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党争”：家变导致国变
尽管历史学家能在事后给出很多“理性”的解释，历史本身却经常是非理性的。越是多读“戊戌”轶事，越是难以遏制地要抛弃任何来自政治、历史、文化和思想模式的学术解释，越是想说：这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爱国”，“亲俄”vs“亲英”的“路线斗争”，但是此时此刻，原则并非重要，它变成了相互攻击的籍口，是整倒对方的武器。于是，东方宫廷式样的权力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问题，耽误了急迫的变革，家变导致了国变。满清用血腥的内部残杀，送走了将近二百八十年的“大清王朝”不说，还把一个希望尚存的中国拖进了“百年深渊”。“戊戌”是中国近代“变法”事业的最后一次良机，失去了这1898年，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腐败、内乱和外辱，就像地震过后的地面塌陷那么见怪不怪。废墟之上，自由、理性、秩序和繁荣，所谓“现代性”的要义，一件件都是那么地难以建立，“新政”夭折了。
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老五太爷”的幼子）曾在光绪、慈禧和醇亲王（“老七太爷”之子，光绪皇帝的生父）之间调解矛盾，1900年清朝大乱的时候说：“我有两语，概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载漪谋篡。”光绪不喜欢隆裕皇后（慈禧的侄女），因此与慈禧龃龉，导致“戊戌”之前的“帝后党争”。因为慈禧厌恶光绪，清宗室载勋、载漪等人乘机密谋“废立”，企图废黜光绪，另立皇帝，最终导致“义和团”之奇祸。这一说法记在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清末的人民耳熟能详。慈禧太后是在1898年9月21日下令把光绪皇帝囚禁在南海瀛台涵元殿的。整整两年过去了，“老佛爷”的愤恨之气还没有出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慈禧裹挟光绪一起出京“西狩”。仓皇之中，光绪的爱妃珍妃挺身而出，请求把皇帝留在北京，守住国本。慈禧勃然大怒，歇斯底里地大呼：“把她扔在井里去！”按《景善日记》的实录，慈禧当时说的是：“惩戒那不孝的孩子们，并教那鸱枭，看看他的羽毛丰满的时候，就啄他母的眼睛。”两年来，慈禧心里一直把光绪这“孩子”看作不是一只好鸟，啄了她的眼睛。皇帝“怨愤之极，至于战栗，”又一次跪在太后面前求饶，也没有求回他的爱妃。珍妃差不多是作为光绪的替身，即刻被太监们塞进了宁寿宫外的大井里。为了“戊戌变法”，慈禧和光绪积下的怨恨极深。
当政治活动不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公开进行，只是在宫廷里面，由几个寡头人物来决定，个人之间的亲疏恩怨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就被会放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戊戌”这一年，中国的“变法”大业，就坏在这位看不惯皇帝，因此不肯放权的“老佛爷”手里。据知情人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1898年9月19日黎明时分，慈禧冲进光绪的寝宫，将书几上的所有章疏奏折一把捋走，留下的恶言也是骂光绪“忘恩负义”：“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
64岁的西太后，在她意识到将要被“帝党”的“变法”踢开的时候，就从“垂帘听政”到“撤帘归政”，又一次来到权力前台。玩惯了权力游戏的她，几下措施，就把牵线木偶“儿皇帝”耍出了局。其实，1898年的清朝权力，忙碌的紫禁城仍然被慵懒的颐和园支配着，朝廷和地方上的实权仍然为“颐养天年”的慈禧一手控制。死后都被谥为“文忠”的“荣文忠公禄”和“李文忠公鸿章”，在许多关键场合都没有站在光绪一边。荣、李“二文忠”，果然深“文”周纳，“忠”的却是西太后，当时就被视为“后党”。李鸿章是“中兴大臣”，光绪年间的封疆大吏大多是他湘淮军系统盘根错节的门生故吏，上海、天津的洋务事业由他一手掌握。荣禄是慈禧后期提拔的得力干将，“百日维新”开始时，拔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权倾一时，京畿附近的军事、行政权力一手掌握。“二文忠”是慈禧的左右手，他们对“变法”袖手旁观，“帝党”的政令怎么能够畅通？“变法”的结局又怎么能够完美？
“百日维新”夭折后，除了少数因为不喜欢康有为“新党”而维护“后党”的士绅外，大多数民众都叱骂西太后。全世界的舆论更是一致站在光绪一边，没有人同情这位“中国寡妇”。慈禧更大的洋相出在二年后的庚子年，可她在戊戌年9月的所作所为，已经令她背上了永远洗不掉的耻辱之名，虽然她也是辛辛苦苦地维持清朝的“同光中兴”几十年。确实如她对光绪叹苦襟倒苦水的时候所说，她也是为清朝的好：“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这段话出自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录西太后的话确实可信。她渴望“富强”，她设计“变法”，如果“变法”不抛弃她的话，她是“变法”的终身领袖。可是，她被抛弃了，虽然未必是“帝党”真的要抛弃她，可无情的历史却在戊戌之年断然地抛弃了她。
清末的朝廷，演的是整一出悲剧。悲剧的主角中，全是由慈禧太后扶助的同、光、宣三个皇帝，光绪是最值得同情的。同治纨绔，宣统儿戏，按皇族的看法，满清贵胄中，光绪算是心存仁慈，德配疆土的了。光绪死后，礼部拟谥号为“德宗”，原是不错。光绪品性善良，做了一国之君，却还不愿伤害好人。当年恽毓鼎参奏圆明园太监在外收受贿赂，光绪皇帝就把他的折子藏了起来，不给慈禧看，生怕受到报复。据经常上朝的臣子说，光绪对那些新来不熟悉，或老得不灵活的朝臣，偶有礼数不周，都是原谅的，有时还不顾君臣之分，下来扶持。这一点最要命，庚子年“义和拳”危机，就是因为他情急之中，下了龙椅，在座下与犯颜直谏西太后的忠臣许景澄相拥而泣，被叱为“失礼”，许才被斩首的。
光绪不该是“亡国之君”，他在“戊戌”的表现，可称“励精图治”。很多八旗纨绔子弟，摆弄“西洋镜”乐意，让他们真的学点“西学”就打哈欠。光绪亲政后很是着急，便带头学习英语。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光绪在1891年12月1日开始学英语，“是日起，每日午，上在勤政殿命奕劻带同文馆教习进见，讲洋文。”当然，中南海里学外语，ABCD，Good morning，不过摆摆样子，但是光绪皇帝借此表达的旨意很明确：祖宗之法不可恃，他要身体力行搞改革。英国《泰晤士报》很快作了报道，在华推动“变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听说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1892年初在上海《万国公报》上发了头条文章：《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说中国的“变法”大有希望。
作为一个改革家，仁慈的另一面就是光绪皇帝的性格缺陷――懦弱。光绪不象慈禧那样懂得用权术笼络那些趋炎附势的“老臣”、“权臣”。势单力孤的光绪，亲政以后为了推行“新政”，到处寻觅能够帮助他的老法师。找来找去，最能够帮他的还是自己的“老师傅”翁同龢。光绪从小离开父母，在慈禧身边很少品尝亲情，他对陪着自己长大的翁师傅礼敬有加，“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这种信任，是从青少年时期的依恋发展而来的。据传说，光绪皇帝从小害怕雷声，在毓庆宫读书的时候，遇到雷电大作，都会投进翁同龢的怀里。光绪皇帝想在乱世里搞改革，却不具备强人性格，这几乎给“百日维新”定下了宿命。一直不太明白章太炎1904年在上海《苏报》上大骂光绪“载？小丑，不辨菽麦”还有什么具体原因，或许正是这类懦弱之极的“畏雷”传说，使得章太炎认定光绪不堪中国变法之重任，是谓“小丑”。
“帝党”以翁同龢等文官组成，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张謇等人附之。“后党”都是些权贵人物，荣禄为首，李鸿章、刚毅、孙毓汶等人附之。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苏州常熟人，道光进士，官至大学士，曾是同治皇帝的授读“师傅”。翁同龢本人是咸丰六年的状元，最后也当上了大学士，成了光绪皇帝的伴读“师傅”。“父子大学士”兼“两代国师”，加上翁同龢的两个兄长同书、同爵通过不同途径，都当上了总督、巡抚的封疆大吏，“常熟翁氏”是清朝文官道路的典范。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海宁陈氏”显赫一时，与之呼应的就是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常熟翁氏”。所不同的是：翁氏的时运有所不济，成了有清一代衰败历史的见证人。
太平天国动乱，令湘、淮军崛起，清末的官场出现乱相，清代由江苏、浙江读书人主导的仕途，被立下赫赫军功的湖南、安徽军人打破。在此过程中，常熟翁氏与湘淮军早早地结下私仇。曾国藩在1862年参劾安徽巡抚翁同书谎报军情，结果被判为死罪，赦免后充军，不几年后病逝于西北。青年李鸿章在科场上原来是认了翁同龢父亲翁心存为“太老师”的，投奔曾国藩以后，成了淮军领袖。1864年李鸿章在攻占苏州后，屠城杀戮降将，令江南富庶地区生灵涂炭。苏州太平军忠王府建了一座江苏绅士捐建赞颂太平天国的牌坊，据说上面刻有翁、潘、彭、汪等苏州京官亲属的名字，李鸿章不依不饶，要以“通匪”罪名惩办。湘淮军人挤压苏州京官，结下恩怨。翁同龢作为在京苏人领袖，无法和西太后身边的权势人物合作。“帝党”、“后党”之分列，临事处事，尖锐对立，就成为必然之事。
“新人”冒进：维新人才的断层
1898年5月29日，扶助“孤儿寡母”，主持清朝“洋务”近四十年的恭亲王奕訢去世。同治老人们渐渐凋谢，“帝党”终于等到了“新政”良机。一时间，旁落的中央行政权力大量回复到光绪皇帝手中，翁同龢的作用骤然增大，“事皆同龢主之”。二月之内，翁同龢为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从《翁同龢日记》看，他这段时间内频繁地召见中外“名流”，向全国各地官员征集变法方案，收集世界各国的制度宪章，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帝党”无人可用，检查《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对人才匮乏忧心忡忡。确实，进入“帝党”视野的人才实在有限，且大多根基浅显。无奈之下，翁同龢面试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张荫桓则邀请日本前首相前来传经送宝。“帝党”希望他们以“洋顾问”的身份，出面主持中国的变法事业。这固然是一种“对外开放”的兼容，但更是表达了“需才孔亟”之迫切。
然而，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亲下“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次日便下诏要各省荐举人才。又次日，议定任用张謇、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可是，“百日维新”甫入第四天，还没有凑足人才班底的时候，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发来一纸谕令，革去翁同龢“协办大学士”职，“开缺回籍”，罪名竟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真是“莫须有”，翁同龢是极为谨慎低调的老臣，问题当然出在西太后不放心“帝党”任用的人才们，称之为“少年新进”。
1898年的“变法”，是朝廷的自救运动，一直由翁同龢辅佐进行，如果深究“变法”的专利权，应该贴上“翁氏”标签。然而，由于慈禧断然下手，“帝党”临时失去主帅，群臣无首，只能由光绪皇帝带着一群总理衙门的小“章京”来维持，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年轻“行走”仆仆于程。六品官员，工部主事康有为被历史镜头聚焦，出面领衔了余下的“新政”。“百日维新”失败后，神秘兮兮的康有为怀揣着假造的光绪皇帝“衣带诏”，在上海、香港、日本和海外，到处以“戊戌变法”的法定继承人自居，他把1898年，乃至整个清末的“维新”事业都贴上了“康记”商标。反过来说，康有为自诩：“没有康有为，就没有戊戌变法。”
朱维铮先生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在编订《未完成的革命》的时候，告诉读者一项真情，他说：“没有康有为，就没有戊戌变法？这个源自康有为本人的说法，早已受到史家不断质疑。……康有为的最大毛病，如章太炎所讥，在于自命‘圣人’，想当‘教主’，因而为了显示自己凡事无不先知，无不首创，非但好篡改个人历史，而且好篡改已刊论著。”现代史家考证以后得出结论，对康有为的文字都要存疑。很多个性强烈的思想家都十分自恋，康有为也喜欢放大自己的影象。固然康有为在“甲午”前后反复上书，在“戊戌”前后参与变法，有很大社会影响，确实是一个“热门话题”的制造者。但是“社会影响”绝不是靠一人之力能掀起的，况且在骚动的“社会影响”中，公众人物的言论中到底有几分真知灼见，有几分误导人心也还需要辨别。
康有为的变法言论到底有多少“先进性”？或者我们应该问一下“新党”的理论到底“新”在哪里？这样一问的话，康有为作为“戊戌变法”领军人物的合法性果然有问题。因为《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开始在北京薄有名声。1888年11年16日，翁同龢接到上书后表示：“南海布衣康祖诒（有为）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十多天后，11月30日康有为托“清流党”盛昱转呈他的上书，翁同龢再次拒绝，并在日记中说出了自己的理由：“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覆谢之。”康有为的呼吁书，提倡用“西学”来变法，言辞愤激，表述奇特，是一篇浪漫主义的美文。然而就具体措施的可行性而言，远不及前后左右的思想家们。康有为的文章总是檄文式的，度越了“文质彬彬”的文章规矩，“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文胜于质”的嫌疑，这和他感受到的时代危机有关，也和他不甘寂寞的性格有关。此外，《上清帝第一书》还贸然地介入了清廷内部的“帝后党争”，他要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下诏罪己”，原是低级言官冒死直谏的惯用技法，除了给“变法”制造阻力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方案、新知识和新思想。
虽然在戊戌年以“西学”出名，但康有为对于西方的知识只是半通，甚至还不及几十年前的前辈人物，勉强算上是个 “二流人才”。当时精通“西学”的人才，大都已经聚集在“洋务派”门下。曾国藩的幕僚中有“耶鲁学士”容闳、“出使大臣”薛福成；李鸿章的幕僚中有通晓九国语文的马相伯、马建忠兄弟；即使是稍后加入“洋务”的张之洞，幕僚中也有“海归派”的文坛怪杰辜鸿铭。这些幕府人物都是“半御用文人”，平常做的只是做做翻译、上上条陈，拟定合同、协议、条约书稿等等，没有把他们的真才实学和全部想法发挥出来，但是这不是他们的错。一旦把他们对于建立中国现代社会的理想透露出来的话，他们是行家。大臣们的幕僚之外，沿海城市里还有一批“公共言论家”。“戊戌变法”之前，在新出现的西式报馆、书局、学校里传播“变法”言论人已经出现，上海有王韬、郑观应；在港澳有何启、胡礼垣、伍廷芳；稍晚，在天津出现了严复，就“西学”而言，他们都比康有为个更加了得。
康有为自己承认，他是在1882年进京赶考，途经上海，才“大购西书以归”，回广州以后，“自是大讲西学”。康有为买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美华书馆的翻译书籍。按参与翻译的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的说法，这些书籍都是西学ABC，单科的入门书，如果把这些书籍当作“西学”精华的话，就是“徒袭皮毛”了。那年在上海，康有为或许对上海街面的繁华印象更深。他在福州路不仅购书，还沉溺于“书寓”、“堂子”的花丛中。马相伯《六十年来之上海》讲了一段轶闻：“康圣人在光绪初年嫖得一塌糊涂。那时须赶赴京下春闱，最后才搭上了招商轮船，他的嫖账都还没有还。债主都追到船上来索债。康圣人情急智生，躲在船顶上的救命船里，居然得以赖过债。这是康圣人的玩意儿，足见文人都不修边幅。”这段“赖嫖账”的故事是可信的，当时马相伯奉李鸿章之命，在上海轮船招商局查账。马相伯固然性格诙谐，擅长演讲，但他毕竟是天主教徒，说的不是无稽之谈。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新式文化的发源地。1895年“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名彻神州之际，他投稿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何为当今中国变法当务之急》的征文比赛。比赛主办单位是长期推进“西学”教育的广学会，比赛奖金600两由一直关心中国“变法”事业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老资格的“变法”思想家王韬主持评选。但是上海的评委们似乎没有给“康圣人”多大面子，在85位获奖者中，只授了他一个五等末奖，奖金3两。这个故事说明，康有为的“西学”震慑北京之际，在野的老牌“西学”家们还具有领先地位。传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把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划为“早期改良派”，似乎只有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才是正牌的“改良派”。其实，思想者的历史不是“进化论”能够主宰的，谈起改革来，年轻的康有为未必能及老迈的王韬。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柯文教授用“沿海型”和“内地型”来区分中国的“改良派”。在他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变法》中，把王韬、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马相伯等人称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s），康有为这样的学者则被列入了“内地型改革家”（Hinterland Reformers），属于接受前者影响的群体。在参照“西学”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沿海型改革家”显然占有着思想、知识、技能和人脉上的优势，可惜由于“帝后党”、“新旧党”的争议，他们无法进入北京朝廷“变法”决策中枢。中央分裂，“新进”驱赶“老辣”，使得本来就是非常有限的人才资源不能集中使用。
戊戌年间，“帝党”想搞“维新”，却缺乏“新政”人才。倾向于“后党”的李鸿章倒是囤有大量“洋务”人才，但是他想看“帝党”的笑话，翁同龢也不会任用异己的幕宾。传统政治体制中，人才没有社会化，类同家兵家将，归权势人物私有私用，别人不得染指。于是，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不断透露朝廷无人可用。任用康有为应该是他在几次回避拒绝，再三犹豫之后的冒险一试。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诺大的中国，几十年的“开放”，怎么可能找不到几十个应时之才呢？只是清朝僵硬的人才政策，无法考选，却能糟蹋，最后害了“戊戌变法”。
通经致用”：“学”与“政”如何关联
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有“政”与“学”两重意义。政治学意义上的“戊戌变法”，以“百日维新”的惨酷结局而告终；思想史意义上的“戊戌变法”则因为极富戏剧性的“变法”结局，引起了空前的全国大讨论而延续很久。全体士绅加入的大讨论，深深地契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搅动起前所未有思想纠纷。在一系列问题上，中国人困惑了：“宪政”在中国可不可行？中国的“宪政”要不要一个皇帝？还有，将来中国的“宪政”中，满人还该不该继续统治汉人？还有很多很多派生的问题，都被提交到在上海、澳门、香港，还有东京、横滨等报纸上展开讨论。讨论中间出现的观念分歧，使原来尚能称得上关系“和谐”的士大夫们相见如仇，群体分裂，乃至于原来号称“一统”的中国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大裂变。
所有问题都涉及到“政”与“学”的关系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史争议是政治体制上的“中西之争”。在迫不得已引进西方体制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还能不能作为中国当前政治的资源？换句话说：儒家的经典学说还可不可以拿来用作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虽然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作用不大，他的“变法”主张也没有多大的新鲜，可是清末关于儒家思想前途命运的大讨论，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康有为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引起的。梁启超惊叹他老师的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就藏在康有为的两部“经今文学”著作《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8）中。在这两部著作中，康有为非常奇特地把儒家“经学”拿来比附清朝的“变法”，他得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结论，企图把“变法”的思想架构放在当时士大夫人人皆知的儒家“经学”上。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用考证的方法，得出结论说：我们士大夫天天都要背诵的“四书五经”中的经典语录，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古文经学”，都是汉代王莽篡政以后，东汉经师刘歆等人借托孔子的名义编造出来的“新学”，是“伪经”，都不是“真经”。《新学伪经考》的意图是要否定“四书五经”在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绝对地位，摈除“假孔子”，请出“真孔子”。利用经典反经典，打着官旗反官旗，这是“经学时代”惯常的思维方法，很容易被人识别出来，更容易造成轰动效应。保守派的翰林大夫安维峻向朝廷报告揭发说：《新学伪经考》“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戊戌前后的清朝政府已经失去思想权威，对于这种小报告、大批判浪潮，康有为非但不怕，反而正中下怀，正可以借此逆流而上。
指责康有为“非圣无法”，还不能说是保守派制作的“大帽子”。康有为拆卸“六经”典籍，解构“三代”历史，并借此达到他“以学干政”目的的做法在稍后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更加明显。《孔子改制考》塑造了一个“托古改制”的孔子。按康有为说：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夏、商、周“三代”，也没有伏羲、神农、尧、舜、汤、文武周公，更没有儒家“六经”。所谓“六经”，都是孔子为了“变法”，托夏、商、周三代之古制作出来的。如周予同先生和朱维铮先生反复指明的那样，《孔子改制考》已经参考了严复翻译介绍的“进化论”，表明了康有为对“西学”用“暗渡陈仓入中国”，对“儒学”则用“明修栈道改六经”的一贯做法。
先不论康有为的“考证”在学术上是否站得住脚，单是他“以学干政”的做法，就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眼看“变法”马上就要展开，挑起敏感话题，自然有其轰动效应，可以获得话语权，也有一些思想解放作用。但是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不负责任地把学术和政治扯在一起，轰动后导致的思想混乱和无端争议，给“变法”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大。康有为把孔子塑造成一个象耶稣那样制定宪法，教导人群的“素王”，而他自己“更正”了儒家，就象是那个“更正”了基督教千年教会的马丁·路德。如此“考证”之后，儒家是“孔教”，孔子是“圣王”，他自己就暗称“教主”了。这样的做法太过狂悖，除了能将清朝的“变法”打上“康记”烙印外，毫无实际意义。朱维铮先生《康有为在十九世纪》一文中说：“康有为想破除（‘中国从来没有政教分离’）这一传统，反而给予反改革者以否定维新的口实。”说得再明白一点：康有为是把清朝的“变法”事业当作了他的私人事业，对于事关民族复兴的大业，康有为有私心。
“百日维新”失败后，一般人士多把康有为等人呼为“新党”，把他们主张的变法学说称为“新学”。1898年9月22日清政府的通缉令上，康有为的二项主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结党”是指责他在光绪的保护下，结成了自己党羽；“莠言”是说他的“新学”扰乱了清朝的意识形态，造成思想混乱。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要为这场“谋反”活动负责。清朝每个衙门的官吏都刀笔老到，这两项指控要言不烦，直捣命门，欲置康有为于死地。因为他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康有为获得了不少听众，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原本可以团结在“维新”事业周围的人，比如王先谦，比如章太炎，…………，人们都离他的“莠言”而去，因为他确实“曲学阿政”，确实有“私”。
康有为把清朝的改革作为他的私人事业来从事，他刻意要把“戊戌变法”打上康氏“经今文学”的印记。清朝的“变法”，是一项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业，能够投身其中确实是令人激动的。但是无论如何，清朝的改革既不是称“孤”道“寡”的满清可以垄断的，也不是任何个体“思想家”能够呼风唤雨召来的。正如李鸿章等人意识到的，十九世纪中国人卷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要求清朝人承担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变革，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宗教都面临巨大挑战，并不是单单要保住“大清朝”，更不是取了哪家的独门“经书”来做试验。在国家大义面前，政治制度的变革应该采取一种温和的协商，和谐的讨论和谨慎地施行。如果不是从制度层面着手具体的变革，而是用政府权力强制推行某一个人、某一学派，或者某个党派的“思想”，实施思想改造，乃至用整个民族文化作个人试验，都是“私利”和“私心”，都要不得。清末的“维新”，本来确实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幸见证这一场变革，确实令人兴奋不已。但士大夫本来没有读透几本新书，硬是用些不通的“新学”来比附现实政治，刻意地要在这场“变局”中留下私人印记，就患上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最容易犯上的“虚妄症”了。
从政治层面来讲，“戊戌变法”是清朝政府开展的一次“维新”；从思想文化层面来讲，“戊戌变法”却是中国士大夫的一场“革命”。“维新”的字面意义是从《诗经·大雅·文王》的句子“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来的。这句话根据唐代经师孔颖达的注疏，它的意思是：“周虽是旧国，其得天命，维为新国矣。”按照儒家“经学”的解释：象周代这样得到“天命”眷顾的“旧国”，是可以中途改弦易辙，变为“新国”的，是为“维新”。这种观念和《圣经·旧约》中犹太民族认为自己的先人摩西曾与“上帝”订约，因此只要能够遵守约定，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宠是一样的。清末的人们一度相信：只要“迁都”（有《请设新京折》），“改元”、“易服”、“剪辫”（有《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加上其它如“废科举”、“设学堂”、“立报馆”、“开译局”等等措施，清朝就可以避免“改朝换代”，完成“变旧为新”的“天命”。这样的“维新”，至1898年实际已经失败了。
“戊戌变法”既是失败了的“维新”，也是“未完成的革命”。儒家意义上的“革命”一词，来源于《易经·革·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按经学家的注疏，这段经文说的是夏桀的残暴统治，商朝的奠基人汤武王率人民推翻前朝，合乎天意，顺乎人情，是为“革命”。在儒家“经学”的传统术语中，“革命”与“维新”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要“改朝换代”。1898年的“维新”失败，开始了清朝体制的最后崩溃。从此，已经腐败了几十年的清朝各项社会制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扶也来不及地一块块倒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同时，清末士大夫在思想上的“改朝换代”已经先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开始启动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儒家士大夫最后一次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实施的“变法”。十三年后的“辛亥革命”，连忠实追随康有为的梁启超也离“保皇派”而去，年轻读书人再也没有兴趣使用儒家的思想，或者其它哪一种传统文化资源来改造清朝体制。虽然大家还是传统文化中人，可“西学”已经在表面上压倒一切，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新纪元。辛亥年的“革命派”们，套用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Human Right）学说，还有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革命”（Revolution）思想，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有着西方“先进政体”名义的“共和国”（Republic）――中华民国。
文章原载《文景》，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