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筚路褴褛，走过不少艰难曲折的道路。洪仁玕就是其中之一的杰出的代表。他所提出来的《资政新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革新的计划，不但早于洋务派和维新派，而且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前面，这是在孙中山提出建国方略前五十年的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蓝图。
对于洪仁玕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资政新篇》，史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致。本文试图从洪仁玕的经历和社会关系来探讨他的改革思想的形成，并从当时和以前的改革家的思想来衡量洪仁玕的成就。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
一、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关系
洪仁玕（一八二七——一八六四年）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小于秀全九岁。在青年时代，洪仁玕和他的族兄秀全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们一同生长在广东花县官禄布，他们一样地屡次应考而始终没有及第，他们又都在私塾任教师。一八四三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仁玕和秀全的表弟冯云山首先皈依，这是仁玕接触到西方宗教的开始。以后，仁玕又领受了秀全的反满革命思想，兄弟俩时常在一起讨论时事和宗教，一八四七年秀全和仁玕一同到广州美国浸礼会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处学习基督教义，这又是仁玕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结识，可以说，二十六岁以前的洪仁玕追随秀全，亦步亦趋，基本上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行动。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他们也只能从西方基督教推衍成拜上帝教。
但是，一八四七年洪氏兄弟在广州分手以手，秀全西上广西，展开一系列的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几年之间，奠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洪仁玕则受到家人的阻拦不得不逗留家乡。一八五三年，在几次投奔革命队伍失败之后，逃到香港，直到一八五九年才辗转到达天京，参加革命。洪仁玕和洪秀全分手以后，十二年间有这一段不同的经历，他结识了不少西方传教士，在香港、上海学习了不少新知识，在这方面远远地超这了他的族兄。
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交往过程中，罗孝全占第一位。那是一八四七年春天在广州发生的事，学习宗教的时间仅仅一个月。一八五二年以后，仁玕在香港、上海期间，结识的西方传教士多起来了。据仁玕自述，与自己“相善”的传教士有二十二人之多。现有名可查者，计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Legge）、湛孖士（JohnChalmers）、合信（Hobson）、觉士（J.Cox）、慕维廉（Wm.Muirhead）、艾约瑟（JosephEdkins），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卑治文（ElijahC.Bridgeman）、花兰芷（JohnB.French），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ambevg）等十人。洪仁玕向西方学习，首先是受到这些传教士的影响。究竟西方传教士给予仁玕哪些影响？仁玕接受了哪些，吸收了哪些，这是值得我们探索的问题，弄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有助于认识洪仁玕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
罗孝全和洪氏兄弟接触最早，关系最深。首先我们应当考查罗孝全能够给予洪仁玕哪些影响？罗孝全（一八○二——一八七一年），美国密苏里州人，教籍属于美国南浸信会，一八三八年来华，先在澳门协助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F.A.Gutzlaff）进行传教工作。一八四四年罗孝全到广州租屋传教，一八四六年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建立礼拜堂。一八四七年洪氏兄弟从花县来到这里向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据罗孝全后来回忆说：洪氏兄弟于一八四七年“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因此，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洪氏兄弟所读的圣经，据说是郭士立的译本。此外，洪氏兄弟还可能阅读的是一八四○年罗孝全在澳门印行的宣传宗教的小册子，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麦都思W.H.Medhurst译《马可福音》加注），二、《耶稣圣书》（四本），三、《真理之教》（关于圣道之问答），四、《回答俗话》。但是，仁玕在罗孝全处学习时间很短，仅仅是在梁发《劝世良言》的基础上又多知道一些教义和宗教礼仪、组织形式而已。
洪仁玕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把基督教教义学到手和皈衣为正式基督徒是在香港逗留期间。一八五二年春到一八五四年春，除中间有一年时间回东莞任塾师外，其余时间都在香港韩山文传教士处学习和工作。韩山文（一八一九——一八五四年），瑞典人，属于巴色会，一八四七年作为第一个瑞典传教士派来中国。他曾经一度在“汉会”（ChinaUnion）中任郭士立的助手。仁玕来港时，郭士立早于年前死去，“汉会”也已经消亡。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仁玕在韩山文处领洗为基督教徒。他这时一边学道，一边教中文（可能是教理雅各、湛约翰等传教士学习中文）。如果说洪仁玕在罗孝全处只学了一些粗浅的宗教知识，他在韩山文处则学得了比较丰富的基督教教义，并达到了一般教徒的水平。
一八五四年洪仁玕逗留上海期间（约五个月），在伦敦会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处注释《新约》中的《哥林多前书》。根据另一伦郭会牧师艾约瑟的记载：“他（洪仁玕）每天和麦都思博士共进早餐之前读书一小时，他们共同阅读《新约圣经》。在这期间，他对基督的教义和圣经又有进一步的研究，他还结识不少伦敦会在沪工作的传教士，除上述两人外，又有慕维廉、杨格非（JohnGriffith）和公理会的裨治文。再者，仁玕在沪时还和英国领事馆翻译官密迪乐（T.T.Meadows）有过交往，这使他和西方的关系扩大到宗教界以外。除了学习宗教，仁玕在沪时曾到“墨海书馆”（教会出版印刷机构）学习天文历数。
一八五四年冬洪仁玕由沪回到香港，此后一连四年他都在港工作和学习，他的基督教知识已经得到西方传教士的承认。在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的推荐下，他担任伦敦会布道会的布道师，并教湛约翰（即湛孖士）中文。他在香港深得理雅各博士的赏识。理雅各，苏格兰人，伦敦会的传教士，兼任英华书院院长，又是著名的汉学家。洪仁玕作为理雅各传教的助手，结识了伦敦会的许多传教士，并得到他们的称赞，说仁玕是“香港的一位最真诚、最有成效的布道师”。在任职教会期间，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各种知识，从神学到西方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不仅熟悉世界历史和地理，而且涉猎到机械制造，天文历法是他所擅长，数学更是他所爱好。他在理雅各的藏书中，找到不可一世传烈亚力（AlexanderWylie）的微积分论文译本，非常感兴趣，可见他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兴趣非常广泛。
总括上述，洪仁玕在到达天京以前所接触到的西方传教士，对他影响较大的有罗孝全、韩山文、麦都思和理雅各。这四人中，罗孝会学识较差，韩山文早夭（一八五四年死去），麦都思来华较早，但一直在上海传教，他是太平天国文件最早的翻译者，唯有理雅各和洪仁玕相处时间最久，关系最密。理雅各除了他的传教士身份外，又是一个学问渊博的汉学家，翻译过不少儒家经典，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所以我们可以说：洪仁玕是在英国伦敦会特别是理雅各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仁玕对中国典籍的熟谙，又为理雅各所依重。仁玕和传教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在天京写成《资政新篇》后，立即将手稿寄给西方传教士。他担任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首相”职务后，接待大批传教士来访，完全可以说明洪仁玕和传教士的亲密关系。
关于洪仁玕是否从基督教方面接触到西方民主政治，也就是基督教和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本文暂不讨论。仅就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传教士所宣传的教义而言，他们多半是属于“基本主义者”。什么是“基本主义”？“基本主义”即在教义上墨守传统的正宗教条。《圣经》是上帝的言语，是最高权威，不能有任何怀疑。凡是《圣经》上所说的，应该一概照办。凡是不信奉基督教的都是邪教徒。洪仁玕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基本上也是这种看法。他说《圣经》“非人手所作”、“心心印、句句真”，但是他又认为“宜以本心良知理会一番”。因此，一八五九年仁玕到天京后，竟然能够冲破基本主义的藩篱，坚守拜上帝教教义和洪秀全是上帝次子的说法，走上革命的道路。抱着满怀希望，企图通过仁玕改变太平天国宗教的理雅各，不得不伤心地说：“他（仁玕）已毁坏了自己的信仰和良心，我们深为忧虑！”洪仁玕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他之所以称为革命家而不以传教士载入史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
还有一个教义上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无论是罗孝全或是韩山文都和郭士立的“汉会”发生过关系。洪仁玕所阅读过的《圣经》又是郭士立的译本，是否“汉会”的思想也间接地影响到仁玕？什么是“汉会”的思想？简单说来，郭士立的“汉会”认为基督教应使人们达到一种基于公有制的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在中国传教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雇用中国人来担当这些任务，让他们自行组织，自己去传道和散发小册子。郭士立从一八三四年以后在香港训练中国教士，派入内地工作，一八四一年组织“汉会”，曾经派教徒到宝安、东莞、潮州、新会等地，向客家人传教。据说“汉会”有会员三百人，其中五十人担任传道。太平天国所印行的《圣经》和宗教书可能和“汉会”有关，“汉会”会员也可能参加了太平军，这些问题因资料不足，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太平天国初期的公有制和兄弟称呼和传教方式，很可能受到某些影响。洪仁玕本人则由于到香港时，郭士立已死，“汉会”也消亡，看来影响是很小的。
传教士的目的是要把洪仁玕塑造成一个为他们所用的中国传教士。但是，洪仁玕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做一个传教士。他的逗留香港是在清政府的压力下不得已而逃亡去的。他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基督教教义方面找到创立新国家的理论和方法。洪秀全已经开创于前，仁玕仍然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再则为了宜传革命，争取国外友好人士的同情和声授。罗孝全所写的《洪秀全革命之真相》，韩山文所写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革命的起源》（即《太平天国》），都是洪仁玕所提供的材料，两者陆续刊载于《北华捷报》，在国外影响很大。
洪仁玕虽然暂时寄身于教会，但“身在曹心在汉”，他并没有忘怀革命，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回到天京。为了建设他的新国家，他在香港、上海的时候，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西方各种知识。除了从书本和实物上学习以外，仁玕在沪、港两地直接观察了西方的各项设施，增加了感性认识。他不擅长英语，只能说一两句见面问好的话，因此他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受到很大限制。有人说他曾经遍览理雅各的藏书，这种说法未免太夸大了，他阅读的应当是限于当时在沪、港、南洋等地出版的中文书刊。
洪仁玕所能看到的是些什么书刊？这些读物对他的革新思想有些什么帮助？这是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十九世界五十年代，只有教会出版机构在沪、港、南洋等地印行一些宗教书刊和科学读物。墨海书馆印了几种科学书籍，例如艾约瑟译的《重学》，章廉臣译的《植物学》等等，为数不多。仁玕所熟悉的传教士有不少人从事于译书工作，陆续出版的史地方面专著如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裨治文的《联邦志略》（美国史）等等。尽管仁玕可能没有看到原书，但在接触这些人时，也可能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仁玕从香港到上海时，韩山文曾赠给他一些宗教书籍和历书、“世界及中国及巴勒斯坦之地图”，还有“远望镜、寒暑表、指南针等”。这些地图和实物对于丰富他的知识面肯定会有帮助。
洪仁玕除了阅读一些译本科学书籍外，还可能浏览到当时的某些报刊杂志。中文报刊杂志首先在马六甲出版，后来香港、上海都陆续出现，全是教会主办的。最早的是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1815-1821年），巴达维亚出版的《特选撮要》（MonthlyMagazine1823-1826年），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UniversalGazette1828-1829年）。这些刊物中，关于宗教的宣传占大半，但也刊载一些新闻、新知识，包括科学、历史等方面。麦都思曾经参加过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些刊物虽然在国外出版，但也流传到广东、香港等地。在国内出版的刊物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EasternandwesternMonthlyMagazine1833-1837年），发刊于广州。《中外新报》（ChineseForeignGazette1854-1860年）发刊于宁波。《六合丛谈》（ShanghaiSerial1857-1858年）发刊于上海。这些刊物也登载了一些科学、史地知识。洪仁玕可能通过教会看到了若干刊物。但是，最有关系的刊物是一八五三年香港发刊的《遐迩贯珍》（ChineseSerial1853-1856年），这期间仁玕恰好逗留香港，而这个刊物的主笔是麦都思和理雅各，都是仁玕的好友。《遐迩贯珍》是香港英华书院印刷出版的，它的内容很接近于近代报刊，其中并没有宗教宣传。以一八五五年十二月一日第十二号的《遐迩贯珍》为例，它报导了香港、广州、北京的各项新闻，其中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消息很多，还有贩运华人出口悲惨记录。它又刊登某些地理知识和本地货价目表。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说的：“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显然是从这些刊物借镜的。仁玕其他方面的知识，肯定从这份刊物上吸取不少。
总之，洪仁玕广泛地呼取西方文化知识，尽管通过西方传教士所接触到的科学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十九世纪中叶，他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下，能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以革命者的立场，有所取舍地吸收了建设新中国的有用资料，为他的现代化中国的蓝图提供一砖一瓦，不愧为先进的中国人，这也是西方传教士所没有料想到的。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西方传教士大多数表示“同情”，他们着眼点主要是在宗教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们希望“此次之革命将推翻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传于全国”（罗孝全语）。他们对洪仁玕的要求是让他把太平天国的宗教纳入基督教的规范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正如理雅各所说：“我（理雅各）很喜欢他（仁玕），并深感他的忠实友谊。在南京只有他一个人掌握基督教的真理和丢弃他的同伴们所有的错误。”表都思的结论是：“这个国家对宗教和商业开放，还将引进科学的改革，这些措施不论对赐予者或接受者都将获益。”所以他们对洪仁玕的革新计划，也抱有某种幻想。但是洪仁玕和西方传教士的根本分岐在于洪仁玕所要建立的国家不论宗教上或是革新计划上都是独立自主的，拜上帝教的信徒们是革命者而不是西方传教士雇佣兵。《资政新篇》是建设新国家的宏传监图，而不是为了适应西方侵略势力所做的某些枝节改变。这种分歧无法弥合，终于西方传教士公开敌视太平天国了。
二、洪仁玕和他在香港的经历
洪仁玕香港、上海的经历是他的革新思想的另一来源。
一八五八年六月洪仁玕离开香港，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辗转到达天京，五月十一日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不久，仁玕写了一部《资政新篇》，进呈天下，主张全面革新，接受西方文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经天王批准刊行，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和现代化的蓝图。
《资政新篇》的提出是洪仁玕到天京不久的事。当年这部书就审批准行，刊刻出版。有人说这部建设的蓝图是江苏、浙江资本主义发展的反映；又有人说它是空中楼阁，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这个现代化蓝图，从酝酿到写成，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程。“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太平天国攻下苏浙是一八六○年的事，也就是《资政新篇》印行了一年以后发生的，当然不可能说成是它的社会基础。这部现代化的蓝图颂上以前，洪仁玕在香港逗留多年，因此可以说，它是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观察的亲验。上文所提到的翻译书和报刊，是他的革新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另外，他在港、沪所见所闻，又是他的建设蓝图的借镜之一。
洪仁玕刚刚踏上香港的时刻，正是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十年之后，那时这个小岛已经铺了一条长达四英里的马路（即今之皇后大道）。公共建筑物有葛楼（即法院）、总督府，大小商行二十几家，形成了繁盛的商业区。英国资本家还在香港开办了一些工厂、船坞和轮船公司。香港出版了中英文报纸，基督教各差会都先后在港建立据点，开辟传教事业。各教会也在香港办了一些文化和慈善事业。一八四七年香港东方汇理银行成立，发行港币钞票。洪仁玕在这个仅有七万五千居民的小岛上，看到了不少新鲜事物。
香港是在殖民主义的残暴统治下，中国人民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而出现的新型城市，但是，中国居民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而少数英国居民则有权选出代表参加香港政权机构。在这个典型的殖民地岛屿上，英国当局用清朝封建法律和残酷刑法统治着岛上中国人民，而英国臣民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香港的苛捐杂税，搜刮无所不至，一八五五年税收即达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三镑。鸦片、赌场、拐带人口种种犯法活动，使香港社会弥漫着罪恶和混乱。
中国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不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侵入广州。一八五七年二月在香港洋行工作的华人抗议英人的暴行，辞职回省。一八五八年三月，佛山团练局成立，号召在港澳的为外人教书、办理文案和一切雇工服役的华人，辞职回乡。不到一个月，回国的约有二万余人，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蓬勃展开。
在这样一个反帝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洪仁玕恰好正在香港教会工作。他并没有响应佛山团练局的号召，退出教会，参加大罢工。固然，仁玕当时的处境，既不能回到天京参加革命，又不便到广州进行活动，身处两难之地；但是他对英国殖民主义认识的模糊，也无庸讳言。试看他在《资政新篇》中对英国的介绍，没有一字涉及到英国侵略，只说英人“骄傲成性，不居人下”，又说“英邦用繁，必须外助，故多逞才智”。这种态度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他学习宗教的副产品。同样，必须指出，他对香港的黑暗面似乎熟视无睹。香港中国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他并没有觉察，一方面可以认为他在教会的高墙内，与人民隔绝，不了解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受到传教士的宣传影响，蒙蔽了他的眼睛。他在离港北上前夕，曾对理雅各说过：“他去南京有两个目的，改正宗教上的某些错误和执行对外国人和解的路线。”这番话正可以充分说明他在香港时的对外态度。
但是，无论如何，香港在某些方面也提供给他借以构成中国现代化蓝图的素材。这一宏伟的计划，它的精髓在哪里？也可以说，我们衡量这个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建设蓝图时，要考虑到在科学和民主两方面，这一纲领推进到什么程度？他在香港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他是如何来吸取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决不是香港殖民地的翻版。在香港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经过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的融会，因而形成了这一现代化的蓝图。洪仁玕本身思想是站在中国农民阶级的立场，决心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香港的新事物并不是全部模仿，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侧重。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蒸汽机的黄金时代。英国的产业革命也正是这时完成的。洪仁玕认识到由蒸汽机发动的“火船”、“火车”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的“中宝”，也就是除了宗教以外的“有用之物为宝”。俄罗斯邦之所以“声威日著”，就是由于“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日本和美国通商后，也正在引进“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一定改变国家的面貌。他说“外邦火轮车，一日能行七八千里”（这当然是夸大不实之语），“用火用气用风之力大猛”。“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余里”，不但用于客货运输，而且有利于“占守辑捕”。他还提倡“器皿技艺”，举出“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认为这都是“中宝”、“探造化之巧”，“广闻见之精”。这些新技艺，可能他在香港时亲眼见到过的。望远镜、寒暑表、指南针等，又是韩山文曾经赠送给他的。直到他后来到了天京，干王府中他的书案上，仍然堆放着这一类东西。他对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非常称赞，并准备仿行，这是他的现代化蓝图中的精华之一。
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主要表现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分立。尽管它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但在取代封建专制主义来说，在当时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洪仁玕称赞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介绍美国的民主制度较详，他说：美国的总统“五年一任，限以俸禄，任满则养尊处优，各省再举。”他介绍美国的选举制度：“置一大柜在中廷，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也。”虽然他所介绍的民主制度并不详实，但他对这种制度是向往的，并且认为土耳其“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俄罗斯“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革新和守旧的两种前途，值得作为借鉴。
洪仁玕在香港所看到的“民主”是十分有限的。香港不同于英国本土，它是一块小殖民地。殖民地是在殖民主义暴力统治下，不但本地的中国居民毫无权力可言，就是英国臣民也是无权的。港英国臣民关于岛上地方事务行政的部分权力，直到一八五五年香港总督才向国务大臣提议，在地方议会内安排五名非官方指派的委员，每三年选举一次。
洪仁玕在他的革新计划里，并没有提出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在西方制度的影响下，提出一个行使民主权力的办法：“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他的“暗柜”并不是选举投票箱，实际上可以算作“意见箱”。至于“新闻篇”，他特别强调，并夸大它的作用。他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这还可以说类似西方的报纸，也可能是他在港、沪看到的报刊上的移植。但是仁玕建议设置的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他的职权是“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这就有些类似监察机关了。它的作用是“奸者股票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这无异于把新闻官作为“人心公议”的代表了。
洪仁玕重视“人心公议”，企图通过“意见箱”和报纸把它提到天王面前，作为施政的参考。这可以认为已经有一些民主的因素，和封建专制的精神背道而驰了。他提倡立法，他说：“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有了法律，则“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他所谓“法”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指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资政新篇》中所称赞的和准备施行的革新法制。由什么人立法呢？他说：“立法之人，必先经磨炼，洞悉天人性情，熟谙各国风教，大小上下，源委重轻，无不了然于胸中者，然后推而出之，乃能稳惬人情也。”显然他所说的“法”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立法者要熟悉当时各国的情况，就是要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制。但是洪仁玕并没有引进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他所主张的立法者仍是属于行政系统，并没有独立的立法机构。
关于司法，洪仁玕也没有提出独立的机构，也就是并没有设置各级法院的主张，简言之，司法仍是行政的职权之一。但是他提出“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他把教育摆在刑罚的前面，反对“不教而杀”；也就是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刑罚只是作为改造的补充办法。他主张“罪人不孥”。罪只及于犯罪人本身，不要连坐到家属亲朋。这是一种新的法律精神，与封建法律的“诛九族”相对比，是一大进步。其他方面如“善待轻犯”、废除酷刑等等都是破除封建野蛮刑罚的措施，具有进步意义。总之，尽管洪仁玕基本上拥护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现行法制，但是他提出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学习的愿望，强调“人心公权”和人道主义，教和刑相结合的法治观点，无疑这又是他的现代化蓝图中的精华之一。
此外，据洪仁玕在港、沪所见所闻，他提出来一系列的新事物，准备引进仿行。例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鳏寡孤独院）、四疾院（跛盲聋哑院）等等社会福利事业；又如公路、邮政、火车、轮船、银行、纸币等等交通、经济方面的新事项。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倡开采矿藏，“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分配办法是：“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所谓采者，实际上就是民间投资者。他还鼓励私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或银货相易，或纸银相易，皆准每两取息三厘。”他又建议设置发明专利、人物保险，“准富者请人雇工”等等。这些措施都是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
总之，洪仁玕的现代化蓝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主和科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蓝图，在漫漫的封建主义长夜中，显示出光明和朝气。但是，显然考虑到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对改革的阻力很大，他曾对一位传教士说过他的困难，天王的“脚站在尘世上，而头却伸到天堂里，其他诸王对他的权威并不在意。”因此这一改革方案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在民主与科学两方面都仅仅是一个开端。这不只是洪仁玕的认识不够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为了便于推行。然而由于形势迅速变化和在太平天国内部封建主义的阻力，连推行这一初步的措施也落空了。
三、洪仁玕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走向没落的时期，西方殖民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古老帝国的大门，边疆危机四起，国内阶级斗争激化，升平盛世已成为过去的幻梦，一种民族危机感在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萌发。他们再也不甘于埋头考据，推敲词章，而是抨击现实社会的不公。在寻求图强之途的探索中，开始放眼世界。在洪仁玕以前的有林则徐、魏源，和仁玕同时代的有王韬、冯桂芬、容闳。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既超过了他前辈，也远胜其同辈。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林则徐渴望了解“夷情”，“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出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则徐主编了两部书：一部是西方历史地理的翻译材料，名为《四洲志》，另一部是外人论中国的译文，名为《华事夷言》。他所要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制造船炮”。他又主张开矿：“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
魏源是林则徐同时代的人，他们中间又有深厚的友谊，魏源不但同意林则徐向西方学习制造船炮的主张，而且有更进一步的计划。林则徐解职后，将《四洲志》和其他翻译资料都送给魏源。魏源又搜集各种中外资料，增补整理，成《海国图志》五十卷。一八四二年刊印，风行一时。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三项对外政策。他之所谓“夷之长技”，具体说来就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这仍不脱林则徐的窠臼，但他认识到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之后，必然会发展到制造商船和“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他又了解到“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他主张向西方学习“技艺”，并首次举出俄国的榜样，他说：“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
林则徐、魏源的这些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无疑地会影响到以后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但对洪仁玕来说也不可能没有思想民的某些联系。洪仁玕接触到的中外人物很广泛，他本人又喜欢博览群籍，虽然是没有确实的资料说明洪仁玕继承了林、魏的某些主张，但是从他们具体的学习内容来看有不少相似之处。洪体玕主张除了学习西方技艺以外，还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
冯桂芬是和洪仁玕同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反对太平天国，并帮助曾国藩、李鸿章镇压人民，甚至在上海和外人合作设立联防局抵制太平军；但是他在提倡向西方学习方面，和洪仁玕颇有相通之处。他具有丰富的史地知识，使他能够放眼世界，并热烈推崇西方文化科学，他说：“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冯桂芬本人就是一个科学家，他对数学、天文两门科学都有专门著作。他主张开矿，他说：“诸夷以矿为常政”，“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他还提倡农业机械化，他说，“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
值得注意的是冯桂芬的改革思想已经超出了“船炮机械”，而接触到中国内政的改革。他提出来的教育改革方案，废八股而改试经学、策论、古学（诗文）三场，算学也附在第一场。他建议北京新设的同文馆加以推广，“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但仍兼习经史文艺，三年学成，通过考试录用。在广东、上海还要设立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在政治制度方面，他认为当时“召乱之源”是“上下不通之弊”。他虽然没有引进西方民主政治，但重视民意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他所主张的恢复乡职和从民间诗中观察民风，仍脱离不开复古的范畴。在这方面他是远远落后于洪仁玕的。
王韬是又一个和洪仁玕同时的知识分子，他家境贫寒，中秀才后没有中举，年龄小于仁玕三岁。他和洪仁玕唯一类似的经历就是他在上海、香港与西方传教士交往。一八四九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就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约，从家乡苏州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十三年中，主要工作是教授外人学习中文和帮助他们编译新书。他对西方文化科学非常推崇，虽然“未能深究英文”，但他和沪上的外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等人朝夕相处，这些人都擅长中国语文，因而王韬学习了不少天文、历算、地理知识。一八六二年秋间，王韬离沪赴香港，在港二十多年，主要工作是帮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同时继续研究西方学术，并翻译编著一些专著。他对西方学术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和世界史地。他所编译的书也集中在这两方面。王韬有一套变法自强的主张，在教育、练兵、开矿、纺织、交通、对外贸易等等方面，他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措施。他认为这就是富强之本。但是他对于政治上的民主就不敢也不愿接触了。虽然他读过并称道过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和裨治文的《联邦志略》，自己也编著过《重订法国志略》，他对西方民主政治也很了解，特别是对英国的政制表示赞美，但是在这方面他并没有主张学习和引进。他主张“重民”，他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他所谓“民治”，一是“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一是“厚其生”、“恒其业”。什么是“上下不隔阂”？他指的是“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必先期告民。”什么旭“厚生恒业”？他指的是在工农生产上，“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王韬作为一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在民主方面，仅仅停留在重视民心向背的水平，但又没有具体办法来了解民意，发扬民意。他提倡办新型工业，发展私营企业，但又没有政治上的保证，解除封建官僚的束缚。王韬的改革计划也是远远落后于洪仁玕。
王韬和洪仁玕接触西方的过程都是通过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为媒介。一八五四年洪仁玕得到韩山文的资助，由香港来到上海，这时王韬也恰好正在上海。他们同在教会工作和学习，他们都具有世界史地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很多的伦敦会传教士是他们的共同朋友，特别是上海的麦都思和香港的理雅各和洪、王关系很深。因此，可以断定，洪仁玕和王韬是相识的。一八五九四月以后，洪仁玕到达天京，得到洪秀全的重用，这期间，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王韬是否和他们共同来过天京，尚待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一八六一年二月英国海军司令何伯（J.Hope）和参赞巴夏礼（Harry.S.Parkes）率军舰六艘自沪溯江西上，先到天京，后到汉口。何伯一行中包括外交、军事、商业人员和传教士。王韬作为一名随员也参加了这次访问。这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浙西催调各军西援陈玉成，王、洪可能没有机会见面。总之，我们可以说王韬对洪仁玕的革新思想很有影响，因而在提倡科学、发展工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立场不同，王韬作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年维新派，对封建政权有很大的保留；而洪仁玕作为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两者的立场和目标是绝然相反的。
最后我们再把另一个洪仁玕的同辈容闳和洪仁玕作一比较。从生活经历来看，容闳和洪仁玕有很多相似之处。容闳小于洪仁玕六岁。他们同是广州附近的人，容闳是香山县人，洪仁玕是花县人，两人的学历则不同了，容闳在少年时就到澳门，先在郭士立夫人的学校学习，后在马礼逊学校学习，以后渡美留学，一八五四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是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他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在当时来说是同辈之冠了。洪仁玕在少年时仍然是走当时知识分子的老路——科举考试，后来在香港、上海通过教会和传教士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因而洪、容都主张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不同的，容闳学成回国先任上海宝顺洋行买办，后任清政府的官吏，为洋务运动出谋划策。洪仁玕则脱离了外国教会的藩篱，投身于太平天国革命了。
容闳在少年时代就和洪仁玕认识了，而且他们也都是港澳外国传教士的朋友。宏闳说：“我在澳门郭士立夫人所办的学校中经常看到罗孝全。”“洪仁玕投奔天京以前，一八五六年我在香港和他结识，那时他是伦敦会理雅各属下的一位布道师。”于是，容、洪建立了友谊，也有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共同理想。容闳后来回忆：“我在香港经常和他见面，甚至那时他曾经希望有一天在天京会看到我。”果然，一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容闳来到天京访问。容闳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是什么宗教原因，而是清政府的腐朽。他说：“整个政府机构从头到尾被一种贿赂制度所侵蚀和败坏。”“其次是官吏对人民的搜刮，作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无尽之源。”“整个清政府是建筑在一种庞大的欺骗和谎言的体制上。”
容闳到天京后，十一月十九日访问洪仁玕，他提出一个革新方案，包括以下七项内容：“一、依据科学原则组织一支军队。二、设立军事学校，培养一支有能力的军官。三、为建设海军设立海军学校。四、组织一个文职政府，在行政机构的各部中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顾问。五、建立银行体制并确定度量衡标准。六、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圣经列为教科书之一。七、设立一个工业学校体制。”容闳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低调的方案，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他既没有提出学习科学，发展工商业，又没有提倡民主制度。他所强调的教育在当时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实行的基础。他表示“假如太平天国愿意采纳这些步骤并拨款安排施行，我非常愿意贡献我的力量，帮助实现这些改革。”
两天以后，容闳第二次和洪仁玕会谈，讨论了七条建议的价值和重要性。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他知道英国政府和其他欧洲强国力量和权势的秘密在哪里，并且非常欣赏这七条建议。但他是孤立的，没有人支持他和拥护这些建议”。洪仁玕告诉容闳，他很了解这些建议的重要性，但其他王部都出去打仗了，在他们回来之前，无法执行，因为任何措施在施实之前都要取得多数同意。仁玕想把容闳留在天京担任政府工作，但容闳谢绝了。随后他就去芜湖收买茶叶运回上海。一八六三年容闳投奔曾国藩，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和派遣青年赴美留学等等工作，完全成为清政府的“马前卒”。
洪仁玕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思想，以其内容的广泛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特别是在民主和科学方面，远胜其前辈和同辈，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曲折道路上一个闪耀异彩的路标。显然改革方案可以有详有略，但改革是为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依靠哪个阶级的力理来实现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正是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洪仁玕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相比，前者是翱翔太空的雄鹰，其他诸人充其量不过是舍前的雏鸡而已。当然，洪仁玕的改革蓝图终究是没有实现，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为了生存正与中外反劝势力进行着殊死战斗，重要的是洪仁玕的“现代化”方案根本没有能触及，也不可能触及太平天国政权内严重滋生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文章来源：《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