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儒系青年”到“佛系中年”
宣统二年（1910），大清王朝已处风雨飘摇之中。清廷虽已宣布预备立宪，进程却赶不上立宪人士的期待。以士绅为主的各地咨议局议员代表在这一年中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等团体，多次请愿要求早开国会。在请愿过程中，许多省份出现了民众上街游行，局势陡然紧张。最后，在军警力量的镇压之下，各地请愿运动才逐渐消弭。此外，各地民变不断，各省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抗税抗捐运动。更为严重的是，军队亦呈现不稳现象。广州新军3000余人在同盟会的运动之下，于该年正月初三（农历，下同）起事。后虽因组织者被清军枪杀而告失败，但一叶知秋，终是不祥之兆。
那一年，居住在温州平阳县的士绅刘绍宽已入不惑之年，但他的心境却并未臻于“不惑”。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号厚庄，出生于温州平阳县江南乡白沙里刘店（今属苍南县龙港镇），幼时丧母，被伯母杨氏抚为己子，带往娘家抚育。伯母娘家为张家堡望族，“世以赀雄于乡”，至杨配籛（伯母的伯父）“务儒业”，并捐资入太学。太平军兴时，“以捐输得中书科中书衔”。太平天国时期，平阳地区金钱会乘机起事，杨配籛组织团练，保卫乡里，使江南一地免于兵灾，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可见一斑。
刘绍宽从小在伯母娘家接受良好的教育，跟随老师熟读儒家经典。及长，考取廪生资格，入县学就读。光绪二十二年（1896），参加“拔贡”选拔，获拔贡名额。此后开始与闻“乡里俗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在北方到处开坛降神，平阳地区的神拳组织也乘机起事。刘绍宽协助母舅杨愚楼办理团练，维持地方秩序。此外举凡地方教育经费管理、乡里纠纷处理、赋税征收等公共事务都有所参与。清廷推行新政，刘绍宽也厕身其间，尤其用力于举办学堂。可以说刘绍宽是大清帝国典型的儒生，不过，这位圣人弟子在43岁这一年却认真阅读《金刚经》，还在六月廿三日那天记下阅读后的体会。此后几月断断续续翻阅佛经，偶作记录。次年三月份的时候，还致函杨仁山，请教阅读《阿弥陀经》遇到的疑问。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儒生为何在宣统二年（1910）前后与佛经结缘？
（刘绍宽像）
和绝大多数的儒生一样，刘绍宽走的人生轨迹也不外乎：幼时学习儒家经典，成年之后准备科举考试，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但这条路注定艰险，尤其是在经历过盛世之后的清朝。康乾盛世带来的“人口爆炸”使参加科举的队伍空前壮大，而科举名额却无法与之同步增长。多数人读书人可能一辈子都无缘功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也已是奢望。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癫，就是这种巨大压力的文学化表达。
即便晋升阶梯如此艰难，科举出仕仍然是多数儒生的人生梦想。无数的青春和梦想都消耗在这漫长的考试之路上。因为这是他们离开乡村到城市，实现人生“逆袭”最主要的途径，或许也是唯一的途径。
刘绍宽对于科举的情感稍显复杂。清廷与西方交手多次溃败，一些有识之士反思既有的教育制度，批评八股时文，鼓励学习经世之学。刘绍宽年轻时的老师金晦，原名昌鸣，因参与光绪十二年（1886年）平阳童生闹考事件被革除生员资格，此后绝意仕进，以卖浆自晦，因改名为晦。他在教学中强调科举得失有命，重要的是要“肆力有益之学”。在其影响下，刘绍宽“知经世之务，不在手戋戋之科举，”一度压制了科考的冲动。
一时的疏离抵挡不住流俗的威力。科举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特殊的魔力，即使在王朝的末期，读书人的贵贱荣辱似乎依然系于此，当年激愤的青年士子最后不得不回到这条“正途”。光绪二十年（1894）刘绍宽第一次晋省乡试，结局和多数人一样——不第而归。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绍宽参加拔贡选考，获得拔贡名额，初战告捷。拔贡每12年一次，如果朝考进入一、二等，也可获得功名，运气好的话还能谋个七品京官或外放知县。刘绍宽或许就是带着这样的期望，隔年参加朝考，但却铩羽而归。举贡选拔和朝考之间（1897年），刘绍宽还参加了乡试，但也同样未能高中。这几次考试的失利似乎没有造成太严重的情绪。在科举路上，毕竟首战告捷的只有少数幸运儿。或许刘绍宽觉得自己尚年轻，还有时间再次尝试。
（刘氏《厚庄日记》）
光绪二十九年（1903），乡试再次落第时，刘绍宽的情绪就明显不同。当年十月初五在上海震旦书院楼房里，刘绍宽将自己的失落、悲伤和幻灭之状写在日记中：
岁月蹉跎，修名不立，揽镜自照，恶从中来，哀愤之余，手理铅椠，嗟乎！“臣之壮也，犹不如人”，流光荏苒，行将四十矣。追维曩游，半归宿草，顾此朽钝，复何成就？言念及此，不觉泪下潸潸也。
其中既有一事无成的失落感，也有时不我待、韶华不再的危机感。更为紧迫的是，朝野改革科举的呼声已经相当普遍，结局如何大家都无法逆料。刘绍宽尝试着挣脱科场之梦。在次年的日记中，他批评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直言中国教育为“利禄之途开”，“士为仕而学”，甚至喊出，要讲求真实有用之学，只有从“废弃科举始”。他的挣扎大致从内外两个维度出发。一方面，寻找其他可能的事业方向。光绪三十年（1904）东渡考察日本教育即是举措之一。在上海候船时，刘绍宽赋诗道：“少不如人壮志虚，名场困我廿年余。此行聊补蹉跎憾，敢贩新闻当著书。”其中脱离名场，另寻出路的意味相当明显。
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吸收各种思想资源，寻找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开始时，刘氏试图从日本和欧美的哲学译著中寻找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学者中江兆民的《理学钩玄》（类似于《哲学概论》）、穆勒的《名学》之类图书是他案头读物。但是这些半生不熟的翻译文字，让他更加“茫无归宿”，于是他幡然醒悟，重拾《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旧日读过的经典，向宋明理学汲取思想资源。在宣统二年（1910）前后，则又加入佛教典籍。因此，阅读佛教经典也可以纳入寻找安身立命处的脉络之中。
二、科名梦碎始学佛
宣统元年（1909）和宣统二年（1910）两次举贡试的失败彻底破碎了刘绍宽的功名梦，这也促成他在阅读中加入佛典（除了科举失意之外，这几年刘绍宽其他事务的艰辛遭遇亦影响其心理，本文暂略不书）。即便此前对科举体制有各种批评，但是等到科举真的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后，刘绍宽却迟迟余情难了，当朝廷开举贡试时，他又满怀期望而往。
宣统元年，清廷为了缓解科举停废的压力，让举人和贡生有所出路，举行举贡试，刘绍宽被推荐赴省应试。与此同时，浙江省咨议局议员的选举也在平阳如火如荼进行，各方为此都在挤占卡位。而刘绍宽被初步定为平阳地区议员复选人之一，以其声望，当选几率颇高。但为了此次举贡试，刘绍宽不惜将复选名额让与门生王志澂。咨议局是清末新政改革所施行的重要政治制度，一旦当选议员，就是一方势要。而举贡试即使成功，也未必有官可授。这一选择不得不说是受到士人特殊情结的驱使。
爱得越深，痛得越切，这次举贡试依然榜上无名，这让刘绍宽痛彻心扉。从八月赴省参加考试开始到十二月初，日记出现连续的空缺。四个月内刘绍宽“赴省应试，兼在省观咨议局议员开会，事多可记，”但却没有记录，这种失记或许与考后心绪失落有关。失记后第一条恢复的记录中，刘绍宽摘录了《曾国藩日记》中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四个月的留白或许正是希望死去的一部分昨日吧。
虽然，翌年刘绍宽收拾心情再次参加举贡试，但已是强弩之末，结果毫无惊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彻底破碎，绝望之情被刘绍宽赋入诗句：
都门一夕理归装，书剑飘然指故乡。客里光阴六十日，可怜奔走为谁忙？
薄海喁喁国会开，科名况是劫余灰。刘蕡自信忧时士，何事君门射策来？
京华旧梦十三年，咫尺无因到木天。今日重来仍刖足，荆山抱璞一潸然！
科名之梦彻底破灭，连最后的努力都成了灰烬。对于一个43岁士人来说，与科名向捆绑的生命意义无疑坍塌了，他不得不重新定位人生，重新寻找日后的生活意义。这种转折是痛苦的，佛教典籍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刘绍宽的阅读范围。温州地区佛教的影响久且深，地方上甚至有“不信佛反以为非”的现象。宋恕在清末鼓吹改革时也在温州大讲佛教，作为同乡的刘绍宽还从其处接受不少日本佛教的情况。佛教对于刘绍宽来说并不陌生，在宣统二年（1910）之前，他也在文字中采用因果等佛教词汇。但认真阅读佛教经典大致是从这一年（1910）开始。
（宋恕）
此时的佛教思想对于刘绍宽来说，更多的是帮助其理解人生中的苦难，纾解事功受挫带来的焦虑。在1910年阅读《金刚经》过程中，刘绍宽特别记下了“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阅读体验：
自谓悟得活泼之地矣。起后偶有忆念，不觉牵掣，始知“无住”二字之难。
“无所住而生其心”，鸠摩罗什译本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陀告诉各听讲的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执着于声、香、味、触、法，才能生出“清净心”，这无疑契合了刘绍宽当时的心理需求，于是“自谓悟得活泼之地矣”。当然初涉佛门，这种心理平衡还相当脆弱，“偶有忆念”就“不觉牵掣”。
十一月十六日翻阅佛经，再次抄录了自认重要的之处：
除了杂念，便是正念。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力有五力：进力、信力、念力、定力、慧力。打死无明、烦恼、恩爱、妄想，四事永灭，纔得无诤三昧定也。恭敬一切众生，即是降伏自心处。色身是相，法身是性，一切善恶皆由法身，不由色身。如来欲显法身，故说一切诸相虚妄不实，即见法身。涅槃非死也，乃是不生不灭。不生者，人我不生；不灭者，觉照不灭。外不见欲境可染，内无欲心可行，定不向欲界受生，名不还果。心无生灭来去，唯有本觉常照。常照五蕴空寂，是名无诤三昧。
此段“涅槃非死也”之前主要摘录自明代屠根注的《金刚经注解铁鋑錎》，这是一部民间宗教色彩颇浓的《金刚经》解说文本，其在温州的流传以及刘绍宽如何得到等问题值得讨论，此处暂不深究。虽然有强烈的民间宗教色彩，但是这个注解本依然强调窥破各种虚相，追求真正永恒的“无诤三昧”，这与《金刚经》强调“人法皆空”的主题相切近。整部《金刚经》都是围绕须菩提所提出的“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的问题展开，佛陀给出的答案其实就是破除一切对有的执着，即前文刘绍宽所记录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论“降伏其心”的正解为何，在刘绍宽读来或许更切近于降服散乱烦躁之心，从而生出“清净心”，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正是因为科举之路的幻灭，外在事功已无多大希望，刘绍宽急切寻求一些思想资源，重建自己的生命意义。这些思想资源既可以来自儒家，也可以源于佛教，只要它们有助于缓解心中的焦虑。这种心态在辛亥年（1911）杨仁山给刘绍宽的回信中得以一窥。
（杨仁山，清末民初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该年初，刘绍宽阅读《阿弥陀经》，三月份致函杨仁山，请教阅读中遇到的疑惑，杨仁山复书赐教：
接读手书，得悉阁下潜心内典有年。文学之士，往往轻净土而崇性理。鄙人初学佛时，亦有此见，自阅《弥陀疏钞》后，始知净土深妙，从前偏见，消灭无余。现住娑婆世界，水、火、土、石，皆是众生染业所感。极乐世界，金银琉璃，乃从弥陀净业化成，非如世人有贪爱心也。《楞严》十因六报，就造恶最重者言之，所受之苦，从自心变现，各各差别，非从外来也。遥想阁下但阅经文，未看注疏，故生此种见解。若多阅注疏，自然了达无碍矣。《金刚》、《心经》二种注解甚多，须分三类：一曰正解，二曰俗解，三曰邪解。专阅正解一类，俗解邪解万不可阅。大凡佛经，八面玲珑，其文义之妙，如神龙变化，飞空绝迹。若以世俗之见窥之，徒增迷闷耳。佛经理事圆融，毫无虚妄。久久精研，自能通达。拙作《佛教初学课本》可阅，附呈悄学堂课程一纸。
该信“遥想阁下但阅经文”句之前主要批评刘绍宽对于《阿弥陀经》的“误读”。杨仁山先借自己经历，委婉批评文士们学佛往往重视其中“性理”的内容，而轻视了往生净土佛国的信仰。接着，批评刘绍宽错误把各种“所受之苦”看作外部因素所致，其实乃“从自心变现”而来。再接着批评刘绍宽阅读上的不足，进而提出学习之道。
从这些回信内容中我们可以大致揣测刘绍宽去信所问内容，主要关注点在于如何理解人生困难及其拯救方法。《阿弥陀经》又称为《小无量寿经》，是佛教净土信仰最重要的经之一。该经主要宣扬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那里的众生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世人只需一心念佛，便可往生该处。这一佛国也被佛教称为“弥陀净土”。从“义理”方面看，这些内容并不复杂，饱读诗书的刘绍宽或许对于这种简单的拯救方式表达了怀疑，杨仁山在信头批评文学之士只重“性理”可能就是为此而发。不过，这也折射出刘绍宽此时把佛经作为一种探寻“性理”的思想资源。
外在事功的挫折遭受挫折转而寻求内在价值的建设，这种互动模式在刘绍宽民国三年（1914）与友人冯豹的谈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冯豹（1859-1922），字地造，是温（州）处（州）地区的会党领袖，在清末积极从事反清活动。在二月廿七日，刘绍宽拜访冯豹，冯当时有事外出，事后回访。刘绍宽向冯氏倾诉了自己事功不济的痛苦，称：“平生无一长，遂无一成功。训诂也，性理也，诗文也，书法也，名位也，事业也，口辩也，才略也，财势也，甚至饮酒也，赌博也，弈棋也，医卜星相也，无一见长于人。”冯氏回以：“他长不若人，犹是外物，若性命无所归宿，便本身全无矣。”冯氏回复意味深长，将探寻性命归宿作为事功不济的平衡，这令刘氏猛然警醒，并决心“此后将仍归结于性命之学”。由此回溯，在清朝最后几年，佛教经典已是刘氏寻找“性命”归宿过程中一种资源。
三、结语
杨仁山的教诲开启了刘绍宽日后学佛的新境，刘绍宽按照提示，托友人购买书籍，继续学习，进入民国后逐渐成为一名佛教信徒。刘绍宽在民国二十一年（1930）回溯思想历程时，把1911年这一年作为自己从中年“极趋向科学者”变成“专宗灵魂一派”的“转手”之年。民国以后皈依的故事，还有不少可述之处，此处暂且不表，留待以后。
刘绍宽转向“佛系”并非个案，在清末民初，不少士子都在接引佛教思想，仅就温州来看，与刘绍宽交往的绅士中大量转向佛教，其中以周孟由、张云雷、吴钟镕最为著名。他们不但自己信奉受持，还积极传教，后来温州净土宗风大甚与他们的提倡密切相关。但是这种转向并非可以简单目为逃遁，其中包含了反思人生，重新定位人生价值的努力。就在农历辛亥（1911）正月初一，刘绍宽设定新的一年日记要求和目的：
日记为省身而作，非泛记事迹已也。本年仿李刚主（李塨）先生法，行事得失具记，以自儆醒。《左传》云：“作而不记，非盛德也。”今岁值辛亥，日值庚子，除岁为庚戌。辛，新也；亥，改也；庚，更也；子，孳也；戌，灭也。自新悔改，更孳新善，灭除旧恶，为今日此记所托始。余今四十五岁矣，回思四十四年，罪过山积，尘根缠缚，早入十八地狱。自今以后，日日湔涤，未知能否抵销？若再不解脱，永沦无底矣。故自今以四字铭记心目，随在顾諟，曰“辛亥出狱”。
此段已经可见在儒家的底色上，开始展现佛教思想的影响。反思过往，否定过往。但这种否定是为了重新寻找生命中的意义和方向，是为了重新启航聚集力量。在同月的反省中，刘绍宽写下对于自己人生的重新定位：“安命者，安其所处之分，而尽其应为之事，”进而得出自己“既居学职，”以后“即以学职为命。”这充满使命感的文字中哪里看得到厌世逃避的情绪？
（温州人物日记存世者不少）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无法避免挫折，而困顿中的反思更有助于思考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值得去真正追寻。在反思中得出的“志业”才是稳固的和值得投入的。正是如此，刘绍宽在反思自后，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志业。1912年，刘绍宽担任平阳县教育科科长，亲自下乡调查全县学校情况，并写成《视学录检记》存县。此后，虽然身份多变，但刘绍宽始终一心致力于地方教育。在民初历次地方政局变动之际，他有不少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机会，甚至不乏为自己谋一官半职的可能，但他还是忠实于“以学职为命”的誓言，明确的将自己的生命化作提携后进的阶梯。1916年答友人信时，刘绍宽写下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世念非遽绝，所期吾道昌。收罗后来俊，导以求学方，不必名一途，有用即为良。譬诸人利涉，我为楫与航，载之达彼岸，举步即康庄。譬诸人收获，我为仓与箱，积储使勿匮，可以拯凶荒。于我固无得，于人有所偿。君观孔佛耶，利己在何乡？
正如信中所说，信佛并非是世念“遽绝”，而是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将自己的生命化作为他人发展空间，这种大爱之心不正是一个美好社会所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