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不少人看来，始终公开表示“拥护领袖”，捉蒋后仍反复声明愿意拥护蒋、服从蒋，最后为维护蒋个人威信，不惜丢下东北军，“负荆请罪”，送蒋回京，以致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几乎“忠诚”到了“愚”的地步。他自然是绝对不会有反蒋的念头的。
但是，近年来披露的多种档案资料却表明，张学良并非始终坚持“拥蒋抗日”，他一度曾经预备着联苏联共，实现西北大联合，自成局面，与蒋介石翻脸，并不惜动武。西安事变的发生与此不无关连。究竟如何理解这些新披露的史料，怎样看待张学良反蒋问题，目前近代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此略述己见，以备识者驳正之。
新近披露的几则史料
近年来，在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中，陆续披露出一些重要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其中，有几则资料颇为引人注目，它们对张学良生平研究和西安事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几则资料就是：
（一）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就9日晚至10日凌晨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内容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在电文中报告，张学良在谈到对蒋介石态度时表示：
１、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蒋）。
２、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知道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1]
（二）1936年4月27日刘鼎就26日晚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内中用隐语的方式转述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言论，和他所谈到的行动计划：
1、这位老头儿（指张学良）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 。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当然，不久以前的一些补剂（指李克农、周恩来在洛川及延安与张学良的谈话）已经发生大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进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指蒋介石）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指东北军上上下下的军官）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路（指东北军在河北河南的部队）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指他在东北军里的亲信）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指陕甘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领袖如杨虎城等），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指兰衣社人员）和严老老等（指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爱×（国）”“抗×（日）”话开始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
2、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分土地的旗帜。其中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将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2]
（三）1936年4月30日刘鼎就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内中进一步转述了张学良计划对蒋采取的行动步骤：
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方的子孙们抓山渡水的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妙；同时他也不愿缺人缺才有害他的生意。另一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我已提醒他，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谨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对明日之遭遇么！我提出姑且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筹备赶急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更深切之筹备。彼大以为然。[3]
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张学良上述谈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得知张学良上述谈话内容的共产党人毫不怀疑这是张学良转向抗日反蒋的表示。最早听到张学良谈话的刘鼎不用说了。几天之后，即5月5日、7日、8日陆续得知这一消息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所得到的认识也都是一样的。
5月5日，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即电告中共中央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7日，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也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张学良反蒋决心已下，但要求给他时间并保守秘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4]
在接到刘鼎密信和有关报告之后，在5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肯定：“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了。基于这种情况，他立即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以红军和东北军为基础，创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陕、甘、宁、新、蒙大联合，与苏结盟，“战胜蒋日”的重要战略构想。[5]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由此开始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前述新近披露的从4月中旬到4月下旬的几则资料，中共中央当时确信：张学良已经开始转向抗日反蒋了。
但是，今天的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人们看到、听到的张学良从来都是拥蒋抗日的，充其量也只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也是张学良有力劝说的结果。从申伯纯最早发表的《西安事变纪实》，到全国政协“西安事变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一直到1996年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才出版的张友坤等主编的《张学良年谱》，几乎都一口咬定：张学良是坚持抗日必须联蒋的意见的，中共中央本来坚持抗日反蒋并举的方针，只是在慎重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之后，才改行了逼蒋抗日的正确方针。[6]这种观念之根深蒂固，使得许多人即使在了解到上述资料之后，仍旧不相信张学良有反蒋可能。如新近出版的《张学良年谱》，几乎全文发表了周恩来4月11日报告、刘鼎4月26日和30日密函的内容[7]，并且也公布了朱理治进一步证实刘鼎密函关于张学良转向反蒋的电报，但与此同时，它却还是照抄照录以往的说法，称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坚持说“要抗日，不联合蒋介石不行。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不久，中共中央分析了发展着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接受了张的建议，放弃了‘反蒋抗日’的过时口号”。它甚至把延安会谈后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也当成了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劝告的证据，称信中关于“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也”的说法，就是“中共中央已决定有条件的联蒋抗日”的表示。[8]
不难看出，对于周恩来、刘鼎转述的张学良的上述谈话，我们今天一些研究者的理解与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解，可以说截然不同。陈铁健先生在《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以下简称陈文）中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共中央当时对张学良上述谈话作出反蒋判断，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写道：“刘鼎与张学良相识是在3月底，仅有过几天的接触，对张了解尚浅。至4月底，刘鼎衔命回洛川，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以不辱使命，故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张26日晚与刘谈话，推心置腹，情绪冲动，难免有夸张之词。受张的情绪影响，刘在其报告中不免掺入主观的分析。刘以隐语密报，阅报者对其中某些语句，极易作出符合主观需要的估量，从而形成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9]
“一厢情愿”辩
在这里，陈文所说造成中共中央“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的理由，似乎有些让人生疑之处。
首先，陈文在强调张学良4月26日晚谈话“情绪冲动”，说法“夸张”时，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张学良这时与中共代表已有多次谈话，每次谈话均在数小时以上，最长的延安会谈长达6小时之久，几乎是无话不谈，而26日晚据刘鼎报告却只是“短简的一段谈话”，并且主要是张学良自己谈。为什么数小时的谈话和劝说都不能使张学良“推心置腹，情绪冲动”，只“短简的一段话”，张学良就能够在相识尚浅的刘鼎面前“冲动”起来？陈文说：刘鼎带来的周恩来亲笔信中“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一句“打动了张学良”，但这也只是作者的主观判断或主观的分析，似不足为凭。何况此前毛泽东、彭德怀与张学良通电中早有类似的劝告，周恩来在延安天主堂委婉解释反蒋之必要，又焉知不会有如此说法？因此，简单地说张学良当晚谈话是“情绪冲动”下夸大其辞的产物，似乎不足以服人。
其次，陈文对刘鼎带着“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主观愿望，“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误把张学良“情绪冲动”下的过激之词当成张真实想法的批评，逻辑上似难以成立。事情很清楚，这个时候与张学良谈话的共产党人没有不带着“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的，他们自然也多会“从‘反蒋’的角度审视张的言行”，但除了刘鼎这次以外，他们中人并没有谁因为有了这种愿望和角度，就只抓住张学良的只言片语，主观地判断张学良已有了反蒋意向和决心。恰恰相反，他们的报告通常都相当谨慎。从1月20日第一次洛川会谈后李克农的报告可知，当时张学良是力劝共产党拥蒋抗日，放弃苏维埃和暴动政策的，其拥蒋态度鲜明，双方围绕对蒋态度曾小有争执。而3月5日第二次洛川会谈时，李克农虽根据中共中央训令，准备好一套与张辨论的说辞，想不到张却不再提起对蒋问题和中共政策问题。尽管这显示张对蒋态度已有变化，但不论是李克农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因此把张算作是自己的盟友。在3月下旬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只是把张学良看成是中间力量，相信其可以反日，赞同联苏联共，但仍属于民族改良主义者，不同意中共政策方针。[10]至4月上旬末第三次延安会谈时，周恩来再提反蒋必要，张学良已不拒绝与争论，只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但承认，蒋介石左右亲日派太多，在对日问题上表现得很矛盾，不是没有降日可能，故他要做两手准备。这显示张学良实已有了反蒋的希望与可能。然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报告的结论仍旧相当客观，称：张“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11]显然，报告者有“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主观愿望，和容易“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的倾向，并不等于一定会产生错误判断。何况，刘鼎亲身参加了刚刚举行不久的延安会谈，他很清楚张学良对蒋态度和周恩来的判断，张26日晚的谈话如果与延安会谈中的谈话相比没有重大变化，他也不会发出惊叹。至少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这个变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几乎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远比他临从瓦窑堡出来时周恩来等人估计的要“短促”得多。这时周恩来、刘鼎以及共产党人期待的，意想不到如此“短促”的张学良“一日千里”的“进步”是什么？不正是反蒋吗？[12]比较李克农、周恩来与刘鼎的报告，或可看出，我们很难简单地因为刘鼎“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和“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就断定他一定判断失误。
再者，陈文说：因为刘鼎报告使用隐语，因此中共中央阅报时“对其中某些语句，极易作出符合主观需要的估量，从而形成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似乎也难以成为理由。第一，就逻辑而言，或者是刘鼎误解了张学良的意图，或者是中共中央误解了刘鼎传递的信息，二者应居其一。说刘鼎误解了张学良的意图，中共中央又误解了刘鼎传递的信息，让人费解。第二，就事实而言，刘鼎密函使用的也并非都是隐语，他对《活路》小册子内容的说明就是一例。对此，陈文其实是了解的[13]，但在说明自己的观点时却忽略了这一情况。可以肯定，如果说阅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理解密函中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此他不得不“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要干就彻底干”等隐语时，可能不易准确理解张学良原话的本意，那么，它在理解刘鼎报告《活路》小册子内容的时候，是不可能受隐语误导的。刘鼎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报告把张学良想要干什么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刘鼎称：《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分土地的旗帜”；主张在苏联和蒙古的援助下，“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气，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对这样一个连刘鼎都觉得太过乐观的小册子，张学良却表示：这是“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成”，“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显而易见，把密函中的那些所谓隐语同这里的大白话联系起来，是不难看出那些隐语的意思的。说中共中央因为刘鼎密函中的隐语和自己的“主观需要”，误解了张学良本意，“形成了一厢情愿的判断”，是不是武断了些？
“自成局面”辩
究竟刘鼎和中共中央当年是否误解了张学良的本意，是以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张学良本意为标准的。而不少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刘鼎和中共中央误解了张学良的本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刘鼎信中所传递的那些信息是不准确的，而他们的理解才是准确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刘鼎信中的那些隐语的呢？
仍以陈文为例。陈文确信，刘鼎所谓张学良准备“硬干”、“彻底干”、“和大老板打一架”的说法，只不过是张学良“力求摆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的一种设想，并不含有与蒋分道扬镳乃至反蒋之意。为了证明这一点，陈文甚至把“张学良自936年1月接见被红军俘而释归的高福源，随即与李克农举行洛川会谈，继之与周恩来进行延安会谈”，都说成是“张学良早有在西北另立局面的准备和行动”，而非延安会谈后才有的“突然”的“惊人”之举。这等于说，还在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时，他就已经在密谋在西北“自成局面”了。既然密谋“自成局面”发生在张还决心拥蒋之时，它当然不应含有反蒋之义。
但是，在有关张学良密谋“自成局面”、“硬干”、“彻底干”，不惜“和大老板打一架”的种种资料披露之后，要想根本否认张学良有反蒋之意，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便能够看到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就象前述《张学良年谱》一面公布张学良密谋的有关文件，一面继续照录张学良力劝中共放弃反蒋主张的说辞一样，陈文一面强调“硬干”、“彻底干”、“和大老板打一架”只不过是“力求摆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绝口不提反蒋二字，一面却有些含糊其辞地承认：张学良那个“辞而另立”的计划，半年之后确是准备在苏联的帮助下，联络西北和华北地方实力派“自成局面”，公开联共联红，揭旗抗日。而那时，“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他就拥蒋抗日，即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14]。如此，则既可联共抗日，又不必冒险反蒋，实为两全之策”。那么，如果蒋介石不改弦更张怎么办？陈文到这里嘎然而止，没有了下文。但在逻辑上这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他就拥蒋抗日；如果蒋介石不改弦更张，不停止内战，张学良就不得不“冒险反蒋”。不知这样来诠释是否符合陈文的意思？假如符合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刘鼎以及中共中央当年的认识是“主观的分析”和“一厢情愿的判断”呢？
事实上，张学良的那个“辞而另立”的“自成局面”的计划，就是准备“冒险反蒋”的计划。什么“硬干”也好，“彻底干”也好，“辞而另立”也好，“自成局面”也好，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反蒋。就象周恩来在其报告中谈论张学良“揭旗抗日”的条件一样，即使没有用“反蒋”这个字眼儿，那个时候谁能不清楚“揭旗抗日”这四个字的涵义呢？凡了解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历史的人很少不知道，那个时候某几个地方实力派要“自成局面”，不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打出什么样的旗号，结果会是什么，都必定要走反蒋的路。因为蒋是中央，不反中央不能“自成局面”。1933年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用说了，1934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政府不用说了，就是1936年6月那个由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动的两广事变，表面上“请缨抗战“，其实不也是要“反蒋抗日”吗？在那个年代，张学良既要“自成局面”，又要拥蒋，这可能吗？一言以蔽之，所谓“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说到底也就是反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讳言“反蒋”这两个字。
“政见之争”辩
在众多相关史料披露之后，要根本否认张学良曾有意反蒋，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张学良年谱》自相矛盾的写法相比，应该说陈文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尽管陈文坚持不把张学良那个“自成局面”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与抗日反蒋划等号，但是它毕竟在文章中讨论了“关于中共与张学良‘反蒋’之比较”，承认“1935年后，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有一个“张之‘反蒋’”问题存在。不过，陈文这里的表述仍旧是值得讨论的。陈文怎样谈论“张之‘反蒋’”问题呢？它说：“所谓张之‘反蒋’，纯属客观作用。就主观上说，1935年后，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他仍以拥蒋、劝蒋、谏蒋为第一，即使有疑蒋之念，亦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并无个人恩怨，更无深仇大恨。可以说，张有对蒋批判之意，而无加害之心。”纵使最后捉蒋，亦“终不脱政见之争范围”。
对此，有几点需要讨论。第一，如果“张之‘反蒋’，纯属客观作用”，那么，“主观上”“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何解？所谓“矛盾状态”难道不是指张学良在拥蒋与反蒋之间犹豫不决？“纯属客观作用”，是否说“张之‘反蒋’”全然外力所迫，与张无涉？第二，既肯定张有“反蒋”问题，何以一涉及到对蒋问题时又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断定张之对蒋始终是“以拥蒋、劝蒋、谏蒋为第一”，似乎“张之‘反蒋’”充其量也不过是“即使有疑蒋之念”、“有对蒋批判之意”。“即使”者，未必真有之意也。“疑蒋之念”都未必有，又何来“张之‘反蒋’”？第三，所谓张蒋矛盾“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并无个人恩怨，更无深仇大恨”，何解？反蒋一定要有“个人恩怨”、“深仇大恨”？仅因“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就不会反蒋？
显然，说来说去，陈文虽难以否认张学良存在反蒋事实，但感情上仍难以接受，故而多方为张解释开脱，避之唯恐不及。只是，如此说明，反会让人如入五里雾中，并无助于理解问题。坦率地说，张学良反蒋既有言论（对刘鼎等人谈话），又有行动（在西北自成局面之计划），并没有谁拿枪指着他的脑袋逼着他说，逼着他做，如何说没有他个人的作用在里面？其实，即使只是承认张学良有“疑蒋之念”和“对蒋批判之意”，也就等于承认张学良主观上存在着反蒋的思想因素，“张之‘反蒋’，纯为客观作用”即不成立。至于说张与蒋“并无个人恩怨”，因此不会反蒋，则同样不通。陈文既然明确表示同意说张学良“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15]，这岂不等于承认张蒋之间当时就存在着某种“个人恩怨”？况且刘鼎密函对此也有所披露，函称：张学良已几次谈到：“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必须“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等等。这些话足以说明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确有相当不满。把它们同张学良主动提出的关于“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的种种“自成局面”的设想联系起来，应当不难看出，张学良反蒋并非“纯属客观作用”。当然，从张学良以后未因其个人及东北军的遭遇根本放弃劝蒋、谏蒋的情况来看，“个人恩怨”在张学良反蒋问题上未必起如何关键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即断言张蒋之矛盾“终不脱政见之范围”，更不能说“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就不会反蒋，非要有“个人恩怨”、“深仇大恨”才会反蒋。历史上从汪精卫、胡汉民，到冯玉祥、阎锡山、吉鸿昌、方振武、陈铭枢、蔡廷锴、陈济棠、李宗仁等等，哪个没有反过蒋，他们最初有几个是因为“个人恩怨”和“深仇大恨”而反蒋的呢？
在这里，不能不谈到陈文观念上的一个误区，即认为反蒋定会存“加害之心”，“必欲诛之杀之”。因为张学良对蒋向“无加害之心”，所以其虽有“硬干”、“彻底干”、乃至“打一架”的种种说法，也不能说是“反蒋”，因为找不到张有“加害之心”的证据。故陈文每遇张学良有疑蒋、恶蒋、反蒋说法之处，必定为之解释开脱。殊不知，反蒋既非一定要有“个人恩怨”或“深仇大恨”，因而也未必一定要存“加害之心”，非“诛之杀之”不成反蒋。陈文引用张学良在蒋逝世后挽蒋联：“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来证明张学良对蒋之“忠诚”，然而此联亦恰恰可以说明，即使仅仅因为“政见之争”，仍然可以成为仇敌，这与加害与否无关。张学良所谓“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就是告诉世人，他是因为什么走上与蒋为敌的反蒋道路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是什么呢？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非攘外不足以安内”。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而张学良则逐渐认识到，要等到蒋介石的安内统一实现才去抗日，他的东北军也在内战中消耗光了。从根本上说，双方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陈文举周恩来报告关于张学良“揭旗抗日”三条件来说明张学良绝无揭旗反蒋可能，其中一条就是“蒋介石‘降日卖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谈何揭旗抗日？”如此论证似不妥当。因为即使到西安事变，张学良也未必是因为认定蒋“降日卖国”才铤而走险的。
政见之争是否会导致张学良与蒋介石反目为仇，只要看一看这种矛盾冲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命运会有何种影响就清楚了。从张学良的角度来看，他“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战决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在陕北与红军交战东北军接连两个多师被歼，南京又取消了被歼部队番号之后，他自然会怀疑继续按照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打下去对东北军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事情很明显，等到东北军在内战中损失殆尽，他拿什么去面对那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东北父老乡亲？！拿什么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所以会慨叹“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很明显就是由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到进一步怀疑蒋介石为了统一而对东北军居心不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然会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进而为东北军前途另谋出路了。
作为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承担着丢弃东北四省的罪责和带领那些背井离乡的东北人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使命。不论张学良与蒋介石有多大的矛盾，只要蒋介石有助于他保全东北军和收复东北失地，即使他个人遭受若何损失，张学良都不会与蒋介石反目为仇。但问题是，张早已看出，不仅蒋介石不能也不想保全他的东北军，甚至也不会帮助他收复东北。一来，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所说，蒋之左右亲日派太多，下抗日决心太难，最终会否抗日他亦不能打保票。二来，国民党高层中人多半“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抗日不积极，争权夺利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共产党打不尽，自己还内讧不已，如此等下去，抗日岂非河清无日？三来，蒋介石一向主张量国力而行，近年来已多次强调“东北四省向有特殊情形，不是革命军势力所能达到”，“当留待东亚问题全部之解决”方可解决[16]。既然如此，即使有朝一日蒋被迫决心抗日，以他的实力他又如何会打出关外去？即使敢打，又如何能有获胜的可能？既然等蒋抗日无期，收复东北更难指望，蒋反而通过内战逐渐将东北军消灭于无形，张学良不设法自成局面，另谋出路，又待何时！
总而言之，在张学良与蒋介石，和张学良与东北军这一三角关系中，张学良更看重的是东北军，而非蒋介石。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以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的作用为转移的。蒋介石的政策有利于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拥蒋；蒋介石的政策不利于甚至危害到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会反蒋。张学良后来几次讲：“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了力量”。但“我有两个最好最精锐的师统统打光了。我很痛心，除了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请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重编两师部队，但中央未拨抚恤，两师番号也予撤消。”“中央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17]这就是张学良当时所处的利害关系。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利害关系看问题，简单地把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的经过概括为“不惜脱离东北军这条命根”，并据此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事实上，张学良西安事变后送蒋回京，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与原因，用“不惜脱离东北军这条命根”来概括张学良这一举动的动机，也不准确。[18]
“决心反蒋”辩
张学良有反蒋可能与意图，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反蒋的决心呢？这一点也是目前颇值得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不少注意到新披露史料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往往并不否认张学良确实曾经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态度，承认张确有反蒋的倾向和意图，但如果具体说张学良有过反蒋决心，却往往难于接受。在这方面，陈文的观点亦有代表性。如陈文即明确讲：4月26日的谈话，只不过是张学良“情绪冲动”时的“夸张之词”，稍一冷静下来，他就变了。文称：“张学良决心‘硬干’的愤激之词，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5月2日刘鼎密报中就说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他既恋着共产党，又舍不得蒋介石，不要说‘决心反蒋’，即使是‘另立局面’‘揭旗抗日’也还是纸上谈兵。直到这时，刘鼎才算是摸到了张学良的真正心态。”陈文在列举了不同时期张学良“拥护领袖”的豪言壮语之后，断言：“张学良本有拥蒋真意，而无反蒋决心”，因为“张学良对蒋介石改变国策、领导抗日始终抱有真诚的期望”。
在了解了张学良有“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的预谋之后，我们当然不会把张学良那些公开的拥蒋言论当作判断其对蒋态度真诚与否的一种根据。实际上，张学良有无“拥蒋真意”，是很难从他的公开言论中寻找证据的。至少张学良4月26日对刘鼎的谈话就足以说明，他并非“对蒋介石改变国策、领导抗日始终抱有真诚的期望”。当然，陈文坚持4月26日谈话是“情绪冲动”的产物，并以5月2日刘鼎的报告为依据，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5月2日刘鼎报告张学良态度又有所变化的问题，做些具体的说明。而要这样做，我们似乎必须对4月9日夜与周恩来谈话时的张学良，和4月26日与刘鼎谈话时的张学良；以及26日刘鼎报告中的张学良，与30日刘鼎报告中的张学良，以及到5月2日前后张学良对蒋态度变化的经过略作考察。
前已述及，张学良对蒋态度根本上是取决于东北军的利益与前途的，1935年10—11月连遭三次失败后，照张学良自己回忆，他已开始怀疑蒋之内战政策，“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产党之念生焉”。[19]之后便有了第一次洛川会谈。因为是想用“和平”办法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当时张曾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和苏维埃政策。会谈后张即赴南京、上海，在得知与红军作战损失之两师被取消番号备受“刺激”的同时，又先后与为抗议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在中山陵前切腹自杀的续范亭，因发表讽刺日本天皇杂文而入狱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以及转道苏联返回上海的前东北军抗日将领李杜等讨论东北军前途而深受启发。至2月14日返回西安后，再意外得知南京当局密遣董健吾等赴陕北联络中共，致使张迅速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决心通过中共努力实现联苏抗日目标。于是，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学良既不批评中共政策，也不再提拥蒋问题，只致力于解决高层会晤和派代表联苏问题。
二次洛川会谈的时间为3月5日。至3月下旬，张已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这使张倍受鼓舞，更重视联苏问题。因为苏联与形式上仍旧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签订这样的条约，显示苏联完全可能给予邻近苏联外蒙的主张抗日的中国区域政治军事实体以实力援助[20]。新资料显示，这之后的张学良与接近中共的高崇民（即刘鼎4月26日报告中所提到的“某”）等专门讨论过东北军的出路问题，他明确同意高等关于联苏联共，以红军为抗日先锋，联络西北华北各省地方实力派组织西北抗日大联合，自成局面的设想，并赞同高等秘密印刷《活路》小册子。
延安会谈时，面对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劝其反蒋，尚无足够思想准备的张学良还无法下决心，因其虽已有自成局面的想法，但尚未开始进行，距离取得苏联援助的条件尚远，且张还不能肯定苏联是否真的会援助自己。关于苏联与南京间的接触，张早有耳闻。再加上他始终忘不了因为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联人1933年拒绝与他接触的情景，张对苏联人究竟是否会帮助中国抗日，帮助中国究竟会帮助谁，均毫无把握。由于既不明苏联态度，手中现在又没有掌握争取苏联援助的任何资本，张学良自然态度含混。但他再三询问：“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并明确告诉周恩来：打通西北，自成局面，他有把握。这已清楚地反映出他需要的是什么。
延安会谈显示，张学良虽表示信心十足，但他对自成局面、揭旗反蒋其实并无充分把握，话更多地怕是说给苏联人听的。然而，延安会谈结束不几天，张学良意外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1932年底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缓慢。至1935年底1936年初，双方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不可免地使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意外打击。中苏外交谈判的停顿，只会使南京政府在抗日问题上更加退缩。眼看日本不断加紧对中国华北的蚕食，唯一可能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对日态度正渐趋强硬，南京政府却在这个关节眼儿上不惜搞坏与苏联的关系，这不能不促使张学良萌发了争取苏联转而援助自己的强烈愿望。26日晚刘鼎回到洛川后，张学良所以会突然迫不及待地“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想法和盘托出，正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然，张学良虽然已经决心自成局面，但他的计划仍旧很小心、很慎重。他很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抗日反蒋的时候。第一，“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还需要相当努力；第二，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实难想象，因此，他必须要切实得到苏联援助的保证，并争取得到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而此“最低限度的准备”，也非易事。因此，即使是在4月26日的谈话中，张学良也并没有“冲动”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尽管在这天晚上“短简的一段谈话中”，他没有谈到他行动的时间表。
与刘鼎谈话两天后，张学良得知中央军入晋阻挡红军东征得手，有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可能，急忙飞往山西太原了解情况，并试图劝阻。张到太原后，向阎锡山、陈诚等力陈陕北苦况，红军必不会在陕北立足，大军入陕给养困难，但阎锡山等坚持要入陕作战。[21]眼见陕北将再燃战火，张30日从太原匆匆飞回洛川，当晚就约刘鼎再谈，对形势表示忧虑。他一方面发愁身边可用之人太少，又不能从外面或红军中调用，因此准备西北发动将费时费事；另一方面也担心夜长梦多，行动被蒋侦知，“先来下他的毒手”，因太原之行他已了解到前次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事已经泄露。[22]但即便如此，张决心不变，仍坚决表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23]
为什么要牵延到11月再动手呢？刘鼎对此颇不理解。国民党中央军已在开入陕甘，一旦中央军大批介入，东北军届时必将处境困难，那时再与蒋翻脸，谈何容易！况且，刘鼎也不能不担心张学良这种表面文章能够做多久。因此，他不能不一再告诫张学良：“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力主“先以一月为期”，“加速一切动作”，张虽“大以为然”，但对一月之后即行起事，坚不松口，并且生怕再泄露秘密，对刘鼎外出行动也颇多限制。弄得性急的刘鼎多少有些烦言：其实这件事东北军上上下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但她还要……”“顾虑暴露秘密”，使双方关系象“偷汉子”似的，真是不可理解！因此，刘5月2日报告认为：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但是，这是不是象陈文所说，“张学良决心‘硬干’的愤激之词，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就变卦了呢？当然不是。听张学良多次解释后，刘鼎明确讲：张学良“所谓舍不得旧”，并不是象陈文所说的“舍不得蒋介石”，而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渡岁月”。即是说，为了今后“同新爱人渡岁月”，他除了想要“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以外，还必须预先做好金钱和物资等方面的各种准备。所谓“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就是指中共背后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他相信，花半年时间来取得联络和莫斯科方面的明确表态是最快的了。至于“同新爱人渡岁月”需要大量物资钱财，深知陕甘物质条件和红军窘况的张学良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从后来张把大批武器弹药和钱财陆续从平津、武汉、上海转移到西安和平凉地区，到西安事变时他胸有成竹地告诉中共中央：各种物资金钱和武器弹药坚持几个月不成问题[24]的情况看，可知张此言不虚，也确属必要。从张学良的以上表示和准备看，说张这时已经变卦，“不要说‘决心反蒋’，即使是‘另立局面’‘揭旗抗日’也还是纸上谈兵”，恐怕是缺乏根据的。刘鼎报告表明，张的计划未曾稍变，而且态度十分明确，即他的一切准备，都是为着到11月好“宣布新的同居”。这里所说的“同新爱人渡岁月”，“宣布新的同居”等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张学良这个时候确实曾经“决心反蒋”吗？什么叫“同新爱人渡岁月”？什么叫“新的同居”？不就是与蒋介石绝裂，公开站到中共和红军一边来的意思吗？如果这话说得还不明白，那么刘鼎回忆张学良当年的说法应该是再明白没有的了，那就是，到时候要“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25]
张学良真的不急吗？
张学良从有心反蒋，到公开向中共表白其反蒋决心，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到4月底5月初可以说双方已就此达成共识。5月12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与张学良再度会谈于延安。不论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对刘鼎4月底5月初报告的内容做何种理解，此次会谈后，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交谈，至少中共中央已得出结论：张学良决心反蒋已不成问题。一周之后，中共中央在给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领导人，以及给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中都已明确讲：已与张学良商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行动计划，“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惟“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26]6月初，基于西南方面广东、广西两省地方实力派联手发动抗日反蒋，中共中央相信东北军与红军加速准备，提前行动，起而配合，“此其时也”，故专门拟定行动计划书，提交张学良以“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据6月16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报说明：“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27]不难判断，如果张学良在二次延安会谈时没有表明坚决的反蒋态度，中共中央是不会如此信心十足并且紧锣密鼓地推动这一以东北军控制的兰州为大本营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
但是，陈文对此仍旧提出了疑问：正当中共中央加紧推动张学良“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时，“张学良到哪里去了？”根据陈文开列的时间表：6月10日，张驾机离开西安往兰州，11日转飞南京，20日回西安，7月7日再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至24日返西安。“此时，作为事变主角的广东一方已被蒋介石完全瓦解。中共中央准备迅速以西北发动来响应两广事变的计划，自然搁浅”。在陈文看来，从“两广事变中中共与张学良的急与不急”似乎也可以证明，张其实并不打算反蒋。不过，陈文这里开列的时间表，多少有些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从6月20日到7月7日之间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
张学良6月10日在西安见到了中共中央派赴莫斯科的代表邓发，并接到了中共中央为配合两广事变而提出的行动计划书。据刘鼎报告，张与邓纵谈良久，彼此称快。而当天张学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又写信给新疆的盛世才请妥为关照。第二天张又匆匆赶往南京，以考察两广事变真相和南京以及各方之动向。这一系列紧张的活动和积极的反应，均可看出，张学良对中共提出的加紧配合两广发动的行动计划并非毫不动心。
张6月中旬在南京、上海四出活动，了解形势一周，明显对因两广事变而兴起的抗日舆论看好，信心增加。20日，张又赶回西安，匆匆准备一天后，前往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那篇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著名演说，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28]在西南方面正高举抗日大旗公开反蒋之际，张学良在西安发表空前激烈的抗日讲演，其目的何在，似不难明了。
从王曲回西安后，张学良很快找刘鼎密谈，明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刘鼎事后报告可以看出：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渠和宋哲元等都暗中商量响应，并试图拉张入伙，张亦愿意与谈。同时为加速准备计，张学良已不再如过去那样害怕暴露秘密，而是主动提出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甚至要中共为其配备发报人员，以便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过去都是利用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部电台）。与此同时，张要求加入中共，并请求中共中央派专人前来帮助他。[29]
刘鼎电告中央张学良有入党要求的时间为6月30日。这时两广与南京之间仍在相持之中，形势尚未变为对两广不利。由此可知当时张学良之心态。当然，张学良之要求入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争取苏联信任和支持的一种作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已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不顾一切与中共和红军一起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忽略这样重要的事实，断言对响应两广事变中共急而张不急，明显不妥。其实，有关这时张学良准备响应两广事变的情况，在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据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回忆，这时张、杨二人已经暗中商议了一个响应两广事变的行动计划，计划甚至已经考虑到了兴兵讨蒋的具体步骤。[30]正是因为张学良下了如此大的决心，当7月上旬得知广东陈济棠的空军被蒋拉走，广东军队内部开始动摇，整个形势迅速转为对两广不利时，我们才能够理解刘鼎在回忆录中给我们讲的那个让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据刘鼎说，7月初，张学良突然把他找去，对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蒋介石“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全国各党派各部队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不如明着跟你们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31]从掌握的资料看，刘鼎与张谈后确实乘张的飞机赶往延安，然后又从延安前往安塞，在7月5日与早几天就等在那里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见了面。听到刘鼎报告后，毛泽东对加紧西北发动问题显然更具信心。他在第二天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32]由上不难看出，说两广事变发生后，“面对中共方面的急切和热烈，张学良却异乎寻常地沉稳和冷静”，中共急他不急，是不确切的。事情很明显，张学良这次多半想破釜沉舟地干一场。要不是两广失败得太快，另一种形式的西安事变恐怕是再所难免的。
张学良的反蒋与不反蒋
张学良要“自成局面”，就必定要准备反蒋；而他公开联苏联共、揭旗抗日的结果，也必然走到反蒋。因此，张学良在1936年曾一度决心反蒋当属无疑。但是，正如前述，张学良之反蒋纯因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而起，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军非抗日则无出路，故张学良之反蒋其实是反蒋之以内战拖延抗日，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非反对蒋介石个人。就此而论，张学良可以说是又反蒋又不反蒋。如果蒋介石能够迅速走向抗日，如果他发现蒋介石正在改取联苏联共的政策，那么，他注定会放弃自成局面的企图。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的结果。首先，无论有没有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影响，象当时诸多反蒋派别一样，张学良若发现蒋介石有使东北军在内战中逐渐消耗和瓦解的任何意图，他都会由“拥蒋”走向“反蒋”。这与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历史上的张学良也并非简单地从“拥蒋”就走向了“反蒋”，直至弄出个西安事变。[33]应当看到，张之反蒋，并非没有变化。
7月24日，张学良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回到西安，曾一度与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商谈过西北发动问题。中共中央8月9日有一长信，托潘汉年来西安转交张学良，并进一步细商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东北军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但8月中旬潘汉年到西安后，张学良却一连几天托病不见。反复催促后，张才在8月21日和24日晚与潘汉年密谈了两次。但谈话结果显示，张虽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长信所提一切基本问题，对于具体落实却犹豫不决。直接电台未建立；要中共派干部事一推再推；就连红军要求其部队在甘北让道事，也吞吞吐吐，不能痛快答应，说是任凭红军去打，他愿意牺牲少数部队，以免秘密外泄，“落证据给蒋”。[3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29日。
8月29日，张意外得知中央军一部突然不打招呼直开西安三原一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侦探当晚又公然密捕与东北军联系密切的东北籍激进分子，这使得张怀疑蒋已侦知一切，准备对自己下手。因此，张对中共的态度又转趋积极。在派兵一举抄了省党部，夺回被捕之人以后，张次日晚即约潘谈，终于下决心说出了自己这一段的顾虑所在。据张讲：他参加二中全会时，蒋亲自向他表示过想要联苏，张乘机提出又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蒋很神秘地向他看看说，不用着急，将来他有办法的。会上，蒋廷黻曾两次找他，要他出面向蒋提出联苏容共建议，蒋自己还不敢提，似乎蒋介石还没有下此决心。故会后张虽已有所顾虑，回西安后仍与潘讨论过西北发动问题。想不到，不足一月，南京已决定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说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都有新的变动，意图联苏联共的迹象已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他张学良自然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了。潘报告说：“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看，使得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35]不管潘汉年如何开导张学良，如果蒋介石真的有意联苏联共实行抗日，他无论于情于理确实都不宜再树异帜。如仍旧继续加紧准备西北发动，弄到尽人皆知的地步，即所谓“做得太难看”，势必给人以“投机”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抗日的发动会产生反作用也说不定。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这多半也就是为什么，当9月间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决定改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并发布致国民党中央公开信之后，张学良立即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对那个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36]从此，张学良放弃反蒋，转取劝蒋、谏蒋的方式，极力配合中共逼蒋抗日。至于后来蒋迟迟拖延联苏，并且不惜大举进剿陕北红军，再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陷于危险境地，迫使张铤而走险，发动西安事变，是为后话，限于篇幅，似可略去不提了。但不难判断的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确与张学良此前的种种反蒋企图与准备，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是，在经过了劝蒋、谏蒋和逼蒋阶段之后，它已经很难简单地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蒋”了。
注释：
[1] 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3期，第3—4页；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9—990页。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共党史资料》公布4月11日电时在日期和文字上都有不确之处。首先，公布的日期是1936年4月10日，实际应为4月11日。引文（1）原文为“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时的文字整理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但从原文看，“他”（除最后一个“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而非指蒋介石。正是因为他的部下现在确有公化，自己现在还很矛盾，因此才有后面的“他现在反蒋做不到”的说法。公布的文字加上两个“蒋”字后，此段原意不免发生了变化。
[2] 参见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996—997页。
[3] 参见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998—999页。
[4]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
[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年5月8日。
[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8页；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0页；《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7页。
[7] 需要说明的是，《年谱》公布的三件文献还有一些错讹之处。如周恩来报告中的“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一段，《年谱》公布时变成了“对苏联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若确降日，他则离开蒋”。另外，前引周电“在国民党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一句，《年谱》发表时的文字多出来一个“吴佩孚”，成了“在国民党要人中，只有吴佩孚，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有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8] 见《周恩来致汉卿先生函》，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此种说法最早来自张魁堂，张的原话见于《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4年第4期；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987、1000页。
[9] 陈铁健先生在《历史研究》本年度第二期专门撰文评论拙作，颇多褒奖，对拙作观点基本肯定。能得到陈先生的褒奖，笔者倍感荣幸，惟对陈先生怀疑张学良反蒋或有反蒋之心的问题，笔者尚须稍加解说，尚祈陈先生鉴谅。见陈铁键：《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0]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6年3月27日。
[11]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989—990页。
[12]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996页。
[13] 陈文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刘鼎对《活路》小册子的说明文字。
[14] 说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即是“拥蒋抗日”之意，与刘鼎原意大相径庭。原句为“据老头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张学良这里所说的“捧大老板登峰造极”，是故意使劲儿吹捧蒋介石的意思，目的是在暗中准备11月起事的同时，取信于或者不妨说是欺骗蒋介石的一种手段，并非真的要“拥蒋抗日”。对此刘鼎在另一封密函上说得更明白，他说：张学良之所以要拖半年才起事，“一方面（是）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才可以见得到新爱人（指中共）的老亲们（指苏联）的表示”。
[15] 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51页。
[16] 分别见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年5月8日；蒋中正：《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1934年6月16日，《蒋总统集》（一），第624，722页。
[17] 《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年8月；《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年4月25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1165，1185页。
[18] 因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具体说明张学良事变后送蒋回京的背景与原因。但可以略加提示的是，张学良送蒋回京时以及到南京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想到过他会再也回不了东北军。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五章（从革命到兵谏）。
[19]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1955年，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38页。
[20] 当时这样看问题的不仅仅是张学良。中共中央同样也相信这是一个信号。毛泽东在5月8日政治局会上就明确讲：“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21]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出版，第417—418页。
[22] 徐永昌记，杨虎城、阎锡山及在山西的国民党高层这时均已知悉张学良与中共代表举行过“洛川会议”，且有人怀疑张已与红军暗中勾结。前引《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79、412页。另5月初张学良与上海来陕之中共人员周建屏谈话时也特别提到这一情况，并说上海、南京均已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洛川开会”事。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1003页。
[23] 这段话刘鼎特别加注引号，说明是张学良原话。
[24] 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336页。
[25] 见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26]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149页；《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文献和研究》，1988年第5期。
[27] 转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101页。
[28]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968—980页。
[29]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10—111页。
[30]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36页。
[31] 前引《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
[32]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第556页。
[33] 陈文在讨论拙作时，提出了一个论点，即：“贯穿《新探》全书之义，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终至引发西安事变”。但此说似与拙作立意及解说不符。
[34]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48—150页。
[35]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54页。
[36]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