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鹏: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史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导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史学实践对理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于全面考量这一学科的作用与价值、把握其未来的变化与走向乃至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西方史学理论;新中国成立70年

尽管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中并不缺乏对理论的思考与建构,但真正有意识地将理论用于并指导史学撰述的实践还是始于20世纪初。其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尝试以西方理论改造中国传统史学,进而建立一种以国家、民族和国民为本位的“新史学”,以此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在继承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的优秀传统以及近代新史学寻求现代性的现实关切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并行不悖、丰富而多样化的史学理论研究格局,推动了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近20年来,史学理论的持续发展,导致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对理论在史学实践中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与特点,对于全面考量这一学科的作用与价值,把握其未来的变化与走向,乃至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话语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接受有着密切的关系。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够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为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唯物史观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与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在唯物史观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李大钊看来,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历史,是唯物史观较之中国的传统史观以及西方的宗教史观、政治史观和唯心史观的进步之处,由此可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进化研究”,进而能够全面和客观地理解历史的“全部真实”。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在探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在现实层面上印证了这一道理,从而使之更具合理性。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属性和中国古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等具有历史理论性质的问题上。受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影响,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成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1954年,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旨在说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较之旧版的新颖之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突出了“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而若少了这条线索,便“不可能讲明历史”。当时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如所谓的“五朵金花”,无不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展开。不过,这一时期,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对历史研究的统摄,也带来了一种将唯物史观直接等同于史学理论的倾向,这就使得具体的历史研究在运用理论时,往往忽视了特定的语境和研究对象的差异,理论的使用也容易沦为一种迎合而不是现实需要,失去了其本意。这种理论的泛化导致了历史研究的教条化,因而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徐成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轨迹浅析》一文中所言:“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

为此,一些学者建议在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之间作出区分,以强调前者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刘大年在1983年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样。任何一门科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同它有自己严密的理论系统是一致的。”宁可同样认为,当前的史学理论“往往侧重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重复”。他建议回到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上,即以历史学本身而不是以客观历史为对象的理论和方法上,具体包括“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等”。

在这种主张的呼吁下,同时也缘于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史学理论再次引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首先转向了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上,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马雪萍在1988年发表的《论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关系》一文中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指出,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客观性的否定,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如果有助于认识历史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应当予以肯定。鉴于历史认识不仅涉及事实判断,还涉及价值判断,历史的“真”因而既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同一年,武汉大学的两位博士生撰文探讨了历史解释与历史学客观性的关系。两位作者指出,历史学总是要对过去作出某种解释,因而历史著作中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和中立,也不可能有不带任何解释因素的历史事实。由此,两位作者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大胆提出了历史即解释的观点。这样,历史事实便不能独立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但也不会与历史学的客观性产生矛盾。原因在于历史解释有其限度,不能随心所欲。再者,客观性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它是在历史认识中体现出来的,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学客观性。客观性应当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中,从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动态地把握”。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是陈启能,他援引苏联学者的历史事实概念,认为完整的历史事实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二是反映这一过程的史料;三是根据史料再现既往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映像。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或史学事实指的是第三个环节,即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史料去认识历史事实。考虑到史料并不必然反映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学家需要对史料进行核实和校勘,做到去伪存真。陈启能还认为,作为历史认识的范畴,历史事实不能脱离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历史学家而存在,历史事实因而是一种无法摆脱解释的事实,但解释不是随意的,它受到历史事实的制约。总的来说,陈启能侧重的是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陈光前赞同陈启能对历史事实的三个层次的划分,但他重点强调了历史事实的动态性,即历史事实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虽然发生且完成,但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依然对现在产生影响。而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观念的出现,也会对历史事实进行重建,导致其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历史事实的意义,亦即研究者赋予它的现实意义也因时代和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历史事实的这种动态性,使过去与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因而从来不是一门关于过去的死学问。张耕华同样认为“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但与陈启能的分类略有不同:一是曾经发生或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二是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三是包含在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三者构成了历史事实的本体、概念和信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都遗存为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史料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也并非全部表征着客观的历史事实;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并非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至于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历史学家的主观赋予,张耕华的观点是,历史事实虽然具有客观性,但也随着历史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历史事实对于不同的认识主体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因此历史事实存在于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之中。

进入90年代,对历史认识论的讨论重点转向历史学的本质,亦即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上。何兆武认为历史学兼具科学与人文的特征,为此他将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I和历史学II。历史学I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历史学在这一层次上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属于科学的范畴。历史学II是对历史学I的理解或诠释,它因人因时而异,是思想的产物,没有现实的客观性,属于人文学科范畴。何兆武的结论是:“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也不是科学;它既需要科学性,又需要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与何兆武不同,庞卓恒认为历史学II同样属于科学范畴,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或诠释这样的精神因素同样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同样能够发现其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庞卓恒进而指出“:历史学本身的历史表明,历史学家对于他的研究对象自身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制约性或规律性的意识越强,他对历史运动的深层内涵的洞察就可能越深刻”。尽管何庞两人对于争论的基础即究竟何为“科学”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科学”究竟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还是一门学问或一种知识体系,但两人对历史学本质的讨论,真正触及了历史认识论的深层问题。

上述对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带有强烈的理论和思辨色彩,对于澄清历史学的性质,厘清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之间关系,深化历史学的功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具体的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这种抽象的理论探讨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那些注重实践的历史学家来说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在90年代,更多的历史学者选择回避理论,转向实证研究。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在更切实可行的史学方法论上下足功夫,才能为历史学家提供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理论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史学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引介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1924年,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经历史学家何炳松的翻译在中国出版,该书所倡导的进化论思想、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及文化史的研究路径,给国内史学界带来巨大影响。1933年和1937年,李思纯译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陈韬译德国学者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相继出版,对中国史学界接受并应用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到1976年,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西方史学理论基本遭到否定和排斥,这一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改变。

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之前被否定和排斥的西方史学理论予以重新认识和肯定。比如,吴于廑和张广智在80年代中期都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强调了其进步和积极的意义。张广智也对鲁滨逊的新史学予以肯定,反对将其不加分析地归结为欺骗工人阶级的,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谬论。另一方面,国内学界也开始系统介绍和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西方史学的方法论。总的说来,从80年代至今,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史是国内西方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重点。

早在1978年,张芝联就撰文对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及演变作出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这大概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最早的引入。到80年代中期,王晴佳总结到,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观,即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扩大化,以及将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倡议,一定会给新时代的中国史学带来有益的启发和帮助。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年鉴学派在史学方法上的嬗变,徐浩在1992年就建议人们关注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以往史学研究中的“经济”一样,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汪建武则对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做出了准确的概括,即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来认识,采用各种系列的、功能的、结构的、综合的、多元时空的研究方法,多向度、多层次地去把握历史的总体和本质。总之,正如汪建武在《试论年鉴学派及其史学模式》一文中所说,年鉴学派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新了史学观念,变革了史学方法,扩大了史学领域,最终推进了史学革命。

现代化理论进入中国,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理论,为研究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历史思维模式。对此,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罗荣渠明确指出:“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解释人类发展,与18世纪人文主义者提出的‘进步’观念,19世纪达尔文主义者提出的‘进化’观念,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革命’与‘过渡’观念,等等,都不尽相同。”罗荣渠进而指出,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有助于纠正之前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误区,“把我们的历史研究从长期以来只注重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方面转移到注重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也就是转移到注意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方面”。在此基础上,罗荣渠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肯定了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意义,从而消除了“五种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给史学家带来的困惑。“多线”强调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因而能够兼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

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史学界引起关注,主要始于1999年罗志田就美国汉学家何伟亚的新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所发表的一篇长篇书评。罗志田对该书的后现代史学取向和方法作出了评论,并基本持肯定态度,让大陆学界开始对后现代史学有了初步印象。王晴佳则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后现代史学和语言学转向的关系,指出后现代史学侧重历史的叙述形式,不再坚持科学史学的“神话”,从而摆脱了让人困扰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问题。程光泉肯定了后现代史学的方法论价值,认为它清除了现代史学的一些积弊,强调了话语生产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社会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动作用,为新社会文化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堪称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场“颠覆性”革命。陈新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将后现代史学视为一种“实验史学”,即它不再是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而是致力于在历史性情境下提供个体史学家认可的文本,并交由读者阅读、判断,随后通过该文本产生的效用来确认其是否真实。这样,任何一种史学实践都将是历史学家当下进行的一项追求历史真实的实验,而实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实验环境即阅读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当然,国内学者同样关注到了后现代史学的弊端。于沛认为,后现代史学刻意凸现话语之间的交流、转换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而不再看重原始史料,放弃了在实证与批判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图景。这样,在历史叙述之外,就不存在任何客观历史。后现代史学的这种论调与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理念,截然对立。

近年来,全球史因其宏观的历史视野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成为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刘新成将“互动”视为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互动在于交流、交往、相互影响,而不是一方主导、引导甚至塑造对方。互动的观念有助于实践中的历史学家摆脱各种地域、种族、国家权力的偏见,对世界和人类的历史予以尽可能真实的描述,这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值得追求的理想。何平则认为,从史学编纂的角度看,全球史较之旧的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上都有突破,称得上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思维模式和历史书写方式。与此同时,于沛强调了全球史的多样性,指出全球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当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是因为每个民族特有的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每个民族丰富的记忆遗产决定了全球史不会只有一种模式,只有把全球史与民族历史记忆结合起来,历史学家才能写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史。张旭鹏指出了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之处,即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全球史叙事也应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应当体现全球时代差异和多样性。对于全球史的不同理解,表明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史学理论时,正努力展现自身的主体性。但不论全球史采用何种表现方式,也不论全球史采取何种立场,其出发点是探求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统一性就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去寻找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尽管当前做到这一点还很困难。正如刘新成所说:“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即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这种探讨是该分支学科的存在前提,放弃这种探讨无异于学科的自我取缔。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

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它们对于推动中国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即时关注西方新出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潮,比如历史记忆、历史时间、大历史、后叙述主义、情感史、人类世、动物转向、后人类状况等,表现了中国学者努力做到与西方学术同步,进而与西方史学理论展开对话的愿望。

史学理论发展的前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及其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历史学的特点是经验研究,但理论的重要性和指导作用不能忽视。我们回顾过去7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发现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作出积极的展望,并提出更高的期待。总的说来,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提高。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尤其是史学方法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性,原因在于它可以不断为具体的历史研究提供帮助,这更多地体现在史学方法论上而不是历史认识论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突破还是应回到史学方法论上。纵观国际史学界,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之前一度衰落的经济史、社会史和革命史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归,旨在对历史研究中过于关注文化因素,而放弃结构性问题的矫正。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依然能够在经济史、社会史、革命史研究中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实不论是经济史、政治史还是革命史,研究者都对个人、群体、社会集团乃至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属性保持高度关注,并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历史叙事中的首要性。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以及个人问题的重视,依然会对上述研究在方法上产生积极的影响。

已故美国史学史研究大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通过考察东欧的史学研究后发现,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济史领域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特别是,他们通过常年的努力,积累了大量重要而真实的史料,对于研究前工业化时期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社会状况,工业化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以及工人阶级的罢工和社会抗议运动等十分重要。不仅如此,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在共产主义、自由和民主运动等领域,也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并且纠正了德国传统历史学家的某些偏见,比如,有意忽视对个人历史的研究。伊格尔斯也高度评价了在波兰日渐兴起的经济社会史研究,认为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正在有意识地尝试跨越理论与经济观察之间的鸿沟。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正试图构建一种既考虑到发展的抽象逻辑,同时也考虑到与这一发展相关的具体历史因素的研究方法,从而避免“与历史无关的抽象”和“与理论无关的历史主义”这两种极端。伊格尔斯指出,波兰历史学家的研究路径与法国的年鉴学派非常接近。由此,伊格尔斯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扩展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助于加强人们对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冲突的物质基础的关注。伊格尔斯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价值,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参考。

其次,继续吸收西方史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将之转化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去。邓京力在一本研究最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中指出:“尝试从中国史学理论的立场审视近20年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及其对历史书写产生的影响……力求从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出发,对当前西方史学理论试图克服现代与后现代的局限、融合双方有利于推进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实际是满足中国史学的需要。经过学者几十年来的引介、评价和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已经对中国当前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且有益的影响。以颇有争议的西方后现代史学为例,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借助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诸如传统的发明、知识的再生产、话语分析、历史记忆、眼光向下等诉求开始出现在一些被冠以“新社会史”或“新史学”的研究中。“新社会史”在中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谨的派别,其研究者身份的复杂性——集中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外国学者为一体,其研究方法的混杂性——融微观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文本分析为一身,都显示出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近年来,“新社会史”更是以一种内涵更为含混的“新史学”来彰显其与以往史学的不同。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史”是一种范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视角。但不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道才是“新社会史”的应有之义。

“新社会史”的倡导者杨念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境化。”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醒人们,“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尤其是这些研究所细腻揭示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开启了既超越‘革命史叙事’又超越‘现代化叙事’的历史解释新框架的可能”。“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实践者孙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新社会史”的目的就是要“放弃建构整体史的野心”,“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解读的观念和方法”,并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在孙江那里,“新社会史”的研究旨趣就是要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盟”。虽然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史学出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范式转换,但“新社会史”或“新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中国史学的研究面貌带来了改观。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关系。不可否认,中国的历史学家在重构过去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中,曾极大地受益于西方理论。但同时中国学者也应当思考,如何在西方理论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之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究竟是对西方理论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价值和意义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中发掘某些有益的理论因素,使之与西方理论形成一种有效的平衡,抑或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治史理路,将西方理论彻底抛出史学研究之外?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理论视作一种无涉价值的具有科学特性的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暗含的种族和文化限度。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则预设了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观念上潜在的对立。至于无视西方理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更像是一种偏执的非理性行为。

这里,将“混杂性”(hybridity)概念引入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史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理论的“混杂性”强调了理论的跨文化维度,它既看到了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的适应性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对之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突的过程,已经与后者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而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也完全内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进入和离开西方的策略,而不是迷失在西方的话语之中。

如果从全球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史学理论应当成为一种可以被称作“世界史学理论”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缺少了中国史学理论的“世界史学理论”体系显然是不完备的。中国的史学理论当然与西方的史学理论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史学理论存在差异,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的前提。不论史学理论的形态是中国的、西方的抑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整合在一个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世界史学理论”体系中,从而为人类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历史意识,塑造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域的身份认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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