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与维护主权

常见报刊上载文谈论孙中山关于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读来总觉得缺点甚么。为了弄清楚问题,不免要把孙先生的书找来查一查。原来这些文章都只讲了孙中山主张对外开放一面,而省略了他同时一再强调的维护主权一面。这些文章的作者为什么要将这一面略去,不好妄加揣测。但是,在向读者介绍这位伟大历史人物思想的时候,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历史实际,全面地予以阐述。

确实,孙中山从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就批评闭关自守,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实行对外开放。终其一生,都为此而努力。

孙中山在他的著述中一再批评“守旧不变”,“排外自大”,以致不能进步,“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在《孙文学说》中,他集中批判了那种“荒岛孤人”的思想。他说:“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4页)也就是说,在近代国际形势下,中国要进行改革,要求得富强,就应当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取长补短,才能振兴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所以造成中国闭关自守的原因,孙中山进行了严肃的分析。他不同意西方一些人把闭关自守说成是“中国人的本性”,在1904年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选集》,第63页)孙中山认为,造成中国的闭关自守,是清政府“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9、10页)因此,他认为要改变这种落后于人的局面,“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

孙中山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政治上,主要是吸取欧美的民权思想和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这是他一生不懈追求的所在,也是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例如,1916年孙中山表示要把美国“最好之民权制度介绍给国民”,但当他看到“全世界中行使直接民权是以瑞士为第一,瑞士民权的发达”已驾乎英、美、法之上时,又把瑞士作为“一个极好的榜样”。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又表示:“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孙中山选集》,第507页)可见,孙中山的确是顺应世界潮流,不断探索、借鉴外国先进的政治制度。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引进外资、外国人才和先进的工业设备及科学技术,发展实业。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对此尤为究心。他认为发展实业乃时代潮流,“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9页)他痛感“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欲举行西法,培养人才;“又时等不及”;至于科学技术,基础更薄。因此,孙中山呼吁:“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显然,孙中山是具有博采众长的宏大气魄和自信精神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是吸收欧美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和各种先进的社会学说。他对于诸如进化论、民权思想,以及社会主义等各种学说和思潮,都认真加以考察研究,鉴别吸收,借以创造自己的思想政治理论。

孙中山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同时又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倡导对外开放,吸收西方近代先进的文明成果,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反对完全舍己从人,盲目照搬照抄。

首先,孙中山坚持民族独立、维护主权的严正立场。还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在与新闻记者谈话时就提出“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和外人在中国的特权。他表示:“洋人欲拓上海租界,惟吾人不允,此乃当然之理也。譬如别国今居中国之地位,岂不亦如中国之所为乎?……若为英人,则必不欲有德人租界于伦敦也明甚。”(《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89页)当时,中国是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京“谋和平统一”,路经上海。英国想抵制他在上海登岸。孙中山很愤慨,他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义正辞严地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由此,他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6—337页)直到去世之前,孙中山一再反复强调一定要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主权。他说:“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7页)并且把这个主张,写进了他的《遗嘱》。

对于对外开放,孙中山坚定不移的原则是“保持主权”,“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民国建立前夕,他曾以埃及借债“失主权”而亡国,美国借债“不失主权”而兴盛为例,为未来的新政府借款提出三条原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页)同时,他还提出新政府与各国通商,应当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1页)1921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谈到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时,把能否维护主权提到与中国存亡有关的高度,指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孙中山选集》,第212页)这种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丧失主权的开放原则,在根本上是振兴中华的目的所决定的,它表现了孙中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孙中山强调学习西方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中国实际,取长避短,不能盲目照搬。他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有长处,也有短处,其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因此,实行开放,引进西方文明,“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孙中山选集》,第84页)如果不避其弊端,“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孙中山选集》,第764页)在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中,曾反复谈到西方贫富悬殊、资本垄断等社会弊病,主张中国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这也正是他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由来。与此相一致,孙中山反对“轻视自己”,“妄自菲薄”,在他的论著和演说中,经常称颂中国是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有很好的文化,是很有创造能力的民族,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做过重大贡献;批评有些人“极端的崇拜外国”,对民族和历史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第三,迎头去学,后来居上。孙中山认为,学习欧美,不能亦步亦趋,否则将永远步人后尘。他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2页)因此,他主张创造性地学欧美,“要驾乎欧美之上”。这显示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文章来源:《真理的追求》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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