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2年，南京大學為慶祝建校110周年，文學院三年級學生溫方伊以南京大學前身中央大學流傳的一個故事為體裁，創作了一部話劇，名字就叫《蔣公的面子》。說的是1943年春節前夕，剛剛兼任中央大學校長的蔣介石為了搞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特地邀請三位中央大學的教授共進晚餐。這三位教授各有特點：西裝革履的時任道留學美國，崇尚自由主義，追求學術獨立，不願與獨裁者為伍，卻因有大批珍貴的書籍需要靠政府協助運到重慶，赴宴則是一個機會；身著長袍的夏小山向來不問政治，只是鑽研學術，同時他還是一個著名的美食家，長年的清苦生活，自然會為宴會上的美食所打動；一身中山裝的卞從周是國民黨員，與體制關係良好，又長期為《中央日報》撰稿，當然期望這個難得的機會晉見領袖，但又怕被人攻擊而猶豫不決。劇中蔣介石雖然並未出場，卻帶出了一個話題，那就是如何看待蔣介石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話劇演出後，立即引起轟動，不僅在校內上演時場場爆滿，而且還在國內主要城市公演，甚至受邀遠赴美國演出，至今已演出三百多場，刮起了一陣旋風，同時也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與議論。
話劇開始說的是文革中三位教授在「牛棚」中回憶往事，圍繞當年到底赴不赴宴而展開，說到底，講的就是所謂「文人的面子」以及給不給「蔣公」面子。劇中沒有出現的「蔣公」，代表的卻是國家與權力，所要表現的是權勢與文人之間的關係；若我們將其倒轉過來，考察的對象是國家權力與文人之間的關係，例如看看蔣介石與民國學人之間的關係，那又會是怎樣一幅圖像？這也就是本文寫作的緣起。
關於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以往不少論著均有所涉及，如陳三井、呂芳上、王奇生、王晴佳、金以林、黃麗安等人的研究即從不同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1]本文則在其基礎上，主要依據蔣介石與多位著名知識分子的日記，特別是以顧頡剛先生的日記為中心，再參照其他相關資料，從他們各自的筆下，觀察蔣介石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與民國學人之間的互動，並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予以初步探討。
一、蔣介石開始重視與學界的聯繫
蔣介石同他成長那一時期的很多人一樣，自幼也是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16歲曾參加童子試但未中，後入奉化的新式學堂，開始接觸英文、算術等西學。按蔣介石自己所說，他18歲那年便東渡日本留學，原打算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但因不是政府推薦保送而不得入學，因此只在日本停留了一年便回國，先是考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一年後獲取官費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學校（即日本預備軍校）讀了三年，再被派入野炮兵十三聯隊，先是一等兵，很快升為上等兵，即成為日本士官學校的候補生。[2]這應該算是蔣介石的最高學歷了。
蔣介石沒有接受過現代化正式的高等教育，更沒有到西方國家留學的經歷，雖然他對學人態度應該是尊重的，但基本上還是像曾國藩等人那樣，將士人視為代為出謀劃策、撰寫文書的幕僚，譬如延聘他少年時的老師毛思誠在其身邊，主要工作就是當他的私人秘書，而他與陳布雷的關係就更是一個生動的事例。作為軍事統帥，蔣介石可以禮賢下士，而陳布雷則抱著傳統士人那種「士為知己者死」的信念，忠心耿耿為其服務20餘年，或為其撰寫文告，或參與各種法案和政策的研擬，成為蔣介石身邊重要的謀臣。
若說蔣介石的人際網絡，軍人出身的他原本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並不是很高，早期權勢未穩，依賴的是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等黨內元老的支持，北伐與統一過程中，骨幹主要來自軍方將領，包括人們俗稱之保定、士官及黃埔三大派系，如保定軍校畢業的朱培德、何應欽、顧祝同、陳誠，日本士官學校的張群、王柏齡以及後來黃埔軍校的學生胡宗南、賀衷寒、康澤等。長期的戎馬生涯，蔣介石的主要時間用於軍事指揮，關心的是如何掌控槍桿子，注意的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尚沒有時間、更沒有精力去考慮如何與學人建立關係。雖然中原大戰後蔣介石一度兼任教育部長，但那只是為了平衡黨內派系間的矛盾，並沒有時間真正關注教育，也沒有與教育界人士建立甚麼聯繫。
當蔣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權力中心的過程中，1932年是一個關鍵的年份。在這一年，他以黃埔學生為骨幹，秘密建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希望藉此完成其「攘外安內」的治國方略；同時，他也開始認識到知識與人才的重要，並逐步與眾多學人建立聯繫。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蔣介石第二次下野，因而有了一段時間進行反省，他感到以往之所以失敗，其中「對於學者及智識階級太不接近，各地黨部成為各地學者之敵，所以學生運動全為反動派操縱，而黨部毫無作用，且有害之」，即為主要原因之一。[3]他認為他所缺乏者「為外交與教育之大意，而對於該兩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羅，而對於國內之策劃與國外之交際，亦無專人貢獻」，因此計劃今後「對於外交、教育與財政人才，應十分收攬；而對於策劃之士亦應注重」，並決定「當於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二次，一面可以交換智識，一面可以選拔人才，而且得以聯絡感情也」。[4]不久蔣介石重新上台，即將他的計劃付諸實施，而中間的牽線人，除了陳布雷之外，主要是他盟兄黃郛的妻弟、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的錢昌照。
「九一八」事變後，國際國內局勢愈發緊張，蔣介石聽從錢昌照的建議，決議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全國的資源（包括自然與人力兩大資源），並聘請各方面的專家擔任顧問。錢昌照向蔣介石開出了一份四、五十個人的名單，其中軍事方面有陳儀、洪中、俞大維、錢昌祚、楊繼曾等，國際關係方面有王世杰、周覽、謝冠生、徐淑希、錢端升等，教育文化方面有胡適、楊振聲、傅斯年、張其昀等，財政經濟方面有吳鼎昌、張嘉璈、徐新六、陶孟和、楊端六、王崇植等，原料及製造方面有丁文江、翁文灝、顧振、范銳（旭東）、吳蘊初、劉鴻生、顏任光等，交通運輸方面有黃伯樵、沈怡、陳伯莊等，土地及糧食方面有萬國鼎、沈宗瀚、趙連芳等，可謂集結各界精英，皆為一時之選，其中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委員。[5]
以往與學界並無多少聯繫的蔣介石，此時卻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從他1932年的日記中可以得知，他在這段時間內經常約見一些學者，聽他們講解各方面的知識，重點是科學、經濟與外交，除了補充其知識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從中挑選日後能夠委以重任的人才。[6]
此時蔣介石最重要的考慮就是如何任用人才，他以為「求賢才皆不易，當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培德]、朱騮先、朱逸民[紹良]、張岳軍、賀貴嚴[耀祖]、蔣雨岩[作賓]；次之如陳立夫、葛湛侯[敬恩]、俞樵峰[飛鵬]、陳公俠[儀]；遠者如程滄波、劉健群、何浩若、梁幹喬、趙龍文；次之如張道藩、羅志希[家倫]、顧樹森、彭學沛，皆有一日之長。如欲求其全才，則何可多得」？[7]他運用各種方式，譬如接見、談話、吃飯，乃至於聘請他們為之講課，先後接觸了很多著名的學者，對他來說這樣既可以補充個人的知識結構，更重要的還是從中考查和發現合適的人才，並為其所用。在這方面他在1932年的日記中多有記載，如「晚與中大教授四人談話，皆為書生，葉元龍略有見地」（4月12日）；「下午會客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中大劉光華皆有見解，非書生可比」，但同日接見的其他20多人卻「皆平平之也」（4月13日）。5月17、19和20日，蔣介石連續三次聽取馬寅初介紹國際經濟之大勢，「皆甚見效」。這些接觸對蔣介石的影響很大，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極思準備時期組織之重要，而且組織以人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識淺見少，坐井觀天之錯誤也。」[8]
在這批學者中間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就是著名的地質學家翁文灝。6月17日，蔣介石聽翁文灝講到「中國煤鐵礦業之質量，東三省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國鐵礦，為倭寇所有權約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占？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第二天晚，翁文灝又為其講解中國各省礦藏之分布，蔣得知中國「所缺者為銀與銅，而最富者為煤，為鉛，為鎢，為錳，為鋁，占世界第一、二、三位」。第三天下午，翁文灝接著講東北與西北農產地之分布，「據其以氣候與雨量而論，則西北只可移數百萬之民為屯墾防邊之用，絕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萬之移民也」。連續多日聽翁文灝講解，蔣介石深深以為，「翁實有學有識之人才，不可多得也」。[9]而翁文灝等人的見解，對於蔣介石日後制定政策也帶來重要影響。
6月20日，蔣介石約見著名的軍工專家俞大維，發現「此人對於政治、人事皆能留心，且有研究，惟恐其經驗不足耳」。此時蔣介石正在籌劃成立國防委員會，他認為成立該會的關鍵就是集聚人才，尤以各組主任最為重要。這一天他初步預定各組人選，其中經濟：馬寅初、劉振東、翁文灝、俞大維；內政：張群、楊永泰、谷正倫、蔣伯誠、朱世明、何浩若；外交：余日章、斐複恒、程滄波、周鯁生、徐漠；法律：王世杰。教育：戴季陶、朱家驊、蔣夢麟、錢昌照、羅家倫。[10]蔣介石以為，「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陳景翰、余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騮仙[先]、蔣雨岩、張岳軍、俞樵峰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陳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殷錫鵬[朋]、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11]蔣介石對他身邊的幹部一一加以排比，覺得還是不敷使用。
兩天後，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近思舊識幹部人才，幾無一得，而本黨原有之幹部更難多得。季陶、益之較有幹才，而其消極、懶慢，不能為用，是為最大之不幸。其次則張岳軍、蔣雨岩、朱騮先，亦只能盡一部之責而已。茲假定黨務戴季陶、陳果夫、羅志希、張岳軍；軍事何敬之、陳公俠；政務朱騮先，以馬寅初任經濟，王世杰任法律，蔣夢麟任教育，張岳軍任內政，蔣雨岩、周鯁生任外交，俞樵峰任交通，未知其果能無誤否？」[12]
6月28日，蔣介石正式在武漢設立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此後他一直坐鎮武漢及南昌等地指揮剿共戰事，其間亦曾多次召見各方學人，聽取他們的意見，在這段時期的日記中留下了諸多記載，譬如聽清史專家蕭一山講解歷史，認為「其所見者為法度與思想之大處，可佩也」（7月19日）；連續多日聽周鯁生講國際形勢，內容涉及領事裁判權、租界及國際聯盟諸問題，「所得頗多」，並認為周在這方面「甚有研究」（7月20、21、22、26日）；聽徐青甫談經濟問題，胡汝麟講財政問題（7月21、22日）；聽王世杰講英、法、美等各國的政治制度，收獲甚大，內心「亦以為然也」（7月27、28、29日）；還聽楊端六講貨幣制度（8月9日），劉秉麟講經濟學，特別注重蘇聯的計劃經濟，內心「甚有所感」（10月10、11、12日）；11月底至12月初，蔣介石在武漢曾多次與胡適見面，交談教育的方針與制度，這也是他們二人的初次相見。胡適認為教育之好壞與制度無關，然而「經費不足，政治波動，人才缺乏，辦學者不安定，無計劃之可能」，這才是教育崩壞之原因，[13]蔣介石聽了亦感到「甚以為然」（12月2日）；聽李惟果講德國與土耳其的崛起與復興，「甚歎革命之主義，領袖人格與制度組織，及時機與地點之重要」（12月2、8日）。
這些學者的講述對蔣介石的影響很大，譬如聽了中央大學清史教授蕭一山談中國歷史上的統治之道後，他就深刻體會到，中國治道「向以黃老與名刑並用，而折中於孔子中庸之道。然孔教帶禮，又不能成為純教。治國工具以宗教、社教、法律三者並用，今中國宗教完全失效，而法亦自曹魏來而敗壞。趙宋以來，孔教又為佛教所敗，宋儒且偏重於佛學，演至今日，禮教破產，所以思想複雜，法度不立，教禮失效，此天下之所以大亂」。[14]當他從周鯁生、王世杰等人那裡初步了解歐美各國的政治制度，亦有所收獲，並認為要採各國所長，譬如今後的國家體制「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於立法，則仿德國經濟會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關係，則仿法國制；而司法與審計及預算制，則另加研究也」。[15]「革命計畫以不平等條約為第一對象，以國內腐化分子，為第二對象；各反動派為第三對象。故革命憲法，以經濟、教育、外交三大要素為基礎，必使國家容易統一之故，不能不因地制宜，使地方分權，以圖發展其經濟與教育；必為使政權容易集中，以對抗外患，則不能不用總統制，以為應時制宜之計；以道為縣，使縣之範圍擴充，以職業團體為經濟議院，以代眾議院職權，以國民黨中央會議為參議院，以各省區與各民族選舉當中議院，此近日對於政制之研究也。總之，無論對外之不平等條約，與對內之各反動派，此時惟一要件乃為速平內亂。以後對於發展經濟與教育，此二項組織與方針，必以民族為基礎，而以不平等條約為物件也。倭患之急，太平洋大戰之逼近，赤匪之烈，國內經濟之凋敝，範範神州，陸沉在即。細思幾無善後之法，亦惟置而遣之，以專心衝破此未來之難矣，以求民族之生路」。[16]
然而目睹當下國民黨的現狀，蔣介石又極不滿意，他以為「舊黨員多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古之山林之賢，今不可復見，而租界反動之流，多流氓之亞者。其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而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17]由此他「甚感本黨中委之缺才，無政治能力，所以武功雖成，文治退步，故武功亦受影響，竟遭失敗，言下甚嘆老黨員，文人之不能革命，故反害革命之進行也」。[18]
如何改變政府官員的結構與成份，此時便成為蔣介石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當然，堅持黨國體制，國民黨在政府內必須掌控絕對權力，但在此原則之下，適當地遴選一些優秀的學者進入政府，這對於鞏固政權絕沒有壞處，而與學人的廣泛會面也就成了他考核人才的絕好機會。譬如他在聽了徐青甫、胡汝麟講解財政與經濟問題後，深覺其人老練，「應重要也」，並以「得識徐、胡二君，至為欣慰」，而且「朱世明亦可造之才」（7月21日）；「今年得劉健群，錢昌照、俞大維，翁文灝、王陸一、羅貢華諸人，以翁最有閱歷，亦有能力，可喜也」（7月25日）；「吳國楨或可造人才，吳任倫亦有望之才也」，「與周炳琳、沈熳若、宣介溪、曹輪金諸人談話，周老練、沈幼浮、宣急」，方知「求知人才之難也如此。余力事選人皆無體系，何能得人成事耶」（7月26日）；「組織與專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現在進行者，翁、錢之組織，近於政治與經濟，而俞之組織近於外交與教育；劉之組織則近於軍事與黨務。最難得者，為外交與財政人才，應注重之」（7月27日）；「[陶]孟和注重辦事方法組織與研究專家」（9月10日），「衛挺生乃一熱心可交之友」（9月14日）；與吳鼎昌談話之後，也發現「此人確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對於經濟亦有心得」（9月30日）；「李[惟果]與劉[秉麟]皆可用之才也」（12月2日）；「蔣廷黼及對外交確有研究與見地者。何廉亦實踐力行之人也」（1933年8月23日）。
蔣介石在與這些學者見面的過程中尚能虛心請教，禮賢下士，學者們自然亦知無不言，介紹各自所掌握的知識。在與這些學人的交往中蔣介石受到不少啟發，得益甚多。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談話，他開始注意並招攬其中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為其服務。1933年1月26日，任命俞大維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4月21日，任命王世杰為教育部部長，特別是1935年11月國民黨「五全」大會之後，國民政府予以改組，一批重要的學人和專家進入政府，如內政部長蔣作賓、實業部長吳鼎昌、鐵道部長張嘉璈，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政務處長蔣廷黻等，被時人稱為所謂「人才內閣」。這一舉動不僅對政府內部的成員結構有所調整，同時也得到國內學界的一致贊賞。[19]
這裡應該注意的是，雖然蔣介石將一些學人攬入體制之內，並對其中一些人委以重任，但他對這批知識分子還不是十分放心。翁文灝算是蔣介石十分推重的人選，但他就曾對竺可楨說過，蔣介石做事雖「事無巨細，務必躬親」，但「對於所用之人，概不十分信任」。[20]在蔣介石看來，「中國學者之大病，在能創造而不能繼續；在富於研究天性，而無工作習慣」。這是因為「農業國之特性，教育、制度、法律，皆須根據於此」。[21]因此國民政府的統治依然是建立在個人獨裁的黨治基礎之上，知識分子的入閣完全改變不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性質。
二、戰時蔣介石對學人的關注
廬溝橋事變爆發前夕，蔣介石為了凝聚國內民眾抗戰共識，即以「集思廣益、共濟時艱」為宗旨，計劃在盧山召開以知識界人士為主的會議，他以為，「教育以民族光榮之歷史、雄厚之國力與偉大之精神為基礎，而助之以嚴重之困難、無上之國恥，引為人人之責任」。[22]廬溝橋事變發生後，談話會照常進行，並先後於12-29日舉辦二期，邀請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出席。各黨派中包括青年黨、國社黨、農民黨以及村治派、職教派和救國會各方面的領導人，而無黨派人士則主要是各大學校長與教授，中共方面雖然也派周恩來、林祖涵和秦邦憲前往廬山，但並未參加談話會。據統計，出席會議的學者、名流共132人，其中教育界即高達104人，包括竺可楨、張伯苓、蔣夢麟、梅貽琦等23位大學校長，還有胡適、任鴻雋、曾昭倫、張志讓、陶希聖、鄭天挺等72位知名教授。[23]這表示在國難當頭之際，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對知識界的禮遇與誠意，更希望得到知識界的倚重和認同。7月15日談話會在盧山舉行，兩天後蔣介石在出席談話會時對時局發表了重要講話，向全國軍民表示了堅持抗戰的決心。7月31日，蔣介石約胡適、張伯苓、梅貽琦、陳布雷、陶希聖等人午餐時，亦表明他已決定與日軍作戰，說明此時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國學人已為蔣介石視為堅持抗戰的重要力量。[24]
為了堅持抗戰，必須團結全國軍民，凝聚共識，其中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至為重要。在這方面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確實作了不少努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別予以敘述。
政治：開放黨禁，動員入黨
首先在政治上，國民黨於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即釋放「七君子」及其他所謂政治犯，並同意開放黨禁，實施國共合作。
「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設立國防委員會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並在其之下設置國防參議會，邀請24位各黨派領袖及社會賢達參加，其中包括張伯苓、馬君武、胡適、蔣夢麟、傅斯年、陶希聖等多位學界人士。國防參議會存在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卻是抗戰爆發後各黨各派人士實施聯合的標誌，它也成為後來國民參政會的雛型。
1938年7月6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本屆參政員共200人，其中職業為教育界的有59人，幾占全體參政員的30%，也是各界別中人數最多的群體。雖然參政員並非選舉產生，而是由國民政府聘請，但他們都是社會上、學術上和經濟上享有重要地位的人士，而且國民黨籍的參政員只有五分之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以後各屆參政員的人數越來越多，產生的方式又改為選舉與遴選兩種，但國民黨籍參政員的比例卻不斷增加，到第四屆三次會議召開時，其比例已上升到80%以上了。
蔣介石開放黨禁的同時更注意的是要吸收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著名的學人加入國民黨，最終的目的當然是希望他們為其所用。為此蔣介石還作為介紹人，親自發展翁文灝和張嘉璈加入國民黨。[25]1939年3月4日，蔣介石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發表演講，除了強調「教育是一切事業的根本」外，更向全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各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呼籲「以實現三民主義引為自身的責任」，加入國民黨，為共同抗戰救國家於危亡的目標而奮鬥。[26]
戰前雖然也有一些民國學人加入國民黨，但人數並不算多，然而戰時在國民黨乃至蔣介石的親自關注之下，知識分子中入黨的數量顯著上升。譬如西南聯大中的三位常委、亦即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的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是國民黨員，其他大學的校長、特別是國立大學，如中央大學先後幾位校長羅家倫、顧孟餘、顧毓琇、吳有訓，浙江大學的竺可楨、武漢大學的周鯁生、廈門大學校長薩本棟、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等學者都是國民黨員，其中多人還被委以國民黨中央委員、三青團中央幹事或監察等職務。這些校長入黨後，各校的主要行政單位負責人也在校長的「邀請」下紛紛加入國民黨，比如在西南聯大，蔣夢麟在自己入黨後不久，便召集聯大三校院處長以上教授「茶會」，宣佈「凡在聯大及三校負責的，其未加入國民黨者，均先行加入」。[27]因而學校各級行政負責人絕大部分均「遵命」加入了國民黨。其他高校的情況也跟聯大差不多。
西南聯大素稱大學中的「民主堡壘」，可是1939年該校成立國民黨區黨部時，全校教授中的一半以上，包括查良釗、鄭天挺、馮友蘭、陳雪屏、姚從吾、華羅庚、羅常培、楊振聲、李廣田、孫毓棠等著名教授都是國民黨員，而據1944年2月的統計，聯大371名教師中，國民黨員超過150名，這還不算職員與學生中的國民黨員以及學生中的三青團員；[28]武漢大學的國民黨員有90多人，其中包括楊端六、王鐵崖等20位著名教授。加入國民黨的原因亦不盡相同，如私立華西協和大學校長張凌高為了獲得教育部的補貼，不得不接受陳立夫、程天放的介紹，加入國民黨，其後為爭取得到教育部的更多資助，他還動員該校100多名教授和學生加入國民黨。[29]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鄭天挺後來被推薦出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1939年8月24日，蔣夢麟和梅貽琦特別在梅寓招待聯大三校負責人商談加入國民黨之事，鄭天挺在當天的日記回憶了歷史上他與國民黨的淵源：1922年他自北京到福建參加革命時，當時率革命軍入閩的是許崇智，省長是林森，而那時國民黨還叫中華革命黨，但他「雖日與黨中同志相處而未入黨」；1927年他曾代理浙江省民政廳長，平日「周旋於黨政諸要人間，亦未入黨」；1930年，他奉老師蔣夢麟之命，「入教育部任秘書主任，亦未入黨」。鄭天挺認為，對於國民黨的黨義的了解他要比許多列名黨籍的黨員要多得多，信仰也比他們堅定，「所以未入黨者，不願以入黨獵官固位也」。然而「今中央既有使各大學組黨、重要人員入黨之議，為保護學校及孟鄰師，已決入黨」，而且他們還「建議中央推錢端升、周炳琳、吳有訓為籌備員」。[30]1940年夏，西南聯大正式成立國民黨聯大直屬區分部，鄭天挺在日記中寫道：「自今日始，余列名黨籍矣」。[31]
類似這些教授在聯大參與國民黨活動的情形在他們的日記中多有記載，如1941年5月15日晚，聯大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即約「鍾天心、周枚蓀、錢端升、查勉仲、姚從吾、陳雪屏合請校中同仁三桌，飯後談黨及請大家入黨的意思，發言者為周、蔣、賀、周、鍾，十點半散」。[32]1943年3月12日，鄭天挺「晚飯前至文化巷南開辦事處參加聯大區黨部會，……新入黨者華羅庚、雷伯倫、陳省身、孫毓棠」。[33]
蔣介石拉攏知識分子入黨的目的就是要控制高等學校師生的思想，1943年7月16日，蔣介石向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三青團幹事會書記長張治中、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白崇禧、教育部長陳立夫等人發出手諭，要求「以後各大中學內，其黨務、團務、軍訓與訓導等人員，皆應統轄於校長，受校長之指揮與考核。即本此原則，以定學校之制度，但各校校長必須皆為黨員，方足以領導黨團之人員。各校每周應舉行黨務會報一次，即由上述四部分負責人員出席參加，各校黨義一課以後應改由校長講授，俾引起學生之重視」。[34]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準備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更是多次表示要在大會召開之前「徵集社會與教育、經濟界名人入黨」，並要求「六全大會前征求名人入黨名單」，預定在「各大學教授中，選拔本黨黨員」。[35]4月7日，蔣介石向組織部長陳立夫、教育部長朱家驊發下手諭：「希於各大學教授中保舉最優秀之黨員，每校二至三人，詳具履歷及研究項目與其專門著作等，於三星期內呈閱。」[36]這亦可說明蔣介石此時要求改變國民黨結構的迫切性。
學術：資助出版，獎勵研究
蔣介石與學界的聯繫主要是通過侍從室、特別是陳布雷、錢昌照等人的協助而進行的。侍從室曾奉令協助成立藝文研究會，並贊助或支持數十種雜誌和刊物的出版（如《藝文叢書》）。蔣介石曾令以侍從室名義贊助一些學術機構及社團，譬如協助著名學者馬浮創辦復性書院，出面協助哲學界成立中國哲學會，還扶植《大公報》，利用學界和輿論的力量，擴大知識分子的參與，讓他們進入政府的體制內參政議政。[37]
蔣介石如此關心創辦學術刊物，當然是希望藉此宣傳國民黨的方針和政策，為鞏固其統治服務。蔣介石多次強調，文學史學為國民精神所寄託，我們應提倡文學史學，以喚起民族意識之語。胡適在美國翻閱張其昀借給他的《思想與時代》，他知道這個刊物就是蔣介石撥款資助的，主要執筆者為張其昀、錢穆、馮友蘭、賀麟、張蔭麟。雖然沒有發刊詞，但每期刊載的啟事都要求作者提供的文字必須是「1.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2.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因此胡適認為「此中很少有好文字」，因為「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38]也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中央黨部創辦《文史雜志》，以葉楚傖為社長，盧逮增為主編，目的就是要宣傳蔣介石的新生活思想。但朱家驊認為盧逮增的聲聞不廣，在學界的地位亦不高，為了將雜志辦好，他曾多次函電顧頡剛，催促他盡快到重慶接任。雖然顧頡剛認為「張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總裁及陳布雷之力，得三十萬金辦《思想與時代》刊物於貴陽，又壟斷《大公報》社論，賓四、賀麟、蔭麟等均為其羽翼。賓四屢在《大公報》發表議論文字，由此而來。其文甚美，其氣甚壯，而內容經不起分析。樹幟讀之，甚為賓四惜。謂其如此發表文字，實自落其聲價也」。[39]但他還是沒有拒絕朱家驊的意見，最終仍然到重慶主持《文史雜誌》的日常事務。
抗戰期間，教育部還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盡力為高等教育實施補助。1940年5月27日，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重慶參加第一次學術審議會，經王世杰提議，每年由財政部與教育部洽商，撥美金二百萬元，作為大學之設備。[40]其後教育部根據戰時國家法案，設立了「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自1941-1947年，這一獎項先後舉辦了六屆，這原本屬於「臨時」、「補助」的舉措，雖然獎勵的對象很少，但確實對於高級知識分子戰時的生活有所幫助；但更重要的是，由於評審權威、過程嚴密，後來成為代表國家的最高學術獎，而從評選的結果來看，當初獲獎的作品即在當下，也是學術界公認的扛鼎之作。[41]
蔣介石還指示經濟會議秘書長賀耀祖，「對於報上所載有關經濟之論文，應隨時予以注意，並擇其有見解有才識者，設法與之聯絡，或約談考核，再擇其才幹具操守者，設法收羅為要」。[42]也同樣是出於統戰的考慮，蔣介石對於著名學者極力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據馮友蘭回憶，凡是從別的城市到重慶去的知名人士，蔣介石都會請他們吃飯，馮本人每次去重慶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禮遇」。而且每次「吃飯的時候，客人先到，坐在客廳。蔣介石先到客廳旁邊的一個小房間裡，請他所要單獨接見的人進去單獨談話。每個人進去，談幾分鐘就出來。他也隨著出來到客廳，說幾句應酬話就一起到餐廳。每次吃飯，大約有二十人。中餐西吃，坐定以後，邊吃邊談」。[43]應該說，蔣介石採取的這種態度對於知識分子的立場還是發生了不少作用的。
生活：撥款救援，提高待遇
抗戰期間全國軍民節衣縮食，同仇敵愾，目的就是為了堅持抗戰，抗擊侵略者，贏得最後勝利。戰爭期間，由於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大後方的民眾生活日益貧困，其中尤以高級知識分子的境況最為明顯。[44]對於這一現狀蔣介石並非不清楚，他也曾設想採用一些方法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譬如設立部聘教授，楊樹達、陳寅恪等30位知名學者被提名出任民國三十年度首批部聘教授，除月薪600元外，每月還加發研究補助費400元；提高高校教師的薪酬，對教師和學生提供米貼和平價米，盡力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水準，而且他本人還為某些重要的學人提供過援助。譬如抗戰之初，蔣介石曾讓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寄錢給陳獨秀，接濟他的生活。[45]竺可楨生活艱窘，「半年以來因梅兒屢病氣喘，自渝返家，旅費計一千餘元，近購魚肝油三瓶三磅八百元，朱誠中醫藥費152元，單梅一人已用二千四、五百元，故已虧空三千。適得教部轉來委員長餽賜3，000元，得此可彌補」。[46]蔣夢麟曾告訴鄭天挺，他在重慶向蔣介石傾訴聯大教授生活困苦困苦，蔣即答應「撥獎助金二十萬，已交到矣」。[47]1942年7月，中央大學地質系教授朱森因生活窘困羞憤自殺，此事引在大後方知識界的強烈震動，蔣介石亦深為吃驚，他曾日記中寫道，要注意「朱森教授之死案」；更將「大學教授補助金辦法之催訂」列於重要的工作計劃之一。[48]目的自然是要盡量減少類似的慘案再次發生。
在蔣介石對待學人態度上以梁氏兄弟的故事較為顯型。梁啟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都是當時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長子梁思成自幼留學海外，建築大師，創辦中國營造學社，其妻林徽因更是才女，次子梁思永為著名的考古學家，但抗戰之後到了大後方，生活難以為繼，林徽因、梁思永更身患重病。他們的這種狀況引起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重視，為此他曾多次寫信給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幹事長葉企孫和翁文灝，甚至直接致函蔣介石，希望政府能撥款救急。[49]
後來發生的情形應該是這樣的，朱家驊和翁文灝收到此信後先與陳布雷商談，其後便向蔣介石作了匯報。蔣很快就作出批示，並從他的特別經費中撥出二萬元作為補助款寄給傅斯年，再由他再轉交梁氏兄弟。翁文灝的日記中有這樣兩段記載：1942年9月16日：「訪陳布雷，談梁思成、思永事」；9月28日：「送來蔣贈梁思成、思永貳萬元正，余即轉李莊傅孟真，託其轉交」。[50]雖然梁氏兄弟對此事的原委並不清楚，但不管怎麼說，梁氏兄弟的病情以及生活確實得到明顯的改善。梁思成在給費正清的信中告知這一變化：「我們的家境已經大大改善，大概你們都無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時上班，從不間斷，徽因操持家務，也不感吃力—-當然秘密就在於我們的經濟情況改善了，而最讓人高興的是，徽因的體重在過去兩個月增加了8磅半。」[51]
知識分子雖然生活清貧艱苦，但卻不願接受嗟來之食，為了照顧到學者的這種清高之態，同時又能解決他們的一些生活困難，當政者亦曾設想過多種辦法。1941年6月，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赴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的副社長時，朱就曾對顧表示，之所以創辦這個雜誌，是因為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政府正為他們想辦法解決，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可以讓文學院的教授多發表文章，取得稿費。[52]
其實這不僅僅是朱家驊的意見，蔣介石也是這樣考慮的，他在致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電中稱，「各大學教授中生活家境最困艱難者，應設法救濟」，為此特擬定二種辦法：「甲、組織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科學等學會或雜誌譯書徵文，如現在補助哲學學會之辦法；乙、每大學視其教授人數之多寡，擇其家境生活最困難者，由各校長負責調查，由政府令銀行特別撥款借貸，名為信用貸款，不要利息，或最低利息，待抗戰完結後五年內分期還清，由政府擔保，但每人每年有最高借款，如最多每月以五百元、每年以五千元為限」。蔣介石計劃每年撥款大約200萬元，若照這樣兩種方式便可以對各大學教授有所救濟，但他又強調要「專救濟真窮苦者為限，而非普通人之救濟」。要求陳布雷即將此意轉告教育部長陳立夫，令其妥籌辦法，並限今年暑假以前發表實行。[53]
為了改善大學教授的生活狀況，根據蔣介石1942年12月31日侍秘字15345
號代電手令，教育部先後對長期在高校中任職的教員予以發放獎金補助，「前後計5，000元者2人，3，000元者167人，1，500元者1，131人，共發款2，203，500元，除奉准核發200萬元外，超出之數已由部就原有經費內勻支，至領取獎金教員名冊已造送呈奉，核准備案。」「前項久任教員獎助金核發後，各校教員同深感奮，頗收激勵之效」。[54]
教育部根據1943年7月27日蔣介石侍秘18680號代電「關於國立雲南大學教授經濟困難申請改善待遇」一案報告，「本部前據該校全體教授來呈，經以各校教職員生活補助費已通令增加，另按重慶標準百分之五十借撥基本生活費及按薪加成數兩個月，並擬再增發教員學術研究補助費等語，電覆知照，業於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呈復在案」；「昆明物價高漲，教職員生活自必更為困苦，國立各校教職員待遇係比照公務員待遇統籌核定，事關通案，無法單獨另籌救濟辦法，只得借撥基本生活費及增加研究補助費暫予維持」。[55]
蔣介石還為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員發放特別周轉金及將專上學校教員研究補助費加倍支給等案，分別於1943年5月4日（第7655號）[56]、5月17日（侍秘字17520號）、6月3日（侍秘字第20103號）、11月20日（侍秘字第20105號）、1944年2月2日（侍秘字第20462號）向教育部長陳立夫多次下達指示。其後教育部報告經辦情形，「計三十七校院共發156萬元，查此案迭據各校院呈請解釋支用與報銷辦法，經以『教職員特別周轉金為救濟特別艱苦之教職員，或臨時醫藥救濟之用，應根據事實由校長切實負責核給，以資救濟，絕對不准普遍分發或一時發盡，須留作臨時救助周轉之用』。通飭各校院遵照在案。」[57]這些政策雖然不夠完善，補助數額更是杯水車薪，不可能根本解決這一結構性的問題，但應該承認的是，蔣介石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為了改善知識分子的處境，確實也作過些努力，
立場：涇渭分明，排斥異己
蔣介石雖然致力拉攏知識分子為其服務，但他是有原則的，即能否聽命於黨國和服從他的旨意。表面上他對於知識分子尚能表現出禮賢下士、虛心納諫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內心是愛憎分明的，在日記中時常能看出他對於那些異見者的不滿、厭惡和憤怒的文字，甚至不惜動用政權的力量加以迫害，其中馬寅初就是一典型的個案。
馬寅初是著名的財政學家，原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甚好，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曾受聘參與浙江省的建設，後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兼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經常對時政發表意見。抗戰爆發後，馬寅初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更是公開抨擊政府高官中的腐敗現象，矛頭直指孔、宋豪門資本，引起蔣介石的強烈不滿。學界同人都知道這一情形，並深為馬的處境擔憂。竺可楨在日記中說：「寅初近來對於孔、蔣大肆抨擊，為宋家三姐妹積錢至一千八百萬美金，應以此款用於抗戰，曾屢次演講，並於《時事類編》上作文提及此事。故蔣曾加以四次警告，並召渠前往談話，渠不去。蔣乃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面夸責難，囑其辭去寅初，卒不果云云」。而且「寅初並述及為朋分飛機款為錢大鈞告發，宋靄齡姊妹所恨，幾為蔣槍斃」。[58]他還說，「《時事類編》五十七期有馬寅初著《對發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一文。日來米價又高漲，今日到每斗五元四，多半由於商人操縱，故寅初文自受人歡迎，但實行殊困難，以奸商營業殊難查出確數」。[59]
馬寅初攻擊孔、宋等豪門資本，蔣介石多次約其見面亦不至，終於引起蔣介石的憤恨，打算以送他到前線考察為名予以軟禁。委員長侍從室少將組長唐縱對此事的記載是：「馬寅初迭次公開演講，指責孔宋利用抗戰機會，大發國難財。因孔為一般人所不滿，故馬之演說，甚博得時人之好感與同情。但孔為今日之紅人，炙手可熱，對馬自然以去之為快，特向委座要求處分，委座乃手令衛戍總司令將其押解息峰休養，蓋欲以遮阻社會對孔不滿之煽動也」。[60]儘管王世杰等人認為這樣處置不妥，但馬寅初還是被憲兵從家中抓走，囚於重慶衛戍司令部，後遷移到貴州的息峰集中營關押。對此事蔣介石是這樣認為的：「本日押解馬寅初在憲兵司令部，以此人被共黨包圍，造謠惑眾、破壞財政信用也」；「監視馬寅初不法行為，似非過當也」。[61]
除了馬寅初之外，蔣介石對那些主張憲政的如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潘光旦、張奚若等人亦極為不滿。鄭天挺在日記中曾有這樣一段記載：蔣夢麟校長曾對他說，這次去重慶見到蔣介石，蔣對羅隆基十分不滿，懷疑最近鬧學潮就是潘光旦、張奚若和羅隆基這幾個人從中挑動的。蔣夢麟雖然從中代為解釋，但根本無濟於事。陳布雷和陳立夫告訴他，蔣介石對羅等人之所以不滿，不單單為學運事，主要還是因為他挑撥中央與地方關係，因此堅決要求聯大將其辭退。最終西南聯大頂不住壓力，只能以約滿不再續約為由，將羅隆基辭退。[62]
皖南事變後國共關係日趨緊張，在重慶的民主人士為了挽救時局，計劃成立一政黨，從中予以斡旋。1941年12月5日，蔣介石聽聞各黨派擬組織民主政團同盟，痛心不已，他以為「該同盟分子複雜，所謂國社黨、青年黨、共產黨等等，皆拉雜加入，而其國社報、光明報、華商報等，在香港出版，對於中國政治、社會、軍事、經濟各種弱點，不僅暴露無餘，而且造謠誣陷，諸凡不可思像、匪夷所思、無稽之言，每日揭載，無所不用其極。此不僅企圖毀滅政府，推翻國民革命政權，實欲使敵寇知我弱點，誘之加緊侵略，惟恐我抗戰失敗之不速也」。在他看來，「文人政客之作惡，可說至今已極；而香港英政府則一方要我合作，而一方任反動派在其保護之下，盡量妄為。嗚呼！我國環境之惡劣，歷代所未有也，痛心無以復加」。[63]
1942年1月，昆明等地爆發「倒孔風潮」，蔣介石聞之至為憤怒，他認為這是「反動派鼓動昆明各大學學生遊行示威，以庸之為其目標。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64]同年5月，教育部下令要對各大學的教授資格進行審查，西南聯大教授張奚若、燕召亭等聞訊後竭力反對，並主張召開教授會予以抵制。然而此事很快即為蔣介石所知，他即下令要求對此事嚴查。鄭天挺對於消息外泄感到奇怪，「豈教授中有作特務工作者耶」？[65]這也就說明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可能已滲入大學的教授之中。
抗戰勝利前夕，全國民眾都希望戰後中國成立一個聯合政府，逐步走向民主，左舜生等七名國民參政員提出先實現民主措施再召開國民大會的提案，引起蔣介石的極大不滿，他認為「左[舜生]、王[黃炎培]等參政員借名共黨反對召集國民大會，否則就是政府準備內戰、製造分裂之口號加以恫赫[嚇]，而若輩即以此從中操縱，挾以自重」。蔣介石將其斥之「此等無恥政客實為漢奸之不如，對於國家前途之安危存亡毫不之顧，而惟以私人之近利是圖」。[66]這說明蔣介石對待學者名流的態度涇渭分明，立場非常明確，那就是你若能順從黨國的旨意，或至少不公然表示反對，那麼彼此之間好來好往，蔣介石也可以以禮相待，甚至邀請出任相關職務；但若你處處與政府唱對台，不尊重領袖的地位與意志，那就會採取一系列的報復、打壓乃至於人身迫害了。
三、學人的態度：以顧頡剛為例
上文主要從蔣介石的角度，看他對拉攏知識分子所採取的政策，本節則掉轉過來，側重分析知識分子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態度。由於民國時期學人的家境經歷不同，政治立場各異，對於政權與領袖的態度並不一致，即使是同一個人，各個時期也會發生變化，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儘管民國時期學人的表現和政治立場有所不同，但一般來說，他們的人格還是相對獨立的，雖然對權勢、對政府存有敬畏心態，但也不是絕對盲從，在統治者面前，他們尚能保持自己的價值判斷，追求自由與獨立的精神，其中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的選舉就是一個明顯的事例。[67]
民國學人可以大致劃分為三種類型：基本上不問政治、只是研究學術的單純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等；雖然對政治有一種關懷、卻不願參預其間，如傅斯年、顧頡剛等；原本是學者，後被當局者拉入政府並擔任重要職務，如朱家驊、王世杰、翁文灝等。[68]儘管這些學人對入仕的態度有所分別，但在他們身上大都具有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大夫精神，亦不曾忘卻身為知識分子應對國家民族所承擔的責任，因而他們對政治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關懷。
我們就以顧頡剛為例說明這個問題。顧頡剛基本上可以算是上述第二類即議政但不參政的學者，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20年代就以倡導「古史辯」運動而曝得大名。顧頡剛雖然是一個學者，但他既脫離不了與政治的關連，而且對政治也相當關心。民國成立後中國的政黨出現了一個異常活躍的時期，顧頡剛曾於1912年加入中國社會黨並參與相關活動；其後他考入北京大學，除了鑽研學術外，亦積極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對國民黨的態度是友好的，1927年初，正當國民黨北伐取得節節勝利之際，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勸他回國後「似以不做政治活動為宜」，但又提醒，「如果要做，最好加入國民黨」，因為他「深感到國民黨是一個有主義、有組織的政黨，而國民黨的主義是切中救中國的」。他還「感到這一次的革命確比辛亥革命不同，辛亥革命是上級社會的革命，這一次是民眾的革命」。他說自己對此亦深表同情，如果不是為了埋頭致學的話，他也會加入國民黨的。[69]這就鮮明地表現出他的政治立場。
對於蔣介石，顧頡剛的態度是有一個轉變過程的。「九一八」事變後，燕京大學成立中國教職員抗日會，顧頡剛擔任宣傳幹事，負責出版通俗讀物向民眾宣傳，他是堅決主張對日進行抵抗的。1933年長城抗戰之際，顧頡剛得知宋哲元的二十九軍打得很好，雖然敵我雙方互有損失，但卻打出了中國人的志氣。然而他卻聽說「蔣介石派邵元沖去，以慰勞為名，勸其停戰」。難道「蔣氏殆思屈辱耶？此人真萬死不足蔽事」。他還聽說「我方不設糧站，前線軍人至苦，蔣氏之罪通於天矣」。[70]說明此時顧頡剛不僅對蔣介石的對日政策不予贊同，甚至是嗤之以鼻的。
然而顧頡剛要推動他的社會活動和事業發展，則必須與政府之間保持一定的聯繫，1933年顧頡剛在教育部長王世杰的支持下，成立「通俗讀物編刊社」；1936年他又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葉楚傖、朱家驊的支持下，在北平秘密籌辦新聞事業，規定經常研究費每月五千元，開辦費一千五百元。因此他自然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看法會有所轉變。
在民國學人中，朱家驊可以說是學者從政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少年時即接受新學，青年時前後兩次前往德國留學，獲柏林大學博士。1924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除了教授地質與德文課程，他還積極參與並領導北京的學生運動，因此被北京政府通緝而逃至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教授，嗣後便走上學者從政的道路。顧頡剛與朱家驊的關係向來很好，他曾接受朱的延攬，出任中山大學教授。1936年1月，顧頡剛為創設及維持禹貢學會籌款之事，特意到南京求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代理秘書長同時又是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長的朱家驊，朱對他的要求表示同意，但同時又勸其加入國民黨，說這樣以後便於合作。顧頡剛為了維持禹貢學會的生計而同意，不久朱家驊便將黨證寄給他，其間不曾辦任何入黨手續，而且憑他的社會地位，亦無需預備期。[71]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回奉化老家休養，朱家驊想介紹顧頡剛去見他，然而蔣介石「傷骨未癒，醫囑須靜臥半月」，遂託陳布雷代為接見。但陳布雷的工作也很忙，只是說他已看到顧給朱寫的信，很是欽佩云云，並勸顧頡剛萬萬不可灰心，表示「工作固有接續之希望也」。[72]
1941年1月7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致函顧頡剛，稱中央秘書處擬創辦一《文史》半月刊，每月經費五千元。朱家驊表示，「此種刊物純為學術論文，足以左右一時風氣」，並已徵得秘書長葉楚傖同意，聘請顧頡剛前來重慶主持刊物。1月19日顧頡剛回函，以身體、家庭、齊魯大學之事務及影響力不如從前為由，予以辭謝。1月24日，朱家驊再次來函，稱「中央擬創辦之《文史》半月刊，關係至為重要，葉、戴諸公雅相器望，咸以此事非兄莫屬」，仍力邀顧來重慶就職。[73]同年6月，顧頡剛應朱家驊之邀，赴重慶出任《文史雜誌》社的副社長，社長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掛名，具體事務則由顧頡剛負責。在這之後一個月，顧頡剛終於在重慶見到了蔣介石。
7月13日上午10時，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汽車來接他，先到陳布雷家，再乘汽車渡江，到黃山謁見蔣介石。顧頡剛當天身體有病，但同行之辛樹幟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時「頗能侃侃而談」。顧回來後在日記中記述與蔣談話主要是整理古籍和經學之事，然而對蔣介石「只知山東神童江希張，使我心冷」。[74]
關於顧頡剛這次晉見蔣介石之事陳布雷在日記中亦有記載。陳布雷說他是前一天奉蔣介石之命邀請顧頡剛來見面的，第二天上午與陳立夫一起陪同顧等過江到黃山官邸謁見蔣介石，午餐之後主客談話約一小時，「委員長對顧君等殷殷以昌明文教為囑，謂今日欲復興民族，必須重視史地教育，更須昌明中國之哲學」云云。[75]
1943年1月，中國與英、美兩國簽定新約，廢除了100多年以來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消息傳來，舉國振奮。據顧頡剛回憶，當時中央黨部有人提議由民生工廠鑄造九鼎獻給蔣介石以示致敬，而中央大學的學生則推請他撰寫鼎銘。顧頡剛因此就讓歷史系學生劉起釪擬寫，他只是對銘文予以修改而已。但幾天後報上發表時仍說是他撰寫的，他認為這恐怕是因為其地位高、以其名為重的意思。在他看來，修訂新約對於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件大喜事，就是中共在當時應該也不會反對的。[76]
顧頡剛在日記中是這樣寫的：「中國與英美之新約既成，各學校黨部及工廠黨部欲向蔣委員長獻九鼎，而以鼎銘屬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竄」。鼎銘曰：「（一）萬邦協和，光華復旦。（二）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于萬古。」然而沒想到「此文發表後，激起許多方面的批評，使予自慚」。傅斯年並說此舉「大受朋輩不滿」，陳寅恪甚至將其「比予於王莽時之獻符命」。顧頡剛聞後心中不服，以為「諸君蓋忘我之為公務員，使寅恪與我易地而處，能不為是乎」！[77]請注意「公務員」一詞，說明顧此時有一種強烈的國家意識。關於此事竺可楨日記中也有記載，「寅恪對於騮先等發起獻九鼎、顧頡剛為九鼎作銘，驚怪不已。謂頡剛不信歷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詩嘲之云：『滄海生還又見春，豈知春與世俱新，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九鼎銘辭爭頌德，百年粗糲總傷貧，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愚分明有此身』」。[78]這都說明獻鼎之舉當時在後方知識界所引出的巨大迴響。
獻鼎之事最後雖然未成，但應該說此舉還是讓蔣介石對顧頡剛抱有好感。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花費了十多萬元，在重慶倡導成立中國史學會，邀請大後方雲南、貴州和廣東等地的大學教授前來參加。顧頡剛以為，「說教部提倡學術，殆無此事；有謂延安正鼓吹史學，故辦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因為他與教育部長陳立夫關係惡劣，原本不想出席，但又怕因此受到打擊而勉強參加，沒想到最後他的得票最多，外人不清楚，還以為史學會是他倡辦的呢。他猜測，「此事恐係蔣委員長發條子與教部辦者，條子上舉我之名，故彼輩不能不推我出來，俾好向委員長報銷」。然而「觀於史地教育會部發新聞，不列我名，可知部中仍排斥我」。[79]
抗戰勝利後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係已經逐漸疏遠，但政府相關部門對他仍然相當關心，選舉國大代表之事即可以得到證明。1947年11月，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進行直接選舉，顧頡剛原本並末計劃參加競選，可是在選舉前突然收到教育部人事處主任的來信，說他競選教育團體國大代表之事已由政府圈定。顧聞訊甚為詫異，心想「我不但未競選，且未起此心，誰為我覓五百人簽署耶」？[80]
然而恰恰與顧頡剛相反，聞一多原本是位具有強烈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然而就在蔣介石以他的名義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之後，聞一多的態度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不但摒棄了以往擁護蔣介石及政府的主張，其思想亦日益激進。應該說顧頡剛代表的仍是當時大多數學人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態度，他們大都具有國家主義的思想，贊同國家統一，雖然對國民黨的專制有所不滿，但還是認同其合法統治，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他們都擁護蔣介石為國家最高領袖，支持他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堅持抗戰。然而，抗戰勝利後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局勢的變化，尤其是國民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專制、腐敗日甚一日，他們的立場和態度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四、關鍵時刻的抉擇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獲得最後勝利，全國民眾均熱切希望建設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然而這一夢想瞬即破滅，國共內戰重啟，而且國民黨的軍事力量遭到沉重打擊，特別是經濟局勢的惡化、官員的腐敗以及政治上的專制，致使知識分子與政府之間隔閡越來越大。有不少學者曾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與蔣介石的關係作了詳細的分析，[81]這裡我們還是以顧頡剛為例予以說明。
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顧頡剛身上具有極為濃重的國家主義與正統思想。抗戰勝利之初，國共兩黨都在積極爭奪對日軍的受降權，搶占地盤，但在顧頡剛看來，「共產黨跋扈鴟張，存心割據，要日軍向彼投降，要自己選出代表參加聯合國會議，要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停止租借法，簡直要使中國立刻分裂。國民新逢勝利，正謂兵革無罹，乃內戰又如箭在弦上，苟非別有心肝之人，無不痛恨共產黨者，此真有禍中國也」；雖然「國民黨固不滿人意，但今日之中國實不容分裂」。[82]他堅持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認為剛剛簽定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8月27日，他在報上看到傅斯年為中蘇新約辯解的報導感到不齒，認為傅就是一個道地的「御用學者」，而「此一段話，當他是幫王世杰說的」。顧頡剛認為「割地即割地，獨立即獨立，偏要替他想出理由，何無恥也」！[83]
然而隨著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顧頡剛對國民黨的執政越來越不滿，關係亦日益疏遠。譬如「中央黨部開會三次矣，每次必招，予未一往，予誠不能黨也」。[84]再譬如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與教育部長朱家驊聘請他擔任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暨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對於這一掌管東北九省教育大權、主持東北史地學會的職務，他亦婉言拒絕。[85]1947年國民黨要求黨員重新登記，但顧頡剛卻沒有去登記，他認為這應該就算脫黨了。[86]
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已經結束，淮海（徐埠）戰役剛剛打響，國民政府推行的金圓券政策也露出失敗的跡象，民眾對國民黨的統治日益不滿。顧頡剛曾與幾位朋友交流對國事的看法，顧認為，「今日軍事尚有辦法，而政治則絕無辦法」，因為國民黨「已被二陳變為CC，軍事長官已被陳誠『整軍』所更換，經濟則破壞於孔、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再有就是因為幣制改革、通貨膨脹，「各部之總務司都以幣制之貶，扣留不發，自做生意，官場腐化，逼得人能做事」。[87]此時聽聞和談的消息，眾人皆喜，他認為，其實人心並不是完全傾向共產黨，而是因為太討厭國民黨了，「國民黨已失盡了人心，故極望其交出政權」。[88]
當此政局動亂之際，顧頡剛對國民黨已全然失去信心，但他對中共又缺乏了解，甚為恐懼，將來是否南下廣州或是遷移台灣，他考慮再三，對於「前途演變，不知如何」。正在這時顧廷龍轉來鄭振鐸的傳話，讓他「不必東跑西走，左翼歷史學家甚敬重他」，顧頡剛心中感嘆：「在此大時代中，個人有如失舵之小舟漂流於大洋，吉凶利害，自己哪能作主，惟有聽之於天而已。」[89]因此當胡適被國民政府派專機從北平接回南京後，顧頡剛還去信勸他不要留在南京，「免入是非之窩」，並說「當國民黨盛時，未嘗與共安樂；今當倒壞，乃欲與同患難。結果國民黨無救，而先生之令名墮矣」。[90]
再看看顧頡剛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上文提及1941年他曾由陳布雷陪同晉見過蔣介石，除此之外，在他日記中至少還有幾次見面的機會，如1945年4月11日「到蔣主席官邸吃飯」，蔣介石表示要讓三青團「脫離政治關係，成一與童子軍銜接之教育性的團體，並擬此後禁止學生入黨，免得各黨競拉學生，使學校不能安定」。顧認為「此事固好，惜太遲矣」。[91]1945年7月20日，「今日下午同赴主席茶會」。但此次是與眾參政員一起前往的，並無直接交談。[92]1948年1月18日，「謁見主席，談民眾讀物及教科書貸款事」。「見蔣主席，面陳教科書貸款事，謂可商量，當召徐柏園計議。又陳民眾讀物事，謂甚好。予請銷至部隊，亦允可」。[93]但這幾次見面不是人數較多，沒有直接對話，即使單獨見面，也只是傾訴圖書出版的困難，要求得以幫助，似乎並未涉及其他方面。
1948年11月，國軍在軍事上已遭到重大打擊，在經濟上亦同樣面臨滅頂之災。國內輿論強烈要求和平，並嚴厲制裁豪門資本，然而蔣介石卻絲毫不予讓步，使得眾多知識分子對國府喪失信心。著名詞家夏承燾在11月9日的日記中記道：「報載蔣總統談話，決戡亂到底，不惜再打八年，聞者皆咋舌。對豪門資產，仍無一字提及。」[94]
到了1948年年底，隨著軍事上的潰敗、財政上的崩潰，顧頡剛對國民黨已失去信心，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從以往的尊重、崇敬，到疏遠、失望、不滿，甚至於厭惡了。當他聽說國民黨推出的所謂和談只是一紙謠言時，對蔣介石不禁大失所望，認為「蔣氏尚想硬幹到底，其如人心已失何」！[95]不單單是顧頡剛，其他學人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也轉而持反對的態度了，譬如竺可楨曾與生物學家秉志談論局勢，他認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廿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攪、放縱貪污，卒至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96]而以著名學界領袖為主要作者的《觀察》雜誌的取向就更能說明問題，對此以往已有很多研究，此處不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其後國民黨軍隊經常派遣飛機轟炸上海，顧頡剛對蔣介石此舉便心生厭惡了，日記中常有記載：「聞蔣方飛機投下傳單，謂十五日來上海炸。此人倒行逆施如此，安得不敗」（6月13日）；「蔣家機兩日均來，炸黃浦江邊船隻及火油庫，頗傷人。此人如此搗亂，直與人民為敵，可厭甚矣（6月21日）；「今日飛機又來，盤旋一小時許，在閘北、北站及靜安公墓投彈，死傷數百人（後聞達千人）。蔣氏臨沒落還要闖禍」（6月29日）；「前日下午二時，蔣機來炸十六舖，死卅餘人，傷七十人。今日上午十時，又來炸數次，聲甚巨，覽報，悉又是十六舖一帶。有本領，應到前線去，或收復失地，現在盡作損人不利己之事，以老百姓生命為兒戲，豈英雄耶」（10月15日）！而當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時，對此顧頡剛則認為「此君真厚顏」（1950年3月1日）。這能否說明顧與蔣的關係已經發生決裂了呢？
再從蔣介石的立場上來看。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儼然以四強之領袖居於國際舞台，在國內也曾是萬眾擁戴的最高元首，然而還都後未久，國民政府的統治就呈衰敗之像，他個人的形象也隨之低落，民眾的心理、特別是知識界與政府的關係日漸疏離。對於這一變化他亦深感憂慮，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曾對他說，目前各界對當政者最大的不滿不是別的，而是「政府已失人心」。蔣介石聽到後「無異為我下一當頭棒，惶愧無已」，但他又認為「彼未見匪區人民之痛苦十倍於此，所謂人心向背者豈有標準乎。余以為可憂者在世無是非耳」。[97]因此他對學人的態度也是好惡兼備，譬如他一方面約民盟秘書長張東蓀吃飯，但在日記中又將其斥之為「一小人儒也」。而且認為「最近文人類皆如此，一面惡共，一面懼共，故不得不阹和之，以為將來求饒之地也」。[98]
抗戰勝利後學潮不斷，蔣介石為此更是焦頭爛額。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發戰後第一次重大學潮，蔣介石認為此「雖為共匪所主持與煽惑，而我黨幹部軍政當局之無知識無能力竟造成慘案，徒供反動派之口實」。並對處理學潮向雲南省主席盧漢下達指示：「如萬不得已時，即應解散其罷課各校。關於學生之安置，應準備集中軍訓，並望積極籌備，以防萬一。」[99]因為在他看來，「該校思想複雜，秩序紊亂，已為共匪反動派把持，不可救藥矣，自由主義誤國害學之罪甚於共匪，為不可宥也」。[100]
針對日益洶湧的學生運動，蔣介石在1946年年底的「反省錄」中寫道：「學生幼稚無知，固無論矣，而其一般教授既不能領導學生、管理業務，又不能自治自理，只知爭先還鄉，索款需用。士品之頹落，學風之敗壞，幾乎為此少數自由分子中所謂民主同盟之流，將禮義廉恥之民族德性掃地殆盡。尤以西南聯大中之清華教授聞一多等五、六人為最劣」。[101]
當國共內戰越來越激烈之時，《大公報》創辦人胡霖曾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表示，上海各界60餘人聯署，希望美方出面促請蔣介石下野，由張群負責，以期打開局面。蔣介石得知後極為憤怒，他以為胡霖「本陰謀之政客，萬不料卑劣無恥至此，是誠洋奴成性，不知國家為何物」。接著他又將其援引至其他知識分子與社會名流，認為他們「大都均以洋人為神聖，國事皆以外國態度為轉移。民族自信心之喪失如此，若不積極奮鬥圖強，何以保種與立國也」。[102]這也充分表現出蔣介石對待知識分子的真正態度。
1947年5月間，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的學校相繼爆發學潮，對國民黨的統治造成重大衝擊，蔣介石認為這與各大學的校長、教授「無能、無德，不能統禦學生」所致，當然這也是因為「物價高漲，公教人員生活困迫，一部教授被其利用」，以致「大學學生且多為共匪宣傳與組織所脅制」。[103]因為生活問題，北京大學80多位教授自1948年10月25日起宣布罷教三日。[104]蔣介石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北京大學教授八十餘共同罷教，廿二日以生活困難，要求借薪兩月為詞，其學生又全部給公費。下午，其校工與助教亦皆罷工，此乃共匪外圍之陰謀，乘軍事緊急之際，在我後方搗亂響應也。」[105]
蔣介石欲採取鎮壓的手段解決學潮，但卻遭到各大學校長與教授的反對，他在日記中寫道，「對各大學共匪潛伏分子之逮捕時，初時各大校長皆猶疑不定，其中反動教授更為反對執行」。[106]戰後曾出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後來回憶說，儘管多數大學校長和很多教授都是國民黨員，但他們卻同情學生反政府的運動，而對政府的舉措則表現得十分冷漠。吳國楨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長期以來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教授的生活每況愈下。[107]
應該承認，蔣介石對那些知名學者還是關心的，1944年11月4日，中國科學社聯合各科學團體在華西大學舉行慶祝成立30週年紀念大會暨第30屆年會，蔣介石專程致電，予以祝賀。[108]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經過多次遴選，終於選出了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這可以稱作是中國知識界菁英中的菁英。同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舉行該院成立20周年暨第一屆院士會議。正在同一時間，人民解放軍發動濟南戰役，並於9月24日占領濟南。蔣介石聞訊自然是悲憤莫名，但同時又得知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會議召開，他以為「此乃學術界建設之基礎，得此在憂患中藉以自慰也」。[109]
然而蔣介石他們沒想到的是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國共軍事力量的對比瞬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兩個多月後遼沈戰役結束，徐埠會戰業已開打，戰火已接近國民黨統治的中樞。在此情形之下，中央研究院朱家驊代院長召集會議，決定停止該院的所有基建項目，準備遷移台灣，重點則是以中央研究院院士為代表的那些學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蔣介石即召集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等人擬定派遣專機搶救平津學術及教育界知名人士的計劃，但最終卻只有胡適、陳寅恪、梅貽琦、英千里、錢思亮等幾位學者上了飛機，其餘多數教授都選擇留下來「靜觀其變」。舉例來說，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共有81位，然而在決定中國未來兩種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只有9名院士跟隨國民黨去台灣，12名院士去國外，其餘60名約佔74%的院士都選擇留在國內，蔣介石擬定的搶運學人計劃最終慘遭失敗。儘管這些學人選擇留在大陸不去台灣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他們普遍對國民黨、對蔣介石失去信心則是不爭的事實。
結 語
民國時期的知名學人是中國轉型時期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生逢家國存亡之秋，懷抱學術報國的使命感，在他們身上往往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曾留學歐美或日本，即使沒有出國的學人也不同程度接受過西學的影響，受到西方自由主義精神的感召，他們強調科學實證、不盲從權威、崇尚個人自由、保護個人權利、反對社會不公、憎惡腐敗、提倡改革等等。但同時他們自幼接受的又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舊學根底深厚，他們多秉承「經世致用」的入世思想，懷抱「學而優則仕」、「讀書救國」的理想。
民國時代的高級知識分子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的社會地位普遍很高，深受人們尊敬，生活待遇相當優渥。他們的身上既存在崇尚自由與清高獨行的特點，同時又具有傳統士大夫那種「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正是因為受到這些傳統的影響，現代知識分子與統治權威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張力（tension）。為了消除這種張力，有人認為應將這種知識分子的「知識勞動」（即以知識服務換取報酬）變成「知識服務」，即將他們吸收到建制之內，這樣知識分子與統治權威之間的張力就會降低，他們就會向權力中心靠攏。反之，知識分子就會被推到建制的邊緣而被異化（alienation），從而變成與政府對抗的力量。作為黨國元首的蔣介石，在如何對待知識分子這個問題上，自然成為他執政過程中的一項重要選擇。
蔣介石與民國學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既愛惜關懷，但又懷疑，不放心，甚至時有憤懣之心。對於知識分子的才識，作為黨國元首，又是一向推崇儒家思想的蔣介石自然是希望天下才士盡為其所用，但這是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服從他的統治權威，維護黨國的利益。因此對於知識分子身上存在的那種獨立意識和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精神，特別是對他們反對其一黨專制的方式又十分忌恨，甚至不惜採取一些強制的手段予以迫害，在這方面有諸多事例，就不予詳說了。
民國學人大都經歷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在他們身上普遍存在著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追求，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追求是並行不悖的。然而蔣介石卻「對現行教育深為不滿，尤不滿於『五四運動』，嘗稱之為『亡國的五四運動』，並謂『五四運動』較之軍閥尤甚」。[110]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出於穩定政權的需要，國家急需集聚各方力量建設國家，其中知識分子的作用尤顯重要，蔣介石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有所變化，希望他們能為其所用。「九一八事變」後，這一設想逐步得以實施，一批知名學者被延攬加入政府，並擔負重要職務。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民族獨立、救亡圖存成為全國民眾爭取首要任務，而且國民黨也作出某些開放政治、共赴國難的舉措，儘管很多知識份子不滿於國民政府的黨國體制，但是為了抗日禦侮，他們仍然擁戴蔣介石和國民黨為堅持抗戰的最高領袖。抗戰期間，內遷大後方的高校教授都能與國家和民族一起堅持抗戰，共體時艱，為繼承與發展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由於物價高漲，生活艱窘，特別是親眼目睹大後方的貪腐情形日益嚴重，他們的心態自然會發生變化，雖然他們中像聞一多、潘光旦、吳晗那樣激進反對政府的學人並不算多，但對政府從支持轉而批評的教授卻越來越多。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影響還延續到抗戰勝利之後，導致他們對國民政府態度發生轉變，顧頡剛就是其中一個生動的事例。
儘管蔣介石對民國學人採取禮賢下士、爭取為其所用的策略，儘管他也曾延攬不少重要學者進入政府，擔負重要工作，但由於黨國體制的特徵與民國學人心目中追求的民主自由絕然不同，而且生活的日益貧困化，也是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失去信心的重要因素。[111]抗戰期間，為了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廣大知識分子尚能團結對外，認同國民黨與蔣介石的領導權力；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依然堅持一黨專制，迫害異己，經濟上更是政策失誤，腐敗橫行，通貨膨脹，民眾生活苦不堪言，而以往生活優渥的知識分子亦飽受折磨，日益貧困化，以致與國民黨離心離德，最終與其分道揚鑣，徹底決裂，這是否又是歷史的必然呢？
原载《二十一世紀》2020年2月號（總177期）
注释：
[1] 譬如陳三井《舵手與菁英》（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8年）、羅敏主編的《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均收有多篇介紹蔣介石與知識分子關係的論文；王晴佳的〈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後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和王奇生的〈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則分別以西南大學為中心，探討戰時知識分子與政府間的關係；而黃麗安的《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則以朱家驊為個案，探討民國時期學者從政的心路歷程。
[2] 《蔣介石自述從軍之經歷及對青年遠征軍之期望》，1945年6月29日在漢中對遠征軍206師之演講，見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卷21，演講，頁157-160。
[3] 《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24日）。蔣介石日記目前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下文僅注明日期。
[4] 《蔣介石日記》（1932年3月20日）。
[5]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頁37。
[6] 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羅敏主編：《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頁152-157。
[7] 《蔣介石日記》（1932年4月4日）。
[8]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6日）。
[9]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7、18、19日）。
[10]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20日）。
[11]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22日）。
[12]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24日）。
[13]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第6冊，頁635。
[14] 《蔣介石日記》（1932年7月19日）。
[15] 《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4日）。
[16] 《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5日）。
[17] 《蔣介石日記》（1932年9月1日）。
[18] 《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15日）。
[19] 擴大知識分子的參與，讓他們進入政府的體制內參政議政，或委以重任的人物有很多，譬如陳布雷、朱家驊、翁文灝、吳國楨、蔣夢麟、蔣廷黻、張道藩、錢昌照、何廉、顧毓琇、杭立武、羅家倫、孫越崎、張其昀、張忠紱、劉大鈞、周炳琳、方顯廷、李惟果、俞大維等等，對他們的生平及經歷可以分別加以分析和介紹。
[20] 《竺可楨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冊，頁29。
[21]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5日）。
[22]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3日）。
[23] 參見呂芳上：〈凝聚抗戰共識—-盧山談話會的召開〉，載《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8年），頁25-26。又見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147-150。
[24] 竺可楨參加了盧山談話會，他在日記中對這次談話會記載甚詳，參見《竺可楨日記》1937年7月間記錄。
[25] 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1938年4月19日），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32。
[26]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卷16，演講，頁127-130。
[27]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97。
[28] 詳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9] 參見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過程》（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295。
[30] 俞國林點校：《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上冊，頁181-182。以下簡稱《鄭天挺日記》。
[31] 《鄭天挺日記》（1940年6月14日，上冊，頁280。
[32] 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2。
[33] 《鄭天挺日記》（1943年3月12日），下冊，頁672。
[34] 高素蘭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54冊，頁85-86。
[35]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21日、2月「本月大事預定表、4月4日」）。
[36] 王正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1年），第60冊，頁239。
[37] 參見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
178-186。
[38]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第8冊，頁179。
[39] 《顧頡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 （1941年11月10日），第四卷，頁602。
[40] 《竺可楨日記》，第一冊，頁434。
[41] 參見賴岳山：〈1940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史事探微〉，載《民國檔案》，2017年第4期。
[42] 〈蔣介石致行政院經濟會議秘書長賀耀祖手諭〉（1941年12月8日），周美華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年），47冊，頁615-616。
[43]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卷，頁97。
[44] 關於這一問題可參閱拙文〈戰時後方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貧困化：以幾位著名教授的日記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18年第1期。
[45] 詳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761-763。
[46] 《竺可楨日記》（1942年11月2日），第一冊，頁623。
[47] 《鄭天挺日記》（1942年11月5日），上冊，頁626。
[48]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1日、9月30日）。
[49] 詳見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第三卷，頁1246-1248、1252-1254、1280-1283。
[50] 李學通等整理：《翁文灝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811、814。
[51] 關於這個故事還可參閱岳南：《南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以及吳荔明：《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相關章節。
[52] 《顧頡剛自述》（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83。
[53] 〈蔣介石致陳布雷代電〉（1942年6月20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002-010300-00049-015。
[54] 《民國檔案》2013年第3期，頁39。
[55] 《民國檔案》2013年第3期，頁40。
[56] 「各專科以上學校應酌發周轉金用以救濟教職員及其眷屬之患重病者以及教職員中家境最困破者。其教職員人數較多者，每校可發給十萬元。其人數較少者，每校可發五萬元。」見〈蔣介石致陳立夫手諭〉（1943年5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民政府教育部檔案：五/2986。
[57] 《民國檔案》2013年第3期，頁40-48。
[58] 《竺可楨日記》（1940年10月20日），第一冊，頁462。
[59] 《竺可楨日記》（1940年11月17日），第一冊，頁466。
[60] 《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61。
[61] 《蔣介石日記》（1940年12月6日、7日「上星期反省錄」）。
[62] 《鄭天挺日記》（1941年2月17日），上冊，頁518。
[63] 黃自進、潘光哲編輯：《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台北：國史館，2011年），下冊，頁810-811。
[64]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7日「上星期反省錄」。
[65] 《鄭天挺日記》（1942年5月21日），上冊，頁558。
[66] 《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15日）。
[67] 1940年3月，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於香港病逝，在新院長改選的過程中，蔣介石突然「下條子」，欽點顧孟餘為院長人選，但最終中央研究院的評議員卻沒有給蔣介石「面子」，讓最高當局為之震驚，但又無可奈何接受這一結果。關於這件事可參閱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適的信函，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二卷，頁829-830；又見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250-260。
[68] 這一觀點很多學者均已指出，譬如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歐陽哲生教授在論著中及課堂上都予講過。參見黃麗安：《朱家驊學術理想及其實踐》，頁11。
[69] 〈顧頡剛致胡適函〉（1927年2月2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胡適來往書信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上冊，頁304-307；又見《顧頡剛自述》，頁139。
[70] 《顧頡剛日記》（1933年3月16日），第三冊，頁24。
[71] 見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277-278。但顧自己又說是1934年加入國民黨的。見《顧頡剛自述》，頁179。
[72] 《顧頡剛日記》（1937年2月6日），第三冊，頁598。陳布雷在日記中亦只是簡單提及「八時一刻、顧頡剛、馬壽齡來訪」一句，並無其他記載。見《陳布雷日記》（東南印務出版社，無出版時間），頁195。
[73] 《顧頡剛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二卷），頁385-387。
[74] 《顧頡剛日記》（1941年7月13日），第四冊，頁560。
[75] 《陳布雷日記》，頁489。
[76] 《顧頡剛自述》，頁182。
[77] 《顧頡剛日記》（1943年1月28日、5月13日），第五冊，頁18、72。
[78] 《竺可楨日記》（1943年12月18日），第二冊，頁720。
[79] 《顧頡剛日記》（1943年3月31日），第五冊，頁50。
[80] 《顧頡剛日記》（1947年11月5日），第六冊，頁153。
[81] 參見何方昱：〈黨化教育下的學人政治認同危機：去留之間的竺可楨〉，載《史林》2010年第6期；康建武：〈竺可楨對國民黨執政現實的觀感述論〉，載《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4期；皮國立：〈知識分子眼中的蔣介石：以《竺可楨日記》（1936-1949）為中心〉，載羅敏主編：《在日記中尋找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82] 《顧頡剛日記》（1945年8月20日），第五冊，頁513。
[83] 《顧頡剛日記》（1945年8月31日），第五冊，頁520。
[84] 《顧頡剛日記》（1946年3月27日），第五冊，頁631。
[85] 《顧頡剛日記》（1947年2月9日），第六冊，頁20。
[86] 《顧頡剛自述》，頁181。
[87] 《顧頡剛日記》（1948年11月11日），第六冊，頁372。
[88] 《顧頡剛日記》（1948年12月16日），第六冊，頁390。
[89] 《顧頡剛日記》（1948年12月28日），第六冊，頁398。
[90] 《顧頡剛日記》（1949年1月17日），第六冊，頁406。
[91] 《顧頡剛日記》（1945年4月11日），第五冊，頁439-440。
[92] 《顧頡剛日記》（1945年7月20日），第五冊，頁499。
[93] 《顧頡剛日記》（1948年1月18日），第六冊，頁210。
[94] 《夏承燾集》（杭州：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六冊，頁11。
[95] 《顧頡剛日記》（1948年12月17日），第六冊，頁390。
[96] 《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6日），第二冊，頁1256。
[97] 《蔣介石日記》（1947年5月25日）。
[98] 《蔣介石日記》（1947年1月21日）。
[99] 〈蔣介石致盧漢手諭〉（1945年12月6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002-080200-00582-004。
[100] 《蔣介石日記》（1945年12月7日）。
[101] 《蔣介石日記》（1946年12月31日）。
[102] 《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19日）。
[103] 《蔣介石日記》（1947年5月31日）。
[104] 《申報》1948年10月25日，第5版。
[105] 《蔣介石日記》（1948年10月25日）。
[106] 《蔣介石日記》（1948年8月28日「上星期反省錄」）。
[107] 裴斐、韋慕庭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40。
[108] 《大公報》1944年11月4日，第3版，全文見《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台北：國史館等，2014年），第七冊，頁772。
[109] 《蔣介石日記》（1948年9月25日「上星期反省錄」）。
[110] 《鄭天挺日記》（1943年11月23日），下冊，頁760。
[111] 上海解放之初顧頡剛曾在日記中寫道：「有人統計，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的物價上漲了三十六萬倍。在一九三七年可以買五百二十萬擔大米的錢，到一九四九年只能買一粒米；在一九三七年能買四百億擔煤球的錢，到一九四九年只能買一隻煤球。從關金券到金圓券，物價不獨早晚不同，即瞬息亦不同。在此可怕之十二年間，我們竟未毀滅，尚能成家，不可謂非僥天之幸也！」見《顧頡剛日記》（1949年5月31日），第六冊，頁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