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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龙: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吴小龙: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梁启超思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主义的阶段,他的这一段思想历程,决定了他后来对维新与立宪的思考,对改良与革命的态度,对国体和政体的选择,乃至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看法与分合关系。作为在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这一选择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探索趋向。

梁启超的这个思想变化过程产生在他流亡日本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变化首先来自于他在日本所接触的现实对他的刺激。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记载了令他感触很深的一次所见:

“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之红白标帜相接,有题曰欢迎某师团步兵某君,某队骑兵某君者,……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者率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其标上仅书欢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样,无甚赞颂祝祷之语,余于就中见二三标,乃送入营者,题曰祈战死三字,余见之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诗歌无不言从军乐。”1

这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民风民俗引发着梁启超的思考。中国为什么缺少这种激昂豪迈的民风和国魂呢?梁启超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尚武的“兵魂”——而这种兵魂,这种尚武精神,本应来自一种强烈真诚的爱国心和自爱心。国魂和兵魂当然来自民众对于政府、国家的认同和责任感,来自一种国家主义的精神。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的起点处,是对日本人“祈战死”的兵魂的感触,是希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思考。

其次,除了现实的刺激之外,对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更大作用的是他在日本期间的大量阅读和认真思考。梁启超到日本以后,以流亡兼留学的积极态度对待自己的新生活环境。因此,他极为关注日本这个国度所能够提供给他的思考材料和信息。张灏指出,“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梁生活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某些影响。”2 这种影响,从一般意义上说,是他可以把日本“设想为一个社会实验室,在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西化的价值观以及固有传统与西方冲击之间的各种互相影响。”3 在具体意义上,这种影响还在于,“日本大规模吸收西学比中国早数十年,……积累了大量西方译著”,大大方便了梁启超的研究和思考;同时,日本思想界的“某些具体思想人物或学派对梁思想的发展会产生明显的影响。”4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也指出,“梁启超自己曾强调赴日之后‘思想一变’,那种‘一变’无疑是置身于日本、体验和摄取了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后的结果。正是通过对日本所摄取的西洋文明进行吸收,梁启超才迈出了新的一步。”5 而在受日本思想影响的诸各个方面中,国家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国家主义是明治维新期间以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大思潮。在明治思想史中,“国家主义精神”与“进取的精神”和“武士的精神”被并称为明治精神脊梁的三个支柱。6 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这种国家主义思潮的产生,起于日本对西方列强入侵压力的回应,并促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变法改革,走上了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是,它在此后的迅速膨胀和畸形发展却把日本一步步带上了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不归路。而在这个过程中,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点。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是日本国势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经过西方国家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举国上下经历了从虚骄狂妄到失落悲愤的震撼。这个震撼在日本国家主义迅速膨胀以至于走向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要而言之,国家主义思潮在此际的日本思想界几乎成为主流,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危机意识。日本本来就是个本土资源极为短缺的蕞尔小国,明治维新之前的西方威胁和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更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还不够强大,意识到世界格局的东弱西强和西方列强对东方侵略的迅猛势头,也意识到自己的国力还不足以对抗西方列强。这些在日本人心中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

第二,明治维新又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变革历程。改革的成功使日本在亚洲各国之中脱颖而出,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进入了资本主义强国行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日本当时在甲午战争之后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亚洲之先进国”,“东西文明之总汇流”7,甚至于急切地要“脱亚入欧”。因此在那个整个历史时期中,日本的民族心态处在乐观的激荡之中,甚至于自负虚骄,强烈地渴求不断的迅速发展,并且在其潜意识中,将战胜对手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出路。

第三,这种心态走向急速膨胀的国家主义,也与日本思想界的素质有关。应该说,日本思想、学术界是比较缺少自身的学术传统,民族也缺少思辨素质的。因此他们对所引进的西方理论侧重于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参照系,并且经常为这些理论所左右。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在作为亚洲大国的自负感之外,也产生了与欧洲列强相比较时作为弱者和后进者的急躁感。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这种情感的交织”是“日本国家主义的特色。”8 在三国干涉还辽后,配合着明治政府提出的“卧薪尝胆”的口号,种种新的国家主义思潮产生了。其中有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山路爱山的“适者生存”论,以及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等等。

作为这些理论迅速涌现的心态背景的这种急躁感实际上也是一种忧患意识。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中日两国思想界似乎都躲不开这种急躁感和忧患意识的宿命。其起因是一样的,都是出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并不一样。在完成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人那里,是未能与列强平起平坐的焦虑,而在中国人这儿,是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忧心。这种急躁感的根据也不一样,一是寻求完成了变法和社会转型后的新的进境,一是无法实现变法宏图的失望和失落。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严重不足是其潜在的远忧。这种国力、国势、战略和地缘方面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和国际政治的运作模式之下,导致对外扩张的欲望和必要,导致穷兵黩武和战争掠夺,这基本上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而当时中国人的急躁感,更多的政治性的,是在一种民族的存亡危机面前不可遏制的心态波动。梁启超此际的思考也明显带有这种底色。

在日本思想界对自己面临的现实的思考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心态、思维方式和判断是与中国的思想界大不一样的。例如,对于西方文明,日本明治维新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就表现出他一种独特的理性,把西洋区分为“现实之西洋”与“理念之西洋”。对于“现实之西洋”,他主张“为了不让国家蒙受耻辱,日本国中即使一个人不剩,抛弃性命,也不能有损国威。”9 而对于“理念之西洋”,福泽谕吉则以完全开放的心态,主张学习西洋文明的本质和精髓,吸收西洋文明的内在的精神,用西方文明的精神和本质来提高自己、武装自己,与西方列强抗衡。他甚至从这个角度批评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只学了西洋文明的“皮毛”。而于此同时,日本思想界的另外一些人则对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如中村正直,其观点与福泽谕吉迥然不同。他认为学习西方文明必须有东方学说的基础,“洋学进步之迟疾,全视其汉学得力之深浅”,也就是说,如果对于东方得儒学有深刻的认识,那么对西方文明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是他提出“儒学始终是一种通于天人之际的普遍原则”的“汉学不可废论”。10 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也有过在言辞上颇为类似的议论,并且彼此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在日本,这两种思想看起来相反,实际上却起着一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如果说福泽谕吉“现实之西洋”与“理念之西洋”区分,和他对这两个“西洋”的截然分明的迎拒态度,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还有某种程度的近似的话,那么中村正直“古今东西道德一致”和“汉学不可废”论则与中国的保守派对于“国粹”的观点相似。但是在与中国人类似的议论的表面相似之下,福泽和中村的观点却体现了一种汉人所没有的开放和自信的心态。中国人之论中西相同,目的在于证明“万物皆被于我”,至多学学西洋人的“技”则足矣——文物典章制度方面,精神文明方面,则仍以中华为优。这是一种价值排拒。而在中村正直的议论当中,侧重点却是在于价值认同和接受。但是由于他强调则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点,就“减少了异质文化相接触时所引起的紧张感”,11 回避了自己民族内部因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冲突而产生的内耗。以这种观念和心态,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既可以坦然迎入西学又回避了激烈的思想冲突。于是中村正直和福泽谕吉的思想则可以在变法维新和文化转型中构成同一价值向度上的互补,使得日本人在面对现代化转型时的思想、心态大致平衡,缓和了紧张感和危机感。这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转型过程避免了紧张和内耗,也避免了太大的冲突和动荡,“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富国强兵’而跻身于西方列强行列。”12 而在中国的思想界,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和国粹派之间却一直形成对立和紧张。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和改革思考都面对更大的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的种种国家主义理论中还应当一提的是浮田和民的“伦理帝国主义”说。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高田早苗所翻译的《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一书的影响。这部书的观点是将帝国主义的出现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从民族主义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种观点对于浮田和民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他认为“现今之帝国主义是民族膨胀的自然结果”,这个帝国主义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带有侵略性质的侧面,“其经营原则带有政府和军事的性质;其二是带有自然性质膨胀的侧面,其原则是带有人民及经济的性质。”而与此相对应,“帝国主义有两种,其一为侵略之帝国主义,其二为伦理之帝国主义”——“过去的帝国主义,专属于前者,而当今的帝国主义则专属于后者”。13 他进而提出:“在今日,日本欲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帝国主义,无论朝着何种方向,都甚为不可,唯有始终保持伦理帝国主义之一途。吾人于此再欲重申,日本今日应当提倡的唯一之帝国主义,是在国际法范围之内,向欧美各国充分扩张自国人民的权利,同时扶植亚洲各国之独立,为扶植其独立,开发和诱导亚洲各国的改革,而唯在使日本人民在世界各国享有产业上的利益。”14 在这里,浮田和民似乎是在用着一种理论性的语言,试图思考并表达在当时国际格局中日本兴起的方针和谋略。他上述那段话后半部分所说的意思,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象是一种亚洲的地区联盟。但是,不管这种“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伦理帝国主义”的初衷是否真诚,它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给日本“自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的结果,却是在“国际法范围之外”的深重灾难。

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解释为历史的必然,解释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是当时欧洲的一种理论。论者主要着眼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以推测其后果,算不上什么高论,但却也比较实在。这些理论到了日本人那儿,就有了一种更为露骨的表达,诸如“民族膨胀”说或者所谓“伦理帝国主义”。梁启超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它并且借此理论申说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国就此尽快走上“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他这里所说的民族帝国主义也还只是民族主义而已)的发展道路,其原因恰如前述,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危机感,正与中国人易于接受进化论一样,接受的是它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震撼和警告。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梁启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大势和中国命运,不得不承认“弱肉强食”已成为当代世界的“天经地义之公德”15。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提示的恐怕不是象日本人那样虚骄的自信,而是沉重的心忧。因为很明显,我们这个“大汉民族”从来就不擅于对外族弱肉强食——即使是在它最为强大的时候,它对外也是“修文德以来之”。至于民族膨胀所形成的压力,它已在自己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的进化中,形成一种自我消释的“动荡-调整”机制。这样一个民族怎能指望在梁启超的一番大声疾呼之下幡然醒悟,学得“大和民族”的危机意识、形成“祈战死”的兵魂与民风?更何况偌大的疆土和习于常态的国民,如何调动、激励都不易为之所动,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从意识上到技术上都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梁启超在指出效法日本人之“伦理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为出路之际,实际上隐约之中,似乎已经预示了做不到这一点时的结局和悲哀了。这从梁启超的一段话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由我辈之自择”16.在这“间不容发”的关节点上,中国人是怎样“自择”的呢?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之勃兴,以及这种思潮之汹涌澎湃于政治思想领域,而终究未能实现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未能实现代表各种利益诉求的民主制度的形成,未能达到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恐怕就是梁启超这种悲哀预感的明证。

1903年梁启超出访北美,对美洲大陆进行了为时7个月的漫游。但是这次对北美民主国家的游历,非但没有加强梁启超对民主制度的信念,反而引发了他对民主制度一系列严厉的批评。正如张颢所指出的,这次出访,使梁启超的思想中“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17。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梁启超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看到的许多民主共和制度的弊端使他对民主制度感到失望。比如美国民主中的庸众政治色彩、政党分赃制,等等。在他看来,政党分赃制是政治社会的一大退化;而且,美国的经常性的选举和竞选活动,是对社会财力的巨大浪费。在考察美国选举的过程当中,梁启超思考着这麽一个问题,“一个通常寻求公众喝彩而不是寻求解决真正问题的民主制度,是否比专制制度要优越”。18 显然,梁启超在这里把美国的民主政治运作,与他在日本所深入了解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权威主义的强烈倾向做了一个比较。通过考察他也认识到,北美的民主有它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没有北美殖民地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国家,比如法国和拉美,它们的自由主义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即便如此,在当时,在20世纪初的美国政治中,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个中央政府权力增长的趋势,因此他预见中央集权也将是20世纪美国政治的一个趋势,自由主义在北美大陆也在消退。另外他在北美考察的海外华人社团时所看到的状况,如家族主义和政治冷漠等等,又使他对华人在民主社会当中所可能的作为感到失望。这种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使梁启超很快倾向于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张灏指出:“梁对民主制度的忧虑和对政治权威主义的强调,决不能只看作由于他对民主制度在美国的运作特别是在海外华人社团中的运作进行考察之后的一个突然的思想变化。与明治日本国家显著增长同时出现的明治寡头政府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的强烈倾向,不能不给梁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生活在本世纪转折时期的日本,必然要受日本思想界这一总的趋势影响,即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思想总的自由主义立场转到突出十九世纪德国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19

从理论上看,美洲之行把梁启超推向国家主义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失望和批评。从根本上说,美国式的民主是以北美殖民地的历史为基础,以其工商业都市为主要舞台的一种民主制度。具有贵族倾向和精英倾向的知识分子对它没有好感是正常的。而且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北美民主的辉煌还不足以克服和掩饰它的粗鄙,对这种政治运作的现状的观感,把梁启超推向了精英文化和威权政治。二是与此同时梁启超看到了北美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和发展,包括托拉斯的出现,这种经济和国力上的急速膨胀,乃至于它对外扩张的不可遏制的势头,给他的震撼似乎更远胜过美国的民主政治。面对“这二十世纪的巨灵托辣斯”,落后民族免于灭顶之灾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亦步亦趋地赶上世界潮流。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据中国的现状,参照日本的经验,梁启超很明白,不能指望通过民主政治来达到,而只能是乞灵于集权政治,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领袖人物所领导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及这一中央政权卓有成效的设计、动员和指导。为此他甚至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他说,“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民可以自由,不可也。”20 这个思路不但是梁启超的结论,而且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共识,甚至这种观点也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一直延续,包括后来不同的政党和领袖,都力图以中央集权进行这种动员和指导,以期在短期内达到一个预期的成效。因此,梁启超在当时所看到的现实决定了了他的思路,他的这个思路又在很长的时间内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但是如何为这个思路做理论论证呢?梁启超转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这也在日本思想理论界的思考进程中也不是没有先例,如在日本以提倡平民主义而著名的德富苏峰,就在甲午战争以后转向了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还有早先信奉卢梭的自由主义的加藤弘之,在后期也转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他转向后对于自己早先的思想观点批判的严厉程度几乎不下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的梁启超——他甚至对自己以前以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写下的著作提出了绝版要求。他后来这样解释他自己的观点转变:他原来信奉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等到读了著名的伯伦知理和其他温和学者之书,则以卢梭等过剧之学说为真理的想法消失了。……其后,随着逐渐读到欧洲新学者之书,于此,始悟天赋人权乃无根据之说,及读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等进化主义之书,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吾人类本来并非特殊之生物,只是由于进化才成为今日之人类,无有仅吾人类有天赋人权之道理,故于此始悟吾旧著甚属谬见,更欲著书公示旧著之谬见与新著之真理也。”21

看来加藤弘之的这些观点对梁启超不是没有影响的,甚至于,梁启超很快也经历了同样的思想转折。但是总体上看,在日本思想界被如此认真地对待和思考的对于“保守与渐进”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中国思想界似乎始终没有感悟,而一直只是从“守旧与进步”的角度来了解它、对待它,渐进对于历史进程的意义历来不被认真对待,梁启超等人自激进到渐进的转化也并未引起人们的深思,甚至于把这视为他个人思想的倒退。这其中的原因似乎耐人寻味。或许是中国王朝周期更迭的“铁则”对人的意识的潜在影响,中国人几乎从不把“渐进”、“改良”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处于周期末端的腐败王朝;反之,他们总是习惯于把一种彻底的更迭(革命)视为改良和变革的必要前提。这种牢固的思维定势使中国的思想家常常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下的社会变革反应迟钝,而在思考上不能跳出王朝更迭的套路。以此观之,加藤弘之的思想转变是一种敏锐。

以加藤弘之的理论为铺垫和引导,梁启超很快转向了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有机体说。加藤弘之是把伯伦知理的观点介绍到日本的一个重要日本思想家。明治时期,伯伦知理这位“温和学者”的重要著作《国家论》就已经通过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被介绍到日本。从1901年开始,梁启超也开始陆续在《清议报》上刊登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而他所刊载的这个译本,实际上是当时日本的“善邻译书馆”专门为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梁启超做的是编译的工作。这是梁启超介绍伯伦知理的开始。两年以后,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梁启超于1903年动笔写了一篇系统介绍伯氏理论的长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篇文章不但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学说,而且涉及了梁启超思想转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首先,梁启超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原因和相关的思考。在介绍了伯伦知理对共和制弊端的分析和批评后,他又介绍了美国的波伦哈克对法国和南美洲的共和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和评论,得出了革命和动荡只能带来形式共和而实质是专制的暴政,人民从中所能够得到的民主和自由其实远不及立宪君主政体所能给予的。于是他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上作了反省:“吾醉心共和政体也有年。国中爱国之士之一部分,其与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体者亦既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惶惶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亦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它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吾乃自解曰,牺牲现在以利方来,社会进化之大经也,吾尽吾子孙之义务,吾今之苦痛能无忍焉?”22 真正的共和宪政,不可能在贫困、落后、不文明的国度里实现。这种国度里的社会动荡的结果不但产生现实的专制,而且带来历史的反复,对未来更不能保证。这使人连“牺牲现在以利方来”的豪情都没了着落,不免悲从中来。在这里,梁启超坦承了自己因此而产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以及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得到的对革命、共和的新认识。这说明梁的思想转变是有其远较人们所评断的深刻原因的。他对于法国革命和拉美革命后果的认识是充分的,远较五四前后人们对法国、俄国革命的认识为详尽和深刻。奇怪的是梁的这些认识后来竟然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共识。它始终只在少数清醒睿智者中传播,却一直为时潮主流所拒绝。后来竟至于连梁自己都对由此产生的“思想退步”感到不可思议,以至于说出了“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的话。

其次,这个转向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接受了国家主义理论的梁启超,现在怎样评价卢梭和伯伦知理的理论。梁启超的观点也很明确:“卢梭学说于百年前政界变动最有力者也,而伯伦知理则卢梭学说之反对也。二者孰切真理?曰:卢氏之言药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疗;然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症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五年以来,卢氏学说,稍输入我祖国,彼达识之士,其孜孜尽粹以期输入之者,非不知其说在欧洲之已成陈言也。以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国之废疾,而欲假之以作过渡也。顾其说之大受欢迎于我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谓达识之士,其希望之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达于万一,而因缘相生之病,则以渐萌芽渐弥漫于一国中。现在未来不可思议之险象,已隐现出没。致识微者慨焉忧之。噫!岂此药果不适于此病耶?抑徒药不足以善其后耶?”23 梁启超认为卢梭与伯伦知理学说之异,乃药与粟之异,说明他已很明白,是社会弊端和社会痼疾,导致卢梭的学说所能激发的社会革命,但那不是、也不应是社会常态:常态社会的建立和维系需要伯伦知理式的学说。它的道德感召力可能逊于卢梭的学说,但是后者所能激荡起的社会风潮、或者说一个由于自身原因易于被这种学说不断激荡起风潮的社会,那将是险象环生的。梁清晰地用了“险象”,证明他有一种预感和预见,他对于中国实行卢梭的自由主义学说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有着深深的认识和担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象中国这样“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24 这种对“已隐现出没”的“险象”的“慨焉忧之”,实际上也正是梁启超转向和“倒退”的原因。但是没有人理解他,他的警告更是被忽略了大半个世纪,直到“险象”成了“险境”,成了“险运”。

但是梁启超终究不能忘情于自己所曾“醉心”的自由和“共和政体”。他经常在伯伦知理和卢梭之间表现出矛盾和动摇:一方面认定世界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各国均需集权,“以与外竞”,因此人民当牺牲各自的利益以为国家的利益与强大;另一方面又坚决主张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约论》,是自由、人权:“故因今日之中国宜先使人人之有权、人人之有自由,然后可,民约论正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25 他依然不愿意舍弃世界主义、共和主义的理想,但又很清楚,在现阶段只能追求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谓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辞也。”26 不管说这是矛盾也好,说它统一也好,看来梁启超实际上始终在希望同时追求这两者,只是由于时间、地点、情势、问题的变化,而交替强调不同的侧面而已。大体上他把这两者视为国家、国族进化途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和两个不同的但毫无疑问都应当完成的历史使命、历史任务。但是面对现实,“吾党今日欲救吾国”,急需做的就是“迳向于国家之正鹄而进行”。27 因为“卢氏之说其有功于天下者固多,其误天下者亦不少。今吾中国采之,将利于弊乎?还是弊欲利乎?能以药已病而为立国之过渡乎?抑以药生病而反噬立国之目的乎?此又一大问题也。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以视欧洲各国,承希腊罗马政治之团结,经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源,大有所异。故我今日中国所最缺乏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28 梁所认为的“国家之正鹄”,他视为中国所“最急需”的,乃“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共和,都退居其次了。此说一出,则梁之“国家主义”已经完成,他在政治目标和中国社会改造上将做什么选择,也都不难判断。

还值得一提的是,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对梁启超有着很大的影响。伯伦知理认为,“国家既为有机体,就应该能够生长发育,并且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29 梁启超接受了这种观点,批评过去的国家理论“误视国家为一物,而不知国家实为一人”,30 作为“一人”,国家是有其意志和目的的:“其第一目的,则其本身(即国家全体——原注)之利益是也,其第二目的,则其构成分子(即国民个人——原注)之利益是也。”31 这种理论当时拥有不少信奉者,其后则为各种更为“科学”的说法所取代。现在看来,恐怕它应当比“科学”更有深意在。应该说,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成长、成熟的进程。从一种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看,确实如同一个个体生命的生长过程:其意志所向、性格所定、人格所在、目标所指、能力所体现等等,这些因素,都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表现出来并且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走向及其命运。而且与个人的生命历程相似,这个“有机体”的命运是一个几乎可以称为宿命的定数:它在其起点就被决定,以后几乎无法摆脱。另外,在这个有机体的成长和成熟过程当中,人为的巨大突变基本上只能造成灾难。而唯有顺其自然的渐进,才能使这个有机体的生命臻于完善。与人的个体生命不同的是,巨大的突变会结束个体生命的存在,而民族、国家这“一人”的有机体则能够历劫永存——但是历劫之余,其灾难性的后果也许就万劫不复。因此我们看到,有的民族能够顺利经历了一次次转折和变革而趋于完善和成熟,有的则一次次地失措、失落,始终凄凄惶惶而不得归宿和正果。在运过劫余的“沉哀奇痛”中反顾和回视,常常可以发现他们就是在某个关节点上闪失、顿挫,而后就步步坎坷、步步劫难——这个民族国家有机体要从由此造成的后果中恢复,就极为艰难,极其类似于一个个体生命在其有限地一生中地某些失误,人们通常以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来形容这样的关键处的失误。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太典型地事例、太沉痛的经历,它不断地试图打破其命运的循环和自然渐进的生命历程,以便完成一种飞跃,然而它打破那个自然进程后的恶果却一次次扯着它重重地摔落。而这个时候想要恢复那个自然过程已经来不及了、不可能了,要重新建立新过程又无法摆脱既有的失序所造成地一系列严重后果。这是一个相当悲剧性的连环套。

梁启超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写作的时间是1901年,是他于1899年在《清议报》上以“饮冰室主人译”的名义连续刊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之后,1903年撰写长文《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系统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之前。此文作为梁本人的国家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有其独特的意义。文章中,他为了简明扼要地概述其时他所了解的种种国家理论,特地列了两个表格,以比较中世纪和近代以及中外的不同国家观。第一个表格,主要是知识背景,梳理从欧洲中世纪的国家观,到近代的较为合理、进步的国家观的发展脉络。第二个表格,则将欧洲、中国“旧思想”和“欧洲新思想”列表作了比较,其间,批判与肯定的不同态度亦在表中一目了然。

从这个列表和后面梁启超对“国家思想”发展阶段的概括来看,这时的梁启超在治学方法和思想观念上的旧学影响的痕迹还在,尽管他已经完全不囿于公羊三世说,甚至也不作任何比附,但是他那从家族主义、酋长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到万国大同这些时代的阶段划分,还看得出体现的是某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进化观点。然而他以此来分析欧亚各国的情势并做的时代定性,则甚为不确。“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实际上指的是欧洲在近代的民族国家兴起、资本主义发展、并且逐步走上殖民扩张道路的时代;而亚洲的所谓“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指的则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立宪、民主和共和制度发展的时代。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在这个时代转折中究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方向,无疑事关重大。梁启超此时根据他在日本期间的研究和思考,已经明确地把它划分为两种取向:平权派与强权派:“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

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当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32 对于平权派和强权派两者的基本观点、作用及其利弊,梁启超这里看来也说得很清楚,但是在取舍之间,他不能没有犹豫和矛盾。作为生活在专制制度羁扼下的国民,他不能不要求民主和自由;而作为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面临亡国危险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国民,则不能不急切地要求国家的强大。梁启超及其所代表的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受感召于法国革命的崇高理想,其理论初衷,是不能接受置于“正义”之上的“秩序”的,以其性格和情感,似乎是不能认同于托克维尔、伯伦知理等贵族思想家所表现出来的“大度雍容”和“冷静睿智”的;但是作为对中国的兴衰治乱的周期及其恶果有着太清楚的了解的清醒理智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所经历的改朝换代的动荡对于民族生机的摧残更具戒心,也更明白在列强环伺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经不起这样的动荡。因此,从保护民族元气和生机,努力促其强大地根本利益出发,他更原意选择改良和渐进。应该说,他做出了理性地选择,也付出了艰难地思考。但其后的历史却与他开了个大玩笑,远远离开了他殚精竭虑所认定的合理健康的道路——这是他的不幸还是民族的不幸?

梁启超借助日本学者的介绍得以了解伯伦知理、波仑哈克等人的国家主义,并且经过自己认真严肃的独立思考认同了国家主义。他甚至从社会达尔文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帝国主义时代的弱肉强食和对外扩张:“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说,民族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之相交则然也;由后之说,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之相交则然也。于是乎厚集国力扩张属地之政策,不知不觉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虽然,其所以自解也则亦有词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下无智无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发达其天然力(如矿地、山林等)以供人类之用,徒令其废弃;而他处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无从挹注,故势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优等民族之指挥监督,务令适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随地投资本,以图事业之发达,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实之大端也。不宁惟是,彼等敢明目张胆,谓世界者有力人种世袭之财产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据有其地,实天授之权利也。不宁惟是,彼等谓优等国民以强力而开化劣等国民,为当尽之义务,苟不尔,则为放弃责任也。此等主义既盛行,于是种种无道之外交手段,随之而起。”33 这里,显然既可见日本思想界的影响,使梁启超把这种弱肉强食看作一种常态,又可以看出他对这种“无道”也是不无批判的。

实际上,梁启超在国家主义的名义下所追求的,基本上只是民族主义而已:“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34 只是,从这种角度来思考国家理论时,他不得不修正(一如加藤弘之等人)自己原先所信奉的民权论、平权论思想,并套用孟子的话将其概括为“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35 的说法——这种“社稷为贵”的理论,在他这时看来就是国家主义。他急切地渴求这么一种强大有力的“国家”,甚至到了不惜称颂沙俄专制的地步:“新帝国主义之既行,不惟对外之方略一变而已,即对内之思想,亦随之而大变。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帝国主义者,言人民恃国家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强干而弱枝,重团体而轻个人。于是前者以政府为调人、为赘疣者,一反响间,而政府万能之语,遂遍于大地。甚者,如俄罗期之专制政体,反得以机敏活泼,为万国之所歆羡,而人权、民约之旧论,几于萧条门巷无人问矣。回黄转绿,循环无端,其现状之奇有如此者。”36

这些话似乎说得有点过头了,但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所献身的启蒙维新事业,所尊奉的基本原则,又划出了一条底线:“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固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37 这实际上又是说,他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是对外的,是迫于“欧美列强”的竞争势头而不得不然的抗衡需要。因此,梁启超这里也没有忘记强调,不管中国怎样急于实现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要抵制专制主义:“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38 ——不实现我国民自己“固有之民族主义”,则无以抵制他人的帝国主义;但是,若无人之独立自由的前提,而欲实行“政府万能”的国家主义,那就是专制主义了,那将使民主自由的思想离我们越来越远,“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在短短的一篇论述中,他的思考和议论体现着一次又一次的转折,这看来很有点自相矛盾,但这,却也正体现着历史的尴尬和矛盾。

注释:

1梁启超:《祈战死》,《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101页

3 同上

4 同上,第102页

5 狭间直树《<新民说>略论》见《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69页

6 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构造》

7 梁启超《新民说》

8 鹿野政直《国家主义的抬头》,见《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一册

9 福泽谕吉语,转引自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73页

10 转引自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74页

11 石田雄:《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与语言象征》

12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75页

13 浮田和民《帝国主义与教育》

14浮田和民《国民教育论》

15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16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17 张灏《梁启超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169页

18 同上,第170页

1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173页

20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丛著》

21加藤弘之:《经历谈》,第488页

2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85页

2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24梁启超:《新民说》

25 梁启超:《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26 梁启超《答客难》

27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28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29 同上

30 梁启超《宪政浅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

31 同上

32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9页

33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1页

34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0页

35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2页

36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1页

37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文集之六》第22页

38 同上

文章来源: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