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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怀培安 | 优生•强身•尚武:近代身体史视阈下的民族复兴思想

俞祖华、怀培安 | 优生•强身•尚武:近代身体史视阈下的民族复兴思想

优生•强身•尚武:近代身体史视阈下的民族复兴思想

俞祖华   怀培安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近代思想家意识到国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是一个民族取得优胜地位的最基本条件,他们注意从生物学视角、身体史视阈探讨民族衰亡之因与民族复兴之道,认为国人体质羸弱文弱是导致近代中华民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而要实现民族复兴就要从改变国民“东亚病夫”式的身体状况入手,从促进“中华民族之健康”入手 。他们从先天的生物遗传角度,思考如何通过“优生”“强种”“人种改良”以改变中华民族“劣败”的命运;从后天的育养调摄角度,强调民族健康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国民体力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指出促进民族健康是“最基本的”“复兴方法”,呼吁重视国民体育、民族卫生、饮食营养等问题;还注意反思导致民族文弱的重文轻武观念与“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等陈腐习俗,进而倡导尚武精神、军国民教育与“兵的文化”。

【关键词】身体史   国民健康   优生  尚武   民族复兴

民族复兴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也是一个国族全体成员整体素质的全力提振。国族成员生理与心理上的品性素质,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至关重要;对曾经辉煌但在近代陷于沉沦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是探索民族复兴或民族出路时须予以高度关注的。近代有识之士一面从国民心理建设、民族精神提振的角度探讨实现民族复兴的途径[1],上世纪30年代《复兴月刊》就以此为主题发表了旭初的《中华民族复兴与吾人心理的建设》(《复兴月刊》第1卷第2期)等文;一面又从中华民族的生物基础、国人之身体史的角度探讨优生强种的民族复兴之道。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先得有稳固的生理基础或强壮的身体基础才谈得上民族发展,或换句话说没有民族健康就没有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领先的古老文明,与我们民族先民刚健勇武、有尚武之风、有侠义之气是分不开的;后世国人变成了文弱之民,到了近代更沦为“东亚病夫”,遂使我们民族面临“灭种之祸”。他们认识到要适应“种与种争”、“国与国争”乃至“战国重演”的严峻国际生存环境,要改变近代中华民族衰落局面、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必须高度关注国民的健身强体,改变国人“东亚病夫”式的身体状况。那末,如何改变国人羸弱文弱的体质、如何实现民族健康?他们认为,一个人身体强弱、一个民族健康与否,与先天的生物遗传有关,故需从“善种”“进种”“强种”“优生”入手,从生育前的婚姻、遗传分子的选择或淘汰、实施“人种改良”入手;与后天的调摄训练、强身健体有关,故要“提倡体育来锻炼身体,提倡卫生来预防疾病,提倡医学来治疗疾病”[2];还与人文生物学视角的文化观念、社会习俗有关,当务之急是改变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恢复先民的“尚武”之风或说“兵的文化”。总之,要优生以克服先天不足,强身以改变后天失调,尚武以去除文弱之气,通过促进民族健康以奠定民族复兴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

近代思想家认为,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到近世衰落的历程,恰恰与国人身体从健康到文弱的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到了近代沦为“东亚病夫”,既是民族沉沦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民族辉煌不再的重要成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3]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呼吁禁烟,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4]。近代史开篇以两次鸦片战争揭开帷幕,似乎是一种隐喻:近代中华民族衰败与国人身体羸弱息息相关。“东亚病夫”成了民族沉沦的象征性符号,国人身体的病态病象为中外人士所高度关注并被不断书写。

对华人身体器官、体貌外形及与其相关的医疗、卫生状况的描写,成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外文报刊所刊文章使用了“东方病夫”的说法,被《时务报》译成中文,促成了“东亚病夫”一词的流传。1896年10月17日,《字林西报》撰文提到中国为“东方病夫”;稍后《时务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实情》的该文译文,文中认为“夫中国一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5]。不久,《时务报》发表了译自《字林西报》相关文章的《天下四病人》一文,该文将土耳其、波斯、中国、摩洛哥称为当今世界的“四病人”,指出:“此外尚有患病四人,病势颇危,旦夕可虑,时势若此,能无忧乎。今试言四人所患之病:……三为中国,其病情固与土国、波斯,皆不相同。地广户繁,甲于天下,牵联之势,骤难分裂,立法亦未尝不善,惟官无韬略之智,民少勇敢之气,一旦强敌骤至,未有不弃甲而走矣。昔中日之役,若无人干预,听其自然,中国不为其所灭者几希。今俄、英、法、德不论何国,果尔出师,不入中国之境则已,既入其境,则长驱直进,随意要求,无有不如愿以偿者……中国之病情如此。”[6]由“东方病夫”演变而来的“东亚病夫”,后成为外国人污蔑称中国人身体虚弱的专有名词。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反思中国国民素质时,抨击了落后制度、观念与习俗对国人身体的残害与对国人尚武精神的摧折。洋务运动时期,时人即纷纷发表文章,抨击缠足、吸食鸦片等恶俗。《上海新报》发表《缠足论》一文指出:“中国包足一节,天下古今误尽多少妇人女子。自后唐窅娘作俑以来,后人习焉不察,亦步亦趋。久假不归,世风莫易。天下无不爱女之父母,诸凡娇养,唯恐有伤,独其爱之极深,必愿其足之小。既愿其足之小,必肆其裹之。”[7]《申报》发表《缠足说》一文指出:“缠足之法行,而妇人女子遂皆竞尚足小矣。自幼至老无日不然,自妍及媸无人不然。方缠之际,筋骨受困,已有寸步难移之势;既缠之后,筋骨受伤,更有移步不便之时,有或动则赖人扶掖,否则如病疯瘫。”[8]《万国公报》发表了多篇反缠足的文章,如该报1875年4月24日刊出的《裹足伤仁》、1877年2月10日刊出的《革裹足敝俗论》、1879年3月22日刊出的《厦门戒缠足会》、1882年10月14日刊出的《劝诫缠足》等文。鸦片输入后,烟毒成为危害国人身体的最大杀手。当时,《申报》、《上海新报》等报刊先后发表文章,揭露吸食鸦片的危害,大力倡导戒烟、禁烟。如这些诗文指出,“人之耽食于烟,至鸦片而为害甚矣。夫烟名之曰鸦片,其贻害于人则更甚于酖毒矣”[9],“吾谓洋烟之害,其头著者犹有两端:一曰束缚身体;一曰消烁精神”[10]

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强调正是“民弱”“种弱”导致了亡国灭种危机,他们揭示了近代中华民族衰弱在国人身体上陷于病弱的表现。康有为指出,“我中国民数四万万,比于欧洲十六国人数倍之,诚大地莫强之国也,然民庶愚弱,故国不能强”,“臣尝深思其故,盖有民而自弱之也”。他认为导致“民弱”的重要因素是妇女裹足,“中国既有八股以愚士之心,又有裹足以弱民之体,身心俱困,而国从之。中国削弱之原,实由于此”。他指出“自满洲、蒙古外,直省女子悉皆裹足,残其肢体,弱其血气”,以此牵累而导致二害,一是导致人民困穷、国家贫弱,“今一男一子竭力经营于外,而妇女以裹足之故,拱手坐食于内,夫以一人而养母、妻、女数人,数口嗷嗷,常忧不给,故衣食不充,鹄形菜色,血气黄馘,枯槁羸弱,以之任重则不能,以之历寒暑则生畏”;二是导致本应“精力强足,身体壮健”的官、士、兵三者颓败疾弱,妇女裹足导致“束缚血气,戕绝筋骨,经数十代辗转流传,故传种日弱,致令弱其兵、弱其士、弱其官”[11]

严复强调“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指出种族之强包括“鸷悍长大之强”与“德慧术智之强”,西洋民族“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智又为我民所不及”;他认识到中华民族如今已沦为“弱种”并在《原强》一文中较早使用了“病夫”一词,指出“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12]。此后,“病夫”、“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等说法,在其他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不断出现。梁启超在1897年9月17日发表的《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也称“今日之中国”为“病夫”,他指出:“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13]他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论尚武》中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14]。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又说: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蒋百里在1902年发表的《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中指出:“呜呼,东方病夫国二,支那与土耳其是也。”[15]1903年,曾朴以“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的笔名,发表了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陈天华在1903年所写的《警世钟》中指出:“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16]。孙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支那问题真解》一文中提到:“支那久有‘东方病夫’之称,以世界最良沃之大地,适投欧人之所好。”[17] 陈独秀在1915年10月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指出:“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18]他在1916年9月发表的《新青年》一文中指出:“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19] 瞿秋白在1924年3月发表的《历史的工具——— 列宁》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成立,全赖征服侵略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东方病夫’”[20]

晚清、民国时期各种报刊所发表的时论中也不断出现“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等说法,如《申报》1876年1月4日就已提到中国“如土耳其国,早已素称病人”,“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将‘东方病夫’与中国关联起来”,“在1912-1931年间提及‘东方病夫’达83次”,“提及‘东方病夫’共计311次”[21]。有的报刊时论直接以“病夫”为题,如1901年《国民报》第3期发表了题为《东方病人》的文章,1903年《万国公报》第174期发表了题为《东方病夫之伴侣》的文章。

以1894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为标志,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正式兴起。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探索民族复兴的实现途径,如建设国防、体制变革、“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立人兴国”等。他们还意识到民族健康对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对重新振兴中华民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作者所指出:“一个民族如欲在世界上取得优胜的地位,最基本的条件,必须每个分子,皆具有强健的身体。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三等体格的民族,而能造成一个一等富强的国家……在这民族复兴声浪里,复兴方法固然不止一端;但著者以为最基本的方法,应先从促进民族健康着手。”[22]竺可桢在为该书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复兴民族大业,必须从多方面努力:凡政治,经济,教育,都是很重要的,本书的着眼点,是将人看作生物而讨论之。简言之,即从生物学之眼光来看民族复兴工作,应当在那几方面去努力。”他认为:“自体质方面言,中华民族亦有若干优异特性,举凡肤色、发性、头形、眼、鼻等体质,由遗传学及演化论观点考之,实优点多而劣点少。且亦如精神文化之所示,合乎‘中庸’之道,最能适应环境,并无遗传上之不良或现退化象征。惟因数千年来,我族除少数外,大多数在血统上为内婚,以至相因为果,体格渐见萎弱,而物质生活俭枯,营养不良,亦为原因之一。今后补救之道,一方面宜改良膳食,一方面应提倡远族婚姻,厉行现代之人种改良法,庶几原有之优良体性,可得而保有之”。又说:“中西人脑相等,营养之道极其重要”,“未有民族不健康而其文化能优秀者,关于此问题需要医药卫生之设施”,“我们相信人类是有遗传的,我们就要注意于优生运动,尤其是婚姻制度”,中国科学社组织学者对“各项民族复兴工作”,“并不希望给国人以致复兴之方案,而在刺激国人之研究,与指示其研究之途径”[23]。潘光旦批评当时关于民族复兴的议论“几乎全都是偏在文化因素”而忽略了生物学视角的探讨,或误以为“民族生物的遗传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并因此否认“民族的复兴和生物的遗传有什么不可须离的关系”;谈到民族复兴的途径,“甲说民族复兴,所说的只是一些文化创造;乙说民族复兴,所说的只是一些经济建设。至于那些专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思想做民族复兴的口头禅的,当然是更自郐以下了。总之,说来说去,总说不到民族的生物基础”[24]。他们从生物学视角、从身体史视阈,探讨通过促进民族健康使得中华民族重新变成强大的途径,把先天生物遗传上的“优种”、后天育养调摄上的“强身”与观念习俗上的“尚武”作为拯救国人、强健国族的“医国方”,还强调全体国人都负有“保种强族之伟大使命”。

洗刷“东亚病夫”耻辱,造就具有健康体魄的中华民族,成为近代以来“醒国梦”“强国梦”“中国梦”的重要内涵,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谈到:“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25]新中国开启了从“东方病夫”到“东方巨龙”、从“东方睡狮”到“东方雄狮”的转变,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表征。

如何去除造成中华民族不健康之因素,如何促进民族健康从而奠定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中华民族先天的生物遗传、“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在甲午战败后率先成了一个重要的视角。维新派提出了“保种”的口号,革命派则以“排满”相号召,现代意义上“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生成,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形成,这一切表明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对种族沦亡的忧心,且他们均重视从人种学角度思考保种强族的对症良方。尤其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天演论》等著译作将人种改良的知识介绍给大众,试图以‘优种’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26]。严氏引介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社会进化论思想,大大强化了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与“自强保种”的救亡观念,促使有识之士认真思考如何通过“强种”“优种”“人种改良”以改变中华民族“劣败”的命运。

古人已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初步认识到近亲繁殖会导致种群退化,因而在婚姻、家庭组织方面形成了诸如“同姓不婚”等有利种群、种族优化的规制、规则。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至于周而发明一绝妙之平章法,曰同姓不婚。《礼记·大传》云:‘系之以姓……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足见夏商以前,未有此禁,有之自周始。质言之,则同种族之人不得互婚,凡婚姻必求诸异族也。此种制度,于我民族之发荣,有绝大影响,盖多数异族血统之混合,即大民族所由醇化也……此制行之三千年,至今不变。我民族所以能蕃殖而健全者,亦食其赐焉。”[27]在他看来,“同姓不婚”等习俗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传承我们先民的类似优良习俗。

清末进化论、种族学等西方知识的传入,引发近代思想家聚焦于“保种”“进种”“强种”“优种”问题。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中介绍了“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的生物进化论,称天下有“黄、白、赭、黑”,种与种之间进行生存竞争,包括“今之满、蒙、汉人”在内的黄种人要自强保种;他又于1896年翻译、并于1998年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一步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竞争思想。梁启超指出,种族竞争即“种战”日益激烈,“凭优胜劣败之公理,劣种之人,必为优种者所吞噬、所朘剥”[28]。他在《论中国之将强》一文中认为,世界上的五色人种中,“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皆视白人相去悬绝,惟黄之与白殆不相远,故白人所能为之事,黄人无不能者”[29];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预言“于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30];在《新民说》中将世界民族分为黑色、红色、棕色、黄色和白色五种,并称白色最优。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去种界同人类”的主张和变中国人为白种人等人种改良计划。

如何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种族竞争中“保种”“强种”“优种”?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派思想家从婚姻、家庭、家族方面提出了合婚通种、禁止早婚、移民保种等对策建议。当时,白种人被视为最优人种,因此,有人提出了通过与白种人通婚以实现种族优生的建议。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把“杂婚之法”作为“平种界”、“致诸种人于大同”的途径之一,认为通过“奖励杂婚”“则杂婚者众而人种易变矣”[31],“杂婚之法”自然在也被其视为“保种”“强种”的良方。他还提出过“迁民”前往巴西建立“新中国”以移民保种的计划。唐才常在1897年发表的《通种说》一文中更直截了当地呼吁通过与白种人通婚以改良人种,提出“通种者,进种之权舆也”,“能速通黄白之种,则黄人之强可立待也”,如不愿通种,则“黄种之存亡未可知”[32]。梁启超根据不同种类杂交具有优势的“生理学之公例”,倡导“两纬度不同之男女相配”与中西文明“结婚”,他指出:“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此例殆推诸各种事务而皆同者也。”据此,他呼吁同胞张开双臂拥抱泰西文明,“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33]。梁启超还大力主张改革早婚习俗。他在《禁早婚议》一文中指出:“凡愈野蛮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迟……印度人结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欧洲人结婚最迟(就中条顿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为常,而其民族强建,老而益壮。中国、 日本人之结婚,迟于印度而早于欧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两者之间。故欲观民族文野之程度,亦于其婚媾而已。”他将早婚习俗的弊端归结为五个方面:“害于养生也”,“害于传种也”,“害于养蒙也”,“害于修学也”,“害于国计也”。 因为早婚习俗有如此严重之弊端,故他主张“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为早婚”[34]。严复也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优生进种。他强调“天下之事,莫大于进种,又莫难于进种”,而要达到“进种”的目的,“其入手之次,在于制限婚姻”。他批评国人“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虑患轻,故不知予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术,娶妻生子,视为固然。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长成,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亟亟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35]为避免“亟亟于昏嫁”、“亟亟于嫁娶”导致“谬种流传”、“劣者反传,而优者反灭”的结局,严复强调“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他建议婚姻年龄应以男子30岁、女子20岁为宜[36]

到了民国时期,优生学(还有“人种改良学”、“哲嗣学”、“善种学”、“优种学”、“淑种学”等译法)传入中国。陈寿凡编译的《人种改良学》(商务印书馆1919年),胡宣明、杭海翻译的《婚姻哲嗣学》(中华卫生教育会1919年),陈长蘅、周建人合著《进化论与善种学》(商务印书馆1923年),华汝成著《优生学ABC》(上海ABC丛书社1929年),潘光旦的《优生学》(含《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中国之优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3年)、《优生原理》(观察社1949年),钱啸秋的《人种改良学概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陈仲公的《人种改良》(正中书局1935年),于景让编著的《人种改良》(正中书局1936年)等译著论著出版或发表。当时报刊上也发表了介绍人种学、优生学的相关文章,如潘光旦1924年发表的《优生概论》(《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4号),诘由的《优生学浅说》(《一般》9卷1号,1929年9月5日出版)等。优生学、生物学等知识的传播,促使包括一批自然科学家在内的知识精英注重从优生学视角探讨如何实现“身体的民族复兴”,如何通过促进民族健康推动民族复兴,这成为当时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

陈映璜、陈长蘅、周建人、潘光旦等学人从优生学出发,关注民族复兴的生理基础,注重探讨与优生相关的婚配选择、生育限制、遗传改良等问题。陈映璜在1918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质人类学专著《人类学》一书中,专设章节讨论“人种之改良问题”。陈长蘅、周建人在1923年出版的《进化论与善种学》中介绍了优生学理论,建议设立养济院对有危险遗传病之男女(如癫狂神经软弱之类)加以善待,“惟不许结姻传后再养育其类似之分子”。潘光旦认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或衰亡“离不开三个因素,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文化的遗业,这三个因素之中,遗传最为基本,其次是环境,又其次是文化”,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而后坚强的意志、丰富的物质生活、繁变与醇厚的文化事业,才有发展的张本”,故不能“专就文化方面来推求民族所以不振的原因,和寻觅复兴的路径”[37]。他呼吁从“我们民族的生物遗传”的角度探讨民族复兴,探讨“优生与民族健康”、“优生与中国民族的健康”之关系,指出优生学的目的在于“强国强种”,指出 “优生学之任务:不外使人人了解婚姻之举不特为个人之‘终身大事’,亦为种族之‘终天’大事。”[38]他建议把遗传品性的优劣作为婚姻选择的首要考量,主张把生理和心理俱健全者作为最佳婚配人选;他主张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多从事生育,以利于种族的优化。

张君俊、刘咸、庐于道等学人从生物学、人种学的角度,从民族复兴的“生物或种族路径”出发,倡导进行人种改良、民族素质改造。张君俊出版了《东方民族改造论》、《中国民族之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中国民族之改造续编》(中华书局1936年)、《民族素质之改造》(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华族素质之检讨》(商务印书馆1943年)、《战后首都之研究》(国都研究会1944年)等著作,从“民族生物学”或“华族生物学”的角度探讨民族问题,阐述其民族素质改造论,提出从民族素质改造入手,从“提高民族的生物基础”入手,探讨民族复兴之途径。他指出:“据生物之立场,循食色之大道,既可谋智慧之提高,复能图体质之改进;对于民族生理之改造,允为津梁,关于我国民族之复兴,堪称宝筏”[39]。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很重要的是因为“我国民族之体质”每况愈下,因为“中国民族体质之衰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探索“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路”,“现在我们不必如丧考妣的去悲哀民族之衰落,我们却要勤勤恳恳的去侦查原因,根据我们的学理,原因是确定了几种,但需我们的努力,向前迈进来消灭这些原因,为民族复兴之张本”[40]。刘咸认为,民族复兴运动涉及面广,需要从不同视角进行检讨,包括应从人种学角度探讨“中华民族之遗传优劣性如何”、“吾国人种在世界之位置”、“中华民族是否业已衰落”等问题;指出“我中华民族之体质,经兹科学的严格检讨,发现如许优性,实难得可贵之至……吾人诚能善自保有此种优越性,再加以现代方法之养育,如欧美各民族之提倡体育、讲求优生、限制结婚、改良膳食、注重卫生诸端,则民族复兴事有必然”[41]。庐于道认为,正如“动物植物的种子皆可改良”一样,“人类学家应当努力改良人种”,所谓人类生物学即从事这种事业之科学。他指出,中华民族现面临“国将被瓜分,种将被淘汰”的严峻局面,“若再不亟起努力复兴民族,将来之历史上恐怕永远见不到‘中华’二字;从生物学及人类学观点看来,欲复兴民族,对此新兴科学‘人种改良学’是决不容忽视”[42]

民族健康与否不仅与先天的生物遗传有关,也与后天的营养、摄生与锻炼有关,因此,近代思想家又从后天的育养调摄角度,强调民族健康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国民体力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呼吁高度重视国民体育、民族卫生、饮食营养等问题。

近代思想家指出,中华先民即重视强身健体,只是到近世我们民族才变得文弱了。严复指出“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43],但到了近世“民力已苶”。蔡锷指出:“古之庠序学校,抑何尝忘武事哉!壶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练其筋骨,而强其体力者也。自一统以后,天下一家,外鲜强敌,内无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气日深一日。洎乎中世,而妇女缠足之风起。迨本朝而鸦片之毒遍洒中原,茫茫大地,几无完人。”[44]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到了古人重视体育、卫生、养生,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还提到了“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45],但后世却不如人意。他们希望通过重视体育、卫生、养生,恢复我们民族曾有的健康强壮状态,矫正近世“文弱之气”,以实现“医民”而“医国”、强身而强国。

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在近代史上率先提出了“体育、智育、德育”齐头并进、全面提升“民力、民智、民德”的思想,其中,“鼓民力”就是倡导通过重视体育、卫生、营养以强健国人体魄,改变中华民族被讥讽为“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他指出,西方国家“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于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反观中国,对体育、卫生、养生不够重视,“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46]

蔡锷在1902年发表的《军国民篇》中颇为推崇严复的体育思想,他指出:“严子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注重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强弱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他介绍了古代斯巴达、近代欧美列强、日本以重视体育、卫生而使国家、民族兴盛的经验,希望中国加以学习。他指出:“近顷以降,欧美民族日趋文明,体质渐就孱弱,江河日下,靡有已时,具眼之士,窃然忧之。于是,进种改良之念生,故体操一端各国莫不视为衣服、饮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曰竞漕,曰击剑,曰竞走,曰击球,曰海泳,曰打靶,曰相扑,曰竞马,曰竞射,曰竞轮(以足踏车竞走也),优者争以重资赠之,或奖以宝星,甚至显职硕儒,亦有逐队竞争,欲搏此名誉者。习染既久,乃成为风俗……欧人体育既盛,复以医学之昌明,卫生之适宜,无怪其魄力雄大,足以气吞五洲,力压他种而有余也。”又说:“日本自甲午战胜中国以后,因扩张海陆军备,益知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47]故中国要赶超欧美与日本,必须重视体育、卫生之事,以增强国民体力为强国力、强国家之基础。

不久,《新民丛报》第23号发表了《支那教育问题》一文,指出教育目的包括了道德教育、智识、身体强健三者,其中,身体强健“此谓之体育,所以使国民习惯劳苦,健壮轻捷,皆能肩任巨,以谋国事,勿使其因身体疲弱之故,而精神疏慢,气力颟顸,以阻国事之进步也。国民有此体育者,则国无懈政,人无懦气,不战而能武,行歩而能有强国之容矣。今日世界方以种族竞争,此以强种之一要事也”[48]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6日发布《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要求禁烟,“务使百年病根,一旦拔除,强国保种,有厚望焉”[49];于3月13日发布《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痛批缠足之俗“害家凶国,莫此为甚”,要求革除恶俗,以培国本,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50]。蔡元培于1912年5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9月共出16版),他在该教科书中主张“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同时对体育的作用作了充分的强调。他指出:“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身不康强,虽有美意,无自而达也”,“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康健之身,无以行之”,智育、求知也“视体魄如何耳”,“尝有抱非常之才,且亦富于春秋,徒以体魄孱弱,力不逮志,奄然与凡庸伍者,甚至或盛年废学,或中道夭逝,尤可悲焉”。他强调“人之一身,对于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皆有善自摄卫之责”,要求青年学生“节其饮食”、“洁其体肤及衣服”、“时其运动”、“时其寝息”、“快其精神”[51]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蔡元培、毛泽东等思想家阐述了重视国民体育、国民卫生的思想,尤其是强调了青年强身健体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陈独秀指出“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对于体育必须予以重视。他介绍了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的“兽性主义”思想,认同“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的观点,主张推行兽性主义教育,“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中国必须改变举国“柔弱若病夫”的状况,以强壮体魄、顽强意志、野性兽性“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52]。他指出,“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中国要改变“东方病夫国”的状况,尤其是“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53]。蔡元培在1917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54]的思想。他在1920年12月发表的讲演中指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的,不可放松一项的。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55]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他表达了对“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深深担忧,因而“深感体育之要”,“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他强调了“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的重要地位,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认为“知识则诚可贵”,“道德亦诚可贵”,“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他指出,体育是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前提,“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56]

此后,张君俊、秉志、潘光旦、吴宪、庐于道、许世瑾等学人围绕国人的后天调养,对民族健康、国民体育、民族卫生、饮食营养等问题进行探讨。张君俊起草了《增进民族健康计划》,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重视。生物学家秉志出版了《生物学与民族复兴》,强调“生物学关系民族兴衰”、“生物学之足以富国裕民”,他有感于“吾国教育未能普及,科学未免落人之后,民智之水准过低,对于卫生强种之方毫不注意,使国家濒于极贫且弱之地位”,建议专家对生物学有关“各种生物之足以致病,各种食物之足以促进健康”的知识精进深求且普及于社会,使“人民有卫生之常识,防病、营养、择配、成室,无一不合生物学之定律,其身体既强健,其子嗣亦壮硕,数十年间,其整个民族皆日形壮健”[57]。潘光旦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等论著中指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不止一条”,除了政治的出路、教育的出路、实业的出路等,还要关注“民族卫生的出路”,关注个人与社会卫生。吴宪呼吁国人关心“膳食与民族强弱之关系”、关注“中国人之营养”问题,强调“改良膳食,乃复兴民族之一策”[58]。庐于道认为,“民族复兴必视其民族复兴之能力如何”,尤其是“系于脑及智力者甚巨”,“以中国古代文化之灿烂衡之,其脑决不至于较西人低至若何程度,惟发育不全、营养不足或为事实,凡此皆足以影响脑之工作,故欲吾民族复兴、文化建设,营养之道不可忽也”[59]。许世瑾认为“民族健康为民族生存的重要条件”、为“最基本的”“复兴方法”,他强调“我国如欲促进民族健康,公共卫生绝对不能忽略”,呼吁用卫生方法“免除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及寄生虫性疾病的侵袭”[60]

对国人身体素质的关注、对“保种”“强种”的聚焦,促使近代思想家反思导致民族文弱的重文轻武观念与“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女子缠足等陈腐习俗,进而倡导尚武精神、军国民主义、“兵的文化”。

军国民主义教育与体育有密切关系,但也有一定区别,是军事教育与新式体育的有机结合。如同认定“同姓不婚”习俗、强身健体观念为我国先民所固有一样,近代思想家认为中华民族先民原本具备尚武精神,因此,如今提倡尚武、军国民教育与“兵的文化”,是一种优良传统的复归。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屦及剑及,即日伐宋。盖诸国并骋,无日不训讨军实,国乃可立。”[61]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中指出,“战国尊武”,自秦以后形成大一统局面后,形成了重文轻武之习。刘师培在1905年发表的《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一文中提到,我国先民具有尚武精神,刚强而勇敢,个人、家族、社会、国家都以尚武为本。他以《说文解字》对“族”的解释为例作了说明,指出家族以尚武为重,“族”乃属一旗者,“族”字里还含有矢,体现弓矢之手聚于旗下。雷海宗指出:“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62]我们民族的先民本具有尚武之风,现提倡尚武精神、军国民主义,是恢复先民“兵的文化”,恢复刚健勇武的民族精神。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出了仿效泰西“以民为兵”的主张。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提倡“兵学”,并在湖北各学堂实施“文武合一”的教育。到了20世纪初,军国民教育被正式提出,蔡锷在《军国民篇》一文中最早倡导了军国民主义。他大声疾呼:“中国之病,昔在神经昏迷,罔知痛痒;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63]驯良懦弱是我们民族“致弱之病根”,必须通过倡导军国民主义加以改变。蒋百里1902年12月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之教育》的译文。该文从当时形势出发阐述了军国民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指出“军务者,国民之负债也;国防者,国民之义务也;今日之战争,国民全体之战争,而非一人一姓之战争也”,“威严与实力兴国之第一步,而亦护国之最终器也。要而言之,则军备之势力猛大而已矣。是故苟不行全国皆兵主义于吾国,则终不得出而谈天下事。军国民主义者昔行之于斯巴达,今则全世界为斯巴达矣”。该文强调“社会之精神之风俗之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军人精神教育包括爱国、公德、名誉心、质素与忍耐力等方面[64]。1903年4月29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各省留学生联合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5月初定名为学生军。在学生军被迫解散后,一部分成员于5月11日成立“军国民教育会”。7月4日,该会提出《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决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65]。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尚武》中批驳“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的说法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强调应以“尚武”立国。他指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俾斯麦之言曰:‘天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铁而已,赤血而已,宁独公法之无所恃。’立国者苟无尚武之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他批评华夏民族虽“神明华冑,开化最先”,但由于“中国民族之不武也”,“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屈,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而我国民百世弥天之大辱也……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他还分析了中华民族文弱、柔懦之病因,即:一为“国势之一统”,“若夫一统之世,则养欲给求而无所与竞,闭关高枕而无所与争,向者之勇力武功无所复用,其心渐弛,其气渐柔,其骨渐脆,其力渐弱”;二为“儒教之流失”,后世贱儒“不法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三为“霸者之摧荡”,“霸者之有天下也,定鼎之初,即莫不以偃武修文为第一要义;四为“习俗之濡染”,“我中国轻武之习,自古然矣。鄙谚有之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66]。梁启超还于1904年编写了《中国武士道》,以提倡尚武精神。

在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军国民教育为教育界、教育部门所接受。1906年3月,刚成立的学部向清廷上奏了《奏陈教育宗旨折》,提出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指出“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株,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所谓“尚武”,“东西各国,全国皆兵,自元首之子以至庶人,皆有当兵之义务”,反观国人则“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欲救其弊,必以教育为挽回风气之具,凡中小学堂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抱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67]。1911年5月,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会议通过《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认为军国民教育是“强国本根”,提出“欲使全国人民克尽当兵义务,必先于学校教育趋重尚武主义”,“请确定军国民教育主义,俾全国生徒作其忠勇之气”,“奏请特颁谕旨,宣布军国民教育主义”[68]。同年6月,清政府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军国民教育谘议案”[69]

民国成立后,军国民教育的主张被新政府所继承。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1912年2月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主张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者不可偏废,其中,“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70]。1915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七项“教育要旨”,其一为“尚武”,指出“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民”必于“尚武以备军人资格”,“国何以强,强于民;民何以强,强于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强,强于尚武”[71]。同年4月,“第一届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和平主义思想抬头,梁启超、蒋梦麟等人公开反对军国民主义教育,国人对军国民主义有所怀疑、避忌,转而倡导军事教育、国防教育,但相关人士仍然倡导尚武精神、“尚力”观念。1919年上海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孙中山题写了“尚武精神”的匾额,并为《精武本纪》作序,称精武体育会“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72]。蔡元培在1923年9月的一次讲演中强调“中国教育应重尚武,不但为保卫国家计,亦为强健身体计。余上次由欧返国,曾在北大提倡‘学生军’,即是此意。惟中国学生多于文弱,年龄稍长者,更不愿受严格之‘军事训练’,此实为提倡者之一大阻力。余之主张,各学校应一律提倡体育,国民身体既强,临时授以‘军事智识’亦可执干戈以卫国家”[73]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战国策派”将尚力、尚武思想推崇到了极致,他们极力主张在当时“战国时代重演”背景下恢复战国时代“兵的文化”、“列国型”文化。雷海宗认为“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春秋时代贵族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战国时代“各国似乎都行军国民主义,虽不见得人人当兵,最少国家设法鼓励每个男子去当兵”,“秦国似乎是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战国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是“无兵的文化”,“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要适应“大战国时代”,必须改变“无兵的文化”,从“兵的文化”即战国文化中寻求“强力”,重振民族精神包括尚武精神,“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74]。林同济指出,战国时代列国“倾全力以向国际之场作全体战,歼灭战……全体战歼灭战的最后结果,是一强吞诸国,而制出一个大一统帝国”[75];到了“大一统帝国”阶段,“最迫切的欲望就是太平”,只求“天下无事”,终不免“摆不脱‘颓靡’的色彩与精神”;现在是“战国时代的重演”,“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判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时代已经无情地开始了‘战国式的火拼’”[76];中国要在这一激烈搏杀的“大战国时代”图生存,就需要反思我们的大一统文化能否适应“大战国时代”的时代挑战,需要反思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是否适应“战国式的火拼”的生存竞争,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图安逸、求安稳的“大一统型”文化到尚力、尚战的“列国型”文化即“兵的文化”的转型。陈铨在《指环与正义》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界,“动物要求生存,往往残食其他动物,植物要求生存,往往剥夺其他植物的养料。国家和国家也是一样,生存利害冲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只有拼个你死我活”。他比林同济、雷海宗更进一步,认为“人类的历史,永远是一部战争史。无论什么时代,都是战国时代。所谓春秋时代,不过是各团体生存意志的冲突没有达到尖锐化的时候,所以战争的形式也不取歼灭的形式。所谓大一统时代,不过是某一个团体取得绝对优势,生存意志不受严重威胁的时候,然而其他团体虽一时无力可战,战的意志却并未消亡,它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再起……民族与民族的生存意志,到了最后关头,永远要取不可调和的对立形式。”[77]  陈铨、何永佶等也撰文指出,当时所处的时代是“以战争为中心”、战力决定国运的时代,并大力鼓吹“力的哲学”与“武力政治”。

近代思想家把国民体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把促进民族健康作为“最基本的”“复兴方法”,把“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作为使中华民族恢复朝气活力的有效途径,呼吁从体育健身、公共卫生、饮食营养、尚武精神等方面入手奠定民族复兴的国民身体基础,这对引领我们全面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本文发表于《人文杂志》2020年第8期)

注释:

[1] 俞祖华:《中华民族复兴论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俞祖华:《民族精神提振与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

[2]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3]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七,《魏源全集》第6册,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1078页。

[4]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3页。

[5] 《中国实情(译上海<字林西报>西10月17日)》,《时务报》第10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第102页。

[6] 《天下四病人(译上海<字林西报>西11月30日)》,《时务报》第14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一日,第370-371页。

[7] 《缠足论》,《上海新报》第342号,1870年4月21。

[8] 《缠足说》,《申报》第11号, 同治壬申四月十八日。

[9]寓沪晓岑氏稿:《戒鸦片烟论》,《申报》第108号 ,同治壬申八月初一。

[10] 《服洋烟有害无利论》,《申报》第114号,同治壬申八月初八日。

[11] 康有为:《万寿大庆乞复祖宗行恩惠宽妇女裹足折》,《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380页。

[12]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27页。

[13]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14]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5、117页。

[15]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第22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五日。

[16]陈天华:《猛回头》,《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51页。

[17]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3页。另一译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翻译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第248页)

[18]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9页。

[19]陈独秀:《新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12-113页。

[20]瞿秋白:《历史的工具——— 列宁》,《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1924年3月9日。

[21]苏全有:《从“东方病夫”到“东亚病夫”》,《南方都市报》2015年7月21日。

[22]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251页。

[23]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281-284页。

[24]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44页

[25]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26]刘波儿:《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复兴的理论设想——以民国时期的优生学思潮为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2期。另参见田涛:《清末的种族改良观念》,《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饮冰室合集》第9册,专集之五十第37-38页。

[28]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一第77页。

[29]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二第13页。

[30]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第48页。

[31]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32]唐才常:《通种说》,《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2-103页。

[3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七第4页。

[34]梁启超:《禁早婚议》,《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362页。

[35]严复:《保种余义》,《严复集》第1册,第87-88页。

[36]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7页。

[37]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卷,第27、37页

[38]潘光旦:《优生概论》,《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页。

[39]张君俊:《民族素质之改造》“自序一”,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页。

[40]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226页。

[41]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第160-169页。

[42]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第267页。

[43]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28页。

[44]奋翮生(蔡锷.):《军国民主义》,《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

[45]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46]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28-29页。

[47]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一日。

[48]《支那教育问题》,《新民丛报》第23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49]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页。

[50]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2页。

[51]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2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页。

[52]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85、89页。

[53]陈独秀:《新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13页。

[54]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55]蔡元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等校欢迎会的演讲》,《蔡元培全集》第4册,第259页。

[5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57]秉志:《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89-95页。

[58]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第249页。

[59]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第170、203页。

[60]竺可桢、庐于道、李振翩编辑:《科学的民族复兴》,第250-265页。

[61]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62]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63]奋翮生:《军国民主义》,《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64]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第22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五日。

[65]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66]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08-114页。

[67]《奏陈教育宗旨折》,陈元晖主编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4-546页。

[68]《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会议议决案》,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69]《中央教育会议及其议决案》,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80页。

[70]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5页。

[71]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冯克诚总主编:《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人民武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114页。

[72]孙中山:《精武本纪•序》,《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0页。

[73]蔡元培:《学校应提倡体育》,《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74]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7、9、43-44页。

[75] 林同济:《形态历史观》,《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76]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第49、56页。

[77]陈铨:《指环与正义》,张昌山主编:《战国策派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7-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