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启元:试论汪伪政权对中等教育的“整顿”

摘要: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和整顿教育事业。汪伪政权在沿袭战前国民政府教育体制的基础上,通过调整教育方针、整顿教育行政、整合多种教育形式等,在中等教育界建立起一套组织形态,目的是加强中等学校思想控制。汪伪确立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并通过强制规定教育内容、加强教育行政组织控制以及利用多种教育形式予以贯彻实施。如此对中等教育“整顿”自然是为维护其政权合法性服务的,在某些方面具有法西斯教育的特征。一方面,政权的依附性决定了汪伪教育必然会代替行使日本的意志和利益。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汪伪政府也为维护教育的民族化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总的来说,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实施的中等教育实效性有限,其“整顿”教育的努力随着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汪伪政权;中等教育;整顿;教育行政与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为弥补在战场上人力物力的不足,推行“以华制华”政策,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傀儡组织,并通过伪政权建立殖民教育体系,妄图从思想上来征服中国人民。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傀儡政权。汪伪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中等教育,对其进行了恢复和“整顿”,通过调整教育方针、整顿教育行政、整合各种教育形式来加强教育统制,将意识形态灌输到教育界,试图通过教化增强其政权的向心力与合法性。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教育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总体性研究,即打破地区划分,从整体上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教育问题。1二是地域性研究,即把区域作为研究的空间范围,主要侧重于伪满及华北沦陷区的教育研究。2三是专门性研究,3研究范围主要有女子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目前关于沦陷区教育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育性质、教育制度和日伪教育控制等问题。研究者大多从政治或民族主义视角来分析,认为日伪在沦陷区推行的是一种奴化教育。学界对伪满和华北地区的日伪教育问题研究比较充分。而关于汪伪时期华东地区的教育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尤其是中等教育的研究还鲜有人涉及。本文拟采用多维视角对汪伪政府在华东地区推行的中等教育进行初步探讨。

一、教育方针的调整

教育方针政策是教育统制的一部分。汪伪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恢复被日本破坏的教育事业; 另一方面,对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和平反共建国”既是汪伪政权的“国策”,也是其教育宗旨。作为一个外敌入侵占领后扶植起来的政权,汪伪政府在沦陷区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仇视。为此,汪伪政权调整教育方针,并通过教化增强其政权的向心力与合法性。汪伪政权多次以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的名义,发布训令,调整教育方针,强制规定教育内容。伪教育部颁行《中学训育方针及实施办法大纲》,以“训练学生反共睦邻思想,指导学生和平建国途径”为训育原则,使学生“养成忠孝仁义信义和平之德性”,实现“和平反共建国”的目标,并要求教师利用一切手段,让学生养成“爱中国爱东亚之观念”。1940年4月20日,伪教育部长赵正平通令各中小学校,每周实行一小时精神训话,促进上述教育内容的落实。1942年9月,汪伪行政院通过《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大纲》,规定训育主任、公民教员工作职责是“指导并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使党义教育及新运精神能渗透于学生全部生活之中; 审查学生所阅读刊物及交友种类与平时之言论行动,以便明了其思想及生活,随时设法纠正; 用各种暗示方法,警觉学生以养成其民族意识及爱中国爱东亚之观念。”11943年2月,伪国民政府规定“三民主义、大亚洲主义、领袖言论、新国民运动纲要,为公民教育主要内容”。此外,还推行王道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论语》、《孟子》、《孝经》、《三字经》等儒家著述,灌输“仁爱”、“王道”等传统思想。“选取孟子各章编入初中国文等科,俱以阐扬孔孟学说,提倡吾东方固有道德文化为主旨。”2“王道教育”其实质就在于加强传统伦理道德的灌输,割断与中国已经施行的各种类型或性质教育的联系,建立独立的殖民地教育体系,消除人民的反抗意识和亲共思想。

教育是国家的公器,教科书是完成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汪伪政府采取措施“整顿”教科书,贯彻实施其“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首先,对教科书实行“国定”,由伪教育部直接发行。汪伪加强教材管制,统一教科书,以国定为原则,并由政府拨款印发,供给各校。还筹备组织中国出版配给股份有限公司,加强教科书和出版业的控制。“将来出版业方面,印书需要之纸张,由该公司统行配给,所有该项出版物,亦归该公司一家配发”。在上海设立教科书临时总配给处,负责办理配给事宜,并于各重要地方分设支店或代理店。“所有固定教科书,统由该公司各地支店或代理店负责承销,并由友邦通知各地特务机关,对该公司配给业事务,加以协助。上海宪兵队本部同意发售之初中教科书。”3

其次,调整中学教学内容,严格审查原有教科书。伪教育部学制及课程标准研究委员会制订规程,规定“中学方面应尽量减少外国语文及抽象数理之教材均添设授大亚洲主义及战时体制下所必需之教材以充实新国民之战时生活案。”4删除教科书中不利于和平与反共的内容。“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反共,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阶级斗争,或有足以引起阶级斗争的一切思想,皆当全部删除”,“又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和平,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民族国家间的仇恨,或足以引起将来的民族国家的仇恨思想,亦当加以适当修正。”5中等学校公民教学主要是让学生“皆明了和平反共建国之意义,肃清依赖英美观念,实行王道精神,与友邦联络,完成东亚和平运动等”。11940年8月,伪教育部公布了对初小、高小、初中等各类教科书审查表,删除所谓妨碍中日邦交的内容。凡有所谓“妨碍中日邦交之点应删除”,如“战地一日”、“抗战受伤的追忆”、“戚继光传”等予以删除。“济南惨案”、“五卅惨案”、“一二·八”等内容加以修正。汪伪集团通过篡改历史教材、国文教材,把对学生思想教育的重点放在“和平救国”以及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上。

再次,在中学中添设日语,聘请日籍教师。此举目的是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培养亲日思想。1940年7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求汪精卫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为此,汪伪教育部“规定初中以上学校将日语列为必修科”。小学废止英语课目,中学英语科目每周上课时间减少。以“切实纠正以英语为中心之传统”,排斥英美,“肃清依存英美之思想”。当时中学学科非常多,初级中学科目主要有“公民、体育、童子军、卫生、国文、英语、日语、算学、自然、历史、地理劳作、国书、音乐等。”高级中学各学期每周各学科主要有“公民、军训、日语、英语、体育、国文、算学、生物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论理、劳作等”。21942年7月,上海特别市决定添设日语并招聘日语教师,通令特区“各中小学于三十一度第一学期起,一律添设日语一科,初中每周四小时,高中二小时,并着各该校将添设情形具报。招聘日籍日语教师分发各校任教。订定招聘日籍日语教师任教暂行办法,规定该项日籍教师须受本会( 上海特别市教育委员会) 之指导与监督,及须服从任教学校校长之命令并遵守学校纪律。薪水由本会负担,暂定中学月给四百元,小学三百元,兼任两校者,不另支薪”。3

在课外阅读书方面,以儒家著述为主。高中每学期指定课外阅读书籍以两部为原则。一年级注重写实文,如《孟子》、《左传》、《战国策》等书; 二年级注重论辩文,如《史记》、《汉书》、《论衡》等; 三年级注重学术思想及现代思潮,如经、子书及现代名人著作。初中每学期指定课外阅读书籍至少一部。一年级注重记事文如《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 二年级注重说理文,如《孙文学说》、《王阳明学集》、《郑板桥集》等;三年级注重抒情论辩及应用文,如《陆放翁诗词》、《名人尺牍》等书。关于课外阅读之组织方面,由教师分别就学生之志趣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兴趣小组,如读书会、文艺研究会、时事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

此外,还通过体育、音乐等形式向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汪伪政府对体育极为重视,并把政治思想教育贯彻到体育教学中,制定了详细的中学体育目标: (1) 健身目标,分为体格目标和生理目标。( 2)教育目标,含优良习惯、人生修养、公民道德三个方面。其人生修养包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民族思想、牺牲的精神、勇敢奋斗的精神。公民道德包括自治能力、自信力、公正正直、诚实不欺、守纪律、互助合作等。汪伪教育当局规定每校每一学期内至少要举行体格检查三次。汪伪学校经常组织中日联合运动会,以增进中日“友谊”。“谨中日联合运动会系在京日本体育联盟邀同体育协会中日文化协会体育股等相互约定于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藉以联络感情,观磨技术。”4音乐教育方面,1943年起,各中小学设音乐课,经伪教育部同意成立“音乐教育委员会”。各级学校音乐课程一律以“和运歌曲”为教材。伪宣传部编印《和平建国歌曲集》,供各学校使用。1943年之后,为统制音乐宣传,汪伪宣传部下令禁演抗日救亡歌曲二百多首。

显而易见,汪伪调整教育政策的主旨是对日求和,消除阶级斗争思想,反对共产主义。“以和平反共为教育方针,且力图科学教育之向上,特重道德及科学教育,使青年因道德修养,阐扬我国固有的和平精神、才能,一扫抗战以来的浮嚣错误心理,排除阶级斗争思想,提高社会互助精神,共产主义自不克蔓延猖獗。”5汪伪教育方针或目标的实质就是“反共”、“亲日”,目的是淡化人民的反抗意识和亲共意识。

二、教育行政的整顿

汪伪政权建立后,教育行政系统基本上“仍悉国民党之前规。”汪伪教育部下设大学教育委员会、中小学训育实施委员会等; 各省市政府设教育厅和特别市教育局,行营及行政公署设教育处; 县设教育局,局长以下设县督学、教育委员等,分总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汪伪政权在基本继承的前提下对原国民政府教育行政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加强了教育行政机构组织控制。如伪教育行政机构规定,各级政府颁布的教育法规、措施必须要经过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审查;各级私立学校的建立必须得到政府批准。这种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主要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教育秩序,贯彻“和平反共救国”的教育方针。

第一,严格管理和控制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行政人员任免方面,汪伪政府详细制定了规程,对政治思想( 和平反共建国) 、学历,以及工作经验甚至工资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尤其对私立中学的校长有严格的要求,确保能实施汪伪教育政策。如江苏省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任免及待遇暂行规程规定: “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以品行端正,尚深刻了解和平反共建国之意义并具有私立中学校长之资格。一、国内外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或专门学校毕业曾任教育职务一年以上卓有成绩者。二、高等师范专修科毕业曾任教育职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私立各中等学校校长应由各该私立学校校董会聘任之并呈报县政府或教育局转呈教育厅备案。”汪伪时期的各地学校,往往以主管教育行政长官遇有更迭,校长即被任意撤换,学校教员不免因之连带调动,致使教师“不安心服务,直接影响个人生活,间接关系教育进展。”为保障教育工作者的稳定性,汪伪政府颁布规程,校长不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为进退,教员不随校长的变动而变更。中小学教职工服务保障规程如下: “第一条: 校长不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为进退。新任主管机关长官,在到任一年内,非事先呈准上级机关,不得任意更换校长,但校长为新任主管机关长官到任前三个月内所聘任者,不受规程之保障。第二条: 教员不随校长为进退,新任校长在就事六个月内,非经事先呈准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不得任意更换教员,但教员为新任校长就事前三个月内所聘任者,不受本规程保障。第三条: 掌管事务职员,就任校长得酌量更换,但在该校长就事六个月内,所更换员 数,不得超过 全体职员 数二分之一。”1

汪伪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待遇,解决师资缺乏问题。一是补助各省教育费。汪伪政府对于所控制的苏、浙、皖三省及上海、南京两市之教育补助费数额较大。如1941年教育补助费如下: “江苏省补助费18198元,县补助费94024元,浙江省补助费23287元,县补助费43112元,南京市补助费39836元,上海市市补助费61675元,区补助费8325元,又教育事业费20000元。”2二是以立法的形式提高教师待遇。汪伪四中全会通过教育经费独立提高教师待遇案,改变了教育经费经常被移挪、克扣的现象。伪行政院通令各省政府: “各省市对于原有省市教育市教育专款,不得移作他用,饬即遵办”。三是增加税收,提高教育经费预算,规定教师待遇标准。汪伪教育部还补助清贫学生。“凡学生家境清贫学期成绩操行已列甲等或新生入学试验成绩列入甲等者并经过学期成绩操行均列甲等者皆得申请此项补助费。”3注意改进学生膳食,提出“简单、卫生、经济”三项原则,制定“组织膳食管理委员会”,“依照食物营养标准拟订食单”,“将学生体重逐一过磅登记”等六项办法,4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第二,施行教训合一制。汪伪教育师承抗战前国民党的训导制,规定各校设立以控制学生思想为目的的训导处组织,实行教导行政一元化。如省立南京中学教导处组织“遵令试行教训合一制度,将原有教训两处名义及办公室一律取消,改组联合办公处,定名教导处”。5训育的中心内容是“和平反共建国”。“以反共和平为教育之中心,则学校训育,亦以不离反共和平为原则。”1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及汪精卫个人的言论,强调服从,牺牲个人。具体如下: “1. 讲解三民主义之要义及总理与总裁之言行,以确定并加强青年对三民主义之信仰。2. 以童子军誓词规律及青年守则,切实陶冶其国民应备之道德,发扬其忠贞,公勇服从牺牲之精神。3. 由家庭伦理观念启发昭示青年对于家庭宗族之责任,并革除其依赖家庭之心理。4. 由历史地理公民科及时之讲解,灌输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自信。”2汪伪对训育人员要求很高,实行严格的检查与训练,层层检查审核。目的是防止“不良分子混迹其间,诱惑青年,煽动青年”,实质是反共和向学生灌输“和平建国”思想。训育人员首先要登记,中等学校训育工作人员需填具表格,呈报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详细填明学历经历等。然后是审核,训育工作人员至少应有普通教员的资格。第三个步骤是调查,分为几个方面: ( 1) 原毕业学校。( 2) 曾任职之学校; ( 3) 其他方面。“调查表中应列若干问题,关于登记者之思想行为品性均须特别注意。如过去已任过训育工作之登记者,则其成绩如何,亦在调查之列。”3( 4) 考试。分笔试、口试两种。笔试主要考察其思想、常识及经验。口试“观其态度、品性及体格”。汪伪对训育人员提出明确要求“1. 办理训育者,须与学生共同生活。2. 须先设法得学生信仰。3. 多行个别谈话。4. 举行家庭访问。5. 多请校外名人演讲。6. 多备纠正思想的课外读物。”4为增加校长与学生接触机会,消除训导方面的隔阂,汪伪特别规定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兼课办法。“全校学数一级至二级者每周须兼任课务六小时至八小时,全校学级三级至五级者每周须兼任课务四小时至六小时”。5

汪伪教育机关采用多种形式实施训育政策。训育方法有周会、周记、格言、各级训话、个别谈话以及和学生家庭相结合等各种方式。周会为“全体训话及报告校事之时”,防止“思想偏激之学生易误入歧途。”也就是清除学生的共产主义和抗日思想。周记就是督促学生记载实事。格言,是利用校内墙壁之空隙,悬挂格言,或用林牌竖立广场。“采集古来圣贤大儒及东西各国名人之要语,三日或一星期换一次。”各级训话: 级任教员随时考察学生品性,报告训育主任,或教导主任,“以补训育主任或教导主任之耳目所不及”。学校还与学生家长经常联系,沟通意见,把教育渗入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汪伪训育实施方案非常严密详细、形式丰富。如江苏省太仓中学教训合一实施方案如下: ( 1) 设置教导处、训育处共同处理教训事宜。教导处为学校施教中心,行政与教导一元化。所有日常事务,除教导主任总揽一切外,其常务导师及各级主任导师则编定值日表,轮流办公。( 2) 确立学生中心思想,“和平反共建国”。( 3) 历行导师制度。导师制度“是教训合一的最好方法”。导师不仅负责教学上的责任,同时还要负训育上的责任,各科专任教师,均为专任导师,而且专任导师须一律住校,与学生共同生活,如膳食、集会、早操、跑步及各种课外活动等,各导师一律参加。实施中心训练周,如礼貌中心周、程序中心周、规律中心周、卫生中心周、劳动中心周。训练学生自 治活动,举行集体 谈话与个 别谈话。6

第三,改革学制。汪伪以前的学制是1922年制定的“六三三”制。“六三三”制模仿美国,实行六年小学教育、六年中学教育。这样中小学密切连接,学科分化循序渐进,适应学生的学习特点,欧美各国倾向于此种制度的推行。汪伪政府认为中学“六三三”制“太嫌美国化了,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应现实社会”; 中国民众“只知个人,不知国家,只知家庭,不知民族与社会,一盘散沙,缺乏政治的训练,如仍采用自由主义的教育制度,实难适用于今日的非常时期”。为“摒弃英美自由主义的教育制度,揉取独裁国家的教育精神”,“以政府力量统制教育”,“以政治理想代替宗教”,7汪伪模仿日本教育体制,对学制进行改革,实行法西斯主义教育。汪伪认为,当时中国教育落后,国民生活贫困,能够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很少,能升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改革学制可以减轻百姓的教育负担,“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国民经济力,使教育易于普及”,以及节省教育经费。“即以国家教育经费而论,亦可樽节不少。”1这是汪伪政府进行学制改革的经济动因。

1943年2月,汪伪政府颁布《五中全会决议改革现行中学学制》,规定“六年制中学应立即废止,仍恢复四年制及大学预科”。汪伪五中全会通过的改革现行中学学制的议案,将中学改成四年,大学设两年预科,差不多从“三三”制变成“四二”制。在学制改革中,汪伪政权特别重视思想教育,特别设立了政治中学。汪伪中等教育主要包括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政治中学。政治中学政治色彩浓厚,与寻常偏重知识的教育迥异。该中学概为国立,直接受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管辖。修业期限三年,入学条件极为严格,全国初中毕业考试名列优等者,才能报名投考,入学需具志愿书及保证书,手续不完全不得入学。学生入学待遇优越,除免除学费外,并供给膳宿、书籍、制服等。学生须一律寄宿学校,身着制服,受军事管理,纪律极严,目的在造就未来的“忠实党员”。政治中学除充分灌输“三民主义”及“国父遗教”外,还特别重视锻炼强健的体格,培养团队的精神。无论在校内、校外,校长与教师对学生的品性与行为均负有“感化与纠正”的责任。政治中学毕业的学生,经原校推荐保送,可免试升入大学。总之,汪伪学制改革主要是以政府力量统制教育,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达到人才统制的目标。

第四,限制私立中学。汪伪政府成立后,一些大中城市陆续设立中等学校,其设置主体是国、省、县、市及私人,私立中学占的比例较高。汪伪政府要求中学以省或市设立为原则。“中学校亦以公立为原则,不准私人或团体建立,以防止办理不良,至于各地方中学数目亦须加以限制,非经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许可,不得设置及增加班次,并由中央教育行政机关附设中学考试委员会,主持全国中学的入学试验及毕业考试,以期全国中学程度的一致,以达到人才统制的新理想。”2汪伪认为县办、私立中学质量低劣,“粗制滥造,戕贼青年,影响社会”。于是尽量裁撤县中。至于私立中学,则“优良者奖励,不良者取缔”。3在课程方面,“除在国文史地科内渗透‘和平反共建国’之理论外,每周授课时数,酌以减少,以减轻学生负担;并另加职业科目,使不能升学之学生,有简单谋生之技能。训育极端严格,以‘智、深、勇、沉’四字作为训育目标,由导师严密训导”。4汪伪政府还对学校休假日期进行了“修正”,制定了规程,开展纪念活动。纪念日有: 孔子诞辰纪念日、国庆纪念日、总理诞辰纪念日、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革命政府纪念日等。上述各纪念日各级学校均应休假一日并于是日举行纪念仪式。总理逝世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国府还都纪念日、清党纪念日、云南起义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但不放假。5

第五,“整顿”租界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占领英美租界的同时,接收了租界上主要由教会主办的各级学校,并将英美系教会学校移交汪伪政府管理。汪伪行政院在上海设立驻沪办事处,处理沪上各教育机关之整理及恢复事宜。上海市成立教育委员会,管理租界各中小学校。为防止学校“采用偏激教材,麻醉青年思想,提倡抗战,破坏东亚和平”,6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决定整顿租界教育,将租界教育权予以收回,使其恢复战前状态。汪伪整顿租界教育的实质是强化对租界教育的控制权,统一教育内容,在学校中杜绝抗日思想的传播。整顿步骤及方法如下: 首先,把各种课本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并集中起来指定三通书局经售国定课本,查禁租界内各级学校采用教科书之商务、中华、世界、北新等书局出版之抗日课本。其次,交还整理教育局全部档案,调查所有设立各该租界内之公私立各级学校。尤其严密控制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开办一年以上未经立案,或已经立案之私立学校,查有偏激教材及不遵照现行法令者,应会同本局勒令停办”。1汪伪政府还对整个第三国教会学校予以“彻底打击,根本改造”。如江苏省教育厅接管第三国教会学校后,对教育内容予以“整备、合并或废止”。“整备合并或废止后存在之学校,即为‘省立’或‘县立’,‘省立’、‘县立’之划分,以中等学校及附属小学为‘省立’,以小学为‘县立’。‘省立’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县立’由各县教育局直接领导,而由教育厅间接领导。”2具体办法是: 规定教育最高方针为“和平反共建国”; 美化日军的侵略战争,强调“大东亚战争之意义”,排斥英美,“肃清依存英美之思想”; “小学废止英语课目,中学英语课目每周时间依照其他省之中学规定,切实纠正以英语为中心之传统,加聘日语教师增授日语课目。废止宗教课目,撤除原有宗教课。”统制教材,“一律采用固定教科书”。3

汪伪政府虽然对教育行政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仍有较大弊端。时人曾评述其教育行政有“封建化”、“公文化”、“营业化”三大不足。4教育行政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母体,没有健全的教育行政,就不可能有满意的教育效果。由于汪伪中等教育不得民心,教育行政有很多弊端,因此难以收到其预期目的。

三、教育形式的整合

汪伪政府将童子军教育、新国民运动、清乡特种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融入中等教育中,灌输其“反和平反共建国”意识形态。首先,“整顿”童子军教育。童子军是一种训练青少年的教育,由英国贝登堡爵士于1907年所创。中国童子军是1917年武昌文华大学教授严家麟效法英美创始的。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童子军”,并制订了详细的各项组织规程,中国童子军教育获得较快发展。“七·七事变”后,童子军担负起抗战服务工作。但随着日军侵华的步步深入,童子军组织逐渐停顿。汪伪政府成立后,在教育部设立“童子军事务委员会”,恢复中国童子军总会,并督促各省市县,恢复童子军事业。汪伪政府规定,童子军课程为必修科,每周三小时,课内一小时、课外两小时。除上课时间外,余为在校自习时间。汪伪效法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童子军教育,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训练青少年“拥护领袖,爱护国家”的精神,要求他们“爱护中华民国”、“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汪主席”。汪精卫亲自修改童子军军歌,将童子军歌中“献此身”改为“为中国”; “献此心”,改为“谋复兴”; “献此力”,改为“为东亚”; “为人群”改为“谋和平”;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改为“刻苦耐劳,勇猛精进”。中心内容就是“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童子军偏重于培养少年儿童的思想,经常以誓词和格言要求学生。童子军誓词第一条是: “历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历行服务公众,每日至少行一善事,不受酬,不居功。”与学校教育偏重教学不同,童子军训练教育是“偏重训练”的。5童子军教育对学生进行特殊的训练,目标是“复兴东亚”。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特殊技能的训练。其课程偏重于军事方面的动作,如训练运输、救护、架桥、筑路、防毒、炊事、传讯、爬山、划船、游泳、驾驶及修理各种机械和野外集合、露营等等。( 2) “拥护和建国策”。中国童子军的誓词中有“仁爱”“和平”的内容。要求对于世界人类不分国籍,都能“一视同仁,尽力爱护”。( 3) 推行新国民运动。训练学生“有纪律,有规则,肯吃苦,”成为推行新国民运动的先锋队。汪精卫在浙江检阅童子军时说: “我们身上有两个肩膀,一个肩膀要负起复兴中华的责任,一个肩膀要负起保卫东亚的责任,两者必须同时并举。”1中学童子军主要采取团体训练的方法,就是让学生过集体生活,随时练习运用集团的整个力量,去作各种事情,牺牲个人自由,服从团体纪律,不辞劳苦地努力为团体服务。训练方式主要有游戏、比赛、表演、实验、观察、展览、讨论、演讲等。童子军教育对学生体格锻炼很重视,有很多课程如运动、游泳、旅行、露营等专门训练学生的体魄。童子军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训练,也不是调剂身心的游戏活动。其教育的目标就是“智仁勇”,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思想、体格以及知识和技能等三个方面,也就是德、智、体三育的修养。这实际是效法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教育。

其次,将“新国民运动”贯彻到中等教育中。汪伪四中全会提出“新国民运动”。“新国民运动”的基本内容是鼓吹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援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汪伪中学实施新国民运动,“必须就各科教学与课外活动双方面同时并进。思想不合新国民运动原则的文字,纵然文辞茂美,也应摒除。注意学生课外读物是否优良”。2汪伪政府对新国民运动之范围“五育”、“七事”一律订入训导纲要,作为训练目标。“五育”指“德、智、体、群、美”,“七事”为“识字、体育、卫生、生产、节约、保甲、合作”。“德”是指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修身目标,不为“共产邪说所蛊惑”。“智”是指“实科,文科,社会学科”的知识。“群”主要训导学生重视秩序和纪律,轻视个人,强调服从精神。“牺牲小我,服从公意”,培养学生团体生活的习惯。如江苏省中等学校推行“新国民运动”教导实施方案,通令各校分别遵行。群育分为五方面: (

1) 养成学生爱中国爱东亚的热烈意识,由思想一致进而行动一致。( 2)

养成学生善于适应团体生活及小组生活,一切行动均合乎规律。( 3) 养成学生为人群谋福利,为国家肯牺牲一切的精神毅力。( 4)

有拥护国家领袖,奉行三民主义的信心。( 5) 养成学生互爱互助、同甘共苦的精神。另外,各种学生组织,如级会、同乐会以及各项级际比赛的举行,都在群育范围之内。汪伪利用各种形式在中学中实施“新国民运动”。一是周会,每周一举行,节目可分为校务报告、时事报告、集团唱歌等。二是早会,早操时间作简短的警语,使学生对新国民运动之信条予以反省。三是谈话会,级任导师或各科教师在课后召集若干学生作不拘形式的谈话。四是组织各种团体,励志会,如时事研究会、文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剧团等。汪伪还借新国民运动积极推行之际,调整女子教育之施教方针。为防止“过去女学校习尚欧化,醉心‘解放’之说”,汪伪中等学校设有专门的女子学校,以培养能做家务、“发扬东方精神”的贤妻良母。“以发扬东方精神为主旨,倡导情操美德,举凡家事、育儿、缝纫、烹饪、生理卫生、社会服务,音乐美术等,均列为必修科。女生烫发敷粉,奇装异服,概予禁绝。生活管理,力尚严格,俾为妇道 之育成。”3但中等学校的女生受新思潮影响,追求解放与自由,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并不甘受汪伪女子施教方针的束缚。

再次,实行清乡特种教育。汪伪鼓吹“清乡先要清心”,而加强青少年的“特种教育”成为他们推行“思想清乡”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汪伪把特种教育灌输到中小学。其目的是所谓“宣传和平反共建国之理论,增强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之信仰”。41942年11月成立“清乡区青少年队”,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清乡”地区逼使青少年参加。要求青少年学习“斯巴达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奉汪精卫为“最高领袖”,“奉行领袖之意志”,摒弃“共产主义的诱惑”,“为和平反共建国而奋斗”。5对“清乡”中小学教师,则根据《特种教育实施计划纲要》规定,“一律须受特种教育短期训练,”施行“和运理论”教育,灌输“和平反共建国之大道”。

四、结语 :汪伪中等教育的多维评价

教育具有社会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汪伪对中等教育的“整顿”是为维护其政权合法性服务的,在某些方面具有法西斯教育的特征。汪伪确立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教育方针,并通过强制规定教育内容、加强教育行政组织控制以及利用多种教育形式来贯彻实施。可以说,“反共”与“亲日”是汪伪教育的一体两面。尽管汪伪政府千方百计加强中等学校的意识形态控制,将“中日亲善”、“反共防共”、“共谋东亚和平”等思想灌输给沦陷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实现所谓“复兴中华”、“保卫东亚”的目标。但其实际效果有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汪伪政权是依赖日本侵略者而存在的,其在沦陷区对中等教育所进行的所谓“整顿”注定是短命的。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解散沦陷区中央大学及各公办中学,汪伪政府对广大学生的思想统制自然也就随之崩溃。

关于汪伪教育的性质问题,学界大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一致认为是奴化教育。实际上,关于沦陷区的教育问题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奴化教育。历史具有多元性,不能简单地用黑白二元论看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收复区日伪所办教育进行清理与整顿。但国民党错误地认为沦陷区的百姓都是不爱国的人,把任伪职人员都看成汉奸,甚至把当地学校的学生叫作伪学生,引起全体学生及社会有识之士的一致不满。实际上,没有人天生想当卖国贼,死心塌地做汉奸、为侵略者卖命的只占极少数。大部分伪职员只是为了谋生,把他们当成卖国者是极不恰当的。多数教师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可能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既不抗拒日伪的安排,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维护国家民族利益。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汪伪“和平救国”的口号、“国民政府”的金字招牌有一定欺骗性和蛊惑力。另一方面,乱世中求自保是一种人性正常的心态。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并非甘心附逆。他们大多迫于生计为求自保,不得已而留校执教。魏特琳发现“许多人虽然对国家一片忠心,但迫于生计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被迫出任伪职”。1南京中小学教师“多数都有爱国思想!教学时避免用有奴化色彩内容的教材! 暗中进行爱国教育宣传”。2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业,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削弱、瓦解了日本的殖民主义文化教育侵略。

从汪伪政权来看,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培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决定了其必然会代替行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利益。汪伪政府对日本有极大的依附性,基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主体精神。不平等的民族政权关系窒息了汪伪教育的生机。虽然如此,汪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教育的民族化进行了一定的抗争。如对苏淮特区日籍日语教师问题,3汪伪政府决定“各教育行政机关现有之教育补助官及与教育补助官类似性质者应一律撤消,如因事业工程之需要聘请专门技术人才自不得干涉行政,其在学校方面之教育补助官应改日语教员,与普通教员地位同等”。4对于日军试图中国各级学校加授日语,并且提倡方言,破坏中国语言之统一之无理要求,伪教育部对此予以抵制,将小学教科书加注注音符号,5提倡国语。“查意符号为矫正读音统一国语之唯一工具。”6加注注音符号对普及教育、维护民族文化有一定作用。此外,汪伪教育部采取措施,提高师资待遇,对清贫学生( 且学习成绩及操行较优者) 给予补助,还注意改进学生膳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减轻学生负担,公立学校均不收取学费,私立学校虽收取学费,但比以前降低不少。客观地讲,汪伪政府成立后,在其努力下,沦陷区教育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如果去掉教育的政治性因素,汪伪教育有利于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培养,广大教育工作者为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事业延续做出了贡献。

总之,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教育的考察,固然离不开民族主义的视角。但仅仅停留于此,则会限制分析沦陷区社会变迁时应有的宽广视野,难以体现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只有具有一个超越民族主义意识及学术政治化的更为深刻的眼光,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体现战争的残酷影响。对汪伪教育的理解更多地应放在战争文化、殖民地教育的影响下去思考,而不应该只是置于道德主义的框架下去谴责。日伪教育研究的视角应是多维的,既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予以揭示,也要从文化教育本身着眼探讨教育的独特性。只有这样,对沦陷区教育问题的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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