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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岭峻: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柔性——对于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黄岭峻: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柔性——对于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原因的一种新解释

摘要:中共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并不是因为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而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之间的冲突。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便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决定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然而,现代中国是一个工人不居多数的农业社会,中共为了获得政权,必须动员工人之外的其他阶级,这一点便构成了其意识形态中的柔性维度。由于片面强调中共的无产阶级特性的观点将否定中共成功的可能性,而片面强调中国工人阶级弱势地位的观点将否定中共存在的合法性,所以真正的左派与右派在中共内部皆不易藏身。在中共党史上,更为人们所常见的是所谓“策略型左派”与“策略型右派”,即不否定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但在关于动员对象的柔性维度上有所分歧。

关键词:意识形态;刚性;柔性;中共;左倾;右倾

翻开中共组织史,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即对于历次政治斗争中的所谓左、右倾错误,中共皆习惯于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来予以解释。譬如,1937年6月6日中共领导人洛甫(张闻天)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明确指出:导致中共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社会原因即在于“中国共产党内成份中无产阶级骨干极端薄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还占多数。”而且,他还具体解释了小资产阶级与中共党内左、右倾错误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中国国内工人贵族的成份是很少的。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上层知识分子,是占着相当的数量。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至于那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的社会根源。”1

张闻天这种关于左、右倾错误原因的解释在中共党内十分流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思想最后已衍变为一个可以指称一切路线错误的标签。即使在1959年的中共“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讽谏毛泽东停止“大跃进”的做法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2

总之,以“小资产阶级”影响作为解释左、右倾错误的社会原因,是中共党内常用的一种手法;而且对于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解释也是较具说服力的。因为按照这种解释,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不是包括地主和资本家在内的剥削阶级的藏身之处;而工人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其总体肯定不会犯错误;那么党的路线错误便只能归咎于混入党内的介于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种解释,其实它隐含了很多漏洞。

首先,按照毛泽东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小资产阶级”的解释,它应该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事务员、小律司,小商人等。”3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群体,有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譬如,“学生界”就是一种依附于不同经济阶层的特殊身份。根据阶级分析方法,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才会产生共同的政治态度。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经济利益不尽一致的群体,何以能够产生共同的政治态度,并犯共同的“路线错误”呢?

其次,无论是毛泽东在1926年的分析,还是张闻天在1937年的解释,事实上都蕴含了政治态度与经济地位密不可分的意思。尤其在张闻天的解释中,下层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比上层小资产阶级更为“左”,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更为低下。依照这种逻辑,比下层小资产阶级更为贫穷的无产阶级,应该更具有“左倾”与“盲动”的经济理由。另外,依照这种逻辑,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犯“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因为他的经济地位不可能同时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但在中共党史上,张国焘和王明(陈绍禹)等人则是既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又作为“右倾”错误的化身而屡遭批判的。

最后,从中共党史看,所谓“小资产阶级”有时是以经济地位为标准的,有时是以思想意识为标准的。如果以经济地位为标准,那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大多都可以被划为“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而如果以思想意识为标准,则又失去了可操作性,因为任何人都可因为政见不同被他人指为“小资产阶级”。这种标准的矛盾性导致了中共后来在“文革”中在对待遇罗克的反“血统论”观点时的一种矛盾心态——如果认同遇罗克的观点,那么事实上就认同了人的政治态度可以超越其经济地位;如果否定遇罗克的观点,那么事实上也就否定了出身于富农家庭的毛泽东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可能性。

鉴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以“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作为中共左、右倾错误的社会原因,尽管简便,但并不全面。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深入剖析中共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原因,就必须转换视角,从意识形态的刚性和柔性两个层面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目前,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但笔者大致同意美国学者约瑟夫·罗西克的解释,即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集团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表明一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这种理论从理想的角度接近事实,证明其分析的正确”。4这个定义点明了意识形态的两个关键因素:其一为理想性,即所谓“理想角度”;其二为现实性,即所谓“接近事实”。一种意识形态不管是确为真理,还是貌似真理,它都必须给人一种关于人类历史的包罗万象的解释,通过这种解释所确立的目标便是该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在通过刚性维度确保合法性的基础上,一种意识形态还必须兼顾自己的动员能力,这种直接决定支持率升降的动员能力,便构成了该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从理论上讲,在一种合理且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其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应该是谐调一致的;但在实际动作中,由于社会成员(即意识形态的动员对象)的欲望颇为复杂,这便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事实上经常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如果我们揆诸中国现代历史,便会发现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对这种意识形态内部冲突的一个绝好注脚。

首先,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出现,应该说极大地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事实上,在清朝末季,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便已受到挑战。在进化论的比照之下,“一言一事,辄引数千年之古人为印证”的旧有做法已被视为“播毒种于后人”。5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使儒学的根基遭到毁灭性打击。旧有的儒学受到质疑,而新生的理论尚未成形,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处于一种价值目标相当匮乏的境况。当时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将这种社会状况形容为“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的“人心枯窘”之时代。6在一个社会之中,如果缺乏统一恒定的价值目标,自然可以给予该社会的成员以自我选择的机会,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会使多数成员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毕竟,人还是一种价值的动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价值目标的缺位,一种乱象已经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譬如,1927年底,一个在北方军队中混迹多年的中国将军在日记中感叹道:

“……从前长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还有多数人怕官,或说是法律。现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讲,法律是没有,那么无锁链锁着,无钉子钉着的如一团集沙然之军队,究以何物维系之?凭饷?有缺时;凭法?恐怕到某时间用不上;凭升官?是民国以来与迷信一样,已打破了;凭所谓党?则现在已看见那种松样啦。予以为若以吾人传统所涵蓄最深的道德感情来维系之,或者还有一二分可靠。不然,时至今日,再无他法,有之,则惟消极的不令其做一件记不下去的事。如此则那一时散了也不怕欠下良心账。不然者,带兵的勾当是危险呵。”7

这个中国将军虽然针对的是他在军队中的遭遇,却也道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实情。民国初年,以儒学为核心的旧价值受到质疑,而以西学为底蕴的新价值尚未确立,所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因价值目标缺位而导致的傍徨状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适时传播,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个价值真空,满足中国社会对于价值目标的需求。

从表面上看,中共成立伊始所宣示的意识形态是与中国社会的实情有相当距离的。如在第一个纲领中,它即明确公布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在政治上“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在经济上“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及半制成品等,悉归社会所有。”8以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看,这个目标多少有些超前。然而,这个纲领的目标却是明确而清晰的。换言之,从刚性维度看,中共最初揭橥的理想目标基本上满足了意识形态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高度清晰的理论”。9不仅如此,这个理想还契合了近代中国人的两种心理需求。其一,由于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思想界已基本认可了“师夷”必要性,而为了最后“制夷”,从理论上讲,必须学习“夷”的最新思想,而社会主义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最新”的需求。其二,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以实用理性为底蕴的,即使中国思想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弊病,但并不能完全摆脱实用理性的影响,因此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是基于实用理性的世俗目标,而社会主义也正好能够满足这种对“世俗”的需求。

总之,不管后来中共的政略作何调整,但在1949年之前,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一直是其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正是这一清晰而彻底的理想目标构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且,作为一个与苏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政党,一开始即能在民国政坛上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其意识形态中这种立场鲜明、理论一致的刚性维度。1928年,一个下野的北洋派政客曾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国共政略的观感,颇能反映中共意识形态之刚性维度的影响,他写道:

“盖共党主张是非善恶,固另为一问题,而其澈头澈尾直捷了当予人以共见,则也所知也。……国党规定悉仿苏俄,而口头则称反共,其主张之方案,如平均地权等条目,又为准共产;迄无一明白贯澈之主张、脚踏实地以求实效,处处现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见势绌也。天下有论而无行终归失败,何况并理论亦不能自完其说乎?”10

在一个社会之中,个人需求并不一致,所以企图让所有人满意的政纲可能让所有人都不满意,此即所谓“面面俱到即面面不到”。中共从一开始即固执于无产阶级专政与生产资料公有,给人以既顺应世界潮流、又体恤下层百姓的印象。这在理论逻辑上自然比左躲右闪的三民主义更为明朗而彻底。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中,有一点是迥异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即:主张阶级斗争。而在阶级斗争学说中,其核心又是无产阶级专政。按照早期中共领袖蔡和森的说法,无产阶级革命后必须专政,这是因为“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11既然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中共意识形态中的主要动员对象当然应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国无产阶级。这一点,应是中共意识形态刚性维度中的核心,决定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共行动的可能性。

一个政治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英国政治学家昆廷·斯金纳曾经发现:“在政治中,行动的可能性往往受到将其合法化的可能性所限制。”12因此,也可以说,一个政治组织行动的可能性,往往受到其意识形态中刚性维度的限制。譬如对中共而言,其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即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才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是这场革命与专政的领导力量。正因为此,中共在一开始即十分强调本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基础。其具体做法就是尽量动员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加入本党。

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该次会议所通过的党纲中即明文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13而且饶有兴味的是,中共成立之初,即将那些暂时加入便很快退出的人士(如戴季陶、李汉俊等人)指斥为“小资产阶级分子”。14根据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所以中共首先“应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15

事实上,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管中共领导层作何变动,尽量吸收工人入党,则是中共一直秉承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为了贯彻这一组织原则,中共在入党手续上都对工人实行更加便利或优惠的措施。譬如,在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上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即明文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16在翌年中共三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更是将劳动者入党的候补期规定为三个月,将非劳动者的候补期规定为六个月。1925年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高涨,将候补期缩短,但仍规定工人农民的候补期为一个月,而知识分子的候补期需要三个月。17这种依照阶级成份不同而设定不同入党门槛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譬如,1946年中共东北局还要求下属机构对新党员规定不同的候补期,即“工人、雇工、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为三个月。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为半年。”18

纵观中共从1921年至1949年的组织路线,除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暂时提出过吸收党员要看个人行为,而非阶级出身外,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将工人入党作为组织发展的重中之重的。19如前所述,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配合的工人入党问题,直接关乎中共存在的合法性,是其意识形态中不可更改的刚性维度。然而,现代中国毕竟是一个工人居于少数的农业社会,在一个工人数量不多的政治生态中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且,在事实上,不管中共如何努力,起码在1949年其夺取政权之前,党内工人党员的数量从来没有成为多数。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工人党员的数量尚有百分之十,而到第二年的六届二中全会时,这一比例反而缩小到百分之七,以致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在产业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不要经过候补期”。20但即便如此,1930年上半年中共的工人党员数量增加了1300多人,但其在党员总数的比例反而下降为百分之五点五。21直到1931年,工人党员的比例也从未超过百分之十,因为就在这一年,中共中央还在发文要求“属于产业支部的同志,每月每人至少须介绍一工人入党”,争取在当年五卅纪念日前,“党的无产阶级成份要发展到百分之十以上。”22正因为此,20世纪30年代当中共在南方农村发动苏维埃运动时,便很难向农民讲清自己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即理想目标。这一点,曾任中共鄂豫皖根据地负责人的张国焘颇有感触,他后来回忆道: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23

事实上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状况也未见大的改观。即使在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东北地区,据1949年的统计,其基层支部的工人党员也不过占全体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24居于绝对少数地位。

一方面,中共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方面,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党内的无产阶级成份一直不占优势。这样,在逻辑上形成的一个悖论即是:一个由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进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如何成为可能?可以说,如果对这一悖论不作重新阐释,自始至终,中共存在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这一悖论的挑战与颠覆。

在中共党史上,由这一悖论所引发的第一次争执即是在中共一大上关于官吏与技术工作者能否入党的讨论,那一次讨论虽然直接导致李汉俊等人的脱党,但影响毕竟不大。真正使中共人士认识到这一悖论的是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的讨论。在1923年于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此时正值中共领导的二七罢工失败之后,包括马林在内的许多共产国际人士皆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十分薄弱,因此必须依靠国民党来发动革命。但此提议遭到以张国焘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骨干的强烈反对,其理由则是此举“可能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25张国焘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和后来皆被视为“左”倾错误,但究其实质,张氏对国共采取党内合作的疑虑主要还是在于此举可能使中共完全失去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从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张的这种态度在当时中共党内并非个别。据张回忆,中共三大表决时,关于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提案只是以一票之差的微弱优势而获得通过的。而且,张的态度在中共的基层支部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

事实上,对意识形态中刚性维度的过分强调,便是中共历史上所谓“左”倾错误的渊源。自1927年至1935年,在中共高层有一十分有趣的现象,即在每一次政治斗争之后,后来者总是批评前任者是“左”倾盲动,但后来者的做法又往往比前任者更“左”。而且,与这一现象相伴的还有:新的中央领导人都要强调大力发展工人入党,并认为这是纠正前任者错误的一个重要举措。譬如,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明文要求“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份,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26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瞿秋白失势,以李立三为实际负责人的新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错误时,认为其根源也在于“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27而在1930年,李立三的“左”倾盲干又遭到共产国际的不满,而此后共产国际代表在给中共中央的训示中,也明确要求:“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28后来,王明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他将此前中共的一切错误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中共的侵蚀,如他所言:

“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拼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29

虽然,王明在这里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界定是极其混乱的,而且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如将失业的农民与工人也视为小资产阶级,那么可能就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因为在当时绝大多数工人都可能失过业,或者是曾经成为王明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但他所表明的态度还是非常清晰的,即只有通过引入无产阶级及其意识,才能彻底根除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怪圈——从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中央经常是以强调党内的工人成份来反“左”,但结果新上台的继任者往往表现得比前任者更左。这中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每次路线斗争都将机会主义的原因归咎于所谓“小资产阶级”意识,可能是由于这种处理比较简单明了;为了消除小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自然就应该增加中共内部的工人成份。但这中间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上面所说的中共从产生时即面临的一个悖论:在一个无产阶级不占优势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单纯地从理论上推导,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只能代表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他所领导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他所应该建立的政权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推导事实上便是后来中国“托派”的思想。如陈独秀等人在1929年底与中共决裂的政治意见书中即认为中共中央当时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上。”30鉴于中国社会中真正无产阶级极为稀少的现实状况,依照这种理论,中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就意识形态理论而言,这种观点只是照顾到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其柔性维度,而没有柔性维度的存在,便意味着没有动员能力的存在。这对于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而言,当然是不能容忍的。正因为此,类似于中国“托派”的这种“理论型左派”是不可能在中共内部生存的,因为其理论否定了中共在短期内获取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在中共党内大量存在的,不是类似于中国“托派”的所谓“理论型左派”,而是“策略型左派”,即并不完全否定统一战线的所谓“左派”。

从1921年中共创立至1949年夺取政权,中共的政治口号屡经三次变化——即从最初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其间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再到最后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中间的最大的变化,即是执政主体的扩展——最初仅为工人,其间是工人加上贫雇农,最后是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后的所有“人民”。对此,作为“理论型左派”的中国“托派”曾经指斥这种变化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31殊不知中共正是通过对执政主体的调整,最后在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对少数的农业社会里实行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最后夺取了政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执政主体的调整纯粹是策略性的,换言之,他只是通过强调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以弥补其刚性维度的不足,并不是完全以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取代其刚性维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从中共领导人对政党性质与政权性质的不同表述即可获得清醒认识。如上所述,中共对政权性质(主要是执政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其对政党性质的解释则是始终如一的,即不管是中共内部的当权派,还是反对派,他们都一直认为中共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共内部从来不存在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右派,换言之,即不存在所谓“理论型右派”。因为“理论型右派”的理论前提一定是否定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这种观点因为否定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所以根本不可能在中共内部藏身。与上述“策略性左派”一样,中共内部的右派也大多是所谓“策略型右派”。这种策略型的左派与右派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而是在于如何运用意识形态的柔性维度。两派事实上都清醒认识到:如果失去了其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中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也就失去了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在承认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强调意识形态柔性维度,便成了中共党内左右派的分水岭。较少强调柔性维度的往往被视为左派,较多强调柔性维度的则往往被视为右派。但由于刚性维度涉及中共能否合法存在的根本大计,而柔性维度只涉及中共何时发展壮大的权宜之计,所以在中共历史上,“策略型左派”一直能够取得对“策略型右派”的压倒性优势。

综上所述,中共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与所谓小资产阶级并无多大关系,而且“小资产阶级”的提法本身即是含糊不清的;如果非要追根溯源,这种左右倾错误应该是由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的张力造成的,而且由于真正的左派(“理论型左派”)否定了中共成功的可能性,真正的右派(“理论型右派”)否定了中共存在的合法性,这种理论型的左、右派根本不可能在中共内部容身,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共左右派也只能被视为“策略型”的。

中共存在的合法性一直是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连为一体的。但在事实上,现代中国的工人阶级除了数量上不占优势之外,其质量是否一定比其他阶级先进,也是一个并无定论的问题。在中共成立之初,相当一些成员即发现了一个矛盾:即理论上的工人阶级往往与现实中的工人阶级并不一致。1924年,一个初入黄埔军校的中共党员即产生了这种困惑,当时他在日记中记道:

“广州的工团,都是有名无实的空招牌。他们的领袖,都是些本地氓民之风头将。凡一次的游行,他们总是穿着很漂亮的洋服,还持着指挥棍,简直不像个无产者模样。我那次到省城去,也见着他们的藉点事就游行。我因为对于他们的行为不良,所以我绝不愿去记载。他们的举动之目的,就是想和一些政府所谓之要人、名人接近,他们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觉悟?但是,他们的这次行动,是中国无产者的武装的先声。在他们的无价值、无意识的嚷闹中,一定可以唤起有意识的真正劳动者甜梦,而有所遥盼!”32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一定符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这便迫使中共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中国社会中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其实,联合农民的思想并不像有些大陆学者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是毛泽东等人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一个没有多少工人的社会之中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然要在另外的阶级中寻找支持。——这本来只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逻辑推理。对于这个简单推理,很多局外人都一目了然。譬如,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1925年底即反复声明过这一观点,当时他在莫斯科曾向共产国际的人士坦言:“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中国,无产阶级不只是城市工人,而且还有农民。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很难对它作特殊的划分,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当联合工人,而且还应当联合农民。”33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在无意之中遵循了胡汉民所阐明的路子,将农民视为其意识形态柔性维度中着力动员的主要对象,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将农民(主要是贫雇农)与无产阶级等量齐观,认为他们与工人阶级都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不过,这种提法毕竟有损于中共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所以在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又曾正式发布《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明文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34毕竟,不管中共领袖如何强调革命的灵活性,他们都不能超越其意识形态中的刚性维度——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正是这一刚性维度决定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注释】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2 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3 《毛泽东选集(袖珍横排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页。

4 Joseph S. Roucek, A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ume 5, Issue 4(Oct., 1944).

5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253页。

6 黄远庸:《远生遗著(上册)》,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8-89页。

7 《徐永昌日记》第二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53-354页。

8 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9 参见Richard V. Burks, A Conception of Ideology for Histor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ume 10, Issue2(Apr., 1949).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坚武日记》上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11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12 [英]昆廷·斯金纳著,李宏图译:《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4页。

13陈公博著、韦慕庭编:《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26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1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6页。

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17 同上,第311、409页。

18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积极发展党员与建党的补充指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

19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份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的先锋队地位。”(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但在翌年9月17日的一次决议中,又提出“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并坦承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不论出身”的发展方式是错误的。(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九)》,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0)》,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56页。

2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年)》,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3页。

24 《黑龙江建党工作简单总结(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档。

25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85-301页。

2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七)》,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2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八)》,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页。

2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29 同上,第135页。

30 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31 这个论断在1949年后引起中国“托派”内部的极大混乱,因为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最后夺取政权。参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316页。

32 《张隐韬烈士日记》,《历史档案》1989年第3期。

3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卷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59页。

34 1948年2月20日,在毛泽东手订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 曾规定:“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均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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