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也引发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型。选择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当时不可逾越的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的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那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中，对如何既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启动又能够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现代化模式的大胆探索和勇敢实践。这一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引发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型，为中国的不断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现代化发展模式 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大转型
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创立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早期理论，也是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这一理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后，必然存在着一个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要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实现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在此基础之上然后才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推动中国社会的不断现代化，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繁荣、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最终在中国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制度。
然而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在当时的中国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从1953年起，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相继完成，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已基本确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也引发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一大次转型。即：放弃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实现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而是要以社会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实现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实现中国的不断现代化。
一、 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必然要退出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进程
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只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于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一种构想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牢固确立和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这一现代化构想的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日益彰显出来。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于现代化模式的经典解释[1]：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子系统构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系统，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三个基本的子系统是一个相互调节的整体。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是孤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是在与其它子系统的相互配合中发挥作用。当一个子系统处于不正常状态时，可以由其它的子系统加以补充来发挥作用，从而在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一种稳定趋向。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就是这个社会的大系统不断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过程。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关联性，一旦某个子系统发生了变化，其它的子系统也不得不发生变化。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这一现代化模式中，政治和文化这两个子系统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必然要按照社会主义性质的方式去运行。而经济这一子系统由于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从而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当经济子系统在运行中出了问题之后，政治和文化两子系统补充发挥作用的性质则必然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的用“统购统销”的方式来应对商品粮短缺、用“三反五反”的方式来整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政策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样，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这一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必然是不稳定的，它发展必然趋势就是，在政治和文化这两个子系统的社会主义性质运行方式的强大作用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造成经济子系统结构的突变，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的改造政策中，以及“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这一在革命年代所构想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由于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必然要发生变化，从而变成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系统，而这个稳定性的系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这一现代化发展模式，至今仍对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对于这一点，著名党史专家胡绳先生在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再评价的文章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分析。胡绳先生认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对民粹主义一贯地、坚决地反对，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这一最为基本的国情出发，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在较长的时期内，以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中国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再在中国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胡绳先生看来，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的这一精髓，“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深入理解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正确性，并且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深入认识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2]。
二 、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以社会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实现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需要一个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鉴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限，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模式应当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必然的选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行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并且强调：第一，“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第二，“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3]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限定在苏联的模式之中的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水平，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不可选择的最低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起点。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始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和不断现代化的伟大的历史进程。
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此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其确立和运行当中的一个最需要不断探索的迫切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选择和确定此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讲的很明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获得解放。这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的条件。”[4]问题恰恰就在于，如何去发展生产力？用解放生产关系的方式去解放生产力这是毛泽东的答案，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普遍看法。很显然，以后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和“文革”的发生，这种解放生产力的方式必然是造成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此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运行当中的日益僵化和教条。直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才对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运行的最需要不断探索的迫切问题，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以及由此引发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二次转型，就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成功探索和实践的最好说明。
虽然如此，在五十年代那种艰苦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看待自己选择的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在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极其重要问题上，还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探索和勇敢实践。
在如何丰富和发展当时那种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第一，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们要在取得经济建设的经验方面，不要花费太高的代价。“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5]。于是，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面论述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方面的问题。第二，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教条主义的去学，而是要学习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方面暴露的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就是在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于是，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全面论述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可见，中国共产党从确立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那时起，就一直在努力地探索和实践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如何获得。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经过七年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集中精力来解决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7]对于这一点，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讲得很明白 ：“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但是，我国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处在过渡时期。这是因为：在经济上，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底，因而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目前还缺乏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我们虽然在1957年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可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最后解决。我国面临着从经济上和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严重任务，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这个任务，除了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以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主要的就是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完成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8]。李富春这个报告，折射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看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的许多深刻认识，也是一直在努力地探索和实践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最好证明。
三 、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启动模式
无庸讳言，仅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选择的主要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对于这一点，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在他的评论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学发展的文章中，有着详尽的分析。林毅夫先生认为：从中国产业结构判断，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使中国加速了发展重工业的预期目标。然而，中国为取得这一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整体经济效率低下代价：背离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偏差，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营者和工人劳动激励低下造成技术效率低下。[9]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步履维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国家无法从农业中获得更多的税收以转化为工业投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地主经济结构一直未能得到彻底地变革所造成的。在地主经济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依靠地主绅士才能实现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管理。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发展的所谓“十年黄金”时期，仍没有出现国家用农业积累来投资现代工业的过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对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国家能够掌握农业税收的多寡，以及国家资本对现代工业经济控制力的强弱，是现代化启动进程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选择的主要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成功地实施的“三大改造”，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老大难问题。从这一现代化模式后来的实践来看，它既成功地实现了更多的农业积累对现代工业的投资，也以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奠定了新中国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也为中国的不断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只要从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启动进程屡屡受挫的症结，以及中国属于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国家这两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以历史主义的辨证眼光来看问题，人们必然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选择的主要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开始现代化历史进程以来，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启动模式。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既是当时不可逾越的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的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启动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在当时中国那样一个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中，如何既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启动又能够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现代化模式的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在真正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引发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一次大转型，为中国的不断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同时，也留给了中国共产党许多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如何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不断创新业已确立的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关键之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也是中国共产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和实践的最好说明，从而也就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大转型。
[参考文献]
·本文是笔者“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发展模式两次历史性转变社会学分析”的前半部分研究成果，曾以“中国现代化启动模式论析”为题，摘要发表在2001年第4期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上。
——井建斌（1974—），男，陕西渭南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硕士，天津 300191。
[1] 参见《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页。
[2] 参见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4—19页。
[3] 参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568页。
[4]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A]，《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1页。
[6]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A]，《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7]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8] 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J]（1957年12月7日），《1958年人民手册》，第24页。
[9] 参见林毅夫：《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学的发展》[A]，《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C]，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5页。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