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夺取封建政权，到18世纪完成“工业革命”，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世界性“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近代化”这个词，在英文中使用Modernization一词，也就是现代化。在日文中多用“近代化”一词代替“现代化”。而在中文里，“近代化”与“现代化”则是两个含意不同的词。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中国存在“近代化历史进程”。大体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期”。至于近代化的程度，则需进行专门研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正是由于“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才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从此，永远结束了中世纪的黑暗世代，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世代。
人类社会发展史雄辩地证明，早在18至19世纪，欧美不少国家已经完成了由中世纪自然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化的历史转变过程。东方日本的近代化虽然迟些，但日本也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这个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见刘天纯《日本改革史纲·绪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可是，在世界近代化历史进程已经推进了一二百年之后，东方的中国则还沉睡在“天朝帝国”的美梦之中。它对海外世界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巨变，几乎一无所知；仍然死抱着“以我为中心”的中央帝国的陈旧观念，自翊为世界上“最大、最文明之国”，是“世界的中心”；视其他国家为野蛮、落后的“夷人”，要求他们年年进贡，遵从帝国天子“统领”和“恩赐”。
鸦片战争的大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接着便是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朝野人士的深思：一个曾经显赫于世的中华大帝国，为什么骤然间变成了不堪一击的败国、弱国呢？！中国应当走向何方，如何自强，应当怎样改造这落后而又愚昧的祖国呢？正当中国人困惑不解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中华民族的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
徐继畬向中国人启蒙些什么？
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概念，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是开发人类的无知蒙昧之意。在世界近代史上，曾出现过“启蒙思潮”时期，首先在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出现，接着18世纪以来波及到欧美诸国，19世纪传到了亚洲。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其启蒙思潮的表现和特点也不相同。
18世纪欧美的启蒙思潮情况是：把中世纪看做是蒙昧的黑暗世代；把自己的世代，即18世纪夸耀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光明时代，是所谓“光明”、“理性”的世纪。然而，东方的日本，因为“近代化的历史出发点具有后进的条件，‘启蒙’便始终‘由上而下’，即主要靠以绝对主义官僚为中心的旧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推行的。”“因为日本正是处在落后状态，所以相对地却能够表现一定程度的进步性。”（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青木书店1959年版，第21—28页。）
中国启蒙思潮的出现与日本情况有些相似，也是由于在欧美先进的近代国家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下，首先在清朝官吏中产生了先觉者，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前后，也出现了启蒙思潮，并涌现出一批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如林则徐、徐继畬、魏源等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以来诸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质变的产物。正如费正清先生所指出的：“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近代化，它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变的结果。中国人口和领土的增大所造成的它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力量不在外来压力之下，它们决定了中国向现代转变。”（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41页。）
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思想家之一的徐继畬，号松龛，1795年（乾隆六十年）出生在山西五台的一个书香门第。1826年（道光六年）中进士，朝考获第一名，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36年上《为政宜崇简要疏），受到道光帝召见。被委任为广西浔州知府。半年后，又调升为福建省延建邵道道台。后来又担任过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事。1865年，徐继畬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总管同文大臣。1869年告老还乡，1873年逝世。他一生还著有许多著作，编入《松龛全集》（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松龛全集》，载《山右丛书初编》（十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的就有《奏疏》上下卷、《文集》共四卷、《诗集》上下卷。最著名的代表论著是1844—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一书，在中外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性著作。
那么，徐继畬究竟向中国人启蒙些什么思想和知识呢？
第一，他告诉中国人，在“天朝帝国”之外，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即“民主化”的近代世界。
我们知道，早期欧美诸国近代化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从“市民革命”（包括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开始的摆脱王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变革，即建立民主化政治体制；另一个是由产业革命（包括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开始的，以机器和蒸气为动力和工具的经济与技术体制变革，即经济工业化、技术革命化。也就是说，以18世纪为高峰的、包括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在内的全部剧烈的社会变革，就是欧美国家早期近代化的基本内容。（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思想》（日本杂志），1985年第9期。）
当时的徐继畬，虽然对欧美国家近代化变革的认识还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但从其对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革命而引起的社会变迁所作的分析和介绍来看，在当时中国人中。他的确表现出少有的高明之见。
他在19世纪上半期，率先告诉中国人：大清帝国已不是万世一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中心；在地球上，另有一个为中国人全然无知的新世界，在那里存在着近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对被隔绝于世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是头一次获得如此详细而真实的海外知识，从而使中国人有了认识自己与世界并加以比较、选择的依据。
特别是在《瀛寰志略》一书中，徐继畬在分析欧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领先进入近代社会的原因时，提出如下若干因素：（1）欧美人“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2）“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3）“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4）“造舟尤极奥妙”，并且“善于操舟”；（5）为对外交流“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四海之内，遍设埔头”，“航海贸迁，不辞险远”，“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总之“亦固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而为之。”（《瀛寰志略》第4卷，第8、11页。）当时一位英国人士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徐继畬的世界知识及其人品：“徐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对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程度上，该省代理巡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他比他的国人要进步得多。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整个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南北美洲各地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英国议会1854年增加爱尔兰梅诺大学的财政援助金案，是英国政治家当时争论的一个热点。）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转见德雷克的《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版，第33—34页。）
第二，他向中国人介绍了另一个世界的首领楷模——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总统华盛顿。
徐继畬曾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回与诸国异。余当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瀛寰志略》第9卷，第43页。）1867年10月，他又在接受美国赠送的华盛顿画像仪式上所作的答辞中提出：“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联结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传人的一条纽带，因此，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原载《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转引自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167页。）
徐继畬对美国及其总统的介绍，使中国人首次了解到美国的开创者——华盛顿的伟大业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徐继畬把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交往。这从美国特使蒲安臣在赠送华盛顿像仪式上的致辞中也可以看出。他说：“你们克己的精神，学者的举止，先进的农业、高度的文化……，同样崇高的基督教箴言，我们的现代科学、铁路、电报、轮船，也值得你们采用。你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许多发明创造的母亲。造纸、印刷术、瓷器、指南针、火药，以及‘人民是力量的源泉’的格言，都是中国人民发明的。为什么不能遵循这些发明和原理，使他们为自己的一切新发展而欢乐呢？作为煤的发明者，为什么不应从煤炭利用中获得财富和力量呢？”（转引自《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168页。）
第三，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欧美近代化的政治制度。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近代化的国家。从1649年到1832年，总共用了一百多年才完成了近代化历史进程。（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英文版），第90—99页。）
徐继畬第一次较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指出：英吉利是欧罗巴的“强大之国，地三十万正方里，居民二千二百万人。”（《瀛寰志略》第4卷，第6页。）
英国政治体制是：“英吉利女王主治”，“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外国之务。此外大臣，一管帑藏、一管出纳、一管贸易、一管讼狱、一管玺印、一管印度事务、一管水师事务，各有佐属襄助。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尔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极罢。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实。乡绅有罪，令众乡绅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由乡绅主议”。徐氏特别指明，议会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瀛寰志略》第7卷，第42—43页。）
英国听讼之制是：英人犯罪，有证据者，则拿解到官。将讯，先于齐民中选派有声望者六人，又令犯罪者自选六人。此十二人会同讯问，辨其曲直。然后闻之于官，官乃审讯。而行法焉。（《瀛寰志略》第7卷，第42—43页。）
第二个成为早期近代化的国家是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经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最终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完成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总共用了89年。（参见西里尔·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美国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永远废除了“得国传子孙”的传宗接代的宗法世袭制度，实行总统领选举制度。徐继畬指出：在乾隆四十七年时，华盛顿立国（米利坚），“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宣布：“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应当择有德者为之”。各部之旧分建为国（州）、每个国（州）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认为贤也，则再留四年，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出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不论是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
各国（州）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华盛顿至今，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是勿吉尼阿国所推。
建立最简单的政治体制与管理机构。户口十年一编。每二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之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十二人。居公会，参决大政，如会盟战守。通商税饷之类。以六年为秩满。每国设刑官六人，主谳狱，亦以推选充补；有遍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合众国税入四千万元，文职俸禄四百七十六万元，陆路官兵俸饷四百三十万元。水师官兵俸饷四百五十万元，统领俸额万元之外，不得私用分毫。（以上各段引文均见《瀛寰志略》第9卷，第41—45、59—60页。）
合众国以分国（州），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第四，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欧美近代工业、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状况。
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一书中指出：英吉利三岛物产丰富，除石炭外，还有铜、铁、锡、铅、砂等。农牧业发达，马、牛、羊最多。土地适宜两季麦生长。收获虽然丰富，但仍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足部分得从国外进。（《瀛寰志略》第7卷，第41一45页。）
英国的工业非常发达，当时有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使用铁制纺机织布。这种织机是以“火轮”带动，自行运转。“以工省而廉价，每年用棉花四十万担”，都是从印度和美国运的。此外，还能织大呢、羽缎、哗叽等纺织品，以及丝缎品，丝是从中国、意大利进口。
另有三十余万的各种机械工匠，制造枪炮、刀剑、钟表以及各种日用器皿等产品。
商业贸易极为发达，每年各项货价约一万万余两白银。“街市之中，衽帷汗雨，昼夜往来如织”，“其商船四海之中，无处不到。”然而“大利归于商贾，而工则贫。”其税入饷银，除还商民利息外，每年约得二千余万两。
英吉利军事力量：额兵九万，战时三十七万。印度兵三万，士兵二十三万，谓之叙跛兵。兵船大小六百余艘。其水兵师衣青，陆路衣红，重水师，而轻陆路，专恃枪炮，不工技击，刀剑之外无别械。兵船：极大者安炮一百二十门、次一百、次九十、次七十四、次六十；中等者，安炮四十四、次三十六、次二十八；小者。安炮二十、次十，次六。其船，大船三桅，长十五六丈；次者二桅，长约十丈。船形平直，两■高六七尺，船腹入水，深者三丈余，浅者两丈余，小者丈余。军船多装有铁炮。“铁炮熔铸精疑，内外滑泽，形粗而短，三千斤者。长才五尺许，炮架不用轮，上下两盘，施铁条，进退左右。拽之以绳，极其灵便，炮弹极圆滑，亦时时以油拭之，防锈涩也。”（以上各段引文均见《瀛寰志略》第7卷，第41—46页。）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经济、技术、军事发展状况。
美利坚二十六国，内地各国大小不甚悬殊。各国天时和正。迄北似燕晋、迄南似江浙，水土平良，无沙碛，鲜瘴疠，其土平衍膏腴。五谷皆宜，棉花最良，亦最多。蔬菜果实皆备，烟叶极佳。通行甚远，山内所出者，石炭、盐铁、白银。境内小河甚多，美人处处疏凿，以通运道。又造火轮车，以石铺路。熔铁汁灌之以利火轮车之行，一日可行三百余里。火轮船尤多，往来江海如梭织，因地产石炭故也。
华盛顿城是美利坚合众国之都城，设有总统领府、议事堂、文武衙门。在西部查治当一城有书院、铸炮局，对岸一城有铸炮局、育婴馆。三城贸易极盛，居民四万三千人。
在美利坚东北隅的“缅国”，地产五谷棉花、纸熟皮、蜡烛、铁，以木材为最多，船料皆取办于此。每岁出口货价，约八百余万（占美国对外贸易之百分之十三）。徐氏特别指出，摩士敦是合众国一大都会，“城内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阗溢。”有大书院六所，藏书楼数处，一楼藏书二万五千册，“官吏士子皆许就读，惟不准携归。”城外近临海港，属于该国第二大港。“其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
华盛顿时代，美国实行民兵制。开国之初，“额兵不过一万，分隶各炮台关隘。其余除儒士、医生、天文生外，农工商贾，自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一概听官征选给牌效用为民兵。糇粮、器械概由自备。无事各操本业，有事同入行伍。又设队长、领军等官，皆无职无俸。每岁农隙，集聚操演。其民兵约一百七十余万丁，与古人寓兵农之法，盖暗合焉。”（以上各段引文见《瀛寰志略》第9卷，第43、45页、第59—60页。）
综上所述，徐继畬在向中国人介绍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时，着重提出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即以“英国女王为主治”的君主宪制政体和美国总统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从徐氏的论述来看，他是倾慕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对此政体给以称赞和推崇，尤其对华盛顿式的政治家非常钦佩和赞赏。同时，他又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早期近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概况。如英国在二千二百万人口中，竟有近八十万劳工（纺织工与机械工合计），说明工业发展水平之高。以蒸汽机和机器为动力或工具的机械工业的发展，铁路、公路及海运交通运输业的高度发达，随之而来的国内外通商行业的发展，及以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所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等，均说明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中世纪封建专制集权统治，而且在经济上也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小农经济的束缚，已建立了近代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样，人类社会历史就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个时代。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几千年愚昧落后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竟然有人于19世纪上半叶如此大胆而又令人惊奇地向国人启蒙愚昧与落后，介绍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最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与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比较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而有远见的爱国的正义行为。徐继畬认为，不能再让中国人民继续沉睡在愚昧、无知的天朝帝国的幻梦之中了，而应当唤醒中华民族，不要再受列强摆布，使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为何徐氏会有如此之高见，并敢冒犯上颜启蒙中国人，向他们宣传介绍另一个世界的情况呢？这同他早年就怀有的“民本主义思想”有关。他曾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指出：“生万民者天，而天不能自治其民也。”“政在养民”，“政”是“天下之民，群待养于圣人；而圣人者，如其愿而与之。”“三壬递嬗，通变宜民，制其田里，薄其税敛，经其礼俗，修其政教，大纲小纪，至纤至悉，而其立政之大意，未有异于古也。”（见《清徐松龛先生继畬年谱》。转引自陈存恭《徐继畬事略及其瀛寰志略》。）
尽管徐继畬因此而遭受迫害，但他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把历史真相和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实际状况告诉国人。此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极为可贵，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和学习。
瀛寰志略》与《西洋事情》的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叶前后，在世界的东方出版了两本名著，这就是由中国近代化启蒙思想家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和日本近代化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8年生于日本一个下层武士家庭，1854年游学长崎，学习荷兰语。1859年出游横滨，直接同外国人接触，转学英语。1860年1月，随幕府代表团出访美国。1861—1867年间前后三次巡历欧美各国，其最早著作《西洋事情》即是游欧美的产物。明治维新后，在三田的庆应义塾专心讲学，并撰写《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等大量著作。1901年病逝。）撰写的《西洋事情》。现就两书的撰写、出版、内容，以及它们对各自国家社会的影响，加以比较研究，从而阐明两个国家近代化不同结局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
第一，关于两书撰写的动机和资料来源。
《瀛寰志略》是1848年八九月间最后完稿的，共十卷本；《西洋事情》完稿比前者晚二十年，于1868年完成“初编”、1870年完成“二编”，也是十卷本。
徐氏写此书的动机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启蒙中国人的无知和愚昧，把中国之外的另一个新世界的信息和成就告诉中国人民大众，以便让中国有应付新世界挑战的思想准备。而福泽氏写此书之动机是在“背着日本锁国的包袱，对欧美各国进行巡视”后，把出访期间的见闻告知日本国民。（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第314页。）《西洋事情》一书是福泽渝吉主要根据他在出访法国、英国、荷兰、俄国及普鲁士等国中所记的“日记”，并在回国后又参照一些西方著作加以整理而成的。其书的性质可说是一部见闻记录的汇集，而不是专门论著。正如他本人所说：“（在幕府时代）我自认为这是一部有关描述西洋事情的小说或虚构的故事之类的戏作。”“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版，第277页。）
而《瀛寰志略》的成书则与《西洋事情》截然不同。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徐继畬搜集了有关西洋国家的几十种材料，并对全球各国的疆界、地理、物产、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状况加以比较选材、择其可靠者而用之；二是引用了二十六种中国文献，对凡中国文献中论述海外世界部分的内容，均与西洋材料加以核对比较，选最准确的用之。（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46页。）
徐氏在该书序言中写道：“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为此，他先从美利坚人雅裨理获得了一册地图，然后又从厦门郡司马霍蓉生购地图二册（比雅裨理的图更为详细）。“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齐。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发卯至今，五阅寒署，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见《瀛寰志略·自序》。）
第二，关于两书的内容及其特点。
福泽谕吉的启蒙活动可以说是从《西洋事情》“这本书的出版开始的”。（水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版，第277页。）据载，该书主要给日本人的启蒙知识有：（1）西洋的政治制度，如议会选举法等；（2）西洋经济和技术发展，如介绍机械工业、汽车、汽船等近代交通运输业的状况等；（3）介绍西洋的新的文明开化的福利事业；（4）介绍西洋的电信、邮政事业及其有关法令等。他说：“例如在政治上，日本把三人以上聚在一起暗地商量事情称之为‘结党’。政府的布告牌（张贴法令的告学牌）上就明确记有‘结党为不正之事’的字样，这是最重的禁制。而在英国，就有所谓‘政党’的组织。”（《福泽谕吉自传》第292、291页。）此外，他又讲到在西洋访问时，学到了有关西洋的法律、律师制度、邮政事业与通信法、电信事业与法等知识。还说：“其他如医院、贫民院、盲哑院、精神病院、博物馆、博览会等，眼之所见，没有不觉新奇的。一听到它的由来和作用，没有不为之心醉的。”“（我们）一边感到吃惊，同时又加以羡慕，想在我们日本国也把这些实行起来，这种雄心当然禁也禁不住。这就是我逗留欧洲一年到处笔记的情况，回国后加以整理，并参考一些西方著作写成了书，这就是《西洋事情》。”（《福翁自传》第291—293页。）由此可见，就《西洋事情》一书的内容而论，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都是一般表面的见闻，所以记得也很浅显。”（《福翁自传》第293页。）
拿《西洋事情》与《瀛寰志略》两书的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徐之书的长处，是全面介绍当时整个世界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而且不论从系统性、理论性而言，都比福泽谕吉的书超出一头。不过徐书也有不足之处，如生动性不够，文字也显得难懂些。
第三，关于两书的作用和影响。
福泽谕吉曾对他的《西洋事情》出版后，能否吸引读者表示担心。他说：“不知天下有没有人读这种书。即使有人读此书，也很难想像人们会把其中的所讲的内容试用在日本的实际上。”（《福泽谕吉》第277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西洋事情》一书的出版，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和一般国民的热烈欢迎，最高出售额达到25万册之多，成为明治维新前后流传最广的著作。（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277页。）日本人很喜欢这本书，认为：“建立文明社会，这才是一本好材料。”“一人说万人应，不论朝野，凡谈西洋文明而主张开国之必要者都把《西洋事情》置于座右。《西洋事情》好像是无鸟村的蝙蝠，无知社会的指南，甚至维新政府的新政令，有的可能也是根据这本小册子制订的”。后来该书几乎成为朝野人士推行明治维新的指导纲领。更令人惊奇的是，明治政府所全力推行的“西化”运动“已超出《西洋事情》的范围，政府一步一步前进，果敢行事，相反在各方面都使作者为之吃惊。”（《福泽谕吉自传》第293、277页。）由此进一步证明，《西洋事情》在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启蒙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然而，徐公的书，尽管在内容的广泛性、系统性及其论证的逻辑性上，都比《西洋事情》要高深得多，书出版发行后，对清廷大员（如曾国藩）及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也均有一定影响，同时还曾传到国外，在日本京都重印出版，受到较高评价，如德雷克先生认为，“实际上，徐继畬的破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参见德雷克《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第170、155页。）但是，该书的社会效果远不及《西洋事情》。
在中国，对《瀛寰志略》一书，不仅一般中国黎民百姓无从知晓（何谈效仿呢？），就是清廷当局，也没有把它当作“自强”、“中兴”和维新变法的纲领与宣言。尽管总理衙门曾在1866年重印此书，但当权者因从根本上拒绝维新变法，非但不支持、相反却加罪于徐继畬。因而，他的行为和书中之高明见解未能得到肯定和支持。
《西洋事情》、《瀛寰志略》在各自国家产生不同作用的基本原因何在？
福泽谕吉在分析日本士人的特点时指出：“浅薄的《西洋事情》能够一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是，“由于当局人士对汉学的造诣不深，……‘武家’大都无知，不懂学问。这真是事实。而从事维新的有志之辈，断事大胆、活泼，但相对之下，知识非常浅薄。……他们以一片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凡是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自动去做，而不顾其他，好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非常自然。他们不惜弃旧，勇于纳新，变迁通达，自由自在地进行一切活动，这就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作风。……也就是说，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日本的文明乃是士人无知所赐。这样说大概也不为过吧！”（《福泽谕吉自传》第293—294页。）他还认为中国人由于“深受儒权主义的教养”，“能在脑中纵横乱书骄矜自夸的虚文”，对外面新事物的反映迟缓，行为不果断。照此逻辑分析，这似乎是阻碍《瀛寰志略》一书传播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瀛寰志略》一书，未能像《西洋事情》那样在本国传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在极端反动的太上皇式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一方面封建保守，固步自封，不容许改变祖宗传统的任何之举；另一方面，对海外世界新鲜事物不仅一无所知，反而持轻视、拒绝态度，死守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旧政体和祖传清规，从而堵塞了任何形式的自强、维新、变法之路。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切“自强”、“维新”及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近代化迟迟不前、始终未能发生质变的根源所在。而日本的政治形势与中国不同。日本自1853年开国以来，逐渐认识到落后于西方，故而派使节团出访欧美，寻找治国之策。尤其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大张旗鼓地实行对外开放、“欧化主义”。所以福泽谕吉之书，正中日本国人下怀，受到全社会的欢迎，并被奉为经典，真正成了启蒙运动的宣言书。（参阅ひぅたまさき《启蒙思想と文明开化》、《日本历史》，岩波书店1975年版，第312—315页。）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徐继畬早在一百多年前，通过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和制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考证，从而向中国人指明了时代潮流，提供了值得中国人效仿的近代化样板或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徐继畬的代表作《瀛寰志略》不仅可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而且还因是东方世界最早介绍和宣传世界早期近代化的首本专著，故又可称之为东方最早的“启蒙宣言书”。由于种种原因，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社会宣传和启蒙作用，不如《西洋事情》那样广泛和深入，但仍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先驱者早在一百四五十年前，就对当时的世界有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他们（尽管人数很少）的知识和理想已达到相当的水准。如果不是受到内外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当时如能按照徐氏的认识水平去处理问题，中国的历史发展会快得多。
第三，我们今天怀念和研究徐继畬先生及其论著，是为了发扬中华优秀文化，向世人揭示和告知：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有一位开明的政治家由于种种原因而曾蒙受不公正的评价；现在我们有责任还其本来面目，给予应有的客观的历史评价，并希望由此为开端，把对徐继畬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