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推动史学的全球化是一项使命

经过了近两年的努力,《全球史学史 》新版终于在2019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书的封面上印的是第二版 (2nd Edition)。这是英文版的直译。但因为书的主著者、中国史学界熟知的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1926-2017) 先生已经作古,此书在将来出第三版的可能性不大了。换言之,这一版的《全球史学史》,已经是伊格尔斯先生的绝笔之作。笔者抚摸着犹带墨香的新书,一种天人永隔的黯然之情,顿然而生。伤感之余,觉得有必要在此对此书新版与旧版之不同,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借此来表达对伊格尔斯先生的深切悼念。

《全球史学史》在2008年出版之时,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从全球的视野考察历史研究和书写如何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著作。在该书的序言中,伊格尔斯先生提道,此书的写作缘起于英国朗曼 (Longman) 出版公司对他的一个邀约。该公司(现已并入洛特里奇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学术、教育出版社,在1913年曾出版了乔治·古奇 (G. P. Gooch) 的《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该书为英语世界的史学史研究和教学,起到了一个奠基的作用。从古奇的取径来看,他所写的内容遍及了欧美许多角落,在当时来看具有宏阔的视野。古奇将书名定为《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但内容以欧美为限,隐含着一个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共有的偏见,那就是历史意识及其表现——历史书写——只是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他地区则不在话下。而朗曼公司那时邀请伊格尔斯先生写一部近代史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这种偏见,因为伊格尔斯先生是德国、西方史学史的专家,并在1997年出版了《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书,广受好评,被译成了十多种文字,中文版就有两个版本(大陆版是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台湾版则由南京大学的杨豫教授迻译)。

但伊格尔斯老师则另有打算。《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原是他在一个哲学会议上的发言,讨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冲击,因此集中于西方学术界的变化。在收到朗曼公司的邀约之后,他就决定要从全球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书写如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由此便邀请我与他合作。我们初步的分工是,他负责西方、拉美和印度的部分(伊格尔斯的印度裔学生苏普里娅·穆赫吉最终写作了印度史学的部分),而我撰写东亚、中东的史学。对我们而言,这一写作都是不小的挑战。以我而言,从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扩大到整个东亚加上越南,然后再处理中东文明中的史学传统,远非易事。如同本文的标题所言,史学研究的全球化是一项使命,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并为实现这一使命做出异乎寻常的努力。这里的“异乎寻常”,指的是如何走出自己研究的“舒适区”(comfort zone),进入自己原先并不熟悉的领域,从事甚至是自己可能并不喜欢涉猎的课题。

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为了从全球化的角度入手研究历史和史学,有时不但觉得别扭,甚至略显痛苦。比如现任教于加拿大昆士兰大学的丹尼尔·沃尔夫 (Daniel Woolf) 教授,是热衷推动全球史学史研究的干将,近年更以主编多卷本《牛津史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而闻名,而他原来的长项是英国近代的史学史和历史文化。1998年沃尔夫教授发起主编《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 两卷本,但他的编委会全由欧美学者组成。沃尔夫在序言中略带勉强地向西方读者解释道:他的书囊括了“尽管知名度略低,但在其自身领域内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的一批历史学家”。他接着又指出,更确切地说,“增入不太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以牺牲原本分配给李维、马修·帕里斯或者卡尔·贝克尔的篇幅为代价,为的是纠正在大多数关于历史著作的可比的教科书与词典中的西方的偏见,但同时也不忽视在这类研究中的常客——比如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的著作。”换言之,沃尔夫对该书中收入诸如钱大昕、章学诚、钱穆等在中国如雷贯耳的史家,似乎觉得有必要向西方读者致以歉意,因为他们在西方学界的知名度不高。

但伊格尔斯先生则显然无此顾虑。早在1979年他与时任杜克大学的哈罗德·帕克 (Harold Parker)教授合编了《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此书已有华夏出版社的中文译本),便收入了包括世界各主要地区历史研究传统和现状的篇章。在当时的英文学界,此书的取径堪称首例。

在这之后,伊格尔斯可以说是将推广史学史的全球视野,作为自己后半生治史的终极目标,竭力付诸实施。《全球史学史》的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于2008年出版之后,德国著名的学术出版社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想找人译成德文出版。但他们想翻译的是修订本,而篇幅依旧,于是这就有了一个如何在内容和篇幅上取舍增删的问题。具体而言,原书由我们三人合作,各人分有一定的篇幅。现在要加以修订,我们的共识是增加拉美、非洲和俄罗斯史学的部分,当然也要更新对当代史学流派的分析和描述,于是必须在原先写作的部分,做出不同程度的删减,以腾出篇幅给需要增加的新内容。坦白地说,在这次的修改过程中,我写的的部分没有做太多的删减,而我的理由是,我的《筷子:饮食与文化》一书那时正在最后统稿中,无暇顾及。(拙作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题为: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中文译本为《筷子:饮食与文化》,由北京三联书店于2019年出版。)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删减不多,不但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而且还存有一点“私心”,希望尽量保留有关东亚和中东史学的部分,以求显示此书更多的西方之外的内容。

与我的做法相反,伊格尔斯决意要在这一新版中增加旧版没有的部分,希望凸显其“全球的”视角。为此目的,他付出了极大努力,不但走出了自己的学术“舒适区”,也就是他的专长所在——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领域,而且还最大限度地压缩这方面的内容,实属难得。举例而言,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中对德意志的思想家如黑格尔、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在内容上做了很大浓缩,甚至伊格尔斯相对比较心仪的马克斯·韦伯的部分,也相应做了减缩。由此,伊格尔斯增加俄罗斯近代史学的一节。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对前辈史学史家古奇的《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书,评价不错。他指出与其他的史学史著作不同,古奇或许是个例外,因为他的书中有“其他小国”一节,概述了他人忽略的国家,如意大利、俄国等。但伊格尔斯同时指出,古奇将意大利、西班牙和俄罗斯等视为“小国”而匆匆带过,仍是个不足。他于是在这一版的《全球史学史》中加了“俄国、东欧和南欧诸国”一节。由于篇幅所限,他的叙述仍然十分简略,但却展现了伊格尔斯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史研究大家的睿智。他在其中提到的史家不多,却特意讲到罗马尼亚史家亚历山德鲁·德米特里·赛诺坡尔 (Alxandru Dimitrie Xenopol, 1847-1920),指出赛诺坡尔在19世纪后期兰克史学一统天下的时候,与其他欧洲史家一道,希望突破其政治史的传统,而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而在这节结束的时候,他又指出在19世纪的俄国形成的“俄罗斯学派”,比较注重研究经济史。“他们的论著为1890年代之后马克思经济唯物主义学派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伊格尔斯如是说。

当然,通过压缩西方近代史学而节省出来的篇幅,《全球史学史》第二版主要用来描述欧洲之外的历史实践。比如第一版中简略叙述的拉美和非洲的史学,由伊格尔斯先生加工做了许多补充,同时又新写了南非史学的一节。这一举动对他来说并非易事,而是为之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伊格尔斯写作有个长期养成的习惯,那就是在初稿完成之后,在他众多的朋友中选择其中的专家阅读并提供修改意见。由此缘故,伊格尔斯应邀发表论文的时候,很少像大多数(中国)学者那样,临时抱佛脚,到了会议召开之即才草草完成论文。与这些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跳来跳去的”许多“成功”学者不同,伊格尔斯常常早在截止期前便完成了初稿,因为他希望经过与相关同事、学者的商讨,对之加以补充和修正。他对学术研究这一严谨的态度和对学术新知的旺盛的求知欲,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全球史学史》第二版修订之时,他已经年近90岁,十足的耄耋之年,但他却能开拓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但为本书补充写作了拉美、非洲的史学,而且还在2015年与我合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视野》一书,并为之写作了“马克思主义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非史学的影响》一章。

许多了解伊格尔斯先生的人士都知道,他除了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而且从他年轻的时候起,便致力与美国的民权运动,与黑人兄弟们一起为争取权益而奋斗。在修订《全球史学史》中,他也强调,其实每个人类文明都有历史意识,只是表现形式各各不同。他在本书“现代史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兴起 ”一节的开始,便驳斥了西方学者如休谟、黑格尔等人对非洲人及其历史的漠视。然后伊格尔斯又引述了1968年英国剑桥大学钦定教授休·特雷佛罗珀 (Hugh Trevor-Roper)的说法:非洲的历史只是“地球上风景美丽但落后的角落里野蛮部落的无意义的轮回”。然后伊格尔斯用事实表明,非洲史家在现代世界不但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共同体的重要一员,而且在许多方面为世界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而又价值的贡献。伊格尔斯总结道:战后非洲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欧洲中心论所鼓吹的把非洲视为没有历史的大陆的观点已经寿终正寝”。

最后,笔者还要指出,《全球史学史》的这一新版中,主要由于另一位作者苏普里娅·穆赫吉的修订,使得该书在描述女性史、性别史的发展中,提供了一个后殖民理论的观照和非西方的视角。比如在第568页提到美国黑人女性史家黑泽尔·卡尔比 (Hazel Carby) 的一篇斗志昂扬的论文,题目就叫《白人女性,听着!》,其中强调女性史的研究,往往以中产阶级的女性希求作为标准,并将之来衡量其他族裔、其他地区的女性地位,而最新的史学发展则表明,即使在新兴的史学流派中,西方学术的文化霸权的痕迹仍然处处可见,我们必须对之保持持久和高度的警惕。易言之,在史学观念和方法上挑战西方中心论,从全球的视角写作史学史,或许体现了一种近似本体层面的使命感,而伊格尔斯老师在修订《全球史学史》一书中,将之做了充分的展现。我们纪念伊格尔斯先生,不但要怀念他的学识,还要分享、继续和拓展他为之致力的这一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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