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史书及文章叙及孙中山英国伦敦蒙难之事时，往往有不实之词，有意回护孙中山。这不符合史家应该遵循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现据有关史料，对以下两个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个问题是，孙中山是怎样进使馆的？
史家们在谈到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大多认为孙是被绑架进清驻英使馆的，孙本人在《伦敦被难记》中也一再表白是被诱骗、挟持到使馆的。其实他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使馆的。
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由香港过日本、檀香山、美国，于次年9月30日抵英国利物浦，当天乘火车赴伦敦。抵英后，他始终考虑着要去清使馆的问题。《伦敦被难记》中记有：10月4日，他与康德黎夫妇等人一起吃饭时， 康“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盍过访之”。孙未开口，只是“相视而笑”。接着在拜访他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博士时，则直截了当地问：“满清驻英使臣是谁？”“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博士断然答复：“不可如此！”师命难违，只好点头称是。
孙中山为什么老是想着要去使馆？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伦敦不是他的终点站，还要转巴黎，赴法国考察农桑。此事连清政府也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孙到达旧金山时，跟踪的清吏在报告中说孙“前赴英法”。孙抵伦敦后，清驻英公使给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报告说他“将赴法”。因此，孙必须到清使馆去询问赴法国的签证手续。
（二）孙流亡海外已一年，很想了解国内情况，特别关注清政府对广州起义及他本人一案有何新的动向。《龚星使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说道，孙曾旁敲侧击地问过清驻英使馆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我现在改西装未晓内地行走有无关碍，请明指教。邓答此事我无把握。”
（三）孙只身在海外漂泊，十分孤独，对祖国家乡颇为思念，因此想找广东人聚叙乡谊。
鉴于以上三点，孙自有必要去清使馆。
中山先生为闯使馆，也是作了一些准备的，这主要是：
（一）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他说“钦差（指清驻英公使龚照瑷——引者）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我早查明”。他研究的结果是，清使馆在英国无权逮捕他，如抓他就违背国际公法，更无权办他的罪，所以去使馆清政府无可奈何他。
（二）改名换姓。冯自由说：孙中山在伦敦“改名陈文，字载之，寓克兰旅馆”。清使馆秘书吴宗濂在《随轺笔记》第二卷中也说，孙中山到使馆时“自言姓陈，号载之”。孙中山以为公使馆里没有人认识他，改名换姓后进去就万无一失。
（三）以找老乡，说乡情为由进使馆。在异国他乡，找老乡聊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里还应该提到，中山先生有勇气敢于闯使馆。他胆量过人，且富于冒险精神。谢缵泰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不惜冒生命危险”，“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如果没有这种冒险精神和非凡的勇气，他就不可能创立兴中会，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更不会提出只要100 人就可拿下广州城的冒险军事计划。所以，孙敢于去使馆，与他这种特有的勇气和性格是分不开的。
10月10日，孙中山在认真思索和准备的基础上，终于鼓起勇气，朝着清使馆走去了。在使馆门口遇到馆中专学造炮的学生宋芝田，问道：“有无粤人在署？”宋答：“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英文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孙中山在异国他乡“遇同乡分外惬意”。《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详细记述了这次谈话：“邓廷铿出见问其姓名，答以姓陈，号载之。问其到英何事，答前来游历，但已游数日，各处均得以大概，惟行宫不能任人游玩，阁下可设法令我一观其盛否？邓云可设法往游。孙问英国有广东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孙问可带见否？答可以，遂定翌日同赴海口此约。”
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中山先生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一面之雅，但双方都不知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格外亲热。十分遗憾的是，孙细中有粗，在谈话快结束时，他伸出手，露出金表看时间时，邓抓住孙的手观赏金表，以现表上刻有英文拼切的“孙”字，恍然大悟，但不动声色。可悲的是，中山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孙告辞后，风云突变，邓廷铿“急密告仙舟（使馆职员龚心湛的号，公使龚照瑷的侄儿——引者）转禀星使（指公使龚照瑷——引者），星使与马格里、王鹏九两参赞密商办法，皆曰“可拿”。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去清使馆的情形。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又兴冲冲大步跨进了使馆。他哪里知道，使馆上下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又记道：“初五日（即阳历10月11日—引者），孙于早晨十一点钟到署，并在署早饭，拟赴海口。邓云两点钟方可以去，即带见马参赞，告以曾在曾文正公幕府。孙云前洪秀全得地之后何以不能自守？马答曰凡反叛得地不善布置政体即不能自守。孙云中日之役，华兵溃败如此，实为可惨，殆因不重洋务之故。现今中国重洋务者惟李中堂（李鸿章——引者）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变华谅可不致如此。邓云尔曾晋谒中堂否？孙曰去过一次，与罗稷臣相见。据云中堂不愿见我，盖因改装剪辫之故。此次中国之败，若在别国，必早变民主。邓云天下事不必深谈，可到别处房间看看，即带其上第二层楼，顺路过随员李盛钟卧房与李相见。……适参赞马来问邓译件，邓告以在三楼上，随带孙同往楼上。此时楼上房子已备齐全，引孙入房。马、邓二员一立在门内，一立在门外，比孙入房即将房门闭上，外面加锁。马参赞开口云，尔非姓陈，尔之金表内刊孙文二字，尔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问你在广东所作何事，现正电告总署，必俟总署回电方能放出。你但安居在此房，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此将孙文引上楼房扣留之详细情形也。斯时，马出来，邓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像，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惟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附图（略）
可见，孙中山第一次到使馆是亲自登门拜访同乡，第二次到使馆是应约而去，亦是自己走上门的。两次到使馆均无诱骗、挟持、绑架进去之事。
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史料可以说明，现略举几条：
如清驻英公使龚照瑷在囚禁孙中山的当天，给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密电中说：“孙已到英国，前已电达，顷该犯来使馆。”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孙中山自己去使馆的。
又如，《伦敦被难记》所附马格里致《泰晤士报》中写有：“贵报引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阿摩尼亚人事为佐证，殊不知本案并无所谓诱劫，彼原名孙文，伪名孙逸仙，所供之辞，如谓捕于道途，被挟入使馆等语，皆至不足信者也。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已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来在礼拜六日，即十月十号。二次之来在礼拜日，即十月十一号。”孙中山被释放后，曾对马格里此文发表过评论，除对文中所说原名、伪名等用语不妥加以批评外，对其他各点未置异议，特别是对两次去使馆的事实并未否定。
再如，孙中山也多次承认是自己到使馆去的。孙中山在被拘禁的第二天上午（10月12日），他对邓廷铿说：“钦差留我有何主意？我昨夜三思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致我之罪。否则我亦不自来署。”孙十分明确是“自来署”。10月15日，孙中山在与邓的谈话中亦承认自己“亲诣使馆”。回国后，他向陈少白夸说，在伦敦时每天都到使馆去；对戴季陶、胡汉民则说，是他自己走进使馆去的。
以上一切都表明，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使馆去的，而绝无绑架、挟持之事。
第二个问题是，孙中山对清政府妥协。
孙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他曾向清廷妥协，写下其“乞其相宥”书。过去，史家们大多回避这个问题，为尊者讳。我认为，应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山先生被幽禁清使馆后，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进行了种种斗争。他曾从国际公法的角度提醒使馆注意：“此为英国，非中国，公等将何以处吾？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予被逮事闻于英政府，予意英政府未必肯遽从所请也。”但使馆以“吾侪不请于英政府，为正式之受授”相答。
孙也多次写字条给康德黎老师设法营救，请英仆柯尔等人帮助送出去。但没有实现，这些字条都落到使馆参赞马格里手中。
后来，他又将写好的请营救的字条向窗外掷，亦未能掷得出去。
孙在此情况下颇感绝望。他在《伦敦被难记》中自述道：“是时，予想望已绝，惟有坐以待毙而已。”
10月14日，正当孙感到走头无路时，清使馆翻译官邓廷铿奉公使之命来到孙囚室，与孙谈话。《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有如下记载：
邓诱导孙说：“我以公事扣你，若论私情，你我同乡，如有黑白不分，被人欺你之处，何妨将此事细微曲折一一告我。倘有一线可原之路，我亦可念同乡之谊，代求钦差为你伸雪，你亦可回籍再谋生业。况广东近事（指广州起义——引者），我亦略知，且听你说，看与人言合否？”
孙答：“事可明言，但不知钦差愿意排解否？”
邓云：“钦差最喜替人伸冤，只要将实情说出，我必竭力代求。”
孙真的以为邓愿帮忙，即说：“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邓云：“请说，不可乱言。”
于是，孙说了一些广州起义的有关情况。
10月15日下午，邓廷铿又来到孙中山的房间。孙把他当救星看待。《伦敦被难记》说：“予乃叩以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对曰：“生机正是未绝，特君必须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误。”于是邓“乃劝予致书公使，乞其相宥。予从之。”邓见孙已同意，即“命西仆柯尔将纸笔墨水至”。孙认为，“上书公使宜用汉文，未便作西文”，要求用中国文具。邓说：用英文写为好，“盖此间大权均操诸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此书，宜畀马凯尼也”。孙握笔准备写时，即问：“书中宜如何措辞？”邓也一一指点。于是，孙很快写就了乞求相宥书：“谓身系良民，并非逆党，徒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诣使馆，意在吁求伸雪。”孙写好后即折叠交给邓，邓立即揣进怀里，转交给马格里。
尽管孙中山离开清使馆后一如既往，坚持革命，但是，他在清使馆书写“乞其相宥”书，这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可抹煞的错误。自然，这不影响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伟大。
是什么原因使孙中山在思想上发生了波动？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有一个说明：予此举实堕唐某（指邓廷铿——引者）之奸计，可谓其愚已甚。盖书中有亲诣公使馆吁求伸雪等语，是岂非授以口实，谓予之至使馆乃出自己愿，而非由诱劫耶？虽然，人当堕落深渊之际，苟有毫发可资凭藉，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从容审择耶？更何能辨其为愚弄否耶？”在这段文字中，中山先生承认中了邓廷铿之“奸计”，承认自己“其愚已甚”。也承认在求生无望的险恶环境下，只要有一线生机，都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总是会“不惜攀以登”的。所以，当邓廷铿在公使的指使下，虚情假意地给他一点生的想头，让他招供时，他就“致书公使，乞其相宥”。孙中山也曾坦然地说过：“我这样做，因为我考虑到这是我得以离开那里的唯一途径。”由这话看来，写下“乞其相宥”书，也是孙中山的一条脱身之计。
写下以上看法，供治辛亥革命史者及孙中山传记作者参考，并希望引起讨论。
（文章来源：《民国春秋》1998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