学生。1919年12月,南通洋货业曾与学生联合会代表讨论切实抵制日货一事。洋货业商人便提出:

“根本救国,以组织工厂为前提。张啬公曾有敬告全国学生书,每一学生如认股份100元,或分为10零股,每股10元。南通中学以上学生约千余人,以每人100元计,当得千万余元,应请学生会克日招集股份10余万元。吾商界同人亦当随学生之后,招集10万余元以海海实业银行,请张退公、啬公组织,可以抵制日货之公司,以免空言救国之说。”

但招募股份一事,学生无疑难以做到。而南通洋货业商人只不顾以此来暗示学生的行动于“救国”一事并无作用。

其次,抵货运动亦带来物价上涨,影响民生。抵制外货时,可替代的国货销路自然畅旺。但国货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一时间又不可能有一大跃进,于是可能发生国货供不应求的情况。此时,按市场规律,国货的价格应会上涨,尤其是工业原料等更为突出。因此需方的商人或者以“原料或者日用品”为由要求疏通日货,或者抗议生产厂家趁机抬高产品售价,要求平价销售。然而,生产厂家,则以捐税苛重,成本高昴,产品价格难以与舶来品一律,势必会要涨价。

物价上涨亦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上海罢市后,物价飞涨。市民购日常生活用品均受阻碍。南京在抵制日货运动后,“各业对于国货任意增价,竟有趋过未抵制某货前一倍以上者。”在苏州,国货近日价值骤昂,“以致热心购用者不免因而障碍。《新闻报》1919年7月15日亦报道,徐州自抵货以后,一些日用品改用国货,而洋油、洋烛则改用美货,但“均不免涨价之弊”。如白糖一项,由于东糖不来,而土糖畅销,售价由每斤160文,涨到260文。因为物价上涨,普通民众对学生的抵货行动可能会不满。所以宿迁县老百姓埋怨学生,称“布也贵,洋货也贵,都是学生造的孽”。

物价上涨,亦引起商人与学界间的矛盾。苏州教职员联合会以商店抬高国货售价而诉诸商会。浙江公团联合会中则有教育会提出约束国货售价,违者则加重罚则。镇江商会亦劝各商家勿抬高国货价格。 学生则多将物价上涨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奸商”的丧心病狂、利欲熏心。

而对一般民众而言,要求人们不买便宜的日货而去购价格昂贵的国货,除非有一定的额外补助,否则仅靠“爱国热情”,此种违反消费常识的举动不可能持久。亦不应责怪人们缺乏“爱国精神”,将消费偏好问题政治化,道德化并不能解除抵货运动的内在孱弱。所以一时的不用日货,大家容易做到,但是要根本上禁绝,而又无相应利益补偿措施,则是不可能持久的。

最后,商人利益损失无法得到补偿,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持久地配合抵货行动。

王冠华认为当某些爱国运动所采用的斗争手段往往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时,如果他们的利益如得不到补偿,就难免中途退出。Hung-Ting Ku在一篇讨论五卅运动的论文中亦注意到:也许商人并不缺乏“爱国主义”,关键是在他们在运动中遭受最直接的损失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这点正是商人与学生、党人意见分歧的根本所在。

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中,除少数国货厂商外,多数商人均有经济上的损失。据说,1925年6月上海的罢市中,每罢市一日,中国方面约损失三百余万元。据商界自己的统计,五卅运动中,商人的直接损失合计达银360万8千余两,大洋775万余元。而因金融贸易阻滞造成的间接损失则无法统计。

即使是国货厂商,运动亦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如原料价格的上涨,遭受名誉上的攻击等等。五四运动期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一度因有人指控公司中有日人掺股,而营业滞呆。英美烟草公司则趁机抢夺市场。江阴规模最大,成立最早的织布厂华澄织布厂亦因为购日纱问题和学生发生冲突。

正因为抵货运动中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所以历次国人所发起的历次抵制行动,效果均不彰。而1919年与1925年的运动,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广,均让人瞩目,但其效力却甚微。此种结果亦证明了由党人学生发动的运动,其成效实际上并不明显,我们可以将此两次运动与1908年及1923年的两次抵制日货运动相比较,此两次运动因多由商人主动,而收效颇著。以往论者多从道德角度来讨论抵货运动不能持久的原因,而不能看到利益矛盾的不能解决实为关键。

正因为抵货运动内在问题的制约,短时间要求商人配合是有可能的,但等时间一长,商人便多因生计需要而不可能长久地坚持。在运动发生之初,有的商人便以为抵制运动不可能持久,对要求商人牺牲利益不以为然。亦有论者发现,“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向工商界提出了限期处理完日货和以后不准再购运、出售日货的要求。这时,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除一部分继续赞成抵制日货外,大部分开始动摇,少数反对,并破坏抵制日货运动。”

盐城洋广货业在五四运动发起之初,尚能按照商学联合会的要求,不进日货。但在运动进行了3个月后,则大进日货,并拒绝接受检查。到后来,则是“查得愈紧,运得越多。”扬州鸿兴昌广货店主陈楚,在同业中规模最大。五四运动起,他为了不致成为众矢之的,曾第一个表示决不进日货,并声明如查获该号私进日货,听凭众业处罚。但到7月,仍因购进日货而被学生查到。

其实对学生而言,利益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由于抵货运动一般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只需以热情语言去演说,所以参加者往往不惜一切,但如果运动牵涉到学生自身的利益,那么其态度可能亦会因此而动摇。如五卅运动期间,杭州广济医校学生曾以离校表示抵制。但到学校举行毕业考试时,仍有不少学生去参加。真正愿意为了公共目的而抛弃自身利益的人毕竟不多。但是对商人而言,抵货运动则可能会令他们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态度不可能不再三慎重,而行动必然倾向于缓和。要求商人不顾一切,“私利”为“国家”让路,如何可能做到?

2、运动中对商人财产权与身体自由的侵犯

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一些团体以抵制日货为由,而夺走他人财物,甚而焚毁。从当时的法律上来看,此举无疑是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并无依据。但是,民族大义之类的“情”在此时,似乎已压倒了“法”,而商人亦不大敢与此作对抗。只有一面承认自己亦“爱国”,一面竭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于“爱国”与“卖国”的“大是大非”面前,私有财产权利并无容身之处.

所以抵货运动,如果是以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那么其坚持下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是以侵害他人的财产权为代价,则会引起利益受损者强烈不满。运动期间在一些利益攸关行业的商人的言语中常可以发现“血本”、“血汗”等字,以求得他人的理解。

商人为了保护财产权,常强调抵货乃是本于“良心之主张”,争取自办检查及处理违规者,反对学界干涉。而不愿意被外力所强迫进行。五四运动之初,苏州洋货业?勤公所即认为学生或者外界并没有权利干涉商人的营业自由。该公所强调“商界与学界及各公所均有独立之权,彼此未可侵越。即抵制问题发生,纯乎良心上之主张,并无何种特设机关所能干涉。”“人民既处法律之下,苟非违犯法律,理得营业自由。”

但学生及其他势力方面,却不以为然。他们多认为自己出于“爱国”之心,自然代表“道义”与“正义”,而对待不愿配合的奸商,使用强制力是理所当然,所谓“私有财产”似乎从来便未在学生等人的考虑之中。抵货运动发起后,江浙地区的学生与其他各界组织了大量的抵货团体,一些便径直宣布主要目的在于监视商人。绍兴学生曾警告商会,若各商家仍不将所存英日货造册送各界联合会与商会,便入店搜查。有些学生在检查货物时,连帐簿亦要一同检查,就商人方面而言,这自然难以接受。而像学生对商家任意罚款,甚至抽税,更超出行动的范围。

运动中对商人身体自由的侵犯及人格的侮辱似乎倒处都在发生。而这种侵害在以前似乎是较少出现的。可以被视作是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

由前文,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上海还是江浙其他各地,罢市基本上是在学生与其他各界的压力下宣布的。而且当时一些商会,由于举行会议时,各界代表得以进去旁听,且发表演说,甚至将商会里外包围,所以一些地方的宣布罢市是在这种被迫的情形下宣布的。扬州商会为了避免“不逞之徒”在该会讨论抵货办法会议时进入会场,特别规定与会各业代表须持传单进场,并请警区派8名警士在会门前守卫。而据说,苏州振兴电灯公司经理祝兰舫则因苏州商会开会时人太多,而不敢出席讨论该公司是否掺有日股的会议。

五四运动时,各地因商人违犯抵货规定而侵害商人身体及人格的事件经常被披露报端。1919年11月,徐州学生将协和号店主赵存仁面上书写“奸商”二字押着游街。12月,徐州学生又将一进口东洋布的商店店伙扭出游街,迫令店伙自呼“我是卖国贼”、“我是亡国奴”等,“稍不服从,即唾其面”。温州学生将抗拒抵货的洋货店孙某身穿红衣,游街示众。宁波,“余懋”纸号店主陈声源因为从检查队员手中抢回该店被查日货,而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沿途观看的人“唾其面以泄愤”。宁波学生又将新章店主朱如松戴高帽游街,这个举动被《越铎日报》称作是“吾甬空前绝后之盛举”。以此种激烈形式对商人在公共场合加以污辱,此前似乎不多见。将商人游街示众,相当于以前官府对待犯人的法子。但无疑官府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学生的举动则是蔑视既有的法律,亦显示他们内心的“轻商”倾向。江阴学生则制作“耻辱碑”,如查到日货,便将货物的评价姓名书于碑上,“以为众耻”,作为对其“人格及名誉上之处罚”。

类似的事件在江浙地区以外似乎亦有许多。1920年4月,重庆学生团有“将华商复升恒号东卓云程捆缚涂面,裸体游行街市,并将该号所存货物,约值银两万两,概行抬出焚毁”之骇人举动。湖北外交后援会在发起后,因“彼邦既毫无觉悟,会力复渐形驰懈”,乃认定“皆由于国贼媚于外,罔顾大局,奸商违约,私销日货”所致,遂有针对商人的严厉措施出台:凡查出奸商劣货,完全充公,另盖亡国奴印记于奸商面部,以示惩儆。9月21日,旅居汉口的浙江经营海味商人陈钟彝即被外交后援会职员以暴力殴至重伤。而杂货商祥和店员孙克明、海货商号振源号周振基、棉丝商寿昌鸿、胡再卿等多人被殴打盖印于脸上。

不但如此,一些地方还出现以暗杀手段来恐吓商人。在上海,1925年6月6日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住宅被人投掷炸弹。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总董余葆三亦在五卅时期亦曾接到手枪子弹的警告信。

3、运动中冲突的升级

既然运动中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冲突便日益升级。愈到运动后期,商人愈不能忍受。以至于学生被打、商人以武力夺回货物、组织“流氓”对付检查学生、胁迫学生放弃检查等事件到处都在发生。甚至六合县布业商人组织“十人团”来抵制学生查货。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期间,江浙两省当时均发生了一些大的冲突事件,下面略举三例:

(1)苏州焚毁日货案

1919年7月23日,苏州东和成号破布店店主李蔼东自上海华章纸厂运进东洋纸货200余件。由于怕被抵货团体查到,于是先借朝真观堆放。但按照事后的调查,“其用意在偷捐,并图私销。”后来苏州纸业认捐公所获悉,即前往查勘,李蔼东在接信后则托人表示承认照章纳税。不料事泄,为学生联合会得知消息,即派人前往调查。

7月24日,学生联合会函告商会,查得私进某货,请于29日派代表来吴县教育会开会,共筹对付办法。28日,东和成号致函总商会,表示该货为“敝友”所有,声明不代人受过。亦暗埋引日人干涉的伏线。29日商会派代表2人与会,“代为陈述各该业情由,以期保护商货,和平解决”。在此会议上,各界代表“力主焚毁”,商会代表力持反对无效。继而商会代表要求将洋布纸张等件充作善举,亦被多数否决。商会代表最后宣布对焚毁一节不负责任,且不负担经费。并于30日在本地各报纸发表通告。

30日,学生联合会与爱国恒志团派人到朝真观提货,将197件纸货运至城内公共体育场,准备次日与其他查扣日货一起焚毁。东和成店方为保住货物,立即报告警区,但警察并不拦阻。又请日本驻苏州领事出面交涉,即转称该货为日商所有。日本领事即要求苏州地方交涉署与警察厅给予保护。警察厅长承诺已派员监管,即可送还。31日,各界代表纷赴体育场,观看焚货。地方官吏即以事关外交,出面要求各团体从缓焚货。并张贴告示于场外,但此时体育场内已聚集2000余人。一贴缓焚告示,许多人便开始起哄,纸货转眼间被人点燃化为灰烬。

31日,日本驻苏州领事致函苏州交涉公署,称该项纸货198件,共2800余两,系上海日商三菱公司所有,委托东和成代觅地方堆放,现既被学生团焚毁,要求如数赔偿、严办加害者、解散排日团体及取缔排日运动等要求。该案又由日本驻华公使馆向中国外交部严重交涉。

经认真调查,苏州地方交涉署认为货物明明是华商所有,日本领事显系干涉内地华商之事,实难承认。李蔼东如果因而受损害,可向内地法院起诉提起赔偿。但10月14日,日本公使馆仍照会中国外交部,要求照价赔偿,并惩处学生团。外交部仍据苏州地方官吏调查,强调该项货物为华商所有,要求赔偿一节自应无庸置议。到1920年4月,此案之风波仍未了结,似乎成为中日间一悬案。五四运动中因为焚货而牵动外交,江浙地区可能以此案为最重要者。

(2)杭州高义泰案

杭州高义泰布店是杭州规模最大的一家棉布店,亦是每次民族主义运动中学生查货的重点单位,每次运动均首当其冲。

1925年7月3日,杭州学生联合会调查股30余人到高义泰布庄查货。该庄经理金某未答应,于是各干事即开始在该店门前露天讲演,哄动多人。警察与宪后随即赶到,弹压无效,便商请店方让学生进去检查。当20余学生进店后,翻遍楼上楼下,封存大量日货。是日查货,“聚观人众,为之塞途”。次日晨,该店经理因学生查货影响营业而到商会投诉,虽然商会各业董均认为“如此查法,商店不胜其烦,非严行拒绝,不足以安商业。”但是他们并无有效的办法来制止学生的进一步行动。所以次日仍有20余名学生到该店查货。7月4日,孙传芳据军警报告,遂传谕要求学联“勿太侵涉营业自由,妨碍地方秩序”。民众则谣传当局要下“临时戒严令”。此事引起商界极大不满,各界公团联合会亦紧急磋商解决办法。

孙传芳7月8日发表通电,要求民众“舍近利而规远图”,并指出:“牺牲工商,损失以千万计,险象内忧,尚不知所届,若再不加矜恤,力予消除,恐怨愤所积,不待外交失败,而内部已先鱼烂矣。”此电似乎是在商会呼吁之后,孙的一个正式表态。作为官方对商界的同情。此案直接引起官方对学生查货行动的禁止。

(3)宁波“新章”案

宁波“新章”洋布店,店主朱如松,主要销售日布。五四运动爆发后,该店便为学生及工商界的救国十人团所盯住。一日,十人团获悉新章店从上海运来日纱12件,立即通知学生联合会来查扣。学生到达码头想径直提走该货,但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并不予合作。学生又赶至新章店,向店主索要栈单,朱如松避开不见。次日大批学生包围新章店,强行入店搜出大批日货,共有十三四车,全部运到江北岸空地付之一炬。同时学生并将朱如松戴高帽游街示众。“观者填巷塞途,有万人上下”。

朱为抵制学生检查,一方面应付学生保证不再进日货,一面暗中与洋广货业同行商量对策。并筹备一笔“反抵货”的基金,预备雇人以武力对待学生的查扣行动。学生联合会方面,则集合数百人,仍上门检查,结果遭到店方埋伏的打手的袭击,10余名学生受伤,酿成血案。后来,学生联合会乃将朱诉诸宁波地方法院,法院判决朱如松徒刑4个月。此案当时轰动宁波,《鄞县通志》曾有记事诗说明此事:“新章主人罹祸酷,羞愤满腔恨绵绵,市侩殉利欲逐逐,死且不畏何况辱,一朝日货又披露,老羞成怒心手毒。……”

不过相对而言,江浙地区在运动中的学商冲突还算是比较和缓的。其他外省如福州、广州等地均因抵货运动则发生更为严重的学商冲突,酿成死伤多人的惨案。

如果说上述案例还是商家单独和学生发生冲突,那么在运动后期一些地方出现的以罢市来对抗学生行动,则说明问题正在不断普遍化。

4、运动的结束

抵货运动由于其内在的种种问题,故不能持久。而运动中商学矛盾的不能解决,亦使冲突愈来愈多,而官方亦不能不出面干涉。

1920年2月,为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北京、上海学生又起风潮。但是政府方面,则立刻采取严厉措施,天津、北京等地均有学生被捕或者遭到殴打。2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严令,禁止学生干政,各校均由军警把守。15日,内政部令北京警察厅解散学生联合会与教职员联合会。教育部亦通令各省当局禁止学生游行,“至于干涉商店,检查货物种种越轨之举,尤应一律来严加阻止。”

3月29日,浙省当局封闭浙江学生联合会。4月21日,杭州学生发动游行,驱逐省长齐耀珊与教育厅长夏敬观,遭到1000余名军警阻拦殴打,80余人受伤。4月22日,苏州警察厅通告禁止学生游行、演讲、检查日货。称“商店之营业,血本攸关,频经检查,滋扰实甚,倘或莠民假借名义,妄兴风波,则治安秩序,更属不堪。”到5月初,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学生联合会均被解散。但此时,很少有商人愿意以罢市来支持学生。

同样,1925年8月,随着商学界矛盾的加剧,全国最有力的商学联合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亦被迫解散。上海学生联合会虽然一再致函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要求坚持团结。并发表“告商界同胞书”,希望“吾商界同胞能顾及五卅运动的精神,通力合作,紧相携手,以打倒吾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但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还是决议要求解散工商学联合会。

另外,运动的结束亦与时局的变化有关。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东南一带战云密布,两省绅商乃努力进行和平运动,以避免战祸。在此情形下,学生联合会既又被解散,而商界亦不再有人对此有多少兴趣,抵货运动便不了了之。相似地,1925年的五卅运动亦是在孙传芳驱奉战争的隆隆炮声中结束。

一些学者亦曾指出,运动中止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明确的目的,学生运动中暴露出的缺陷亦非常明显。所谓抵货的举动,批评者认为在事实上根本不能长久办到。既然在事实上不能做到,则徒添窃笑或招致恶感引起冲突。

民初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晚清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潮与政治运动的结合,而运动中的商人则表现出矛盾的性格。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多是处于被动地位,除通电抗议或提倡国货等与商人利益无损的活动外,其它行动则迫于时局发展。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

五四运动及五卅运动中江浙各地的罢市似乎均是在学生的压力下,以“商界自动”的形式实现,但多非出于商界的本意。与其称他们的举动是因爱国所致,还不如说是对学生或者其他人激烈举动的恐惧。或者担心动荡中商店的财产受损。亦有地方的罢市因事发后金融奇拙,汇兑阻滞,市面清淡,加上有人鼓励所致。

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本来便处在外商竞争环境中的工厂或公司亦得以趁机以“爱国主义”为口号,发展营业。他们对运动的支持亦相当明显。而一些洋广货业等则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因此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民族主义运动本来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群众运动。但是在实际中,运动的目标却发生了裂变。由于近世的民族主义运动常以抵货运动为其主体,因而“奸商”经常成为运动主要攻击的对象。而如何应付学生及其他各界的要求,亦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主要工作。抵货运动中,许多商人都遭受了损失,甚至财产权与人身自由亦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运动中,商人并没有获得补偿,当商人愈来愈不能忍受进一步的损失时,他们与学生及其他势力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同时,抵货运动亦在事实上亦无法持久进行,国内生产厂家既不能满足工业原料与民生用品的需求,短时间的振兴实业亦无可能。故运动的开展只给一些国货厂商带来牟利的良机,物价上涨不仅影响到商人,亦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抵货“五分钟热度”,并不是国人的道德上有问题,而是本国的实业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运动的延续。

由于学生并无力解决商人的现实问题,而仅以道德感召来呼吁商人配合他们的抵制工作。而当商人无法坚持时,学生只得把手段强化,但商人对学生的恶感亦日益增加,最后,学生便很可能失去商人的基本同情,当学生失去了商人的后盾时,其自身的运动亦可能也无法持续进行了。当官方开始真正地干预,以及秩序危机加重时,民族主义运动便自然冷却下去了。

本文主要内容见《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例》(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更完整版本载冯筱才著《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7月)P217-266。此处删去注释及表格。

两千年来,帝国的国运如同潮汐,起伏不定,周而复始。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大势的分分合合,很少有人担心过帝国的死亡。虽然明末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辨,但未几黄宗羲就与康熙暧昧起来,因为他在蛮族的庙堂上看到了帝国的复活。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200年后,到19世纪后半叶,王朝血统和政治的衰败已经在同光两朝帝王的暗弱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滔天火光中表露无遗。而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在帝国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她致命的刺激,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道出了天下士人的恐惧,“保种”居然成为我们一项最重要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死亡的阴影让帝国战栗。

帝国的现代转型与政治衰败同时开始,或许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现代天命。

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尝试,具有严重的地方性、依赖性和片面性。这些现象使得富国强兵的目标不能迅速实现,使现代文明在我们的努力中渐行渐远。工业化使中央政府的力量削弱,也遏制了让中国走上更为深刻的变化道路的可能。当然,外部的威胁也是制约中国现代转型的重要原因,但君子不怨,胜己者强,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凶狠是软弱的表现,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吧。

地方性是指在太平天国的冲击下,满清中央政府的力量削弱,统治的合法性动摇,湘、淮两系军阀崛起。中央政府始终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更不能染指由地方势力控制的企业了。政治衰败使统治者堕落为利益集团拇?恚?嗜ú辉诟冶?刑斓乐卫硖煜拢?凇巴跤肼砉蔡煜隆敝泄肚彝生。地方对中央分庭抗礼,这一点造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地方性。而工业化的进展又加强了地方分离的趋势,更加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

依附性,这里不是说依附于西方列强,而是指当时骤然壮大起来的商人,在腐烂的政治环境中左右逢源,翻云覆雨。由于“钱能通神”的格言屡试不爽,他们无所忌惮地收买官员,攫取财富。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财富没有法律保证(甚至连道德保证都没有),因此他们大多有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依附于腐败政治的倾向。在工业和商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手段上,他们有强烈的革新倾向,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主动性和生命力,因为这种改良能有效地增加他们的财富。但是,对于独立自尊,对于捍卫这种新经济中所蕴涵的新精神,使之成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对于“摧毁旧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准则中的那些陈旧腐朽的形式”,他们缺乏信心,也没有兴趣。如果说,在赚钱的事业中,他们表现出了无比坚韧的勇气和自信,没有任何障碍和失败能够阻挡挫败他,那么,在公共生活中,在缔造新的经济原则中,他们的懦弱犹疑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他们身上恰恰缺乏“新型企业家具有的确定不移、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能力”。

片面性,是指中国早期工业化缺乏通盘全局的考虑,集中于军事工业和与之相关的交通矿业之中。在朝者缺乏远见和主动,也没有坚毅宏远的品质。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目标变得异常模糊,朝廷和公卿大多被接踵而至的危机形势逼迫,种种政治经济举措,不过是事到临头的紧急调配方案。经济的活力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喷薄而出,这股力量聚集于东南沿海,或者可以说是上海周边。在短短时间里,商人们积攒了令人吃惊的财富。据说,光是买办从1842年到1894年50年间累积的收入就高达5亿3千万两白银,买办陈竹坪拥有上海滩半个外国租界的房产和地产。但是,他们的力量并没有被辐射整个到国家中去。他们能量巨大,而又在政治上却黯然无声。他们如同弃儿一般疯狂的成长,如同没有祖国的犹太人。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集中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领导者身上,或者展现在他们所受的束缚中。“国家存在于君王之中”,这是君主政体的一般特性,如同在民主国家里,国家是存在于民众之众一样,在民主政体下,什么样的民众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国家。在清末的时候,君主已经衰落了,国家事实上存在于士绅之中,士绅的品质是塑造国家的关键,他们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关系着帝国的存亡兴衰。因此,本文从分析早期工业化的领导者入手,分析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领导者,依其社会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人:官僚士绅、商人、知识分子。其中,商人的作用常被忽略,其实商人在兴办民用企业中,作用非常重要。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主体是洋务企业,一些大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盛宣怀等,把持着许多大型洋务企业的经营权,并拥有大量的股份。“官督商办企业(主要指民用企业)的经费主要来自商贾,有时也有官方的垫款和贷款。”而且官方投资作为借款存在,必须计息归还。如中国最早的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借款在1891年就全部还清,而中国电报总局的借款则用免费为朝廷发电报的方式扣除。

1860年,朝廷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辩论,辩论的结果奠定了清廷的现代转型的基本政治路线。辩论因同文馆之设而起,恭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张设同文馆,教习士子学习西文。反对的代表人物为负一时清望的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恭王嘲讽他如果只知道“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事情的结果是倭仁受到了公开的羞辱,而京师的舆论也公然嘲笑洋务派“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这场辩论的政治背景是此前慈禧太后发动的宫廷政变。通过政变慈禧勾结恭王清洗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肃顺等人并非如电影里所刻画的那种颟顸骄横之徒。他重用汉人,残酷打击贪污渎职行为,是大清的一个干员。这场政变的意义就在于皇权铲除了要求整肃政治纪律的力量,放弃了治理自身腐败的努力。依照中国的政治传统,这也就意味着,天子放弃了重获“天命”的努力。这种公开的政治辩论在号称专制的中国历代王朝中层出不穷,汉代的盐铁之争,唐初封德彝与魏征的辩论,宋代司马光王安石之辩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道明君在争辩中能乾纲独断,有效地综合辩论双方的意见,形成统一的政治路线,凝聚人心。而到1860年,清廷已没有这样的气魄和能力,慈禧也没有这样的胸怀,她所擅长的不过是驭人之术,所孜孜追求的不过是因便操纵、抑扬其间的政治手腕。帝王从天之子,降落为人之首。慈禧自以为高明地利用朝廷中分裂的政治派别,让他们在朝堂上明争暗斗。其运用之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已无出其右者,但也只不过是中国皇帝中的二流角色。她的才能在盛世或许还会有所作为,但万万应付不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此以后,皇室里母子、兄弟、叔嫂的阴谋倾轧;朝廷中有满汉对立,清流与洋务之别,清流又有南北、前后之分,洋务又有湘淮、左李之别,党分帝、后,策有和、战,大臣或亲俄、或亲日、或亲英。这种纷争对一个健康的政体和雄才大略的君王来说,非但无损政治稳定,还会增加政治的活力。因为他不仅能驾驭驱使这些力量,而且能够将在政治共识和政治意志凝聚在自己身上。而对于衰败的清廷来说,朝堂从此成为这些力量的跑马场,慈禧所做的只不过既要防止任何一支政治势力过于强大威胁自己,也要努力控制这些政治争斗,使之不至于发展成为内战。

因此,洋务派与倭仁的辩论虽然获得胜利,但并不光荣。这场胜利的代价是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政治腐败做了背书,失去了天下士绅的人心。而这也就是洋务派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从此以后道与术分裂为两途,有道者无术,有术者无道,无道的魔咒从此开始折磨中国的改革事业。

就中央与地方关系来说,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早期工业化与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早在宋代就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清朝时中央集权已经相当发达,晚清之所以形成湘淮两系坐大的局面,是由于满洲八旗兵和汉族的绿营兵的腐败,在太平天国的进攻下,被迫启用汉族地方武装。形成这种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财政破产,不能支付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费用,被迫同意征收厘金。而太平天国之后,“厘金和常关税,事实在总督和巡抚的控制之下,”。有了财政支持的督抚就慢慢生成了自己的意志。同时,依靠地方经济力量过日子的督抚也就越来越依靠地方的士绅和新兴经济势力,这并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督抚们的官爵还掌握在朝廷手里,但是他们要在地方顺利地做官,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亲近地方,成为各省的利益代言人。1900年慈禧向列国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湖广、两江、闽浙、蜀、鲁、豫、陕等各省,却缔约“东南互保”。这一举动是各地,尤其是东南士绅推动的结果。到了清末各省成立咨议局以后,这个态势就公开化了,各省督抚纷纷向清廷施压,拒绝中央政府的财政改革。最终清朝也是以各省纷纷独立的形式而告覆灭的。

日本则恰好相反,明治前,日本存在着许多许多强藩,有封地,且世袭。“幕府对各诸侯并不行使上级征税权,许可各藩存在独自的军事组织和领地统治,便其处于半独立状态”。但是,经过倒幕运动后,明治政府废藩置县。中央集权的力量壮大,绝对主义皇权建立。因此中国政府介入工业化是以地方势力作为保护人的身份,而日本则是中央政府的殖产兴业。

从1865年到1890年,满清政府总共创建了21个军工企业,创办人几乎全部是地方的督抚,这些企业都采取官办的形式。在1895年以前,中国的新式民用企业共有40余家,采矿、航运、电讯、铁路、冶炼都由地方官员创办或者领导,采用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纯粹商办的只有盛宣怀创办的湖北荆门煤矿。其余的商办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印刷、砖茶、豆饼、火柴、造纸、制糖、面粉等行业中,相比之下一般规模都很小。满清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大吏把持新式企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既不放心,又不甘心。但博弈中满清中央政府已经处于下风了。以天津机器局的创办为例。

1865年,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北,威胁京畿,清廷执意索取李鸿章的军工机器和技术人员(当时李正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并要李鸿章依为干城的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接连发出了4道上谕。李鸿章为了保住沪局,采取拖延对策,坚持不放丁日昌,另派潘鼎新北上。在给潘的信中,李鸿章指示道“崇公(厚)及总理衙门庸鄙无远识……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由于李鸿章的地址,津局的设立被拖延下来。李又指示潘说:“如须在津设炸弹局,诸无掣肘,或与雨生(丁日昌)商调伊至丁惠安,带匠役数人,前往开办”。为将来淮系控制津局做了准备。1870年8月,津局完成创建,是年冬,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接管津局。从此津局为淮系掌握,成为北洋军事集团的势力。

清廷的失败,是由于朝廷中既缺乏办理洋务的人才,也没有技术人才,所有这些都不得不仰仗地方官员。他们既无道又乏术,既得不到商人的忠诚,又不能用好处来笼络他们。而象李鸿章这样的封疆大吏,拥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势力,至少可以凭借纯熟的官商交易获得商人的支持,因此他完全有力量抵制清廷办理中央直辖的新式企业的努力。在清末所有的军工企业中,只有规模较小的神机营机器局是由满清中央政府办理。

而且,由于清政府财政困窘,各地办的军工企业的费用多出自地方。如福州船政局建厂费用40万两,以及每年的常年经费5万两,都由闽海关拨出,以后的养船等等更是出自福建税厘局。其他如山东、四川、湖北等地的军事工业,是当地督抚创办,自行筹措经费。而在民用企业中,比如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资金除招募商贾以外,都出自直隶练饷。在民用企业中,这些创办人还承当保护人的角色,抵挡言官的弹劾,解决资金的短缺,争取一定的特权等等都由他们出面。

因此,这些地方督抚对这些企业也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各个厂局的总办、会办都由他们委任,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其历任总办朱其昂、盛宣怀、唐廷枢、徐润(代理)无一不是李鸿章的亲信。军事工业更是如此,除福州船政局以外,其他各个局厂分别隶属于地方督抚,总办由督抚任命,呈报总理衙门备案。因此这些企业只不过是这些督抚的另一个衙门而已。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是与这些地方督抚的权势直接相连的。控制这些企业,是成为一方霸主的有力资本。因此,大员之间常会为争夺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权而产生纠葛。比如李鸿章与左宗棠对福州船政局的争夺。袁世凯和盛宣怀对中国电报局的争夺。这些企业也就成了这些大员私人的囊中之物。这也就难怪为什么甲午之战中,李鸿章一味避战,不肯“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举国之师”了。

这种地方督抚控制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模式,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是应急的、防卫是它的主要目的,临时调度是它的主要手段,满清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削弱以后,中国无法集一国之力,进行全面的工业化。从事工业化的多是地方政府官员,他们没有能力做整体性规划,不可能有坚定不移的品质。他们地位的不稳定给工业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投机性。其次,由于各督抚都把这些企业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只有用好处才能笼络那些精通洋务的人为自己效劳。所以新式企业成为督抚安插亲信的肥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总是带有严重的衙门气息。企业中贿赂公行,任人唯亲,冗员泛滥,毫无进取精神。第三,这些企业所依赖的保护人,常随官场的得失而浮沉。这些企业也随之落入不同的人手中。因此这些企业不可能形成稳定的领导集团,也没有长远的发展目标。第四,军事工业的费用,产品的分配都受到地方督抚的左右。因而掌握这些企业,便足以加强分裂于中央的地方主义的势力。对此,李鸿章有深切感受,他说:“津沪机器局巨费,……近日粤东、山东、湖南踵行之,各沾沾自喜,坐井而不知天大,愈分愈大,则愈不以成事。”

现在,我们来分析商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民用工业的经营和资本大多来源自商人。这些商人、无论是买办商人,还是民族商人,都对对官僚有着十分明确的依附性。中国的商人,大多不是正式的科举出身,他们虽然拥有大量财富,但不大可能凭此获得荣誉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都很热衷于谋取功名,采取捐或者办赈济的办法。盛宣怀临死前,对其子侄说他一生中有三件遗憾的事,其一就是没有能象他的父辈和祖辈那样通过科举,获得举人的身份。其他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巨头商人都有候补道的官衔。经营漠河金矿的优秀民族商人李金墉也曾捐有试用同知的官衔。另外,许多投资新式企业的商人,他们本身对新式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充足的信心。因此他们同时也投资于诸如茶业贸易,旧式钱庄等传统项目,甚而购买土地,以求获得稳定的收入。如盛宣怀“把他的来自股息和非法索取公司公积金的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传统的方法投资于当铺,不动产和土地。他的榜样被他的同伙股东所仿效。……这种求助于土地的安全,威望和高利贷利益,甚至超过了诸如轮船招商局中的330万两和汉冶萍厂矿中的100万元巨额投资。”

最后,这些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商人都有依赖于某个官员的动向。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大型的新式企业如轮船、采矿、电报、组织等,如果没有地方大吏的保护和扶持是建立不起来的。因为没有一个官方的保护人难以筹措到大额的股金(得不到商人的信任),在传统的社会中,也得不到能与外国资本和旧式企业竞争的特权,躲避不了来自官方的勒索,以及言官的纠弹和顽固派的反对。郑观应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写到:“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现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谋求。”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反映了商人的一种要求。

因此,中国的商人也只能委身于旧制度之中,而不能对其有所革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他们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中国早期工业化中,许多企业分给股东的红利是相当高的,但是用于发展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却是相当低的。这是中国的新式企业不能发展成象日本的邮船会社那样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商人中不可能产生象岩崎润太郎那样有雄心的企业家。不唯洋务时期如此,在1895年之后,中国民族商人争取民办公司的过程中,也多是依赖于某一大官僚与中央政府对抗,如中国电报总局依赖盛宣怀与邮传部对抗,中国的大型民族工业在以后的发展中,也都与政客有密切联系,如张謇。

商人们虽然大多会依附于某一个官僚,以及官僚政治,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这些官僚作为获取财富的工具,他们也惧怕政府的伤害能力。他们并不认可,也不敬重官僚。他们鄙视朝廷的贪婪和无能,政府的税收、海关政策歧视他们,他们也因为朝廷没有提供足够的财富保护和经济秩序而抱怨不已。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朝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我们的工业化,一方面,经济中有活力的部分在疯狂增长,而这一部分力量游离于政府之外,对政府怀抱着深深的敌意,只有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投身于反抗政府的事业。托庇于洋人就不用说了,从戊戌变法到孙中山革命,背后都有许多大商人的鼎立支持。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总商会还组织军队协助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总局。而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日益困难,他们越来越依靠于外债和新式企业,就连左宗棠西征的军费也要依靠于胡雪岩在上海金融势力,李鸿章为了维持北洋的事业,也和许多买办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事实上到了晚清,清廷的财政更多是建立在新式商人身上,他的生命掌握在一群时刻准备背叛他的人手中。

总之,在这种种背景下,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努力中处处隐藏着种种困难和危机,衰败和灭亡象梦魇一样时时纠缠和羁绊着中国,光荣和辉煌的过去使他不甘于平庸,使他加倍感受的失败的屈辱,也成为他奋起的沉重抱负。中国的工业化举步维艰,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波折,与相邻的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开始现代化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少年。他是在现代性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他有成长的烦恼,莽撞粗鲁,因无知而残忍,因残忍而充满活力。他对自己骤然增加的力量没有准备,也没有驾驭的经验。最终他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代价,忍受了惨痛的失败,但他显然没有经历像中国那么多的痛苦无奈,没有感受中国那么多的折磨。

从1840年以来,帝国的皇冠逐渐从君王的头上脱落,最终在泥土中粉碎。这并不值得惋惜。托克维尔曾经刻毒地揭示路易王朝的灭亡原因,他说:“当时的统治阶级,因自己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统治者的能力和资格。”这个原因在中国同样适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领导者目击了皇冠沦落的全部过程,但他们却没有能接住这顶王冠。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们未能洞悉中国现代转型的秘密,未能降服帝国的命运。百年之下,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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