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从边缘到中心: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

摘要: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负责任的言论”,来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以求在社会“中心”占一席之地,进而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自己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识。

关键词:胡适  中心  独立评论  知识分子

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传统的士蜕变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边缘化。[1]从某个角度或近代中国发展的结局来看,这是一种明显的社会趋向,然而值得讨论的是,是否只有这样一种趋向?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深入到某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去审察,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其本身又在做着重新走向中心的努力。被“边缘”化与向“中心”进身如同一个钱币的两面,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

社会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分子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报刊作为西方文明产品,在近代以后逐渐走入中国人的生活,这是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自维新以后,凡是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唱主角的新人物,都无一不是通过报刊来登场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大致可以几个刊物而划分出不同的时代,胡适就曾说:“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2]近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办报办杂志来参与社会变革或革命,这是一个大课题,本文主要通过考察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从一侧面作一观照。

一、做“活事”的媒介

政府之外的舆论在近代西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也自古就有“清议”,但是并没有一个常规的附丽。进入近世以后,在东西文明融合的背景下,中国民间的力量活跃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报刊”这样一种新的平台。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加深,报刊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显,“今欲一言而播赤县,是惟报章”。“章子”因而叹曰:“伟哉造物者,其以子为此巨史也。”[3]更甚者,“一纸风行,捷于影响,上自国际祸福,下至个人利害,往往随记者述叙之一字一句而异其结果。”[4]既然报刊“势力之伟大”如此,“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5]那么,无法安于书斋欲在社会中有大作为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例外。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舆论家(JournalistorPublicist)之重要”,[6]并且常“以舆论家自任”。[7]事实上,胡适正是借助于《新青年》的舆论“暴得大名”,[8]《新青年》“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9]

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在日记中写到:“(胡适)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如政治、学校事业、民族生活等。适之还没完全离开‘活事’,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活有关系的文章。”[10]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的机会,可以说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表现,而编《努力》式的刊物,“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可以说是他们保持“中心”地位或进一步向“中心”的“努力”。事实上,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了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做“活事”的传统。《努力》周刊后的《现代评论》和《新月》应该都是经营“活事”的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俞平伯就给胡适写信,建议他亲自出马,重操旧业,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以舍此以外,吾人更少可为之事矣。先生以为如何?如有意则盼大集同人而熟商之。”[11]

虽然后来俞平伯并没有参与《独立评论》的创办或为之撰文,但是这一段话很能体现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愿望,即拥戴胡适以办刊物为“救国”、“强国”或者是“治标”、“治本”之道;自感要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只有办刊物造舆论,别无“可为之事”,这正是知识分子“边缘”地位的体现;但是在他们看来,“笔与舌”同样能够救国,同样能够作为社会的“中心”,“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果真如此,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中心”。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社会中只有行政权力一种“中心”,而近代以后,舆论也逐渐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权势,以致于成为社会的另一种“中心”,这自然是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和设施输入的缘故,“抑近世国家所赖以治国范群者,不外法律与舆论两端,而潮流所趋,社会舆论之取舍,视法律所赏罚尤为严切而有力。”[12]在办报刊的人眼里,舆论甚至比法律更能规范社会秩序。

然而,在还没有建立起良性运转的政治机制的动荡年代里,中国人寄希望于舆论的主要还不是“治国”,而是“救国”,“救国之道莫逾于此”,特别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这几乎成了“智识阶级”的共知,比如,当时还有人更强烈的向胡适进言,“有枪杆到今日便应革命;有笔杆只好纠正及拟具方案,唤起全国同情,或谋一种有组织之团体。若欲于他人势力之下,谋调和迁就,适以自杀而已。”[13]从中不难发现其激烈情绪,但是,建议者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即以“笔杆”提出方案,“唤起全国同情”,从而形成“他人”之外自己的“势力”。

的确,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十分有限。丁文江曾说,“我们这班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14]“乱世之饭桶”一语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所处的“边缘”地位。但是,他们并不甘于这种地位,他们同样渴望走向“中心”,担负起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其路径就是办刊物,尤其是办政论刊物,“政论报刊之目的与功能,在于造成舆论,借舆论以推动政治变革。”[15]

胡适晚年写《丁文江的传记》时,对他周围一班知识分子的这种感受和价值取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16]胡适说的“有人”即是蒋廷黻,当时他对办刊物最热心、最积极,“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诚,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办刊物很容易’,他说:‘但能继续维持下去是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共同负责。否则,整个重担就会落到编辑一个人的肩上。’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17]这样他们就通过了办一个刊物的决定。自己掏腰包来做“公事”,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显然是不会为之的。

胡适后来回忆,他和丁文江因为有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18]“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19]之所以“不热心”和没有“意兴”,大概不是不想为之,而是担心受到干扰,此前胡适曾因《新月》的遭遇被弄得精疲力竭。但是其内心深处并未放弃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胡适的内在性格。况且,“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一直是他的“梦想”。[20]在美国留学时,《新共和》是他最喜欢阅读的杂志之一,他经常在日记中摘抄该刊所登的文章;或者径直投书表达个人观点。[21]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费正清后来也觉得,“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象美国的《新共和》周刊一样”。[22]为给呼之欲出的《独立评论》一个“参照”及更好地理解胡适办刊物的志趣,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新共和》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杂志。

《新共和》在1914年由美国政治理论家克罗利(HerbertDavidCrolly)创办,“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派杂志之一。……这本刊物的编辑观点是在寻求每个层面的改革,如克罗利曾说过,希望由读者‘开始一些小叛乱’,这个观点对温和派读者来说太过,对激进派则犹不及。……在诸等此类的环境中,该刊物一直是美国报业中的尖刻批评者。《新共和》起初与小罗斯福政府对立,但后来为该政府争取,转而支持‘新政’。”[23]在“温和”和“激进”之间寻求平衡,对于政府既“批评”又“支持”,这样一个杂志所持的政治态度及在美国社会的“中心”地位,正是胡适在中国努力的方向。

二、编辑方针的讨论

虽然胡适已同意办杂志,心中也早有所指向,但是要让周围的人都完全接受他的办刊方针,似乎并不容易。1932年初,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这方针不甚高明。”[24]为什么胡适认为蒋廷黻提出的方针“不甚高明”呢?且看一下其中的某些内容:

“一、内政: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1.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是事实所必须。……3.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三、外交。……倘国际大战不发生;则东北问题之解决如上次宣言,二三十年内,中国需以亲日为用,自强为体。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动,且不可过烈。”[25]

根据原稿笔迹判断,这一方针已由人修改,但主要反映的仍是蒋廷黻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针认为当时中国的“统一”需要有“中心人物”,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即将办的周刊扶持“中心人物”,甚至充当“中心人物”,这一点大概为“各人”所赞同。但是,该方针认为“专制”为“事实所必须”、民治在中国“不能实行”、“以亲日为用”等项可能很难达成一致。从未动摇过“民治”观念的胡适认为其“不甚高明”,原因或许正在于此。结果,刊物还未办起来,分歧和争端先发生了。胡适在《独立评论》三周年时,对当时的争论及解决方式有所披露:

“我们共推蒋廷黻先生起草一个方案,我个人也起了一个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了,我的方案更温和。大家讨论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个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我在那时就起了一个感想:如果我的一个方案不能通过这十来个好朋友,我还能妄想得着多数国民的接收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资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张一定成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26]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解决问题的方法。[27]胡适“转念一想”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独立社内部的分歧,而在于他无意中创立了一种自由主义者的行为规范或解决问题的方式。既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信仰”,又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利”,这也可理解为自己渴望成为“中心人物”,但是并不排斥别人成为“中心人物”,它是和平竞争政权的思想运用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体现和反映。后来参加独立社的张忠绂曾说:“专制政体下的个人处身行谊不同於民主政体下的个人处身行谊。民主政体下的个人处身行谊更不同於独裁专政政体下的个人处身行谊。”[28]胡适解决内部分歧的方式显然是他所渴望的“民主政体”下的“处身行谊”。

相互尊重“不同”,往往能达到真正的“同”。事实上,他们并非所有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胡适在1932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独立社聚餐。谈内政问题。方式为‘怎样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结论大致是:1.应渐渐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3.应有健全的政府组织,从‘革命的政治’走上法治的轨道。4.应做到全国和平不打内战。吴宪君问:政权应如何分配?讨论的结果是:1.应取消‘党内无派’,使国民党自己分化成政党。2.应取消‘党外无党’,使国民党以外能有政党发生。3.国民党此时的专政,是事实上不能避免的。”[29]可以说这次讨论的结论,成为此后《独立评论》在内政问题上努力的指针,即旨在使中国走上统一、和平、法治和民主的道路,后来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和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都是从这一指针出发而阐明的。有意思的是,这一批“书生”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中国社会中“领袖”的“领袖”。担负起其他势力没有做到的“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重任,筹划政权“如何分配”,这明显地体现了要走向“中心”的意旨。

无论是分歧还是共知,他们事前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成为后来《独立评论》中政论文章的主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民主与独裁论争及其对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共产党革命的态度[30],从关于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已可看出端倪。虽然胡适等人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编辑方针,但是《独立评论》还是不久即问世了。其创刊号中的“引言”,集中反映了它创办的缘由和宗旨: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31]

这个“引言”表明,胡适等人之所以创办这一刊物,是要把“我们”中“各人”对国家社会问题的思考和主张公之与众,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同情。“我们自始就希望他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32]这里的“各人”特别能体现这一刊物的自由主义特点;这里的“全国”也特别能反映自由知识分子企图走向“中心”的心态。他们特别声明该刊要保持“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所谓党派显然是指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成见则是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33]

这里所隐含的主旨是不难体会的,在“党派”和“成见”已居于社会“中心”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以“独立”的旗帜、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来带动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在社会“中心”中占一席之地;进而再把“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都纳入他们的麾下,或者至少给它们的社会走向以一定影响。这是一篇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同时又集中反映了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和抱负。

后来《独立评论》的编辑者,较严格地贯彻了这种向“中心”努力的宗旨,胡适曾经极力主张《新青年》的内容以“思想文艺”为主,而办《独立评论》时,他则完全反了过来,“有些朋友时时写信劝我们多登载一些关于思想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并不曾有意拒绝这一类的材料,不过因篇幅的关系,这一类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经济的讨论挤出去了。”[34]尽管稿件有时也“告急”,但是宁愿减少文章数量却也不离“主题”。他曾向一位投稿者明确说明,“《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35]即使对于他所喜爱的考据性的文章也同样忍痛割爱,“大作《谣俗殆即由俗欤?》一篇,至今还未能登出,十分抱歉。《独立》的性质Sofar还是偏于事实的叙述与评论;虽有几个有考据癖的人,至今还不得一个过瘾的机会。[36]由此可见胡适这时对“政论”的“执著”。

从主张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造一个基础,到直接投身于政治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之所以有这种变化,大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形势时常处于紧迫状态有关。为人刀俎的外患、风云变幻的内争,使人很难平心静气地去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同时在“政治解决”成为社会潮流和风气的环境里,“思想文艺”工作也很难找到“市场”,其本身已被挤到社会的“边缘”。所以要走向社会的“中心”,就不得不从政治方面着手,况且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本来就存在着“我辈岂是等闲人”的社会冲动。

三、自觉的“中心”意识

如果拓广历史的视野,不难发现,独立社同人所秉持的办刊理念,“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并非“此时此地”的创举,而是有迹可寻的。若以《独立评论》为坐标的话,前后左右都能找到这样一些“同类项”。比如,此前的《现代评论》创刊时就曾表示,“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37]《新月》问世时则带有文学色彩地声明,“新月月刊是独立的。……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38]而此后的《观察》发刊时说得更明确,“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其封页上还专门标有“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等语。[39]显然,这几个刊物与《独立评论》有着大致相同的办刊理念。除此之外,《申报》作为“独立生存之报纸”,也“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一直恪守“自由独立之精神”。[40]蒋廷黻晚年还曾谈到当时他们与《大公报》的关系,“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是事实上共守相同原则的。”[41]

可见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独立评论》式的刊物是一种连续的和较广泛的存在。它们都表示自己是“独立”的,都声明自己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恰恰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于“任何党派”皆不满意的社会现实,也表明当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这些刊物发挥作用的“市场”或空间。事实上,办刊物者正是想以所办刊物为集结的方式,带动不满意“任何党派”的社会中人,在“任何党派”之外“组织小团体,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42],以形成另一种政治力量,进而占据社会的“中心”。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没有“任何组织”,比如,《新月》的创办者曾说,“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43]《独立评论》的创办者,也“期望做到‘独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个‘独立派’。”[44]但是,他们毕竟有“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守的信约”,[45]因而外界人大都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团体或组织,所谓“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独立评论派”,正是由此而来。蒋廷黻回忆,“虽然《独立评论》同人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46]

不难看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以一些刊物为中心,确实形成了“任何党派”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所认知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本身已处于社会的“中心”,至少是亚“中心”。与“任何党派”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几乎都来源于“智识阶级”。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全部是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并且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47]其他几个刊物的组合也大致有相同的特点,并且在具体人员上有不少重合。因此可以说,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成员在社会上大都有一个“学者”的身份或角色。

有研究者认为,“‘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不具备‘士人”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更不能比‘士大夫’)。”[48]但是,如果切实考察近代以来学者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梁启超曾郑重地“敬告我国学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即不能左右世界,岂不能左右一国;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49]“左右世界”,这是何等地“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科举废除以后的“学者”虽然“不能比士大夫”,但往往又胜似“士大夫”,这一点从人们对学者的批评中也可看出来,“盖中国之所谓学者,皆仅虚有其表。按之实际,学者不过一块招牌,猎官乃其真实之目的。学者服官,固不足为病。伹吾人鉴于现实之所谓学者,殆皆有一种共同之通病,即学者之研求学术,大改恒在未成名以前,既成名后,则书卷固完全抛开,即其精神与思想,亦全流入其他之途径,而好官之念尤占十之八九。”[50]“猎官”如果从正面来看,正是古代“士大夫”经世的路径。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士”,“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51][P205]从这一点上说,引语中所批评的“学者”与“传统的士”何其相似?

蔡元培曾说,北洋政府所以能“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的学者”;还说“政府哪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52]即使独立评论的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后来也大多做了“高官”,走进了社会既存的“中心”。这说明现代中国的学者,不但有着古代“士大夫”似的对天下的关怀,而且也能找到和获取实现政治抱负的渠道与空间。如果说“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53][P203],那么就《独立评论》式的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来看,与“士”似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与古代不同的是,科举废除以后,读书人的数量激增,社会容纳的空间也拓广,因而读书人的流向产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开始专意于学问,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通过新的媒介和渠道,仍走着与古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道路,即到现成的“中心”里面去“为官”;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发表政论文章或办政论刊物,来表示“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并试图在“任何党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最终由自己占据社会的“中心”。

正因为有了这样更多的选择,清季以后的读书人本身很少有“边缘”的心态,大都认为自己在社会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现在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54]“士大夫”一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活”的有实际意义的用语,“吾人以为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55]这里所体现的那种扭转乾坤的“澄清天下”的观念似乎还相当的浓厚。不但如此,与古代的士大夫相比,清季以后的读书人由于失去了制度上的羁绊和伦理上的顾忌,在表达自己“对天下的关怀”方面,反而更直接、坦率和豪迈,《新月》的创办者公开宣布,“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56]

胡适不止一次在演讲中说明,“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57]在他心目中,似乎只有“知识阶级的肩膀”才能担负起主持社会“正谊的责任”。与古代“士大夫”经世的目标不同,《独立评论》周围的“智识份子”对政治的“干预”,是“训导人民自作主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吾人以为今后训导人民自作主人之责任,应在无任何党籍之中立的智识份子。……此等不党不派之智识份子尤应痛定思痛,悔悟以往不负责任之错误,为自身之前途计,为国家之前途计,今后更应利用此好转之形势,积极负责,领导国民,教以监督政治自作主人之必要能力,以使中国进为真正之宪政国家。”[58]除了对政事有一种“我不做,等谁去做?”[59]的天职外,一些人对“道”的构建也颇为热衷,比如,张忠绂坦言他“曾多方思维,想出一提灯引路的办法。提灯引路,既不能追随群众之後,也不能远在群众之前,方能逐渐引导群众步出黑暗与迷惘。”[60]“引导群众”一语提示了现代读书人所要“经营”的对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其对自我作用或责任的感知却并没有丝毫的降低。

有意思的是,《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学者”,把社会不治的责任也归咎于“知识阶级”。蒋廷黻曾说,“康梁以后的政治改革家,虽其改革方案不同,其改革方法则如出一辙。运动军队和军人是清末到现在一切文人想在政界活动的唯一的法门。……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61]“张宗昌,王占元之流的军人,倘使没有一般攀龙附凤的念书人,受利禄所趋使,为他们效劳,你想他们焉能久居高位,危害于国家呢?念书人若都稍有操守,不肯自贬人格,则民国以来的军阀与野心家或许根本不能存在。”[62]以后来人的眼光看,他们显然抬高了“文人”“运动”的作用,“文人”之所以要“运动”“武人”,就在于社会中枢总是为“武人”所控制,无论进步或反动,只要不以“武力”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也就是说,清季以来,“武人”渐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文人”要有所作为,则不能不依附或“运动”武人。胡适曾高呼“努力!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63]其实,中国的“再造”始终都是以“武力”唱主角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已被“边缘化”也不为过。但是,在一些现代读书人眼里,“文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这自然可理解为,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变了,而“士”的心态还未变化,[64]同时也可看作是,读书人原来的天下观念已演变成了近代的社会观念,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中心”意识。清季以后的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不但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以新的形式变得更强了更丰富了。古之“士大夫”几乎无不依附于打天下坐天下的“君主”,清季以后的读书人也不乏依附或“运动”武人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读书人,如《独立评论》式的几个刊物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则企图通过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营造一支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从而最终由自己直接占据或控制社会的中枢。至于这样一种努力的成效如何,那是另一回事。

在西方现代社会,舆论是社会的指针,“舆论以为是,议会中的议员不敢以为非。舆论以为非,议会中的议员不敢以为是”;舆论所指,“虽以大总统及大皇帝的威严,也不敢固执”抑之;“创造舆论,指导舆论的人,便是从事政治,因为他可以影响政治。”[65]《独立评论》的创办者,绝大多数都有在西方欧美社会留学的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也想在中国通过“创造舆论,指导舆论”来影响社会,作社会的领导者,“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66]这正是他们的理想。但是,他们不久即发现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和环境,“舆论缺乏发挥威权的工具”。因此,他们向“中心”的努力不得不再次改变方式和方向。

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兼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1]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号;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2]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约1923年9月10日,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3]章太炎:《实学报序》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页。[4]《国闻周报发刊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辑:《国闻周报选辑》第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5]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申报月刊》创刊号(1932年7月15日),第5页。[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年1月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年1月2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8]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9]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10]张彭春:《日程草案》,1923年2月20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转引自罗志田:《日记中的民初思想、学术与政治》,《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第28——29页。[11]俞平伯:《致胡适》(1931年9月30日),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页。[12]《国闻周报发刊辞》;胡霖、吴鼎昌等撰《社评(1924年8月——1925年12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国闻周报选辑》第一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页。[13]敬:《致胡适》(1931年11月1日),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页。[14]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15]周佳荣:《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页。[16]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17]蒋廷黻著,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9页。[18]胡适:《丁文江的传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3页。[19]胡适:《致丁文江》(1932年4月17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20]胡适:《致高一涵(稿)》(1924年9月8日),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8页。[2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年1月27日、2月12日、2月27日、8月29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9、53、69——70、267页。[22](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23]《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13,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74——275页;《大美百科全书》8,台湾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74页;《大美百科全书》17,台湾光复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45页。[24]胡适:《胡适的日记(1932年1月28日)》手稿本第10册(1930年10月—1932年2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该书无页码。[25]《〈独立评论〉编辑方针(稿)》,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4——575页;原稿藏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26]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151号(1935年5月19日),4页。[27]在中国除胡适之外,大概很难找出“道地”的自由主义者,不过相对于其他政治力量来说,《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倾向。尽管蒋廷黻、丁文江等人当时曾鼓吹新式“专制”或“独裁”,但是从其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希望行政权力集中,并没有动摇维护“个人”的自由等信念。被誉为20世纪“自由主义大师”的海耶克认为,在理论上,极权制度下个人所享受的自由,并不一定比民主制度下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丁似乎并未背离自由主义信念。因此,本文不少地方把无党无派具有一定自由主义倾向的群体统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参见张太原《从民主与独裁论争看20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怀》,待刊。[28]张忠绂:《迷惘集》,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页。[29]胡适:《胡适的日记(1932年2月13日)》手稿本第10册(1930年10月—1932年2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30]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31]《引言》,《独立评论》1号(1932年5月22日),2页。[32]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51号(1933年5月22日),2页。[33]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51号(1933年5月22日),2页。[34]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02号(1934年5月27日),19页。[35]胡适:《致企霞》(1934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6页。[36]胡适:《致江绍原》(1932年7月初),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37]《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第2页。[38]《〈新月〉的态度》,《新月》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第3——10页。[39]编者:《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3——4页。[40]张默:《六十年来之申报》,《申报月刊》创刊号(1932年7月15日),第5页。[41]蒋廷黻著,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42]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11号(1932年7月31日),5页。[43]《〈新月〉的态度》,《新月》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第3——10页。[44]任鸿隽:《我们是右派吗?》,《独立评论》48号(1933年4月30日),6页。[45]《观察》同人声称“共守的信约”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参见《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3——4页。[46]蒋廷黻著,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47]邵铭煌:《抗战前北方学人与独立评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转引自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5页。[48][49]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第69——78页。[50]诚夫:《学者破产》,《国闻周报》第2卷第14期,第3——4页;胡霖、吴鼎昌等撰《国闻周报:社评(1924年8月——1925年12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国闻周报选辑》第一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79——180页。[51]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2]蔡元培:《蔡元培的宣言》,《努力周报》第39期(1923年1月28日),第4版。[53]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4]林懈:《国民意见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09页。[55]吴鼎昌:《世运转移说》,《国闻周报》第3卷第30期,第1页;胡霖、吴鼎昌等撰《国闻周报:评坛、社论、时评(1926年1——12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437——438页。[56]《〈新月〉的态度》,《新月》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第3——10页。[57]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58]宋士英:《中国宪政之前途》,《独立评论》234号(1937年5月16日),17——18页。[59]胡适:《努力歌》,《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第1版。[60]张忠绂:《迷惘集》,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4页。[61]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16——17页。[62]张忠绂:《迷惘集》,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204页。[63]胡适:《努力歌》,《努力周报》第1期(1922年5月7日),第1版。[64]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65]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独立评论》(1934年1月28日),4页。[66]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6日),3页。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