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是一份内容多、时间长且有相当影响的教会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同时，因该报对宣传西学颇为热心，又不失时机地发表一些变法言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如戊戌变法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一 近百年来《万国公报》研究概况
《万国公报》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当时，梁启超、胡汉民诸人都曾对该报作过评论。1917年，《东方杂志》于第14卷第6、7号上连载了《上海报纸小史》一文，虽未明言及《万国公报》，但却对上海报刊的发展史作了述评。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在论述近代中国报刊发展的历程时涉及了《万国公报》，但未作具体分析，内空失之过简。1933年，白瑞华出版了《中国的报刊，1800——1912》一书，该书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万国公报》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史学界开始注意《万国公报》，代表性的成果有何兆武的《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张岂之的《论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西学》、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第二卷等。另外，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舒新城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一）、（三）也都对《万国公报》作了介绍和评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虽涉及了《万国公报》的西学传播等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角度来分析和论述的，因而影响了《万国公报》研究的深入。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万国公报》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前大有进展，研究的领域有新的开拓，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研究的方法得以更新，出现了一大批颇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国外的代表成果有美国学者贝奈特的《〈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874-1883）、《教会报人在中国：林乐知及其杂志》（1868——1883）。港台方面的成果有石丽东的《〈万国公报〉与西化运动》、《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与李瞻合作）；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黄昭弘的《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以〈万国公报〉为主的讨论》；查时杰的《林乐知的生平与志事》；姚崧龄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清季的广学会》；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究》（未刊稿）；夏良才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万国公报〉》；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房德龄的《〈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于醒民的《〈万国公报〉的主笔是林乐知吗？》；朱维铮的《西学的普及——〈万国公报〉与晚清“自改革思潮”》（注：朱维铮还为《〈万国公报〉文选》撰写了一篇导言，内容与该文大同小异，故未列入。）；李天纲的《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叶再生的《广学会初探》；黄新宪的《〈万国公报〉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郑师渠的《〈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龚德才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刘家林的《中国新闻通史》（上）；刘惠吾的《上海近代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晚清文化卷》等。回忆性的文章为江文汉的《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
二 对几个主要问题的观点综述
近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万国公报》的研究涉及到许多问题，在此谨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综述，以窥《万国公报》研究进展的广度和深度。（注：本部分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大陆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间或涉及了港台的一部分。国外的研究成果并未包括。）
（一）关于《万国公报》的性质
勿庸置疑，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最终目的便是播福音于中土，拯救他们眼中的“异教徒”而使之皈依基督。他们在华的所有活动都以此为依归。而创办报刊，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更迅速的方法”。《万国公报》作为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种教会报刊，其性质如何？换言之，其宣传的主旨何在？这是对其进行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有些论者根据《万国公报》前后期的不同，认为从《教会新报》更名而来的《万国公报》“仍以传布基督教为总宗旨”，而1889年复刊后，“刊物内容的重心逐渐由普通西学转向中外时事政局”，“已变成综合性杂志”。[1-2]有的论者则指出，《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种教会报刊，但“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知识性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3-4]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复刊后《万国公报》的性质是研究者们争论较多的问题。夏良才、王林二人不同意上述说法。夏良才认为，复刊后的《万国公报》虽“只字不提宗教”，但“实际上它把基督教义渗透到了各个方面，溶合了基督教义、西方文化和中外时政于一体”，“始终以西教为‘最大要义’，仍是一个宣传宗教的刊物”。[5]王林指出，复刊后的《万国公报》“并非放弃了宗教说教，而是改变了宣教方式，不再单纯地宣讲教义，而是寓教于学，以政论教，在介绍西学、评论时事的文章中极力鼓吹西教为西学之源，西教为西政之本”，因而“仍是一份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6]
（二）关于《万国公报》的西学传播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加深的是西学东渐局面的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来华传教士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创办的报刊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亦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万国公报》之所以在近代中国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它对介绍、传播西学颇为热心。《万国公报》究竟介绍了哪些西学知识？它所传播的西学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作用？这是研究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熊月之认为，《万国公报》“涉及西学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但有关于西学著作的连载，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述评中亦有西学内容”。其所传播的西学，与专门译书机构相比，“有弱点也有优点”，“弱点是比较零碎，优点是迅速、及时、有针对性”。[7]王林通过对《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内容的详尽考察，指出，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是介绍西学“最为集中、最有影响的刊物”，19世纪末介绍的多为西方自然科学，涉及到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声光化电等多种学科，20世纪初年则以社会科学为主。由于《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最早或较早，内容也比较全面、系统、详细、准确，所以它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体”。[6]夏良才分析了复刊后《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知识，得出结论说：“该报在复刊以后到甲午战争以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比较重视”，而“更多的是介绍西方社会伦理学说”，同时“很注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经济学派的理论”，包括流行于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5]
至于《万国公报》西学介绍所起的作用，大多数研究者持肯定态度，但在具体评价上略有不同。何兆武认为，《万国公报》“不但是康有为个人西学知识的来源，而且也是大多数维新运动参与者在当时所能积累的西学储备”。但由于《万国公报》所谓的“西学”乃是“道学”，亦即神学，与维新派所要求的西学“本质上是大异其趣的”。[8]熊月之指出，在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西学介绍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中文期刊都不可比拟的”。[7]王林评论道：“《万国公报》对西学的介绍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它在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之一。”[6]朱维铮肯定了《万国公报》西学介绍对晚清“自改革”思潮所起的先导作用，指出，《万国公报》的西学“曾经是晚清学者文士认识世界的媒介，特别是了解近代西方世界的媒介”。[9]黄新宪则从《万国公报》与晚清教育近代转型的角度探讨了《万国公报》的西学介绍，认为，《万国公报》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宣传，迎合了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渴求新知的心理，开启了他们的视野，并“促进了学校教学内容的改革，丰富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促进了教育内容的近代化”。[10]
《万国公报》为何要介绍西学？换言之，其介绍西学的目的何在？方汉奇就指出，《万国公报》并没有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急需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给他们，它所介绍的只是一些十分肤浅的世界形势知识和美化帝国主义的史论文章。“其目的在于使中国的读者们‘浏览一过即欣羡西国政教之美而爽然自失’，在他们当中散布崇外、媚外、惧外的思想，引导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蓝图来‘改造’中国，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3]顾长声也认为，尽管《万国公报》译述了形形色色的“西学”，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按照传教士提出的模式把中国逐步变为一国或几个外国统治和掠夺的殖民地”。[11]朱维铮则认为，《万国公报》介绍西学，其目的便是要使中国“彻底西化”。[9]
（三）关于《万国公报》的变法言论
《万国公报》的出名，不仅在于它的西学介绍，而且在于它的变法鼓吹。因此，其所刊载的有关鼓吹变法的文章，是研究者们注意较多的一个问题，且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以〈万国公报〉为主的讨论》等。
《万国公报》为什么要鼓吹变法？有的研究者认为，《万国公报》鼓吹的变法自强，“归根到底是为他们的传教目的服务”。[5]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11]还有的研究者指出，《万国公报》变法改革的说教“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2]
尽管研究者们对《万国公报》鼓吹变法的目的评论不一，但都认为，《万国公报》有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习俗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对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对戊戌变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夏良才指出，《万国公报》的出名，主要在于它介绍了西方政治学说和鼓吹变法自强。就后一点而言，早期的《万国公报》对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提出过不少建议，但那时大体以要求与西方通商和传教为主，而后期则提出了“不变法不能救中国”的警世危言。这些改革主张吸引了“正在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客观上却起到了鼓动的作用”。[5]房德龄认为，《万国公报》与戊戌维新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它对时政的批评，对变法的鼓吹与建议“更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12]王立新在其专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万国公报》的变法言论，认为《万国公报》的这些言论“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13]方汉奇指出，《万国公报》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一直是一家全国瞩目的传教士报刊，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首要人物对其依赖性颇大，因而他的变法主张与《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14]
虽然《万国公报》的变法言论对维新派和维新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二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因而它们的变法主张，有着本质的不同。[3]秦绍德指出，“过分地夸大《万国公报》等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的作用也是不恰当的”，《万国公报》上宣传的变法言论，“同维新派人改革要求也是有区别的”。[15]房德龄也认为，《万国公报》变法主张的指导思想是渐进的，这种渐进的变法主张与《时务报》尖锐批判“一人专权”的封建制度及兴民权、设议院等主张相比，显得相形见绌。在这方面，《时务报》要比《万国公报》“激进”得多，而《万国公报》要逊色得多。[12]王林强调，《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仍是站在英美的立场上，以本国的利益为指归”。它宣传的经济改革以通商为核心，“显然是要扩大外商在华利益”；它宣传的教育改革“有明显的借学传教的意图”；它鼓吹中国应请西人指导变法“更是想让外人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这与维新派所实行的变法有质的不同。[6]
（四）关于《万国公报》的其他方面
《万国公报》的研究除涉及到上述问题之外，还有如下方面的内容。
梁元生考察了《万国公报》对清末外交路线形成的影响，认为“寓华西人的外交路线是联英日，拒俄法”。他们的这种主张通过《万国公报》这一传播媒介，“对中国官吏及知识分子有着一定的影响”。“直省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等皆主张联盟英日以对抗俄国；商务派和维新派主张联英拒俄者更多，如郑观应、汤震、陈炽、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杨深秀、王荣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皆是”。[16]
黄新宪分析了《万国公报》在晚清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万国公报》“重视对建立新型学校教育制度的宣传”，“注意刊发倡导女子教育的文章”，“为社会教育的开展制造舆论”。这些“宣传和报道对统治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群体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10]
徐培汀、裘正义论述了《万国公报》与西方报刊思想的传播，认为，“在欧美传教士所办诸多报刊中，《万国公报》是最有影响的，在传播西方报刊观念方面也最为积极。”《万国公报》所传播的西方报刊观念主要有广见闻、通上下、寓劝惩的报刊功能观、舆论与报刊主笔的权威以及编辑方针的独立性与一贯性。[17]赖光临也指出，“及至《万国公报》创刊，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18]
于醒民不同意《万国公报》的主笔是林乐知之说。通过对《万国公报》所刊材料的考辨，他得出结论说：《万国公报》的主笔并非西方传教士，而是一批华人编辑，即1874——1894年为沈毓桂，而1894年以后则分别为蔡尔康和范祎。[19]
郑师渠考察了《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指出，《万国公报》是当时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其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与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宣传的得失两分”。[20]
三 加强《万国公报》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综上所述，《万国公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亦存在着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专题或某一问题研究多，整体研究少；断代研究多，全部研究少；报刊史或新闻史多，其他问题少；观点重复者多，新颖者少；浅尝辄止者多，深入分析者少；引用材料者多，专门研究者少。鉴于此，要将《万国公报》研究深入下去，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万国公报》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必须以尽可能多的占有材料为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万国公报》研究亦然。如今，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了全套的《万国公报》，北京三联书店也出版了李天纲编校的《〈万国公报〉文选》。这为从事《万国公报》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的人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台湾影印的《万国公报》除影印不清楚、脱字、漏字现象外，最大的缺陷就是缺页达700余页之多，特别是复刊后的《万国公报》，自第217册至第227册全无。李天纲编校的《〈万国公报〉文选》，依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万国公报》为底本，从中辑录了122篇文章，分为教论、时评及西学三部分，并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人名索引、书名索引，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但从辑录的文章数量来看，不过《万国公报》的1%，且大多有份量的文章只是节选，有的甚至没有录入。另外，书中也存在着一些讹误。实际上，据笔者所知，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万国公报》较为完整。同时，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有复刊后第1册至第180册的《万国公报》，南京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也都有一定数量的《万国公报》，只是这些弥足珍贵的材料仍是“养在闺中人未识”。若能数地联合，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必将更有价值。
第二，进一步更新研究方法。历史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要保历史研究之树常青，有必要借鉴其他研究方法。《万国公报》作为一份报刊，有其独特的方面，而这又是单纯的历史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以近代报刊作为研究对象，陈孟坚的《〈民报〉与辛亥革命》、闾小波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已作出了榜样。二者均在运用历史研究方法的同时，采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方法，并因此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于《万国公报》研究来说，大众传播学的方法值得借鉴。王林的《〈万国公报〉研究》就是这样做的。除此之外，统计学的方法以及比较法也可以运用到《万国公报》研究当中来。
第三，加强与《万国公报》相关的传教士的研究。长期以来，近代来华传教士是史学研究中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大多数论者也只是将其界定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这种状况得以改变，且多能实事求是地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在华活动进行分析和评论，但对像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研究多，其他的传教士则相对较少。《万国公报》是由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但在上面发表文章的尚有艾约瑟、花之安、丁韪良、倪维思、谢卫楼、蓝柏、杨格非、季理斐、慕维廉、陆佩、华立熙、卜舫济、卫理、韦廉臣、马林、李佳白、狄考文、安保罗、高葆真、山雅谷、玛高温、嘉约翰等近百名新教传教士，其中陆佩（美国长老会）、慕维廉（英国伦敦会）、李提摩太（英国浸礼会）、季理斐（英属加拿大长老会）还曾先后于林乐知回国后接办过《万国公报》。若能弄清他们的在华活动及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势必会对《万国公报》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加强《万国公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前所述，《万国公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同时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万国公报》传播西学的论述，而较少涉及到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与评论。其实，《万国公报》所刊载的有关介绍与评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屡见不鲜。这些文章既有中国人撰写的，也有传教士亲自动笔的。中国人撰写的文章，可以加深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传教士撰写的文章，则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掌握的程度。由于《万国公报》的发行网相当广泛，并远销至欧、美、澳三洲，因此，它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与评论势必成为“中学西渐”的一个重要渠道。从上述两方面来作具体考察，无疑有助于我们对《万国公报》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
第五，加强《万国公报》与晚清重大事件关系的研究。《万国公报》是1874年9月5日由《中国教会新报》改名而来的，其间除暂停6年外，一直延续到1907年 12月。这段时间刚好是晚清洋务运动（同光新政）、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之时。就《万国公报》而言，它不仅有有关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而且还刊载了一系列的相关评论。这些报道及评论反映了《万国公报》对晚清重大事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研究《万国公报》与晚清重大事件的关系，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有助于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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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