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箭、高瑞: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原因初探

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原因初探[1]

 张 箭[2]  高 瑞[3]

摘要: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1年基本失败,分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两个阶段。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恶劣、寒冷,地广人稀兵源粮源严重不足,敌强我弱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队伍成分复杂严重脱离群众,国民党政策干预、中共领导不够成熟,东北民族成分复杂、日寇炮制的伪满洲国和蒙古“独立”具有欺骗性,东北外国移民较多,抗日军队编制过大官多兵少,国际援助不及时。研究失败的原因对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北抗战;敌后游击战争;失败;内外原因;

中图分类号:K264.3,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几个月内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广大地区,并在东北扶植起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随后又进一步占领热河、察哈尔等地区。到1937年7月7日又发动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从这时起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东北各地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纷纷打响,不愿屈服的东北人民组成抗日游击部队进行了长期抵抗。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甚至海南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都坚持下来了并取得了最后胜利,但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文章层出不穷,但研究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的文章却寥若晨星。1995年陈辽在《求索》第3期上发表的《论东北抗日联军的失败》一文中认为东北抗日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贯彻实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不可否认抗日战争需要有正确思想的指导。但这只是东北抗日联军失败的一个次要外因。而人们却没有看到东北敌后游击战争本身所固有的弱点和困难。抗日敌后游击战争本身所固有的不足才是重要的内因。然而研究东北敌后抗日战争自身原因的文章却极少见或没有,各种有关专著也只有零星的论述。因此,本文拟从东北的自然条件、内部原因和国际原因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概况

我国东北地区[4]在九·一八事变时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省及东省特别行政区。东北[5]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各个时代的历史疆域变化不同,行政差异区划也有变化。总的来说,东北的地理区域应以今日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最东部为中心,范围最大时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的广大地区[6]。东北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广阔的松辽平原,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盛产大豆、高粱、水稻、小麦和各种经济作物。连绵起伏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森林茂密。在山地和丘陵地带更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7]。在一般情况下,“东北”与民间所称的“关外”或“关东”、与后来所谓伪“满洲国”的区域非常接近,约120多-130万平方公里。这片辽阔富饶美丽之乡成了本土仅为弹丸之地的小日本的垂涎对象。面对日本的入侵东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后,仅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就达18亿元以上,损失飞机262架,各种炮3091门,机枪5864挺,步手枪11万支[8]。在日军进攻下东北的抗日战争开始了。东北敌后游击战争共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日义勇军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抗日联军时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人民长期坚持抗日战争,到七·七事变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9]。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初这段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全国人民反日浪潮影响下,以爱国的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学生及各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队、红枪会、大刀会、反日山林队等参加组成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10]。义勇军是这个时期东北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力量。但他们的抗战在1933年失败了,以后一万余军民退入苏联[11]。东北抗日联军是在1936年2月成立的,是以共产党为主的抗日军队,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约四万余人。但面对日本人的讨伐仍失败了,到1941年9月抗日联军残部800余人也被迫退入苏联休整[12],到1942年8月成立教导旅,到1945年8月才配合苏联红军打回来参加解放东北。不管是东北义勇军还是抗日联军后来都被迫退入苏联,他们都失败了。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1)兴起阶段(19319-19322月)

这一阶段各地义勇军纷纷兴起,顽强抵抗日军的侵略。辽宁省义勇军兴起最早,到1931年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13]。各地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战斗百余次,毙伤日军2300人。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东北军团长冯占海率先抗日,尔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宣布抗日。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哈尔滨。尔后吸收哈东各县抗日武装达5万余人,取得了团山子、珠河等战斗的胜利。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成立吉林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毙伤日伪军数百人,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已发展到近20万人[14]

2)发展阶段(19323-193210月)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东北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打败讨伐且部队迅速发展壮大。辽宁省义勇军迅速发展到58路25万余人,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控制了广大地区,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余万人,全省义勇军与日伪军交战数百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广大地区。黑龙江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1932年夏秋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的鼎盛时期,总兵力发展到约30万人,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172个县中有102个县有他们的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15]

3)陨落阶段(193211-19333月)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其构成的威胁,于1932年冬集中6万兵力进行大讨伐。义勇军虽顽强作战但1933年大部分败散,剩一万余军民退入苏联[16]

  (二)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概况

1)兴起阶段(19362-19376月)

1936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十一军陆续宣告成立,共三万余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武装的基本队伍,它们成分最纯,战斗力最强[17]。第四、五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其他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18]。1936年4月,

日军对抗日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抗日联军在反“讨伐”作战中密切配合更加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历时半年多,转战数千里,战斗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100余人[19]

  (2)发展阶段(19377-19399月)

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主动出击,积极打击日伪军,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队伍发展至4.5万余人。活动于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黑龙江的第三、九、十一军到处打击日伪军,作战420余次,毙伤日伪军7600余人。据统计,仅1939年6月到9月抗联第一路军就与日伪军进行战斗276次[20]。抗日联军各军活动于70余县的广大地区,打击与牵制了日伪军,积极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3)陨落阶段(193910-1941年)

1941年为了配合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攻势和对苏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增兵东北和朝鲜达百万,企图把中国东北作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此,日军对抗日联军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摧毁密营,封锁物资,纵火烧山,投放毒药并强迫百姓“大检举”和集村并屯。抗日联军弹尽粮绝。1940年12月8日,陈翰章率领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小湾沟被敌人包围。经两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陈翰章与10名战士壮烈牺牲[21]。由于日伪的连续“讨伐”,第一路军各部继续遭受重大损失。1940年底至1941年初,第一路军余部300余人退入苏联休整[22]。从此东北再也没有与日军的正面战斗,只是零星的袭击日军事件,但那不再构成战争了,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战绩。这意味着东北抗日联军已经基本失败。1941年9月,东北党组织在北满、吉东、南满三个省委的基础上,统一组成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提出了“保存实力,培养干部”的方针。于是,抗联部队在东北党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将全部剩余兵力800余人转移退入苏联[23],这标志着东北抗日联军彻底失败。无论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还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后不得不将残部退入苏联,至此轰轰烈烈的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失败了。

       二、东北抗战失败的国内原因

一)导致失败的自然环境特别恶劣之原因

东北的气候具有大陆性,冬季漫长而严寒。寒冷干燥的西伯利亚北风在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期间席卷这片土地,仲冬季节土地和江河都冻达好几尺的深度。东北的冬季不但酷冷而且特别漫长,冬季时常降雪,霜冻时已有冰冻,冬季时即有坚冰,气温每月均在零度以下,有时甚至达零下35度[24]。在沈阳冬季平均温度是零下18℃,哈尔滨冬季平均温度是零下24℃,极北的地方冬季平均温度是零下23℃。东北平原的北部温度常常跌落到零下34℃,降雪的数量是较少的,因此在短促的春季中常发生干旱现象。夏季炎热而潮湿,特别在东北南部,7月的平均温度为24℃,最高温度为35℃或更高。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和8月,因而常常发生极广的洪水。入秋以后天气虽然晴和但阴风怒吼,还往往下雪[25]。整个区域气候变化急剧,这更增加了农业生产上的困难。在东北南部和中部,每年的平均无霜期为150天,北部则仅125日。东北东部,由于多山和比较靠海,气候与中部平原有别,每年降雨量极大,年降雨量为40英寸或更多,而东北中部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东北东部的冬季是严寒的,与这一地区的北部、中部相比较,其特点是降雨量较大;夏季温度较低。而除东南部一些较有遮蔽的陵谷土地外种植季节更为短促。东北西部,特别是大兴安岭山脉以西的呼伦贝尔区域,呈现着蒙古气候特征。年平均降雨量为12英寸,干旱是气候中最突出的现象。当然又时常降暴雨,这种暴雨可以在顷刻之间把干涸的河道变成洪流;把半沙漠的平原变成泥沼。冬季漫长而严寒,夏季短促[26]。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东北抗战异常困难,李兆麟同志所写的《露营歌》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一年四季艰难困苦的生活:“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草枯劲风疾,/霜沾火不染。/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27]。在这种极端恶劣气候之中,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可见一斑。抗联战士经常得在零下30-40度的奇寒中行军作战却身缺棉衣,脚穿单鞋,饥食菌类野草。

  (二)导致东北抗战失败的国内社会原因

    1、地广人稀、兵源粮源严重不足

东北地区总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28]。当时的人口数量东北四省各有不同:辽宁省1525万人;吉林省735万人;黑龙江省375万人;热河省218万人,合计为2853万人[29]。此外还有内蒙古东部的近100万人,故号称共三千万同胞。因此地广人稀,如辽宁省每平方公里(下同)仅77人,吉林省仅24人,黑龙江省仅8人,热河省仅15人。内蒙古东部仅几人[30]。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提供的兵源确实是寥寥无几。我们比较一下,全国约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约4.5亿,每平方公里平均46.87人(45000万÷960万=46.875);东北约130万km2土地,约3000万人口,每km2平均仅23人(3000万÷130万=23.07)。只及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或1/2(23.07÷46.875=0.492)。由于地广人稀,人均耕地便不少,辽宁省每个农民平均耕地5亩(下同);吉林省8亩;黑龙江省13亩;热河省6亩[31]。虽然东北有广阔的土地,农民人均耕地也不少,但大部分土地却集中于军阀官僚、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家之手,东北人口的86%为农民,他们要靠自己仅有的耕地生存还要受到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的榨取和压迫。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农业生产急剧衰退,东北四省主要农作物(大豆、高粱、小麦、大米)的种植面积指数从1930年的103降到1934年的96,而这些农作物的收获量指数也从1930年的107降到1934年的77[32]。东北农民不但要面对耕地面积减少的事实,还要承受农作物产量也在减少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自身生存已存在危险,还能为敌后抗日游击部队提供多少粮食呢?东北广大农民既要承受各种苛捐杂税又要面对农业危机,对于东北抗日联军所需的粮食基本上是爱莫能助。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部队常常缺衣少食,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道:“雪地行军,裤子总是湿的,被寒风一吹冻成冰甲,很难打弯儿,也不知道有多沉,迈步都吃力。鞋子也都跑烂了……至于衣服全让树枝扯烂了,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全是凉的……更难的是吃的,不要说是粮食啊,连草也找不到啊,枝枝叶叶被霜打枯了让雪埋上了。能吃的草根儿冻在土里没法找,只好吃那难以下咽的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啊、嚼啊,但就是咽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33]。由此可见东北抗战不但要承受异常寒冷的天气还要面对严重缺衣少食的困境,这就加速了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失败。

2、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

日本侵略者一向十分重视我国东北的战略地位、丰富的农作物和地下资源,很想把它作为全面侵华乃至发动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重要基地,也是配合轴心国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前哨阵地。因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从国内抽调大批人力物力,进行长期的苦心经营建立了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体系,使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出现了敌极强我极弱的严重困难局面。这一点越往后越表现得突出。从军队数量看,日军1931年有两个师团三万余人的兵力。1939年欧战爆发后,日寇为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增加到70余万。除此之外,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在东北豢养了大批的伪军和伪武装警察。当时伪军约14万人,以后一直保持在10多万人[34]。与此同时,伪警察机构和人数也逐年增多,到1938年有县警察公署163个,乡警察公署1067个,分驻所3612个[35]。满洲国警察队总数约10万,其中奉天省约4万;吉林省约1.7万;黑龙江省约1万;热河省约6000;东省特别行政区约4000;特殊警察1.8万;(铁)路警(察)约7000[36]。由此算来日伪军(警)总人数约90多万。

而东北抗日联军最多时才4万多人。1940年到1941年,东北抗日联军虽在游击战争方面有新的发展,但东北游击队处境已十分险恶,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急剧趋于低落。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日寇增兵满洲达一百万左右,且拥有航空、装甲、通讯、江防舰艇、海军舰艇(辽宁省靠海)等现代化武器与军事保障体系[37]。同时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和发展军事工业,1930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28.4%,所占比例之高居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位。1931年的军费开支又进一步增加为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后更是逐年增加[38]。与此同时日本军事工业发达,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飞机、装甲车、坦克、汽车、航母、舰艇、潜艇、大炮、高射炮等军火制造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三菱飞机制作所完成了国产重轰炸机的生产并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研制成功了可以很快地转化为制造炸药、毒瓦斯等军火的化学工业、化肥工业、燃料工业等[39]。而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队则是简单武装起来的革命农民队伍,他们运用袭击战术骚扰、打击、消灭敌人,以及开展及支持民众斗争,支援地方暴动,建立并加强革命政权[40]。东北抗联自1939年以来与日作战220次[41],他们靠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弹药武装自己,最好的也只是步枪、手枪、轻机枪、手榴弹和极少量的迫击炮,不少人还手握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军需给养全靠群众支援。辽宁义勇军最盛时在二十万以上,枪械却只有十三万,剩余的人就只有冷兵器[42]。在11年的艰苦抗战中,只得到堂堂“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区区五千银元的资助[43]。因而枪械、弹药奇缺,在战斗中消耗部分更无从补充。除了在辽宁省抗战的部分军队从救国会得到一些有限的经费和军械外,在黑龙江省、吉林省抗战的义勇军无处得到支援。张学良由于怕日军寻衅借口,又怕蒋介石反对,在暗中通过救国会拨出一点枪械、弹药等军需物资支援抗战。蒋介石在中原大战时给张学良三千万银元。但在西安事变前的东北抗战时期,张学良向他要三百万银元他仅仅给了一百万银元。在这种情况子下,救国会一方面筹集募捐,一方面发爱国奖券。可是这些远远满足不了抗战的需要,东北抗日队伍常常处于无粮无弹无衣无钱的状态[44]。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游击战争的军需来源严重不足,大大削弱了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部队的力量。

3、队伍成分复杂,义勇军严重脱离群众

抗日游击武装为了扩大队伍,乱发委任状,滥收胡匪。因此,其数量虽甚多但内部派系丛生,不服从统一指挥,甚至互相摩擦、冲突、火并、缴械,削弱了战斗力。在义勇军大小将领中不仅有东北军军官而且还有胡匪头、国民党派、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组派,所以思想统一不起来。在抗战期间有的以抗日为名搜刮民脂民膏借机发财,有的直接侵害老百姓,因此严重脱离了群众。如救国军的刘万奎杀害自卫军的马宪章,而救国军的孔宪荣夺取联合军左路总指挥职务,造成了两支义勇军之间的不和[45]。原胡匪头子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并到百姓家翻箱倒柜,牵走农民的马匹,这些事情引起了群众的极大不满[46]。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7]。有的抗日游击队伍这样侵害百姓的利益必将失去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工人和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厌倦战争也不愿加入抗战行列。工人大批的失业,因为一些工厂企业都在持续不断地裁人或关张,所以失业的恐慌时时都威胁着整个工人阶级。农民方面,最痛苦的是因战争水灾以及胡匪的骚扰而破产的灾民难民,在大城市以及乡间小城市到处都是。他们没有什么救济、支援,只能等着饿死冻死。由于日本进攻义勇军而持续不断地战争与屠杀使农民生活不得安定,农民常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48]。原本抗日武装就成分复杂加之又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东北群众的生活本意非常困难。可想而知,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更加艰难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兵民是胜利之本”。人的因素、人心向背、人民和军队的勇敢和智慧是战争胜负的重要一环。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武装没能及时团结唤起广大群众,因此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4、国民党政策干扰,中共领导不够成熟,缺乏抗战领导核心

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东北广大人民在国破家亡的局面下而自发组织的,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的“铣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49]。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这是国民政府自1930年正式宣布“肃清匪共”为今后政治方针以来,第三次的剿共作战。蒋介石一贯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过:“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50]。此后蒋介石还多次重复过他这种亡国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并没有在敌军的进攻面前改弦易辙,而是更进一步推行不抵抗政策。据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报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让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给日军”[51]。张学良出于种种原因也没下令抵抗,对抗日义勇军也没大力支持援助。蒋介石不但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忙于“剿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露骨地叫喊:“国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土匪”;抗日必先剿共,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52]。既然国民党要对内剿共则对外敌侵略就只能继续不抵抗了。当张学良看着义勇军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时候,虽表示支持义勇军抗战但军事上并无有力对策和较大实际援助,最后只能看着义勇军溃散。

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党的领导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号召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响应。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中央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方针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特殊情况,强调东北地区在建立苏维埃的总口号下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只组织农民协会和红军取消反日会,排斥其他抗日武装[53]。这不仅挫伤了各阶层的抗日情绪,把众多的抗日力量排除在外,也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遭受严重挫折。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以后,东北地方党组织失去了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和正确路线后,东北的同志仍然得不到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示,得不到具体援助。东北敌后抗日游击队伍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杨靖宇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得到指示与领导,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中进行工作。这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一问题感觉有了最大的遗憾”[54]。1939年9月,冯仲云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谈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痛苦:“从1935年5月到1939年5月,整整4个年头了……北满党完全处在四处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外部没有任何的联系,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帮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领导……我们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地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55]。1940年魏拯民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犹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犹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碰,不知所从”[56]。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既没有得到国民党的援助又没有得到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也没有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犹如断线的风筝只能随风雨而飘摇。

5、东北民族复杂,日寇炮制的伪满洲国和蒙古独立具有欺骗性

东北是中国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有汉族、满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朝鲜族和回族等[57]。当时东北人口总数约为三千万,其中2800万为中国汉族人和已同化之满族人;满族(或女真族)人数从来就不多,大部分在语言上和风俗上都与中国汉族人同化了,但独特的民族心理还有。他们最多占总人口的3.3%。即约100万。蒙古人部落则居于内蒙古边境之牧场,其人数甚少,仅为总人口的2%,约60万人[58]。不过蒙古人大多未汉化,日常操蒙古语,也有兼懂汉语的。日本人就是借助人数在东北不多的满族人和蒙古族人来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一直在努力促进东北人的“国家情感”(指对伪满洲国的情感)。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向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竭力拉拢,鼓动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怨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发起独立运动并特别对少数民族(满族人、蒙古人)大肆宣传,保证在“满洲国”之下,他们所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害将予以消除,而且保证一个快乐的种族完全平等和协调的新时代即将到来。1932年3月1日的独立宣言中宣布“凡居住于新国家领域内的人民,在种族和阶级上不得有任何歧视。除汉、蒙、满、日、朝诸民族外,其他外国人民经申请后对其权利给予保障”[59]。1932年3月9日公布的民权第三条保证“对新国家臣民不论种族和信仰的不同给予同样的保护”[60]。选定五色旗作为国旗表示平等协调,这种协调将是独立宣言中所规定的五种民族关系的特征[61]。在日本人这种舆论宣传下,溥仪身边便有这些卖国论调:“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便)取关东而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62]。这虽然是奉承溥仪的话,但在实际上,日本侵略中国如果不找一个傀儡作为满洲独立的遮盖也很难实现它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侵略控制和“保护”溥仪也是为了利用他充当傀儡。而溥仪等复辟派也想借用日本之力来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二者就是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了。面对日本的侵略和伪满洲国的成立,“在普通一般民众之心理中帝王观念、封建思想仍未能去掉,尤以年逾半百者为最甚”[63]。 因为九·一八事变时距辛亥革命清朝覆灭仅二十年,满洲国皇帝的确又是当年正统的大清宣统皇帝。因此,一般民众对于伪满洲国还是心存幻想勉强认可的。当时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一部分汉族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认同感还低,远远没有今日的认同感高,凝聚力强。溥仪虽是伪满洲国的皇帝,但他其实只是日本的傀儡,“皇帝”称号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并未掌握实权。1946年8月溥仪在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他自己从未拥有过真正的权力,“满洲国皇帝的工作就是在做日本傀儡的工作”[64]。由此看来“伪满洲国”只是日本侵略东北的一个工具而已,只是日本实施的一个骗局。但日伪的反动宣传却能迷惑一部分人,也为一部分人的见风使舵卖国求荣提供了遮羞布。比如中国人常詈骂投降日伪当走狗的中国人为汉奸卖国者。但日伪和关东军的反动宣传却说,你们是满洲(国)人,不是中国人,不是汉人。自然你们就不是汉奸,也没有卖国。你们的作为是爱国,爱满洲国这个自己的祖国—国家[65]

蒙古“独立”同样也是日本制造的一个骗局。日本对于在东北占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竭力拉拢,并允许他们恢复在大清时代所享有的政治上的特权地位,目的是让蒙古人为日本人充当马前卒来抗拒国民党的同化一体化政策。假定日本能得到战略上重要的蒙族人的拥护,则它将居于优越的地位来侵入内蒙古而且最后动摇在外蒙古拥有地位的苏联。这样它将在最后与苏联的冲突中获得政治上和地理上的优势。所以,日本的蒙古政策是它在亚洲大陆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人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里划出了一部分地区成立蒙族人的兴安省,这是履行他们对蒙古人的承诺。这里原有十四万八千平方公里的面积,九百二十万人,分成东、南、北兴安三个区域[66]。日本人侵入热河以后,这一省的北部又同样地划分出来改名为西兴安,这就对这四个地区倒向日本人有很大的影响。1935年一个访问了中国的英国学者做了如下的总结:“东北的蒙族人民在日本人统治之下比在中国人统治之下,光景是较好一些。但是他们没有从日本人那里得到诱骗他们相信所应得到的东西”[67]。1937年关东军侵占内蒙古的时候它没有把这个区域同兴安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蒙古国”。作为替代,一个单独的蒙疆政权成立了,它的头目是锡林郭勒盟长官德王,可是这个德王政权仍是受日本控制的。如这个德王受日本关东军的邀请访问“满洲国”,乘日本飞机飞往长春。而后日本方面给德王50万元经费和5000支枪,以“帮助”德王建立军队[68]。“蒙疆”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产物,它是以“大蒙古主义”为诱饵,欺骗、拉拢和操纵部分蒙古封建王公上层,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而成为遏制东北敌后抗日部队的有用武器。由此看来。无论伪满洲国还是伪蒙疆政权都只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它们都具有欺骗性,蒙蔽了一些各族群众。这为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带来了消极影响。

    6、东北外国移民较多,成为抗战的绊脚石

东北不但民族成分复杂而且外国移民较多。东北的外国移民主要是朝鲜人和日本人,当时在东北的朝鲜人有八十万人,他们大多数聚居于中朝边境地方,即所谓间岛区域者,其余则散居于满洲各地。日本人在东北的移民侨民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30年有21万[69],以后逐年增加。他们大都聚居于南满铁路沿线及关东租借地(即辽东半岛)。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朝鲜来满洲的人口有120-150万人,这些人中有些是自愿来的而有些则是被日本当局强迫来的,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被日本殖民当局有组织、有计划地驱迫着带着政治阴谋而来的,他们被用作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70]。日本在利用朝鲜移民的同时也加强让日本民众移民到东北。日本当局这样作除了为方便侵略东北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掌控东北的土地。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土地问题上大做文章是因为土地问题和推行侵略政策有关。“这一开拓事业的成败归根结底在于土地制度良否,确定稳固的土地政策是它的根本前提条件”[71]。当然,这里所说的土地制度良否是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观点出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巨大浪潮是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成立后开始的,从1932年10月到1936年7月止,共移民五次。到1936年在满洲的日本人由二十七万增至四十九万人,占东北总人口的1.3%。但这些日本移民多有职业,其中从事农业的还不到1%[72]。这五次武装移民确实带有实验性质和准备性质,真正大规模的移民侵略开始于1936年的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计划分五期推行,因其于1945年的失败投降而辍止,实际上只实行两期。第一期五年计划目标是移民十万户,实际移入户数为85,086户[73]。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种称之为“义勇队”的移民。这种义勇队开拓民不单是一般开拓民的辅助力量,更是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而出现。既是日本侵略军的现地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应急队。由此可见,其军事侵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实施移民侵略的第二期计划期间正值太平洋战争。但他们不仅妄图完成原定的第二期二十万户计划,而且还要把第一期未完成部分补齐,即在1942年到1946年的五年间移民二十一万八千余户和义勇队十三万人[74]。第二期移民计划期间,移民增加不多。据研究,到1944年9月,从日本国内移民到中国东北(伪满)的日本移民已达到160万之多[75]。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移入我国东北的日本移民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能获得正式的确切统计。根据一些资料大致可以推断为十万户,三十万人左右[76]。不过这只是日本官方的公布的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以便把自己的侵略罪行化小。据新近的研究,到日本战败投降时,日本在东北—伪满的侨民移民多达150万[77]。需要说明一下,凡非军警宪特人员、非殖民统治当局官职人员和伪满政府官职人员,而又呆在东北的日本国籍公民便都是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侨民。这些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如下三个地带: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从伪间岛省起,经伪牡丹省、东安省、三江省、黑河省,至兴安南省,即与苏联接壤地区。其目的显然在于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必要时用作兵站和据点。分布在这一地带的日本移民约占总数的40%。“开拓第二线地带”是伪通化省、吉林省、滨江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南省等地区,即沿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里侧及松辽平原外侧。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日本移民约占总数的50%。“开拓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包括扎兰屯、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吉林、长春等地。其目的在于加强经济掠夺和防止抗日游击队的袭击。移入这一地区的居民约占总数的10%[78]。由此可见,日本移民的地区分布,都是有特定目的的。伪满最后几年,重点移民地区是东北部边境地区。东部即伪牡丹江省、东安省、间岛省、三江省;北部为伪黑河省,西部为伪兴安省。而且移入具体地点多半选择第一线日军驻地附近、主要铁路和公路附近。特别是义勇队开拓团大部分殖民到备战地区。这种情况表明,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与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的军事性质日益浓厚。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满洲就是想充实伪满的“国防”,日本的移民政策表明它不仅想用这些移民来分裂中国而且更把这些移民作为其军需和兵员的来源。一般情况下,众多的日本移民侨民也倾向和帮助日本殖民当局。这就为东北地区抗战带来了太多的困扰,阻碍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进行。

    7、部队编制不合理,官多兵少,增加指挥难度

本条只是一个小原因,所以在这里简单论述。1936年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一共有6000人,除了联军总司令部有总司令赵尚志、参谋长李红光、总政治主任李兆麟等领导外,还有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参谋长安光勋,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三位领导,除此之外还包括三个师的八位领导[79]。由此算来东北抗日联军6000人中共有师以上领导14位。这样一来不但增加了调度、指挥部队的困难和灵活性,也增加了选拔干部的难度(优秀的基层干部和战士难以提拔上来,因上面的高干已太多了)。实际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这6000人编成一个旅就合适了。此外,在残酷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联的干部牺牲是惨重的。1936年4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宁安省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王明、康生的信》中说:“优秀忠实的干部不断地牺牲,群众斗争中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80]。后退入苏联的800多抗联战士仍编成一个旅,实际上编成一个加强营就合适了。而1936年日本关东军第一师团有1.5万人。大的师团有两万多人。关东军司令官是植田歉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第一师团师团长河村慕辅中将[81]。日军一个师团师以上军官总共才三个(一般为师团长、参谋长、参谋主任[相当于副参谋长])。这样就比中国抗日游击部队容易调动指挥军队,效率高,也降低了选拔干部的难度。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这样的事实:关东军不但装备先进(这在前面已论述过),而且兵力也远远多于东北敌后抗日部队。而且关东军的每个师团的干部也比抗日游击队伍对应兵力的部队少得多。这样就利于根据战事的情况而随机应变的调整战争部署并指挥作战。而东北抗日游击队不但兵力大大弱于日军,而且在干部和领导机构上也没有优势可言。由此,东北抗日敌后游击战争因为缺乏作战灵活性而容易因贻误战机而走向失败。

8、仍犯有左倾、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在东北抗日联军中也曾经出现过和红军“肃反”扩大化类似的错误。日伪特务机关为扰乱抗日力量,策划成立“民生团”打入抗日武装内部。同时,面临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日伪的策反,叛变投敌情况增多。如《智取威虎山》中匪首座山雕的原型之一谢文东就曾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后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而于1939年3月投降投敌。另有李华堂(曾任抗联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投降)、程斌(曾任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8年7月投敌)等多名抗联军、师级干部投敌叛变[82]。可见当时日伪渗透情况之严重,也可见斗争环境之艰险。

在面临日伪军的外部围剿、内部瓦解外加“集团部落”封锁的巨大压力下,抗联(含其前身东北人民革命军)使用有效但同时也对自身伤害极大的手段——“肃反”来应对。但“扩大化”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比如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1939年7月冤死)就是被赵尚志错杀的[83]

三、缺乏外援——东北抗战失败的国际原因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远东国际环境是错综复杂的,日本与美、英、苏、法 之间存在着矛盾,美英之间存在着矛盾,美英与苏联之间存在着矛盾。1929年美英两国和西方世界发生了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苏联正在全力进行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它们从各自的利害关系出发,面对着日本中国的侵略活动而采取了“不干涉”或“中立”的立场。

   (一)美国和英国在不同时期对待中国东北敌后抗战的态度

     1、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绥靖政策为主

美英的绥靖推动了日本在中国大陆步步南下,中国处在被日本蚕食殆尽的危险边缘,而美英在远东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也极为被动。英国是国际联盟的主导者,也是在中国有着头号利益的西方大国,从国际关系层面讲,英国的态度和政策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力衰竭,勉强支撑着庞大的帝国。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对英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的挑战,其应对明显力不从心。同时,日本侵华是向华盛顿体系展开全面冲击、彻底破坏东亚秩序的第一步。对美国而言,面临的将是东亚结构性危险,其未来发展趋势涉及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作为华盛顿体系的主导国美国的战略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关系着日本侵略的未来走向。但是,在日本实施战略步骤的初始阶段,美英的应对是迟钝的,采取了消极维护自身东亚权益的战略。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在处理事变上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政策。1931年9月21日,中国将事变问题诉诸国际联盟,作为主导国联事务的大国,对于事变的处理完全依据自身在华利益的维持程度。国际联盟的决议是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英国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在下院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日本只能用“友善与协调的方法”[84]。在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后,英国先是不分是非曲直要求中日双方停止冲突撤退军队。为了阻止国联做出制裁日本的决议英国政府采取了偏袒日本的措施:一是明确表明反对在国联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二是对国联进行情报封锁,精心挑选向国联提交的情报。而美国则担心日本完全放弃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所奉行的与美英西方国家的“协调”外交。美国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反应是关注“门户开放”原则,自身在华权益是否能够维护的问题。由于美日之间在经济上的密切关系,美国更重视所谓远东美日之间的友好。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格鲁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文中认为:“处理中日争端必须克制,有一点压力不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我相信都会促使日本全国团结成为军部的后盾,以致完全压倒稳健派势力”[85]。这一时期的美英两国自身也面临着困境,他们所做的决策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2、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逐步突破绥靖政策的桎梏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冲突升级为两国全面战争。面对日本在中国日益扩大侵略的形势,美国政府在1938年实行“道义禁运”。“道义禁运”不是运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而是利用政府在民间的影响力,号召本国企业自发减少对日的相关出口[86]。1939年2月8日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美国从经济上援助中国[87]。在美国的借款协定宣布以后,英国也随之给予中国资金上的支持。1939年3月10日,中英签订了第一次平准基金借款合同,英国出资500万英镑来帮助中国维持货币制度的正常运行[88]。这一阶段的美国和英国都从资金上援助中国抗战,不仅支持了中国抗战而且也保证了自身的安全。除了美国官方援助中国抗战,美国民间对于中国抗战也有道义上的支持,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美国学者毕恩来等来中国发表文章支持抗战。但这些只是提供道义援助并未真正有效地帮助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陈纳德的飞虎队于1941年8月成立时,东北抗战已基本失败。再说飞虎队也只限于在关内作战,从不到关外作战。

3、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胜利,积极援助中国抗日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加上1942年元旦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建立,美国、英国与中国并肩作战,美英两国对中国加大经济援助并开展军事援助。但此时的援助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战来说为时已晚,东北抗战已然失败。

   (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不同阶段对东北抗战的态度

   1、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爆发,执行不干涉政策

1931年日本悍然入侵中国东北,不仅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还直接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东北是苏中贸易的重要基地,日本的扩张行径使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遭到了直接的、严重的破坏。基于这些考虑,苏联在道义上支持被日本侵略的中国东北;同时战争的危机感也促使苏联开始考虑调整对华关系,想改变中东路事件以来与中国的关系,谋求复交。于是苏联采取了一些半官方非正式的援助。1931年10月,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将军的部队获得了苏联的武器供应;1932年12月5日,苏炳文将军指挥的东北一部分抗日义勇军因军械无法补给,而避入苏联边境地区,共有2890人。后日本要求苏联将苏炳文引渡,被苏联严词拒绝,尔后苏联安排苏炳文等安然回国[89]。这种帮助是非正式的,对中国抗日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但至少可以看出苏联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实际上是苏联安全的第一道重要防线,在牵制日军北进方面可以发挥其他国家都不能取代的作用。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24年成立后不断受到日本的进攻威胁,后依靠苏联才免遭日本的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态度与苏联的态度是一致的,并自愿接受苏联指导。再加上蒙古人民共和国自身的实力很有限,它对于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支持也是极其有限的。

2、从七·七事变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积极援助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苏联放弃了 “不干涉”政策,开始在国际会议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苏中之间经过多次磋商,于1937年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核心是确定了两国和平友好的基调。苏联对东北抗日联军也是有援助的,如1938年12月,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三十二团40余名指战员在团长李铭顺和政治部主任于保合的率领下越境入苏,翌年返回东北;1939年夏,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与苏军联络,曾得到少量日式械弹的补给[90]。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正式的也不是经常的,并且是十分有限的。苏联在东北抗日联军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休整的机会,有时也为他们补充一些武器弹药等急需品,对东北抗联保存实力壮大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苏联也需要东北抗联保存、发展以扰乱牵制日军,也需要从东北的抗联部队那里获得日军情报。1939年5-6月诺门坎战役爆发,日军遭到惨败,被苏军歼灭三万余人。苏联从此更急于获得日军情报。1939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军部从苏联回国时苏军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还有一部电台以供联系之用[91]。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自身处境极其危险,忙于保家卫国,逐渐减少直至停止了对东北抗日战争的援助,只收留了退入苏联的抗联残部800多人,编成一个教导旅,用于侦察敌情。

    3、德国投降后直接出兵援助东北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苏联终于摆脱了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了。但此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失败了。1945年8月9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东北并最终帮助中国解放了中国东北。

    (三)法国、德国、意大利

1940年亡国前的法国不但没有援助中国抗日,反而也攫取中国的领土。法国不仅在1931年占领了南海,而且在1938年7月侵占了西沙群岛。1940年6月法国战败,维希政权成为德国的仆从,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则协助英军作战,无力帮助中国。

而德国和意大利作为日本的同盟国,更不会对中国的抗日提供援助了。最多在1939年欧战爆发前进行一些所谓的调停斡旋。实则偏袒日本。

总的来说美国、英国和苏联对中国东北敌后游击战争还是从侧面提供了一些援助的,尽管其援助很有限。但我们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毕竟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自己国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每个国家在援助中国的抗日之前首先要确保自身国家的安全。从1943年起战争形势战场优势和战略主动才转到反法西斯盟国方面。因此国际反法西斯同盟错过了援助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最佳历史时期也属在所难免。

 

虽然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由于以上诸多原因而失败了,但是其取得的抗日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历史已经证明,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坚持了十年。广大抗日战士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献身。他们有着顽强的斗争意志,任凭什么艰险也不能动摇他们的抗战决心。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喋血苦斗书写了一幅幅英勇牺牲的悲壮画卷,不仅写下了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也揭开了近现代史上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最感人的一幕。最主要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牵制了敌人的军事力量,阻扰了敌人侵略计划的迅速实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热爱独立、自由,为维护民族尊严,英勇不屈、顽强战斗的精神与气概。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敌后游击战争又从敌人背后进行侧击,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以及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人、多牵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至于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92]。可是由于东北敌后游击战争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东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以及没有得到及时的内外援助,使它后来只能走向失败。但最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变,随着苏联对日开战,随着百万苏联红军(和八万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打败好几十万关东军,800多抗联战士也从苏联随苏联红军打了回来,积极参与解放了东北,从而完成了自己的神圣历史使命。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war in the Northeast area

Abstract;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guerrilla war began 1931 and failed basically in 1941,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and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The main reasons of failure lie in the following points: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specially cold,  serious lack of manpower starving of sparsely populated, against a stronger enemy strength disparity, team composition complex seriously divorced from the masses, KMT policy interventi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not mature enough, the Northeast ethnic composition is complex, the Japanese invaders concocted the Manchukuo and Mongolia “independent” were deceptive, in the Northeast more foreign immigrants,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s unreasonable, much more officer of troops, military aid is not timely. The reasons for these failures are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to today.

Key words: The Northeast Anti Japanese War; Guerrilla warfare behind enemy lines; Failure; The reasons from home and abroad;

注释:

[1] 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学科前沿与学术创新”项目(skqy201215,skzd201407)。

[2]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3] 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博士生。

[4] 1907年,清朝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北洋政府时期:1917年自内蒙古、直隶省、山西省中析出置热河特别行政区、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绥远特别行政区。1924年,苏联归还原沙皇俄国占据的中东铁路沿线的地方行政权。北洋政府在沿线铁路两侧——即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起绥芬河,西达满洲里,南达大连、旅顺,15公里范围内设置东省特别行政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1928年9月,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改设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1929年2月,奉天省改为辽宁省;1933年日本侵占了热河省,并入满洲国;1934年,“满洲帝国”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1934年10月,日伪将辽、吉、黑、热(热河省)4省划为10省,即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滨江省、三江省、间岛省、安东省、锦州省、黑河省;又将内蒙兴安省(伪满建制)的4个分省,提升为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总计14个省。1937年后,再置东安、北安、四平省等,增至19省1个特别市。;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5年9月,在原伪满洲国内的辖区内重新设置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撤销东省特别行政区。参看刘君德:《中国政区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东长城以北的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最东部为关外;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地区,包括河北省等中原省份为关内。

[6]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伪满洲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7]温永录:《东北抗日义勇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8]任泽全:《九一八事变》,《人民日报》1982年11月29日第5版。

[9]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10]元仁山:《东北义勇军》,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1]陈炎、孔令波:《东北抗日义勇军》,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年版,第196页。

[12]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13]陈炎、孔令波:《东北抗日义勇军》,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第一分册,第196页。

[14]同上,第197页。

[15]同上,第197页。

[16]同上,第197页。

[17]佚名报道:《解放日报》1946年3月17日第3版。

[18]参吴昊:《真实的东北抗联:并不是“高大全”的完人但仍是英雄》,新华每日电讯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rwws/2017-01-16/1117/doc-ifxzqnip1315475-p6.shtml,2017-01-18.

[19]王明贵、彭施鲁、孔令波:《东北抗日联军》,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第一分册,第194页。

[20]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第137页。

[21]同上,第137页。

[22]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23]同上,第150页。

[24]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伪满洲国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9页。

[25]李杜、周保中:《东北的黑暗与光明》,延安,历史资料供应社1946年版,第42页。

[26] [英]琼斯:《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胡继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27]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伪满洲国史》,第509页。

[28] “东北”、“关外”、“关东”、“伪满洲国”的地域面积很接近,约130万平方公里。参张彦夫:《关于满洲国的面积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58030d0102vf47.html,2016-12-03.

[29]武尚权:《东北地理与民族生存之关系》,重庆独立出版社1933年版,第48页。

[30]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下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9页。

[31]朴宣泠《东北抗日义勇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12页。

[32]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28页。

[33]黄生发:《艰难岁月的战斗》,长春,吉林省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143页。

[34]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东北沦陷14年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235页。

[35]同上,第244页。

[36]见朴宣泠:《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95页。

[37]周保中:《战斗在白山黑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38][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战时日本经济》,中文版,英国伦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39]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九一八事变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97页。

[40]李铸、贾玉芹、高书全等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24页。

[41]李杜、周保中:《东北的黑暗与光明》,第42页。

[42]李铸、贾玉芹、高书全等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二分册,第371页。

[43]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伪满洲国史》,第518页。

[44]元仁山:《东北义勇军》,第118页。

[45]李铸、贾玉芹、高书全等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二分册,第117页。

[46]同上,第117页。

[4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

[48]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资料》(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49]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页。

[50]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51]郭维城:《不抵抗主义》,《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1版。

[52]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九·一八事变史》,第174页。

[53]总编室:《1931-1945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1991年版,第158页。

[54]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集》甲22册, 1989年版,第206页。

[55]赵亮、纪松:《马仲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160页。

[56]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资料》(上),第101页。

[57]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伪满洲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第2页。

[58]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第1749页。

[59]南满铁路公司:《第四次满洲发展报告》,沈阳:满铁出版社1934年版,第248页。

[60]同上,第250页。

[61] 北洋时代的民国国旗便是五色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伪满洲国国旗在此基础上改动,但五色却代表满日汉蒙朝五族携手。

[62]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63]佚名:《溥仪称帝与恢复东北》,载 《康藏前锋》1934年第5期第78页。

[64]王庆祥:《法庭上的皇帝》,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65] 参看42集大型电视连续剧《箭在弦上》各集,东阳华海时代影业出品发行,2012年首播。编剧,九年;导演,余明生;主要演员,靳东蒋欣陈龙张娜任帅朱琳

[66]南满铁路公司:《第四次满洲的发展报告》,第14页。

[67]贝尔爵士:《对蒙古的争夺》,载《皇家中西学会杂志》第24卷,1937年1月,第59页。

[6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蒙古文史资料》第7期,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69]见关亚新:《战后中国东北日本侨俘的遣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6日5版。

[70]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0年,第87页。

[71]满洲事情案内所:《满洲的土地情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72]国新社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三编第八十九辑,《沦陷七周年的东北》,台北,文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3][日]藤泽忠雄:《满洲开拓年鉴》,沈阳:满洲通信出版部,1942年版,第40页。

[74]同上,第86-87页。

[75] 见孟月明:《日本对华移民实为殖民侵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12日第4版。

[76] 据日本某战犯供称: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日本移民为10,600户,37,800。另据日本外务省调查,日本投降时开拓团数为1131个,日本移民是270,028人。见满蒙同胞援护会:《满蒙终战史》,中文版,东京,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版,第812页。

[77]曲晓范:《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3期。最新的一种说法是日本在东北的侨民移民日本投降时为110万。见关亚新:《战后中国东北日本侨俘的遣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6日第5版。

[78]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伪满洲国史》,第518页。

[79]毛振家:《东北抗日运动概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80] 李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简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81]岛田俊彦:《关东军》,东京,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65年版,第47页。

[82]参吴昊:《真实的东北抗联:并不是“高大全”的完人但仍是英雄》,新华每日电讯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rwws/2017-01-16/1117/doc-ifxzqnip1315475-p6.shtml,2017-01-18.

[83] 同上。

[84]方连庆:《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85] [美]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蒋湘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3页。

[86]陶文钊:《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六卷《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87]林宇梅:《美国援华贷款与中国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第49页。

[88]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89]曹锡珍:《中苏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版,第57页。

[90]毛振家:《东北抗日运动概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91]同上,第117页。

[92]毛泽东:《抗日战争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汉口,新华日报馆1938版,第21页。

 

(本文原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发布,此为未删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