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局时代”（李鸿章语）。但近代中国的“变”，不是匀速的，而是加速的；不是直线的，而是复式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多维的。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变局”体现了国人在困境中的自强，在因袭中的创新，在被动之下的主动。
近代中国的“变”不仅变在物质层面，更变在心理层面，社会时空与民众心态相互影响；面对现实，检讨问题，思考对策，谋求强国兴邦之路，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基调。
这一思想主流可以由大量的近代报刊时论所反映。这些时论虽然各有所指，但均是对当时中国全局或局部问题的省察，正视危局，指揭弊窦，提出方案，是这些时论立意与行文的大致特征。
这些时论作为历史的声音虽已远去，但余音仍在回荡；这些时论是先人智慧的总结，亦能为今人提供有益借鉴。它们是民族时代精神的写照，是民族人文产品的结晶。
所谓时论，就是近代知识分子分析讨论时政的著述，具有明确的时势关怀和问题指向，是中国政治变化、经济发展、社会演进、文化流变、教育改造与外交折冲的点滴纪录，构成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反映近代中国历史的文献库和思想库。
关于近代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时论的整理与研究，学术前辈与同侪已下过不少力气，结出系列成果。但既有工作多将这些时论所代表的思想流派与主义分支进行归纳，诸如“革命思潮”“资产阶级学说”“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中间派”“第三条道路”等，这样的划分法固然有其依据，相应分析也不乏学术价值。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各种学说与学派都是因应于近代中国的国情而产生，是各个时期社会舆情的集中体现，如果按照主义与派别划分组合，难免因题剪裁，使各类时论的联系与背景被割裂，时论的基本目标与主体指向反被隐而不彰。若能按原发媒体进行整理，则有利于呈现时论的流派与风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中国近代媒体舆论的多样性与并生状态。
中国近代时论虽然出处多元，样态不同，立场有异，但在其多歧表现之中又有一个共同指向，即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困境和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个别的，表述是多样的，但时论作者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使中国摆脱困境，走上国强民富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时论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忧国主义”，而“忧国主义”的背后则是或隐或现的爱国主义。
近代的“国”，先后经历了晚清、北洋与国民政府三个时期，政权更迭必然影响执笔者的情感取向与运笔色彩。不过，虽然各个时期国家政治性特色并不相同，时论的“爱国”体现也不一样，但若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而言，其终极关怀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近代时论既有时代性，更有民族性。
爱国是近代时论的主题。因为爱国，所以时人对社会弊端大加挞伐，对各个时期的政府、政党提出各式各样的祈求与希望，更不乏批评与抨击；正因为爱国情殷，报国情深，所以时人言辞不免痛切，行文不免苛责，由此也决定了近代时论的表述风格。
还原历史是研究历史的前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还原与回归也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研究前人的思想，首要的途径就是先由前人自己言说。将近代报刊时论进行选编，既是一种文本的再现，也是一种思想的还原。从晚清迄民国，新式报刊无不刊载社评、社论、时评、杂评，或关注事件，或分析时政，有的论调激昂，有的持论平和，莫不是相关报刊参与中国思想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表现。对之加以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森林中各种树木或中国近代思想大河各个支流的还原。
不过，这类工作的学术含量尚不太为人所看重。“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乃为自己思想认识之提高；为人者，乃为博得别人赞赏。古之学者悟道，今之学者谋利。悟道者，重在传承；谋利者，重在创造。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学术界普遍以成果的“创造性”为衡量指标。论文看级别，专著分等次，对于传承性成果，诸如文献点校、史料汇编之类，除非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国家资助，一般不会受到重视，难以进入评价体系。
其实，学术劳动可分为智力与体力两方面，智力劳动成果固然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与现实意义，而体力劳动的价值也不容低估。史界前辈学者如严中平、翦伯赞、孙毓棠、汪敬虞、李文治、章有义、宓汝成、聂宝璋、张楠、王忍之、胡华等既有体现其史学思想的学术名著，也为社会贡献了大量的体力劳动，为学科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例如由这些专家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6册、《第二次鸦片战争》4册、《洋务运动》8册、《中法战争》4册、《中日战争》8册、《义和团》4册、《辛亥革命》8册）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等）至今仍是相关研究的首选参考书。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化史上，这些“体力劳动”的成果结晶，其地位甚至远远超过某些“研究成果”。不少“著作”早已消失，未能对人类知识生产与思想建构产生多大作用，而这些资料集却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继续发挥作用，虽无须藏之名山，仍能流传久远。由此可知，有些“体力劳动”成果的功用不在“脑力劳动”成果之下。
整理中国近代报刊时论，无疑也是这种“体力劳动”工作之一，其难度虽然比不上前述各种资料汇编，但也不可低估。首先在于量大，例如上海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1833年至1910年间出版的520余种期刊，该馆的《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20000余种期刊；报纸的品种虽然没有这么多，但容量不亚于期刊，以《申报》为例，自1872年创刊，迄1949年终刊，出版发行70余年，计27532号。近代报刊在发表时评、时论方面虽然节奏不一，但主流的时政类报刊无疑对此高度重视，大量刊发，从而为后世留下海量文本。其次在于面广，近代报刊时论既是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关注与评论，也有一些对于专门问题的解析，涉及工商农学、政经文法，文有所指，题归专门，整理者除了历史学和文献学基本功力之外，尚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