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兰分灭记》是百日维新后期，康有为为了击退顽固派的猖狂反扑，使光绪皇帝痛下决心，“持之以坚”，将新法推行下去而进呈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由于这部著作未曾刊印，因而在张伯桢的《万木草堂丛书目录》和陆乃翔、陆敦□所著的《康南海先生传》（上编）所附刻的《南海先生所著书目》中，均称此书已于戊戌八月政变时被抄没（陆乃翔、陆敦□：《康南海先生传》（上编），己巳六月，万木草堂刊本，第52页。）。因此，多年来人们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很少谈及这部珍贵的史料。其实，《波兰分灭记》既未被抄没，也未阙失，在故宫博物院历次所出藏书目录中，均有所载。它是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的原本，除序之外，共有七卷，分订为三册。书内均为白纸无界格，墨笔书写，字体工整。每一册扉页右下方都有作者的署名：“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
康有为的这部著作主要是叙述，波兰在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宠臣斯塔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康有为称之为波乃多斯）当政时期，分别于1772、1793和1795年接连三次惨遭俄、普、奥等国瓜分的历史事实。各卷均以叙述波兰史实为主，而分别以“臣有为谨按”的形式，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有的放矢地发了许多议论。在序言和各卷的按语中，康有为以充满感情的笔触，详细分析了波兰国王守旧不变，与民隔绝，不敢大胆拔擢勇于变法更张的仁人志士，结果被沙俄等国“蹂躏而蚕食之”（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的惨痛教训，绘声绘色地勾画了一幅“涂炭其衣冠，系缧其贵族，肝脑涂地，血流成河”（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令人毛耸发竖的分灭图。康有为痛切地吁请光绪帝尽快开设制度局，“百废庶政，一切更始”，否则，“我真为波兰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三。）！因此，这部书刚一进呈，便深深地刺痛了光绪皇帝。正如康有为所说：“当万寿后，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赏给编书银二千两”（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5、150、141、153、159页。）。
关于《波兰分灭记》的进呈时间，《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有两处提及。一处曰：“惟间日进书，上采按语，以为谕旨。六日（月）进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七日（月）进法国变政考……”（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5、150、141、153、159页。）。另一处则更具体地说万寿后进呈。光绪生日为六月二十八日。如果康有为记忆无误，那么《波兰分灭记》当于六月二十九日进呈。
那么，康有为为何选译这样的时机进呈《波兰分灭记》呢？这与当时新旧两党的斗争形势、特别是与康有为开制度局之主张屡遭顽固派否决有直接联系。
康有为于戊戌正月初三日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召见之后，很快就上了《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称该折为《应诏统筹全局折》不确）（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卷二、卷三。），其中提出当务之急的三件大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卷二、卷三。）。这三条可以说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行动纲领。但是，由于顽固派竭尽全力“攻击于恭邸前，抑压迟迟”（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5、150、141、153、159页。）。直到二月十九日翁同□才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名义，将此折上呈光绪帝（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一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记。）。光绪帝阅后，大受感动，立即命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科》第7、9、10、42、7页。）。特别是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书颁布之后，维新派同顽固派围绕康有为开制度局的折子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光绪帝“自四月日日催之，继之以怒。庆邸潜陈太后，太后谕以只管驳议”，光绪帝还曾以此事“面责张荫桓焉”（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5、150、141、153、159页。）。于是，奕□在五月十四日复奏折，以“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似不必另开制度局”及“墨守成规固无以协经权，轻改旧章亦易以滋纷扰”（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科》第7、9、10、42、7页。）等理由加以搪塞。但是，顽固派的反驳并未使光绪帝退缩，他再次让总理衙门和军机大臣一起“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科》第7、9、10、42、7页。），顽固派“至是咸悚惧”。
开设制度局和十二局以行新政之主张，涉及到清王朝中央政府体制的根本改革。这是康有为为使资产阶级上层参与最高政权机构而采取的重大措施。因此，“京朝震动，外省悚惊”，顽固派军机大臣甚至扬言：“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5、150、141、153、159页。）。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顽固派是寸步不让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于六月十五日由礼亲王世铎领衔，再次以“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而天下驿骚；明设二十四衙门，大权旁落”（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科》第7、9、10、42、7页。），故“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为理由，拒绝了康有为开制度局的要求。
因此，康有为关于开设制度局以行新政的主张，尽管得到光绪皇帝的一再支持，但仍然面临落空的危险。这主要是因为刚毅、奕□、世铎等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尤其是站在他们背后的还有手握清政府军政大权、阴险歹毒的慈禧太后。当时几乎所有新政奏折和进呈的书籍，都必须“恭呈慈览”（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四至八月军机档。），没有慈禧的允诺，任何重大改革都无法实施。康有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毅然决定将《波兰分灭记》一书进呈清廷，企图用它来说服清朝最高统治者，以推行其变法主张。
二
在《波兰分灭记》一书中，康有为对变法维新提出了哪些新思想？这部著作的重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其一，它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尤其是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揭示了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危迫局面，把“救亡”的号角吹得更响。
戊戌变法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争霸异常激烈，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割的危机。特别是沙俄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我国的独立和生存。可是，自“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后，清廷上下，倚俄之气氛甚浓。内有枢臣权贵，外有督抚疆吏，都曾对沙俄抱有不切实际之幻想。慈禧、奕□、李鸿章之流卖国固位，甘心从俄，固不待言；就连刘坤一、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亦力主联俄。刘坤一上书清廷主张刚柔并用，“乘此时与之深结纳，互为声援”，他天真地认为：“俄疆宇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实为千古所未有，垂之史册”。主张“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中俄邦交永固，则日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致视我蔑如，狡焉思逞矣”（《清季外交史料》。刘坤一：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摺。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张之洞亦上疏力主与沙俄“立密约以结强援”，作为救急要策，他说：“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应与之“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均为通融。如俄国用兵于东方，水师则助其煤粮，准其兵船入我坞修理；陆路则许其假道，供其车马一切，视其所资于我者量为接济……若中国有事，则俄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并与议定如何酬报之法”（《清季外交史料》。刘坤一：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摺。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当时就连光绪倚为股肱之臣的翁同□亦曾一度对俄抱有幻想（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元月四日记。）。直到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沙俄强租旅大的事件爆发之后，沙俄的侵略面目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既使如此，在清廷内部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悔悟，仍主倚俄。
因此，康有为不再象过去屡次上书那样，一般地“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1页。），讲非改革不能立国的道理。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俄的威胁和顽固派的倚俄卖国之言行，愤而写出《波兰分灭记》，联系波兰于十八世纪下半叶惨遭瓜分的事例，着重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他在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观于波兰之分灭，而知国不可不自立也！俄为虎狼之国，日以并吞为事，大地所共闻也”（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自大地列国会盟以来，未闻俄有救人，但闻其规取人国而已，稍倚其力，必干预其政，至于勒裁波国之兵，私立波人为党，以控制其主，则无事不可为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一。）。他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俄为虎狼国，岂有可从之理”，要特别留神其“使使行贿”的阴谋诡计，如果象波兰国王那样“甘心从俄”，受其贿赂，则必然会出现“国权既失，权在强邻，则立君废君皆听之，且立异姓编民亦听之”的亡国局面（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三。）。
康有为还针对沙俄逼之于前，英法日等攫取于后的瓜分危局，进一步指出：“吾自台湾之后，俄日夜赶筑铁路，而以美言□我，遂得东三省铁路。德人忌之，乃疾雷忽作，先取胶州。俄、英、法忍俊不禁，乃分割旅顺、大连湾、九龙、广州湾之地。于是英请长江，法请滇粤，日请福建，各有分地，但待时乃取携之耳”（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五。）。康有为还联系波兰被瓜分前夕的情况，指出：“奥、普忌俄，而先据波兰；与今德英忌俄，而先据山东正同。吁！我真为波兰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五。）
康有为在揭露沙俄侵略野心时，还特别强调了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认为：“欲变法自强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在康有为看来，救亡之道无他，只有奋起变法，锐志更张，振兴国家，才是逃脱瓜分厄运的唯一出路。
康有为以深刻而又敏锐的洞察力，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指出沙俄是诸列强中穷凶极恶者，是瓜分中国的肇始者，这对于揭露老沙皇的侵略阴谋，唤醒人们对它的警惕，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康有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他象十八世纪末叶的波兰革新派一样，在揭露沙俄侵略阴谋的同时，忽视了其它列强的侵略野心，甚至对之寄于希望，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缺陷。
其二，明确指出了顽固派阻挠变革，是导致国家贫穷落后以至灭亡的根本原因。
康有为沉痛地指出，波兰之所以被分割，完全是由于守旧大臣各存私意，多方阻挠变法所致。他说：“当时通才志士以国家微弱，欲发奋变法图自立。惟大臣皆垂老守旧，不解外事”（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他们“常言波为贵族之国，万不可使百姓明白，只可使其慕富贵，即不敢悖君上，如是，则君位乃可保全”（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一味推行愚民政策。在他们看来，“今波国之法，固甚善矣，立国已久，何必听莠言乱政，多事更张，”（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
顽固派的历史罪恶就在于深闭固拒，仇视改革，反对一切新鲜事物，“一言变法，若不共载天之仇”（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他们对有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极尽排斥打击之能事，对“稍有忠心热血，或通外国情势，或晓解新法，讲求至熟，条理秩然者，大臣皆压抑之。诬为异端乱为，或更诬以欲为民主不道之语，播传于国，务陷之罪，以钳众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从而扼杀了民族的生机。
康有为还进而分析了顽固大臣之所以拼命反对变革的原因。首先是不学无术，愚昧无知，昏昏然“不知变法为何物，因虑变法多流弊，且无把握”（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其次是贪图个人荣华富贵，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于是，“尤恶言变法，”担心“变法之后，非有才则不用。彼自知无才，虑波王变法即见弃也”（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因此，他们宁肯亡国，也不变法。声言“虽受制于俄，亦不失为国；若变法论才，则我辈之国先亡矣！彼不知才可学而能，国既亡不可复也”（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康有为愤怒指出：这些守旧派“愚惑成风，无一讲求新政”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不以国之存亡为事，惟以一己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惟日事内讧而已”。（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
康有为通篇采用的都是指桑骂槐的比附手法。表面上他在严厉指责波兰的守旧大臣，实际上是在无情地鞭挞中国的顽固派。他们思想僵化，麻木不仁，对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视若无睹，反对任何改革和进步，只是一味崇奉封建伦理纲常，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视若洪水猛兽；他们把有志于改革的人视作“士林败类”、“名教罪人”，甚至解散变法团体，迫害维新志士；他们手中掌握着军政实权，社会联系又非常广泛，构成了近代中国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因此，顽固派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导致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
其三，这部著作明确指出要把变法维新事业进行下去，必须持之以坚，冲破顽固派的百般阻挠。
戊戌变法是在新旧两党激烈的斗争中艰难进行的，每向前走一步，顽固派都“必出死力以阻挠之”（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卷二。）。康有为曾多次精辟地指出：“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卷二、卷三。），不冲破顽固派所设置的障碍，变法将一事无成。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讽劝光绪皇帝珍惜千载难逢的变法时机，万万不可瞻前顾后，委曲迁就，否则，一为守旧者所惑，新法则将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他语重心长地说：“圣人不能为，时当变而不变者，过时则追悔无及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他认为波兰国王对守旧派因循迁就，“新旧并用”，因而“不能上下一气”（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他说，“以波兰王之明，决意变法，可谓贤主，而内制于大臣，外胁于强邻，因循不早计，遂至于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古今寡有之酷毒”（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
康有为非常强调主持变法之人必须有勇气、有魄力，敢于冲破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才能将新法推行下去。他将俄国彼得大帝的锐志改革同波兰国王的优柔寡断作了一番比较，指出：“观俄彼得之所以强，观波兰之所以亡，其欲变、知变也同，而兴亡迥异，岂有他哉？变法之勇与不勇异耳”（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他认为波兰国王没有勇气与守旧大臣决裂，步步退让，对维新志士又“不能专用之以变法”（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七。），“一切政务，仍出诸老大臣，故阴为阻抑”（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致使国家社稷土崩瓦解，虽发奋慷慨、欲图恢复而不能。康有为无限感慨地说：“每考波兰事而流涕太息也。谨编其略以待鉴观焉”（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
康有为的这些按语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对光绪确实起到了震聋发□的作用。光绪从康有为的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启迪，增加了不少勇气。他“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科》第7、9、10、42、7页。），对顽固派攻击康有为等人的奏折统统驳回。正如梁启超所说：“皇上深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73页。）。他不顾慈禧的反对，顽固派的恐吓，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怀塔布、许应□等礼部六堂官统统罢斥，并将谭嗣同等四人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以及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同意开懋勤殿，召见袁世凯等等，光绪的这些果敢行动，都是在读了《波兰分灭记》之后采取的。
三
康有为在向光绪进呈《波兰分灭记》之前，还曾经进呈过一部很重要的书，即《日本变政考》。这两部书都曾引起光绪的重视，堪称姊妹篇。正如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曾为光绪描绘了一幅日本明治天皇进行改革时，“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卷一。）的宏伟兰图，以便光绪帝“按咨临摹”（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序。）；康有为在《波兰分灭记》中，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曰，改宪法而图维新，鉴于旧法已不可再用，非采万国之良法，重新设局另行草定新法不可。
二曰：任客卿以办新政。因为“百官不知外国之故，又乏学问”因此，必须聘请外国政治家来指导新政。其具体做法是“每衙门派一人，以为谘访”，但“恐其窃位”因而“不授以实官”。
三曰：拔通才以济时艰。老臣的泄沓守旧，导致了国家的懦弱不振，要推行新政，就应该“尽拔天下通才，不拘资格，授以事任。”
四曰：设经济以理财政。选“少年能任事之人以总之”，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农工商业。
五曰：变衣服以易人心。由于“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因此须将衣着尽行改换。（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卷六。）
应该指出的是：康有为所开列的这几条措施，并非完全是波兰改革家们当时所采取的行动，其中大多是康有为从中国的变法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以表达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维新派的心声。从波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来看，当时的波兰社会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政治危机。以胡果·科旺泰（1750——1812）、斯坦尼斯瓦夫·斯塔西茨（1755——1826）为首的一些中、小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从与思想生活沸腾的法国接触中汲取真正教益”（斯坦尼斯瓦夫·阿尔诺耳德、马里安·瑞霍夫斯基：《波兰简史》第92页。），在欧州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影响下组成“爱国主义党”。他们对国内反动贵族的叛卖活动十分不满，对在国际上任人欺凌、任人摆布的地位感到痛心疾首，决心为维护国家的独立而斗争。在1788至1792年间召开的议会里，爱国主义党人占了优势。他们为了复兴自己的国家，摆脱沙俄的控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于1791年5月3日通过了新的宪法，决定废除沙俄的特权，对波兰的政治制度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恩格斯对这个宪法评价很高，认为它“在维斯拉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2页。）。可见波兰当时的政治局面与中国戊戌变法时期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二者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其主要不同之点在于，波兰改革家们的奋斗目标是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而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政治纲领则是极力争取“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科》第7、9、10、42、7页。）。正如《日本变政考》中所讲的那样，康有为认为戊戌维新时开国会、立宪法为时过早。因为“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卷一。），“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卷十一。）。他主张“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本），卷一。）才是上策。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其自编年谱中亦有明确反映：“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上书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又“复生、暾谷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5、150、141、153、159页。）。
康有为在《波兰分灭记》中，与上述态度完全一致。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康有为：《波兰分灭记》（戊戌手写进呈本，故宫博物院藏，下同），《序》。）。据清宫档案记载，康有为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十多天之后，又于七月十三日上疏光绪帝，再次强调以波兰事为借鉴，尽快在内廷开设制度局的主张：“万国眈眈，虎视我土，如箭在弦，如马在埒，即无俄人西伯利亚之路，岂能待我数年教训乎？……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乖错，延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航，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使……至于纂波兰分灭记，考其亡国惨酷之由，固变法迟延之故”（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卷二、卷三。）！可见康有为所竭尽全力争取的不是开国会，立宪法，而是设立制度局。
但是，人们由于没能见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所进呈的此书原本，只能用《戊戌奏稿》来研究其百日维新时期的政治主张，而《戊戌奏稿》则于宣统三年才成书，其时距百日维新已达十三年之久。事过境迁，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戊戌奏稿》所辑奏疏之内容多有改易，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譬如，《戊戌奏稿》所收录的《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一文，便改得面目全非，与戊戌进呈原本几无共同之处。如把原序中要求开制度局那段话改为：“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则已为强邻所制，虽有无数之忠臣义士，终无救于亡矣”（康有为：《戊戌奏稿》（宣统辛亥年铅印本）《进呈波兰分灭记序》。）。在这里，“开制度局以变法”对比“付权于民”、“开国会”，显然不同。长期以来，对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评价欠确，尤其是对他这一时期的立宪思想评价不当。所有这些，在读了《波兰分灭记》等书之后，便会一目了然。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