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天华和宋教仁，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还是有很多问题不清楚，他们在日本的学习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已有的研究，大都语焉不详。比如，他们到底进了哪些学校？学了些什么课程？成绩如何？了解这些情况，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当时整个留日学生界的思想行为，都有重要的意义。2004年，笔者有机会在日本做了70余天的研究，接触到了一些新资料，虽仍远远不够充分，但相信对于了解陈天华、宋教仁的活动以及当时留日学生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现提供给学术界。
陈天华与弘文学院（1）
1903年3月，陈天华赴日留学，于当月底抵东京。（2）
以前，根据中文资料，我们只知道陈天华到日本后入弘文学院（3），但是具体时间及学习内容都不详。弘文学院成立于1902年，由日本教育家、体育家（柔道）嘉纳治五郎创办，专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初级的语言及各学科教育，毕业后可升入日本的大学或专门学校，如鲁迅在该校毕业后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弘文学院的档案，现保存在东京讲道馆里。（4）从现存的弘文学院档案，我们知道，陈天华是1903年4月进的弘文学院，也就是他刚到日本的时候。弘文学院设普通科、普通速成科、速成师范科、夜学速成理化科、夜学速成警务科、夜学日语科等科，陈天华到日本留学属于官费的“游学师范生”，所以他应在师范科。陈天华入学以前，杨度、鲁迅、黄兴、杨毓麐等已在该校学习，胡汉民、胡元倓也曾在该校学习。档案明确记载有陈天华入学时间，同时入学的还有与陈天华一同赴日的杨昌济（即杨开慧之父）、朱德裳、石陶钧等。（5）当年8月末的学生名单上仍有陈天华。（6）此后由于陈天华两次回国（7），终止了在弘文学院的学习，而且综合各种情况看，他在弘文学院上课不多。在陈天华退学之前，黄兴、杨毓麐也已经退学。（8）
弘文学院的课程大致有日语、体操、地理历史、算术、理科示教、修身、代数、几何、图画、动物、植物、英语等，其中日语占大部分。这是典型的中学课程。1905年中历五月到弘文学院学习的湖南人黄尊三记校长嘉纳治五郎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也可印证：“宏文学院，专为培育中国留学生而设，有普通中学之性质。学科除日文日语外，并注重普通，为将来考入高等大学之预备。因中国学生，大抵缺乏普通科学，非补习之，不能求高等专门学问。普通中学外，另有师范班，为年长之留学生，及中国官吏短期学习而设云云。”（9）由此可以了解陈天华以及黄兴等在弘文学院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情况。
陈天华、宋教仁与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
1904年开始，应中国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教育家的范源廉的建议，经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校长）梅谦次郎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商议，法政大学专为中国留学生举办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学习时间最初定为1年，后来延长至1年半。主要课程有：法学通论、民法、商法、国法学、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裁判所（即法院）构成法、民刑诉讼法、经济学、财政学、监狱学、地方制度、警察学等。陈天华、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沈钧儒、汤化龙、居正等都曾在该速成科学习。该速成科的特别之处是由日本教师用日语讲授，同时在课堂上由专人口译为汉语，所以不懂日语的学生仍可照常学习，当然，因为口译耗费时间，所以1年半的学习时间，真正的授课时间应该去掉一半。范源廉、曹汝霖等都曾担任过翻译。法政大学总共举办了5期速成科，前后有近2000人入学，1200余人毕业。（10）
1904年，陈天华再到日本，入法政大学。过去，我们仅知道他入法政大学，但实际上陈天华进的是法政速成科，不是本科。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即第一期）于1904年5月7日正式开学，1905年6月4日毕业。按照陈天华的入学时间，他应该在第一班（即第一期），晚清政坛上活跃的湖南人罗杰、雷光宇，都是这一期的学生。但现存的第一班毕业生名册上（1905年6月）无陈天华，现存的第一班考试成绩册（1905年4月，按：各种名册不全）也没有陈天华，想是因为从事政治活动，没有参加考试，也没能毕业。陈天华在此学习直至1905年12月蹈海。（11）
宋教仁1904年12月13日到东京。据宋教仁的日记记载，1905年6月12日，他到法政大学报名，6月15日正式上课。由于宋教仁的日记并没有写明是法政速成科，所以我在写《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12）时，以为他是正式的法政大学本科学生，中国学界其他学者也大体如此。实际上，在法政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几乎都在速成科。（13）那么，宋教仁是在哪一期呢？法政大学速成科保存的名单不全，现存的名单没有宋教仁，法政大学所编《法政大学百年史》说，宋教仁在第二班（期），即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同一期。（14）速成科第二班（期）于1904年10月开学，1906年6月毕业，照此情况看，宋教仁是中途插班的。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生群起反对。12月8日，陈天华蹈海殉国，以后宋教仁成为反取缔规则的激进派首领之一。日本外务省档案列有反取缔规则活跃分子名单，名单记载，此时宋教仁仍是法政大学学生，惟将宋教仁列为直隶人，可能日本方面情报有误，也可能作为革命党人的宋教仁为避清政府注意故意登记了假籍贯。（15）1906年1月，反取缔规则风潮渐渐平息，中国留学生恢复上课。据宋教仁日记，宋教仁于1906年2月1日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学习，而他在早稻田登记的名字为“宋鍊”。宋教仁为什么不仍去法政大学而入早稻田并且改名呢？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致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照会，照会列了一个组织反取缔规则的留学生名单，中有宋教仁、胡瑛、田桐等19人，杨枢要求日方不准这19人入日本学校。（16）杨枢的照会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即西历1906年3月5日，时间虽在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之后，但我估计杨枢应已先向法政大学打过招呼，宋教仁也可能听到风声。（17）这应是宋教仁退出法政大学、入早稻田大学并改用“宋鍊”的化名的根本原因。
关于宋教仁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情况，日本学者片仓芳和已经做过研究，这里就不多谈了。（18）
对留日学生专业水平的评估
20世纪的头几年，为近代中国少见的留日高潮期，而留日学生到底学了些什么？他们的专业水平如何？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按照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博士的估计，日本各大学学习法政的日本学生，一般需要学习3至4年；中国学生如何呢？“清国学生之有志于斯者，不得不先从事于本邦语言（即日语——引者），从而入专门各学校。综计前后须得六七年。夫以六七年岁月之久，是非立志坚定者，鲜克见厥成功。即成矣，而其数必又居于最少。”（19）作为有经验的教育家，梅谦次郎的这一估计是有道理的，这也与我们现在的留学经验符合。但是绝大多数留日的中国学生都是短期的、速成的，达不到真正的本科毕业水平。鲁迅回忆日本留学生活时，首先想到的便是与日本人一样凑热闹赏樱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的学生（20），反映的便是这一情况。据《朝日新闻》1905年对2731名中国留学生所在学校的统计，其中人数较多的学校为：弘文学院1100名、振武学校305名、法政大学速成科295名、成城学校151名、同文书院148名、经纬学堂139名。以上这些多是速成或预备学校性质。而最著名的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只有5名、京都帝国大学只有2名、早稻田大学有23名、庆应义塾大学只有1名。（21）可见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此种情形，清政府学部的奏报中也有反映。
我们举陈天华为例。资料显示，陈天华的日语不好。与陈天华同时去日本，又同在弘文学院学习的石陶钧回忆：“他（陈天华——引者）因口吃，半年还不能说一句倭话。也正因如此，他的工作全用在写《敬告湖南人》、《混沌图》、《猛回头》……一类的小册子上。”（22）宫崎寅藏的回忆也这样说：“我们曾多次见面并一起喝酒，但是，他寡言少语，再加上语言不通，终于很少交谈，在‘干杯干杯’之间领会万事，就这样一直到永远别离了的时候。”直到陈天华蹈海之前的两天，宫崎寅藏的回忆还是这样说的：“陈君招待晚餐，我参加了那次宴会，他用秘藏的螺壳杯争着干杯，醉得不知东南西北。不用说，此时也是‘干杯’以外一句话也没交谈。而这就是最后的诀别之杯，陈君是否知道？并非神仙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知道。两天后，他投身大森海。”（23）显然，这样的日语水平，会妨碍陈天华从日文著作中学习知识。
陈天华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可能是个特例，但是一般中国学生，如果在国内没有学习日语，在日本至少须1年时间，才能过语言关，也就是能够听懂授课。黄尊三1905年旧历五月到日本，第二年七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虽学日语一年，然程度颇低，不能听讲，以后非力学不可。”（24）可以印证。
宋教仁的情况与陈天华不同，宋教仁善交际，他的语言能力也较强。但是我写《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时，以为他1905年6月入法政大学便能听懂日本教师授课，实为误解，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法政速成科的事。不过，同盟会成立前后，也就是宋教仁到日本8个月后，他确能与日本人交谈并经常阅读日本报纸。到日本1年以后，宋教仁翻译了大量的宪法类日文资料，说明他的日文水平已相当不错。但是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宋教仁在日本的学校上课并不多，他的法政知识，更多的是得力于他自己的钻研，除了学术界熟知的他翻译各国宪法的事情外，他还翻译了日本学者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一书。但是晚清像宋教仁那样长期逗留日本并进行研究的中国学生并不多，绝大多数人在日本只是一二年甚至几个月。
综合以上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晚清时留日学生虽多，但专业方面普遍学得并不深，其知识水平带有“速成”的性质，即只学得了比较浅显的初步的知识，而不够系统不够深入。或者说，绝大多数留学生是在日本“感受世界潮流”而已。当然，这些留学生绝大多数像陈天华、宋教仁一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在社会风潮的感染下，他们思想转变快而专业知识（或新知识）不够系统也不够丰富。留日学生如此，当时中国创办的大量新学堂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学术界还需深入研究。
注释：
（1）该校后改名“宏文学院”以避乾隆皇帝名讳。关于弘文学院的研究，可参见北冈正子《鲁迅とぃぅ関文化のなか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
（2）参见迟云飞《关于陈天华几件史实的考订和纠误》，《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3）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载《陈君天华绝命书》，新化自治会1906年印行。
（4）讲道馆又名国际柔道中心，其创始人也是嘉纳治五郎。嘉纳先生既是教育家，也是柔道家和体育教育家。弘文学院结束后，资料档案就留在了讲道馆。
（5）日本东京讲道馆藏“宏文学院”档案资料，第1函，《学生异动报告书》。
（6）《学生异动报告书》，8月以后名单保留不全。
（7）一次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一次筹划华兴会起义。参见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
（8）黄兴、杨毓麐退学有明确记录，杨退学在1903年4月，黄退学在是年5月；陈天华退学档案中无明确记录。
（9）黄尊三：《三十年日记》，湖南印书馆1933年版，第11页。
（10）统计数字有小的差别。
（11）法政大学史資料委員会编：《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东京，法政大学1988年版。另外参阅杨源浚《陈君天华行状》。
（12）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据1905年8月7日《朝日新闻》报道，在法政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295人在速成科，本科只有1人。转引自《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198页。
（14）法政大学百年史編纂委員会编：《法政大学百年史》，东京，法政大学1980年版；参见安冈昭男《解题 清国人留日学生与法政速成科》，《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251页。
（15）《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取缔规则制度及对该规则学生纷扰之件》，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记录》，3-10-5-3-7。
（16）《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取缔规则制度及对该规则学生纷扰之件》，日本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记录》，3-10-5-3-7。
（17）时“考察政治”大臣之一的载泽到日本，日本政府顾虑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行暗杀手段，派警察日夜监视宋教仁。
（18）参见片仓芳和《日本滞在中の宋教仁》、《宋教仁年谱稿》，载片仓芳和《宋教仁研究——清末民初の政治と思想》，东京，清流出版会社2004年版。
（19）《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2页。
（20）鲁迅：《藤野先生》，《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1页。
（21）转引自《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198-199页。
（22）石陶钧（醉六）：《六十年的我》，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4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宫崎寅藏：《亡友录·陈天华君》，《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版，第583页。
（24）黄尊三：《三十年日记》，第67页。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