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著、讲授与传播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任公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之后,他大多数时间都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著述与讲学。任公回忆道:“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并希望能够“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应该役使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外交欤?内政欤?》)。

此期间,任公在北京的清华学校、天津的南开大学交错授课。其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信中说道:“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也。”关中、河内,用的是荀彧劝谏曹操的典故:“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足见任公对这两所学校之厚望。

梁任公先生(一九二八年)

任公曾于一九二〇年冬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次年秋在南开讲“中国文化史”,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二二年春又在清华讲国史,夏天复应南开第一届暑期学校之邀,开设“中等以上作文教授法”课程,并作“教育家之自家田地”讲演(《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之后半年多时间,应全国各地之请,巡回演讲,终至累出“心脏病”。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任公与长女的信里说:“在上海请法国医生诊验身体,说的确有心脏病,但初起甚微,只须静养几个月便好。我这时真有点害怕了。”同月二十日即在《晨报》刊登《启事》,谓“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事枉顾者,恕不会面”云。四五月间,至北京翠微山养病。六月十三日与长女信,谓“日内返津”,实为南开大学第二届暑期学校讲学事也。

从任公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致曹锟“讲课煎迫”、十三日致蹇季常“日日编南开暑校讲义也(正甚得意)”、三十一日致张元济高梦旦“一月来在南开演讲,带编讲义,日不暇给”这三封信里,可见他当时忙碌的状况。所谓“煎迫”,知讲授尚未开始。据喻鉴《南开暑期学校概况》,一九二二年首届是“七月八日行开学式”,“八月六日甲乙丙三组散学,八月十九日丁组散学”,“为时甲乙丙三组历四星期,丁组六星期”(《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七月八日为周六,则正式开课当在七月十日;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为周三,其课业亦当自周一开始,则是九号也。所谓“正甚得意”,知写作状态极佳,成就亦甚为满意。直到三十一日还在编写讲义,则此份讲义内容应该很丰富;但是很少有人提起,这份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任公九月份即以国学讲师的身份在清华学校讲授一门一学年的课程——他自己曾说:“我这学年担任讲‘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清华周刊》)且日后又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简称《学术史》)清华学校讲义本流传,所以大家基本认为《学术史》是专为清华讲授而撰著的讲义。

之前说到,任公七月三十一日还在编讲义,次日致蹇季常信里更是说道:“我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馀裕管闲事也。”顾亭林、戴东原,不正是《学术史》里最为重要的人物么!

通过寻找,我们发现了学术史不同时期的众多版本,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稿本与铅排本、清华学校讲义稿本与铅排本。这四个本子的发现,为我们梳理并还原《学术史》撰著的整个过程,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依据。

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稿本一册,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旁注“十二年六七月间作,南开大学暑校讲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纸:红格,半页八行。

正文第一讲未见,存第二至第七讲。第二讲无题名,“第二讲”三字从第一页背面第五行开始;此页正面及背面前三行稿纸与背面第四行后之颜色相比,稍显白净,显系裁开粘黏拼接而成者。第三讲为“清初五大师(续)”,小标题为“(二)顾亭林附张杨园陆桴亭王白田”;第四讲为“清初五大师(再续)”,小标题为“(三)王船山”;第五讲为“清初五大师(三续)”,小标题为“(四)颜习斋附李恕谷王昆绳”;第六讲为“其他清初学者”;第七讲为“考证学之创建者”。循第三讲例,第二讲应为“清初五大师”,小标题为“(一)黄梨洲附孙夏峰李二曲”。

南开讲义铅排本一册,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署“天津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正文七讲全。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行“新会梁启超讲”,第三行“第一讲”,第一段末尾曰“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段末尾曰“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概略”。第一、二讲无题名,馀五讲题名同讲义稿本。清华学校讲义稿本八册,附“说方志”一册(原名“方志之编纂”)、零页五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纸:与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稿本一致。

全稿十七讲。第一册四讲,书衣无字。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行“新会梁启超讲”,第三行“第一讲 反动与先驱”;第一讲最后一纸,文字写到该页背面第三行,第四行后之稿纸颜色稍显白净,显系裁开粘黏拼接而成。次页署“近三百年学术史 草稿第二册”,旁注“十二年九月在天津作”,背白。后为第二、三、四讲,即“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之三讲。按,所谓“草稿第二册”实是续第一讲为第一册而来,后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稿本第一讲第一页
第二册五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草稿第三册”,旁注“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在清华学校作”。正文即第五讲“阳明学派之馀波及其修正”、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第七讲“两畸儒”、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第三册一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草稿第四册”,旁注“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在清华学校作”。正文即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

第四册二讲,书衣无字。正文即第十一讲“科学之曙光”、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馀录”。

第五册一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讲”,旁注“十三年四月一日属稿,九日成”。正文即第十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之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用时九日。

第六册一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讲”,旁注“十三年四月十日始属稿,十六日成”。正文即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之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用时七日。

第七册一讲,书衣无字。正文即第十六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之史学、方志学、谱牒学。于傅维鳞条末有“十八日成,十二时睡”,则可知此讲或即四月十七日开始者也;及写到“(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条,文末批注曰:“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亡友夏穗卿先生》开篇即说:“我正在这里埋头埋脑做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说他父亲穗卿先生死了!”同日,任公致张东荪陈筑山信曰:“日来因赶编讲义,每日埋头埋脑于其间,百事俱废。得来书,日日欲复,日日阁置,明日须入京(因太戈尔来)。”五月三日回津续作,篇末有“六日成,三时寝。本讲完”。用时十一日。

第八册一讲,书衣无字。正文即第十七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之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地理学、金石学。于“十 数术记遗”条文末批注有“五月七日成”;八日入京,十一日晚车返津,当夜未属稿;乐曲学篇文末批注曰:“十五日成。此题如此繁重,夙所未习,一日之力能成此,颇自喜也。二时就寝。明日入京,须一来复乃归。暂阁笔。”所谓“一来复”,即一星期也,实际至二十五日方回,当天亦未属稿,次日始续之。至二十八日写金石学数段后,又因“明日入京”而“暂停”。用时八日。之前都只说“暂阁”或“暂阁笔”,此番与前不同,用了“暂停”二字,足见忙碌,以致后来再没能续成全篇了。

清华讲义铅排本一册,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第一至十二讲(于毛西河条“后来惠定宇之易”下残缺),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行“新会梁启超讲”,第三行“第一讲 反动与先驱”,第一段末尾曰“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段末尾曰“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概略”,馀内容同讲义稿本。

通过上述四种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

(一)任公一九二三年六七月间为南开大学暑期学校编的讲义,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编成七讲。任公七月三十一日致张元济高梦旦函有“顷南开讲义将完”一句,则可知此部分讲义可能至八月初完成。有稿本,有铅排本。

(二)同年九月任公讲学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编成十二讲。其第一讲文字即直接调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第一讲之稿本,第二、三、四讲为全新补作,第五至十二讲实亦据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之第二至七讲内容调整、增补、扩充而成。其中第二至十讲,九月至十二月作于清华;第十一与十二讲,未见写作时间与地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完成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前。有稿本,有铅排本。

(三)任公自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除入京公干之外,前后用时三十五日完成“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讲,入睡常在凌晨两三点。此四讲规模宏伟,材料充牣,任公信手拈出,取精用弘,纲举目张,俨然“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之势,诚如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所谓“条理之分明,爬梳之得法,抉择之精确,疏释之发皇,能使学者读其书,省精力而获益多”。其中前三讲,同年六月至九月连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号。有稿本,有杂志排印本。

至于清华学校讲义稿本中为什么没有第十三讲,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为作“章实斋之史学”而预留的(任公称章实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又云“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另一种可能是回津撰写“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偶忘了前一讲之序号。

一九二三年暑期,任公在南开讲学,九月即赴清华授课,因为这一年的暑期,原在南开担任教授的张彭春(张伯苓胞弟)受聘为清华学校教务长,同时兼任校课程委员会主任。张彭春到任伊始即延聘任公为国学部顾问,并于当年秋季开设两门课:一“近三百年学术史”,授课时间为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半;二“群学概要”,授课时间为隔周四晚七点半至九点半。

今有研究者谓任公一九二四年春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据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公致张元济函“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以及六月十三日《清华周刊》引任公自言“我这学年担任讲‘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这两句文字,可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为清华学校讲义之一部分,与南开大学固无涉也。

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与清华学校讲义之铅排本,另外还有辅仁大学铅排本,都只是发与上课的学生使用,算不得正式的出版。《学术史》这十几讲文字,起初大都是陆续刊发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的。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载《反动与先驱》,即《学术史》第一讲,为《学术史》最早公开发表之一篇。此后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刊载第二、三、四讲,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连载第六讲。题后附编者按:“第五讲因寄时遗失,故先登第六讲,容将来再补罢!”一九二四年一月四、八、九日连载第十讲。其馀诸讲,未见刊出。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刊载《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一篇,即《学术史》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三篇。是年十一月,任公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讲演四次,其记录笔记名《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刊载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编辑出版《国文学会丛刊》第一卷第二号,亦即《学术史》第二、三、四讲,文字稍有增补,内容亦偶有引申发挥。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至六日,《晨报副镌》刊载《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一篇,即《学术史》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一部分。

一九二四年三月至十二月,《学术史》前十二讲于《山东教育月刊》第三卷第三号、第五六号、第七八号、第九号、第十号、第十一十二号上连载,且在第一讲前注明:“梁任公先生在清华学校讲演。”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公致张元济函曰:“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但原文太长,大约全篇在十万字以外,不审与《东方》编辑体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门类: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古籍、四辨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八谱牒、九目录学、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乐、十三金石、十四佛学、十五编类书、十六刻丛书、十七笔记、十八文集、十九官书、二十译书。……今先寄上经学、小学、音韵学之一部分。若谓可登,请即复书,当别为‘小序’一篇冠于首也。”得《东方杂志》同意,任公即以五月七日写出“小序”,后即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为题,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九月连载于《东方杂志》之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号,内容包括成书时的第十三讲(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史学、方志学、传记谱牒学)。此部分内容,同题收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东方文库续编》本单行,“小序”前冠以“绪言”二字。可惜任公拟的二十个门类,其中目录学、佛学、编类书、刻丛书、笔记、文集、官书、译书等八个门类并未撰写;金石学也只是起了个头而已;佛学只写了一行,又用墨笔画去。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任公回复史地学会同学函曰:“现在因预备别项讲义,甚忙,未能详校。清华曾有印本,虽不备,亦可少供参考,今寄上一份,请斟酌校定便得。”据此可知,任公此前曾将《学术史》前十二讲付《史地学报》刊发,待他们请任公审定校样时,由于任公忙于其他讲义之编写,无暇顾及,即将清华学校讲义铅排本一册与之参考,且谓“斟酌校定便得”。此部分后于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连载于《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一、二合期、第三至八期,但第三卷第一、二合期实际刊出的时间,应该是在本年八月之后矣。

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本,一册。版权页署“民国拾五年七月出版,民国拾八年十月四版”,然查检各大图书馆,皆只有一九二九年之第四版,未见前三版;且不惟如此,该出版社名下出版之图书,也仅见此一种而已。惜此本排校错讹稍多。

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群学社出版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四集,其中第二集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至四讲,署名后注“在清华学校讲”,系据清华(或辅仁)讲义本收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之“文集”十六册出版;三月,“专集”二十四册出版。此即任公著作后来最为通行之版本也。此版《学术史》据民志书店本排校收入,虽改正了一小部分错讹,同时却又新增了一小部分错讹。且一改之前全式标点为简单句读,虽引号保留,但删去书名、人名、地名等专名号,反而增加了阅读理解之难度;又删去着重号,且改叹号、问号为句读符,尽失任公行文之情感。但这种版式以及标点符号,较之十年前乙丑重编本之聚珍仿宋版《饮冰室文集》,去之远矣!至为可惜!此本一九三七年六月再版,一九四一年一月三版。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六月据《合集》本影印,末附录《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称台二版,一九七八年九月九版,至今闻已有十数版矣。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东京人文阁出版了岩田贞雄的日译本,书名作“支那近世学术史”。译者序曰:“本书是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全译本。……作为当时唯一最高的清代学术研究家,他倾其所学为此著述,明快把握时代思潮的动向及主流的同时,还列举学界各方面状况及成果等等,且毫无缺憾。……在世界动乱之下,本书作为真挚的、为了中国研究者而辑录的文化丛书中的一册,绝非无益。”评价洵可谓贴切矣。

一九四三年八月,重庆中华书局重排任公专著六种单行,《学术史》列第一。金兆梓《梁著六种重版序》曰:“夫近三百年来之学者,诚已本科学方法将我国数千年来之文化遗产为澈底之整理矣。国人不欲享受此无尽藏之遗产则已,苟欲之,则任公先生是书实其唯一之橐钥。……今日者借史学,振民气,已定为国是。余之此举,其或亦不无涓埃之效乎!”此本据《饮冰室合集》本重排重校,于原书明显之错讹略有校改,然终因未能据原稿校正,所改固亦不免有任臆之失。此本一九四四年四月再版。

此后四十年间,大陆再无印本。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内收《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先生以《饮冰室合集》作底本,校正原书不少讹误,对全书提及之人物而原书内未有小传者作了注释,并就原书内史实、概念等有疑问处,详加考案,用力甚深。只可惜条件所限,朱先生当年未能见到清华学校讲义本,更无法看到稿本,所以对其中的一些错讹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所言虽是,但实非任公之失;再者,有些校改未曾出校说明,且亦偶有随意改变任公所处时代用语习惯之现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夏晓虹、陆胤的新校本。其校订说明曰:“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二)第十三讲至第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三)其馀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后列“校订凡例”五条。《学术史》的各章节,分别采用不同的文献作底本,感觉有点“百衲本”的味道了。

《学术史》版本情况具如前述。任公寄与报纸、杂志的稿件,或是书佣的钞件,或是排印的讲义。钞录与排校造成的脱讹衍倒,确实不少。但由于稿本中有些内容并不完善,如有引文用省略号代替,眉批钞某书某几页;又如某书之卷数或某人之生卒、字号空阙,眉批查之;等等。所以,此番校订,仍然选择最为通行的《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而以其他众本为校本或参校本。其标点符号包括段意间之隔行符“﹡”以及字旁之双圈“◎”、单圈“○”、着重符“·”等,大体依从稿本,亦偶作调整。至于稿本中之眉批,多为待查之内容,或某书之卷数,或某人之字号,体现撰写之过程;后四讲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撰写于天津饮冰室,稿内多有批注,大多为何时写完某部分,亦有记当时来访或出行事宜者,具有日记之性质;此二部分颇有史料价值,兹以校记形式收入,俾研究者参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俞国林校,中华书局2019年第一版,68.00元

当年听讲的学生张荫麟,曾作《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谓任公关于“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近二十馀年来,《学术史》又出现了几十种不同的排印本,足见任公此书学术价值与永恒魅力之所在。——然鲁鱼帝虎,以讹传讹,其幸欤?其不幸欤?今兹整理,对《合集》本之脱讹衍倒,一一校订:脱者补之,讹者正之,衍者删之,倒者乙之。区区之志,冀为任公此一巨帙,多扫去一些“落叶”耳。
校订工作,琐碎而细致,然由于未得连续之时间,虽云“尽心焉耳”,亦不免顾此而失彼。校书异于校史,盖任公论述三百年间人事学理,直陈其大醇,未究其细节,容有与史乖互之处。凡百小疵,多仍旧贯,殆非校订之主旨也。数年心力,萃此一编;尽善尽美,俟诸来者。

(本文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前言。个厂,中华读书报2019-12-20,发表时略有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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