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驽张？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外许多学者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1]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2]当１９３５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3]由此不难想象，当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作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4]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磨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能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作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象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5]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1942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6]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7]1946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8]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9]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10]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的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同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11]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岗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12]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10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13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13]一个10岁、13岁，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他从小聪明过人，学业出色，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象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乡下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14]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倍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加强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里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年12月16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渲泻。
毛泽东的经历其及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中国革命还极端需要苏联这根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主人，尤其是在整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宗教裁判所地位的苏联党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所回忆的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说他第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15]又比如，50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划脚却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1956年，毛泽东虽然指示从中共八大新拟的党章中删去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他对俄国人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因为发现米高扬致辞中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竟故意不参加会议，说是对米高扬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表示抗议”。而毛泽东所说的这个理论贡献，不就是中共七大所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思想”吗？由此可知，毛泽东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发号施令”，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确实是憋了太多不满的缘故。
在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秘密批判了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对苏联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划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决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16]
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1954年到1957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太多。因此，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信、互助、互通有无。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在某些方面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中国在精神方面的优势不能抵消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要求助于苏联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8年的联合舰队事件，之所以会激起那样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俄国人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等等激愤之辞，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的这种敏感的心态有关。[17]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的倾向，而当时他在这件事上的本意未必就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涉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完全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既是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这样的大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的经历和性格。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不难看出，对于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同遇事多疑，但处理外交问题相对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恰恰是那种性格过于鲜明的领导人。用俄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受教育太少，过于心直口快，太容易冲动，有时几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加认真思考就做出惊人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他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脾气，脱下皮鞋敲桌子，和公然把导弹运到古巴，向美国挑衅，最后又不得不把导弹撤回来这两件事。这即使在苏联的外交史上也是最令人尴尬的两件事了。不难想象，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严重破裂，确实是与两位领导人过于鲜明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两位在商场或外交场上性格和能力上的强人相遇，也许还能成为好朋友，但他们一旦进入家庭，成为夫妻，那就难免要吵架，甚至闹离婚。可悲的是，50年代的中苏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倒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政治实体，却偏偏要根据所谓意识形态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当父子，当兄弟，甚至当夫妻，每一方都要求对方按照家庭关系来思维和行动，而事实上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妥协，都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因而每一方都会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忠诚。结果也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关于民族利益的分歧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诸多不满，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同样，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除了同样使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概念界定他的民族和国家以外，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感情的“强”与“弱”、“大”与“小”、“穷”与“富”这样一些上等与下等、贫贱与高贵的尊卑观念，显然也同这种深入脑髓的阶级观念一起，成为他判断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民族观。
毛泽东与俄国人最早的磨擦，发生在1940年秋。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亦高度紧张之时，他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判断蒋介石有与日军联合夹击中共的阴谋，因而设想过派15万精兵先发制人，由西北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18]此电自然受到莫斯科的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甚久。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准备对蒋予以报复，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及苏方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为此，毛泽东再度与俄国人发生争执，他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19] 同年5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国共关系还未能从皖南事变沉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八路军也因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而损伤了元气，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部署靠这一地区的部队采取直接的救援行动。苏联顾问对此颇为不满，以至说三道四。对此，毛泽东十分恼怒，专门去电重庆，强硬地警告苏联顾问“不要随便乱说”。[20]在这里，毛泽东一切策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在形式上，毛泽东这里的一些作法似乎不利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但在他的观念里，民族也是有阶级的，他相信要保护和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它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就使得毛泽东对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承认起来并无困难。在他们看来，这些条约的产生，恰恰是国民党无能的表现。他们相信，一旦轮到他们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寸步不让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拒绝派八路军去为保卫苏联而采取牵制行动，就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21]
毛泽东在整风期间讲过一句话，最能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在他批评王明时说的。他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依靠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民族主义”仍旧是建立在列宁主义阶级观基础上的，他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与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驻延安的莫斯科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相信，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大河没水小河干；而他相信，没有小溪不成其为大河，中国革命对苏联也是一种支持。因此，毛泽东这里的“民族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的民族情感的流露。当苏联1947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也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坚定地主张要反对民族主义。
既讲阶级利益，又讲民族（国家）利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对毛泽东来说，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党与国，阶级与民族，在毛泽东看来，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唯如此，民族（国家）利益，有时还要服从党的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党，才更能反映和代表国家及民族的根本利益。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即是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因此，在革命期间，毛泽东格外重视来自苏联的援助，而对以牺牲本国革命利益来援助苏联不以为然，更不满意俄国人在援助中共的问题上总是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建国后批评俄国人“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时反复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抗战期间把武器统统给了蒋介石，只给延安送了些药品和马列书籍。另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援朝，主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面却在中国无偿地大量损失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22]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对那些尖端技术总是那么神神秘秘的，生怕中国人拿了去。不就是那么点儿东西吗，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就象中国人在朋友吃饭时习惯于一个人请客，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习惯于各自付款一样，毛泽东对援助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应当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中国的古训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讲的都是一个“义”字。朋友之情是为“义”，个人钱财是为“利”，同样，国际主义是为“义”，武器技术当为“利”。因此，他极其鄙视那种重“利”轻“义’的行为，崇尚“君子不言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作法自然与苏联极其不同。至少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的60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其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两倍还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从不主张讲中国国家民族之“利”。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百姓的生活要受影响，勒紧裤腰带也要干。他为此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23]
那么，毛泽东是否不讲民族之“利”呢？当然不是。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更多地还是从“义”上来看这个“利”的问题。比如，建国前后，毛泽东几度与苏联讨论过归还抗战结束后被苏联占去的诸如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年你们占去这些权益是对的，因为它们当时是国民党的，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的了，共产党当然不能占共产党的东西，否则别人会说闲话，说你叫什么共产党？毛泽东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而中共夺权后则应该归还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24]这里所表现的思维特点仍是强调一个“义”字。因此，当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归还苏联占去的中国权益问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时，其内心极感困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兄弟党，马列主义的党，却想方设法去占有一些不“义”之财，“实在不光彩”。[25]
不难想象，毛泽东1949年底到莫斯科去，原本是希望斯大林能够痛痛快快地从兄弟之情和国际主义的大义出发，主动废除中苏两国间以往的一切不平等协定，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有时表现得就像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26]特别是围绕着苏方非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要两块“势力范围”；坚持苏联技术援助必须采取合办合营公司的形式，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51%；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明显地不平等的要求，毛泽东更是极其不满。
在5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27]毛泽东在60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还在1954年，毛泽东其实就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过，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赫鲁晓夫确实也承认苏方的这种行为有些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
但类似的事件是禁绝不了的。因为中苏两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和文化背景。不要说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要首先为自己考虑，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28]因此，像赫鲁晓夫那样不顾苏联自身能力地提供援助的情况毕竟是不可能长久的，大多数苏共领导人主张对中国“留一手”是难免的。然而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却颇难理解。当1958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典型地反映出双方认识上存在的这种差距。
在毛泽东看来，核潜艇也好，原子弹也好，不过都是从地球上挖出一些东西把它变成某种物质的东西而已，只能算是“利”的范畴，而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义”的范畴。只要是基于“义”，苏联完全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惜，苏联却总是恃强凌弱，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待价而沽，还总是对人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他所以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占这些兄弟国家便宜的政策和行为。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问题的激烈反应，就是因为他痛恨苏联重“利”（潜艇）而忘“义”（中国的主权），不仅不能主动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而且还想要借机占中国的便宜。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理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1956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他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党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苏联党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言论之中，份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论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29]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象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1947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1949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0]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1949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31]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的到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32]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也是不以为然。[33]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是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34]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35]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赫鲁晓夫等人肯定要比斯大林好处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50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但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关于援建91个大型工业项目，关于为15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关于建立51个军工企业和3个军事工业科研所，关于新建扩建41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关于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36]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
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象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波兰人要是搞无记名投票，结果共产党肯定下台，东德的情况就更糟。他因此不能不再三为那些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恐惧的共产党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毛泽东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结论。[37]
1957年11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张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15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15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15年赶上英国。15年后英国可能达到3000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4000万吨钢。因此，从1958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38]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些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去大炼钢铁。从15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39]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到这时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1959年6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40]
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作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作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41]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结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也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2、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3、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4、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即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都曾大发脾气。但是，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注释：
[1] 《毛泽东给陶毅的信》，１９２０年２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新民学会资料》，第６１，６５页。
[2] 有记录可查的这种谈话即有两次，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另一次毛强调：“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见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２１３——２１４，２３６页。
[3]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１日。
[4]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8，436—442页。
[5]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344—351页。
[6] 参见〈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年1月2日，1月7日，RPSDMH，495/74/342.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接见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1963年9月9日，等。
[7] 参见〈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3月31日。除中文记录外，并见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远东问题》1994年第5期。
[8]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另外，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8年6月开除南斯拉夫之后，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曾访问过波兰和苏联。他们注意到，在波兰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们起立欢呼几乎每一位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就是不欢呼铁托和毛泽东的名字。据留苏学生反映，苏联党这时经常有人在机关和学校作报告，说中国党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搞富农路线。见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1981年7月。
[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10] 《刘少奇致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电》，1949年7月11日；7月27日。
[11]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契尔年科的谈话》，1963年2月23日；师哲前引书，第431——461页。
[12] 前引RPSDMH， 495/19/217；延安整风期间，博古等曾明确谈到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
[13]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6，8页。
[14]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33页。
[15] Sergei Goncharov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师哲前引书，第437—438、454—458页；裴坚章前引书，第19—20页。
[16] 参见《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17] 《毛泽东接见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18日；《毛泽东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23日；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
[18]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19]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
[20]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21]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7月15日。
[22] 根据徐焰披露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和22个空军师的装备，除20个陆军师的装备和375架米格15战斗机是斯大林无偿提供给中国志愿军的以外，其余都是有偿提供的，并且一部分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这段时期中国仅欠苏联的军火款就有30亿人民币，约相当于7亿美元。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0年版，第31—32页。另外，毛泽东自己讲，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毛泽东与日共中央委员的谈话》，1964年1月5日。
[23] 在中共党内，在许多年里，任何敢于对毛泽东这种对外援助表示异议者，均受到打击。王稼祥1962年就因为写报告向毛详细说明这种援助对国家损失太大，而遭到贬斥。当然，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为了对抗苏联，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作法才有所改变。因此文不涉及与苏联决裂之后的问题，故略之。《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讲话》，1963年4月25日。
[24]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
[25] 前引《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并见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等。
[26] “谦谦君子”一词出自中国古代《诗经》，以后泛指讲仁讲义之人。故中国从来有“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之说。
[27] 参见师哲：《回忆刘少奇同志的国务活动》，1982年3月；50年代担任过中方俄语翻译的林利，在1981年写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回忆中，也突出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28] 根据已知的资料，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里公开对中国表示赞赏并主张其强大的，多半只有莫洛托夫等少数几个人。前引师哲回忆。
[29]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33页。
[3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1476页。
[31] 刘少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直率。1949年11月和1950年1月，刘少奇都有过关于应当重视中国革命理论经验的谈话。在1950年1月的谈话当中，刘直截了当地对苏联人表示了不满。称，外国同志只知道苏共的历史，对中共更为艰苦和危险的斗争几乎不了解，即使知道，也是皮毛，这个问题需要苏共高层领导与中共高层领导共同研究来解决。前引Sergei Goncharov文；库里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东问题》，1994年第5——6期。
[32]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即《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1—542页；《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954年8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第530—532页。
[33] 《毛泽东接见波立特的谈话》，1955年4月29日。
[34] 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4、18—1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283—284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5页。
[3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
[36] 参见裴坚章前引书，第39——42页；王泰平前引书，第220——222页；Sergei Goncharenko，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37] 《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298页。
[38] 转引自彭继超：《原子弹爆炸前的彭德怀》。
[39] 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77、108页。
[40] 参见赫鲁晓夫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52—555页
[41] 《毛泽东接见澳共总书记的谈话》，1959年10月26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客人的谈话》，1961年12月5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