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史学功能已经有所变化。当前的史学功能应该是教育为上，包括知识教育、素质教育，也包括给人以智慧。未来社会是一个智能竞争的社会。智能怎么开发？把历史只看成是为领导者提供资政的东西，我看没有多大前途，但作为对民众的教育它会有很大的功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会对一些传统的学科造成新陈代谢。历史应该在未来社会的智能竞争中发挥作用，研究者必须调整自己的智力结构。1985年在《哲学研究》上我发表《略论史学工作者的智力结构》一文，也是有感而发。在研究所里，像范文澜先生就主张史学家应该成为百科全书，像字典一样。我很尊重范老，但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如果要求史学家人人像字典，人就工具化了，削弱了研究的能动性。我认为，研究能力就是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对史学工作者来说，主要表现为对史料的选择、判断、推理、概括和说明的过程。这是包括记忆力、思维力、创造力和表现力的综合智能，所谓智力结构就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组合。
林甘泉先生在历史所里也推荐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是代表了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其实问题很简单，为什么过去不能发现？一方面有偏重阶级斗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存在着因循的传统，后辈人只是跟着前辈人走，只是去进行考证和补充。史学人才有两种：一种是开拓性人才，一种是建设性人才。现在大量的人才是建设性人才，但是必须有开拓性的人才提出课题。这是我借用爱因斯坦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其实任何学科都是需要的。
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历史学应该重新定位，不能像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也不能像“文革”时期的历史学，不能把历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一些学科的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出智慧》，这是针对严中平先生上世纪70年代发表的《历史出科学》这篇文章。严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师辈，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觉得科学的东西是需要反复验证的，但历史是不能验证的，它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凡是认定史学是一门科学的人，主要是认为史学能总结社会发展规律。规律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可以重复，可以预测，从而可以指导未来，所以才称为科学。但对历史学来说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常常受到偶然性的挑战，使它不能按照既定的规律发展；二是科学是对未来的探索活动，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它才能转化为技术，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历史是永远不能验证的。历史活动离不开人的参与，这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精神活动和社会行为的表现。历史能给人智慧，这种智慧也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但你要把规律神圣化，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就不行了。历史越发展，越可看出历史规律的有限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所以历史不是不可捕捉，但规律是有限的。必然性的重要性可以强调，但必然性不能神圣化。所以，历史最现实的就是给人智慧，这种智慧就包括对规律的掌握。
总之，我认为历史不能出科学，只能出智慧，称历史学为历史学科而非历史科学要更切合实际。但已经习惯的称呼也无妨照旧，只是在研究者心目中这是有限定意义的，如果明确表白的话，我想历史学是经验性的知识。因为是经验性的，自不乏有一定的规则可参照，所以也有科学的因素，但又由于这是经验性的，对后人可能有参照性、启示性并不具有指导全局的作用。这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科学观念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自然科学是实验科学，其中也要参照经验，但作为经验性的历史知识永远不能实验。对于不能重复、不能验证、不能假设的学科，何以能成为科学？有关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不会停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永远存在，这也不必求同，但要为自己的主张立说。
历史不能出科学，却能出智慧，这也就是我想用历史出智慧来代替历史出科学的本意。智慧是一种对经验的感悟、体认和敏感，对提高文化素质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常用常新，所以把史学作为科学，则史学亡，把史学作为智慧，则万世不竭，这是我极而言之的一种看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