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

“人生自古谁无死”,原来算不了什么,然而我对于蔡孑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度生、何海权、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

行严写信招我,我自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宅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素谈。我第二次和蔡先生共事,乃是民国五、六、七年间在北京大学。在北大和蔡先生共事较久,我知道他为人也较深了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而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先生没有了,他的朋友,先生的学生,凡是追悼蔡先生的人,都应该服膺他这两点美德呀!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旧同学写信嘱我撰一文,备登公祭时特刊之类,并且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于此文开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凡是一个象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或者说他的国粹;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

问题是在一民族的文化,是否保存在自己民族手中,若一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遭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保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和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

譬如:活焚寡妇,在古代印度视为道德,即重视守节的中国人也未必以为然;寡妇再嫁,在中国视为不道德的事,在西洋即现时的中国,也算不得什么大不好的事;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事,然而在战场上能多杀伤人才算是勇士,殉葬和割股更是古代的忠孝美谈;男女平权之说,由西洋传到中国,当然和中国固有的道德即礼教,太不相容了,然而现代的中国绅士们,在这方面已不公然死守固有的道德了。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至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德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原载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