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热潮正在席卷中国学术界。在这个时刻，我以为重温傅斯年当年不同于“国粹派”的“国学观”，似有必要。至少它提醒我们在“国学”研究中应该注意防止某些可能发生的偏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挫辱，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难境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在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国粹派”势力，他们受启于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古学复兴”，提倡挖掘“国粹”，以激励种性。作为“国粹派”精神领袖的章太炎如是解释他们的宗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对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的挑战，也隐然包含着对章太炎为精神灵魂的“国粹派”的超越。胡适撰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即是在学术上对章太炎的一次挑战。“五四”时期，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作的识语中明确表达了不同于“国粹派”的意见，也是在“章太炎派”外别立一帜。傅斯年提出自己“想做篇《国故论》，大旨是1）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至于追摹国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2）所以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3）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运命和盘托出了。”“（4）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5）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对百的比例。”这是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中第一次明确反对“国粹派”的立场，实际上也是他与章太炎派决裂的开始。
1920年以后，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以后又进入德国柏林大学，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浸泡于西方学术之中，使他对现代学术的科学性有了更深的体验。留学归国后，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建设新的历史学的基本构想和思路，其中不乏对过时的“国粹派”和新近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批评。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他要求新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划清自己与“国粹派”、“国学院”甚至“整理国故”这些带“国”字号的学派、学术机构和学术运动的界限，将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世界视域之中。
在《旨趣》中，傅斯年表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是须注意吸收西方学者的长处。在研究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等人文学科领域，傅斯年提醒人们，西方学者表现出许多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专长，如重视挖掘和使用地下考古材料、文物材料，重视研究周边少数民族语言、历史。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值得效法和借鉴的。换句话说，被我们称之为“国学”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民俗研究，其实也并不完全为我们国人所专有，西方学者由于具备近代科学的眼光，在治学上亦有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地方。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喊出了三句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那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这是傅斯年对史语所同人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国学”观。以这样一种观念为约规，当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真正突破了传统的“仁义礼智”的儒家观念，获得了新的科学性质，并在世界视域内与欧美、日本同行展开学术竞争，中国历史学、语言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日，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