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话语模式反映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它同实际的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话语模式的存在及其演进状况，也典型地揭示了历史演进的轨迹与特征。从这样一个角度进入历史，我们或许会得到别样的历史景观和历史体悟。
从中国晚近历史来看，没有任何一个话语能比“革命话语”（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更广泛、更久远，更那么刻骨铭心地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态。这是一个世纪性的话语，也具有跨世纪的影响。作为时代性话语，它典型地揭示着一个时代的共同趋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历史取向。作为一个时代或一个世纪交替的比较，我们不难分辨出19世纪的时代话语是“师夷”“自强”，这是从鸦片战争后直到洋务运动就已经形成的一个话语模式（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从洋务新政和晚清新政，无论新派旧派，他们可以反对西学也可以指斥旧学，却不能不认同“自强”）。那么，20世纪的时代话语就只能是“革命”。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20世纪就是“革命的历史”。直至今天，其实无论是正面的评判还是反面的指斥，对于“革命话语”的论题仍然在持续着，尽管它已不是中心话语了①。我们知道，今天时代的主流话语其实是改革开放。因此，从时代话语历史演进角度来看，19世纪的“自强”、20世纪的“革命”、21世纪的改革开放，正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
在此，我们仅仅立足于实证性言说，从“时代话语”层面上展开讨论。
二、“革命”潮起：20世纪之初的流行话语
进入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开始张扬出的旗帜就是“革命”。 按当时梁启超的说法，“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1]（P420）“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20世纪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并非“民不聊生”的产物，而带有强烈的士大夫造反的色彩，反政府的主导力量并非“民”而是“士”。而究其所源，正是在庚子年间由勤王运动拉开了“士变”中国的帷幕。戊戌庚子之间，中国政治正进入一个转折点。在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当时的《国民报》第一期发表《二十世纪之中国》文章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2]（P69、71）
由此开始，革命话语成为时代性话语，它使得上个世纪风靡社会的“自强”和“师夷”话语已经失去了主导价值（《海国图志》——“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接踵而起的是洋务自强。从师夷直到自强，是19世纪后半期的时代主题）。“革命”已经构成标领时代的中心话语，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言说如此，即使是属于保皇党的康有为，在言说中也并非反对革命，而是反对“攻满”（章太炎所以作《正仇满论》）。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虽言之不多，却也持肯定立场。在其1902年的《辨革命书》中说：“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并强调说：“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3]可知，即使康有为对于革命话语，也是秉持慎重的肯定态度。这至少可以说明，“革命”话语已经是超越了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专属概念，而具有时代性的意涵。
梁启超对于“革命”话语作了相当系统的阐释。1902年他首先从定义层面上加以解说，作《释革》一文（《游学译编》第一期），其要义是：（1）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 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2）革命三特征：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3）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按梁氏所说“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2]（P244）对于当时革命话语的普适性问题，梁启超也有深切之感受，指明道：“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2]（P244）“革命”一时间就成为相当流行的话语，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和政治取向。梁启超还为此作了学术层面的考察，专门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此文将革命分为广义之革命和狭义之革命，前者指一切之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制度），后者则指推翻现政权之一切暴力行动[1]（P420）。
可以说一进入20世纪，革命就成为一个浸透于社会各阶层和界别的时代性话语。当然，导致话语转换形成“共和革命”舆论氛围的，还是清末革命书刊。当时，年轻的革命党人曾有预言：“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个预言很快得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上海成了留日学生行前的主要出发地和回国后的重要居住地，成为国内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主要地区和革命派在国内的最大宣传中心。据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01至1904年间，中国译书533种，其中321种即约60%是“从日本重译过来的”。而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发行的[4]（P283）。再之，冯自由在清末《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收列115种图书，其中40种在日本出版，11种在香港出版，5种在欧美出版，4种在南洋出版，4种在汉口出版，而其余51种都是在上海出版[5]（P136~156）。另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其中革命刊物33种，上海24种，外地9种，有近四分之三集中在上海②。可以说，上海是清季国内舆论传播中心，它对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厥功甚伟。
“自由花发春何处，革命风潮卷地来”[6]。“革命”和类似于革命的言说到1905年时就风靡天下，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中心话语。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革命的世纪，即“文字收功日”。由此，革命话语构成了一个世纪的主体选择，构成了几代人共同的话语模式和理想追求。一个世纪的历史从某种意义说，就是被革命话语及其行为所建构的历史。
三、“革命话语”演进的四个阶段
从革命话语形成的演进过程来看，约可略分为四个阶段。
（一）生成与传统（1901—1926年）
这个阶段是革命的孕育和生成阶段，也是革命传统形成阶段。1903年革命风潮已经形成，革命团体已经遍及天下，至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之成立，革命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及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共和成立，革命之价值和意义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不二选择，并由此成为一种传统（革命传统取代伦理传统），从而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普遍的生活。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其实也是极为普遍的史例，说的是辛亥革命后一个乡村生活情景：“最滑稽的是，我们这穷乡僻壤里也闹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许多秀才、举人、绅士老爷、乡下的读书人又找到新的出路了，有的参加民主党，有的参加共和党，还有的来了个双保险，民主党、共和党都参加了。在他们看来，革命了，反正了，参加一个什么党，才能升官发财，这个机会不能错过。”[7]这个时期，因了革命的时代性胜利，革命便成为普泛性价值取向。直到1924年国民革命（亦称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几乎席卷了整个社会阶层。这个时期，革命成为时代风尚，也成为人们价值评判的唯一尺度：社会最终被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1925年3月12日，被尊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病逝，其悬挂于灵堂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就成为所有站在历史或试图站在历史舞台上人们必然标示的口号或信念。“革命”成为了一种口号，一种不由分说的传统，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一种获得历史正当性的标志！（当时，一切轰轰烈烈的活动无不以“革命”的名义：国民革命军、革命青年、农民革命、妇女革命、家庭革命……只要是群体团体，就称为革命团体。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就能够获得道义上、法理上的正义性而不受一般法条和制度的制约。“反革命”的罪名在这时已经是很惯见的一种“新罪”了。）
（二）扩展与衍变（1927—1949年）
1927年国共分裂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就社会革命运动而言，革命陷于低潮。但是，革命话语却仍然是分裂了的两党，甚至是多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主导话语，没有哪种力量可以或能够脱离这一时代性话语。毛泽东1928年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的中心话语无可置疑。即使国民党人也仍坚持革命的话语。戴季陶对三民主义重新诠释后，蒋介石把三民主义具体归纳为五大建设（心理、伦理、社会、政治、经济），由此阐发出自己的“力行哲学”，说“这样力行，就是革命”（即指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就是从国民党分化出的中华革命党，还有改组派等，也一样坚称自己的“革命”立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继承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革命不屈精神，为中国革命惟一的新集团”等等。各方的政治力量均将自己定位于“革命”的时代坐标上，把自己的反对派定位于“反革命”的坐标上。
应该提出的是，就革命的向度来说，1926年是一个关键。正像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随着1926年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斗争的矛头已经从中国人民的政治压迫者扩展到了与工农利益相矛盾、从而阻碍革命进程的其他阶层。换言之，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8]（P49）。但也恰恰是这个向度的发展最后导致了国共的分裂，使中国革命再次陷入“政治向度”——两大政党之间的斗争。
此后，虽有1937年国共合作形成“民族革命”的形势，但两党之间的“政治革命”斗争仍是历史的主流。当然，1949年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全国政权，而且最终赢得了“革命”话语的主导权。胜利者，获得了历史的天然裁判权。在这里，革命与反革命的分别，将以胜利与失败而判明。由此，革命话语在主导现实的同时，也主导了历史。
（三）变型与极端（1950—1976年）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如果仅仅从狭义的“政治革命”（仅仅从政权更替）角度看，可以是革命的胜利。按毛泽东所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但是，“革命”的胜利已经使得革命本身成为一种目的，成为一种生存状态，甚至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革命具有巨大的惯性力量，它经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追求，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分说的自觉。革命形成了历史，革命的历史成就了现状，而未来的选择依然是革命。这就是革命的悖论（原本，革命的目标是要消灭革命的原因。结果却是革命后依然革命，所以有了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理念）。所以，获得政权胜利后的言说体系仍然是“革命话语”，所以，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只不过是革命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的论断，具有必然认同的历史前提。因此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的任务繁重和复杂，但必然继续在“革命话语”中才能被赋予意义和价值，于是，新中国举国上下的一切行为和言说就纳入了“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不说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也不说互助组和合作社运动，即使是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国民经济计划等等，“建设话语”都被笼罩在“继续革命”的话语之下。可以说，这仍然是一个舍革命而无话语的时代。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9]。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10]。持续的革命话语，从具有社会革命特征的所有制改造运动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革命话语就达到了其历史的极端——即泛化革命时代。革命群众、革命组织、革命小将、老革命、新革命、革命文艺，甚至革命婚礼、革命样板戏……在人们的姓名择取、地名、街道店铺择名上，也都浸透了革命话语。由此，历史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
（四）消退与排斥（1978—2000年）
革命营造了一个浪漫的时代，同时也是包含有点残酷的浪漫。经历过那个大革命时代（即20世纪20-30年代）的青年，都深切地感知，“所有的革命者都很浪漫。没有浪漫，谁会参加革命呢？ ……理想主义、激情、不满现状、追求美好生活——如此，你就拥有了浪漫主义的精神。”[11]（P141）。国民革命时期的浪漫小说，几乎都与浪漫的爱情与性有关，当然也与革命有关。列奥·李《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说到郁达夫的发现：“一种革命职业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微不足道的情欲，它的培育与一位温柔纯洁的女子的爱无法分开。那种情欲如果扩展开来，其热情足以烧毁暴君的宫殿，其强烈足以摧毁巴士底狱。”[11]（P143）但是这种浪漫到文化大革命后就开始迅速消退（所以有今天《血色浪漫》的影视言说）。《于无声处》话剧的虽然是“革命”底色，但它委实在宣告一个革命时代的结束，因为此后的“反思文学”的主流倾向是“改革”和“开放”（尽管当时还有点遮掩）。
正是从此开始，“告别革命”先是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的倡导，尔后成为一种弥漫性的社会心理。到20世纪80年代，“革命话语”就被“改革开放” 话语所取代，虽然期间的反复和冲突不断。“告别革命论”提出，如果不是“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不会如此缓慢。在他们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破坏力量”，革命把中国给“弄糟了”，咒骂“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12]（P69）。因此，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选择革命是历史的错误。“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中国在二十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12]（序言）学术界或思想领域中的这种认识，极端性地反映了“革命”话语消退时代的到来。从此，“非革命”的话语开始成为新世纪的主流。
新世纪以来“非革命”的思潮一直活跃，它使“颠倒了的历史被颠倒过来”。颇具吊诡的是，即曾经以“革命”为激进的取向，在今天却成为以言革命而为保守和落伍，是不合时代的标志。至此，革命话语不仅完全消退，而且成为一种落后和保守的象征。一个世纪的话语终于退出的历史舞台。
四、三种类型的“革命话语”
整整一个世纪中四个阶段的“革命话语”演变，体现为三种类型。正是这三种革命类型的依次递进和互相推演，构成了这个世纪“主流话语”的社会存在。革命有多种类型，英国革命不同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不同于苏俄革命，它们的起源不同，方式不一；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体和社会结构也不一样，革命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后果。就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而言，革命话语大体上呈现为三大类型。
（一）政治革命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政治革命目标和成功的标志都十分明确和具体：夺取政权。由此而言，辛亥革命及其后来的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均大体属于这一类型。尤其是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政争，更多地体现为政治革命的色彩。毛泽东认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1949年完成了政治革命，“文革”实现了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向来以政权的获取为胜利的标志。这成为毛泽东本人足以自傲的人生资本。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诗情如潮：“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这实在说到了正在享受着胜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二）社会革命
《辞海·哲学卷》解释“社会革命”为：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人们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革命，即社会革命。《辞海》中很明确的讲，社会革命主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性的变革以及维护其运作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按照考茨基的理解，社会革命的重要特征可以表述为：社会革命表现为一个长期受压迫的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活动。社会革命是必须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这几个概念紧密联系起来的。三个要素中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的组合才构成了社会革命的意义。实际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分界是不确定的，经常是相互交错的。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政治革命开始，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却以社会革命而告终，其矛头对准的是地方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11]（P249）。社会革命是立足于革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的运动。从实现目标而言，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属于社会革命类型。但实际上，即使是政治革命它也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建立革命的基础，因此，消灭社会不平等和要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诉求就成为最具感召力的革命召唤。“也许在一个青年，对家族与婚姻问题有深切的关系。社会问题主流的劳工问题亦渐从知识分子的空想转入社会的实际生活。”[13]（P77）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革命总是包含了社会革命的内容[8]（P35~36）；而政治革命也常常以社会革命为旗帜。曾志说过，“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革命动员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14]（P51~52）同样，政治革命的成功，为社会革命的开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所以共产党人获得政权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所有制革命），就能够在超过预期的时间内顺利实现。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判断，这场社会革命的成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 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15]。
（三）文化革命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孕育着两个走向：反帝与反封建，虽然因了时代的不同和现实的需求其内容也有所变化。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的每一次革命运动，几乎都具有反叛传统文化的指向性。西方学者看到，国民革命是“一次文化革命运动”[11]（P205）。史料所示，大革命运动中的1927年，在一次模仿新年仪式的革命表演中，“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正如毛泽东所观察到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它仍然是一场聚会。暴动的农民不仅给地主戴高帽游街，也不仅杀死他们的猪，吃光他们的粮食，而且也要躺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乡村的一个节日”。甚至在许多斗争形式上，如戴高帽、游街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与1926年的“大革命”也如出一辙。
可以说，从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到鲁迅“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五四”，这种“文化革命”的趋向一直伴随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的偶发事件，它的许多致因和酵素早在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的“文化”层面中被激发过了。简略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四个阶段和三种类型方面，对一个世纪的“革命话语”形成扼要概括。
五、“革命话语”演进的历史特征
一个世纪的“革命”话语推演出一幕幕历史活剧。在许许多多以“革命”的名义为主导下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些特点。
（一）政治革命的一贯主导性
虽然从革命的内容和特征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但政治革命却始终是主导性的，即使在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阶段也是如此。这是在革命萌生时期就已经生成的特征之一，因为革命之父孙中山就坚持“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其后也”[16]的宗旨。
但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或文化革命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目标。暴力行动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其效力是显著的，其成功率也史有明证。但是，暴力行动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对于文化规制的建构却力不从心，而且常常引致相反的结果：历史上难以找出“以暴易暴”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成功的范例。社会革命或文化革命不应该以消灭人的肉体为目标，而应该以制度更易和建设为原则。事实上，“继续革命”之所以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就在于其以政治革命的手段或经验来进行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至少，历史已经证明，在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领域，靠“暴力革命”手段或群众动员方式难以实现其应该达致的目标，或许还正好相反。
（二）继续革命的困境
最为广义的现代中国革命作为应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一种最为激烈的选择，自有其兴起与鼎盛的因由。不过，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自有其独特之处，即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以夺取政权为标志的武装斗争的成功，在共产党人的辞典里就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政治运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替代武装斗争，成为实践社会革命的一种方式。因此，政治运动不仅影响着新中国建立以后前３０年的历史，而且经由政治运动所扩散的政治话语本身就成为构建这一历史的重要力量[17]。
阿伦特（Arendt）在《论革命》（On Rebolution，1963年出版）理论著作中，表达了她“自由宪政的共和主义”思想。阿伦特就分析了在“革命”这个人类创造性活动中所包含的难以逃脱的悖论，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或自由发挥力？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革命者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
面对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社会与文化，高尔基认为“革命者力求改变社会存在的外部形式，但他们没有能力使新的形式充满新的内容，反而把他们曾经反对的旧的情感带到新的形式之中”[18]（P45）。所以高尔基不无困惑地声称：“你们摧毁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18]（P110）严格地说，没有一场革命能完全摆脱过去。毛泽东历数中国革命史：从“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直到辛亥革命。革命此起彼伏，可哪一次革命建立了不再需要革命的秩序？奴隶通过革命成了奴隶主。新的统治秩序只不过是革命理想的嘲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际，这个问题就摆到了眼前。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19]（P596）所以毛泽东要继续革命：“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③既然权力的转移并不等于革命的胜利，那么真正的革命就是与传统彻底决裂，是继续革“革命者”的命，是彻底改造人性。革命没有解决“奴隶成了奴隶主的问题”。既然“政权是夺取了，革命却刚刚开始”。那么除非我们承认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一切，否则我们就要问：革命何时能了结？总不能让人类永远处于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之中吧？！
但是，革命起源于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它以消除社会不平等为基本诉求。以暴力为基本手段的政治革命，只能是实现社会革命的前提，而不是唯一的原则。政权转移后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才具有真正实现公平正义的持久性价值和意义。但实际上，迄今为止，除了以权力制约权力，除了从制度上保证公民权利之外，还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维护穷人利益。政治革命的目标应当是有限的、具体的，到达目的地后，就应当真正改变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禁止奴隶与奴隶主的新生。而且，在社会革命、文化革命领域，就像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政治革命的手段和经验尤其是暴力手段，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适得其反。
六、关于革命话语的历史反思
从1901年开始生成的革命话语，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后，革命话语也还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作为一个标志性历史节点，我们可以说革命话语的彻底退出，应该是在2001年。这年的1月11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发表了《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文章，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甚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他说：“三个代表”“依法治国”这八个大字的提出，从理论与治国方略上回答了这一间题，从此开创了党的建设、国家政权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是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根本性的标志。从“立党为革命，执政为阶级”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转变，其实质就是我们党在思想观念上和工作原则上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革命话语的消亡当以此为历史界线。如此说来，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一个世纪性话语了。阿伦特对于20世纪的时代特征有过一个宏观性解说。她认为，“迄今为止，战争和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20]（P1，17）它最集中也最典型地揭示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舍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话语能取而代之么？！
历史启人心智。当历史风烟逐步消散后，对它的理性思考就成为今天和未来方向选择的基点。至少，我们可以明白客观历史进程所给予的必要的警示：
首先，革命不是哪个个人（即使是领袖）的主观选择。革命是因势而成的一个客观历史发展的选择。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那些革命的先行者们，最初的选择其实都是“非革命”的行动。即使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也认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办法走不通以后的“变计”。
其次，革命并不是作为现代化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历史选择。具有现代化特征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如果从洋务新政开始，到20世纪之初，现代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现代化努力已经从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扩展到体制变革（维新变法）和政体变革（清末新政）等。革命话语的兴起恰恰是在现代化的制度变革惨遭失败，并且在庚子之役（自立军大批士人被杀）后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现代化进程受挫的一个历史结果。而革命话语的消退和被取代，又是中国第二轮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从历史长程看，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同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这也是黑格尔所说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一个逻辑进程。革命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是相关的历史程序，其相关性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这里不存在以革命史取代现代化史，或以现代化史取代革命史的问题。
第三，“革命”作为客观历史存在，不能被主观地无视或抹杀。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21]（P24）革命，是20世纪抹不去的事实；革命话语从正反两个方面同构了一个现代中国历史进程。这是必须面对却“无法告别”的历史。
这本来就是一个客观历史存在，是整整一个世纪几代人的人生选择的价值和追求，是整整一个世纪的客观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必须面对也只能面对！
注释:
①即使是坚持“告别革命”的精英，其实也是革命话语心态的折射。直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在民众的心灵深处。也还保留有革命话语的遗痕：上班穷，下班富，开除就成万元户；家里有个劳改犯，一年就赚好几万。一辆摩托两个框，收入超过胡耀邦；骑着铃木背着秤，跟着小平干革命。而邓小平同志事实上也将改革开放本身认同为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第113页。
②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至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出版。
③《人民日报》，1976年8月3日。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