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会馆史是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1]从研究的进展来看，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外国人。[2]后来不少日本学者及中国学者均投入此种研究，成果斐然。1950年代初，由于政治力的冲击，会馆、公所及同乡会一类组织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封建”而遭到禁止。但同时，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开展，会馆成为当时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不过当时多数学者关注的重心在于证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以及用行会的禁锢来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受阻的原因，因而其研究的成绩不可高估。
1980年代初，大陆学界争鸣风气又起，关于会馆、公所是否具有行会性质重新引起讨论，而会馆与公所二者的关系也渐为人们所明了。近年来，由于一些新理论的引进，如“国家——社会”框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会馆、公所及同乡会等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自愿团体”成为许多学者欲“小试牛刀”的对象。争论仍在继续，但新的观点亦正在涌现。而随着大陆社会的渐变，“同乡会”与同业公会性质的“民间行业商会（协会）”之类组织又在一些地方浮现，甚至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3]所以会馆史的研究又有意无意地含有现实关怀的因子在其中。以下就大陆这几年的会馆史研究作一简要介绍。
二、最近的研究成果及其观点
（一）最近7年的研究成果[4]
1.专书
王日根之《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是近年关于会馆史研究的重要著述。该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旨在从社会变迁与社会整合的角度对明清会馆兴盛的历史过程、社会背景、内部运作、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作一全面的考察与分析。[5]以会馆为题的著述还有周昭京着《潮州会馆史话》，[6]
在该书中，作者就苏州、上海、北京及境外各地潮州籍会馆作了全面的介绍；汤锦程着《北京的会馆》，[7]该书从会馆的由来讲到其各种文化事业，包罗甚广。但出版后，受到另一位学者严厉的批评，被认为是“粗制滥造”之作；[8]与上书同名的著作几乎同时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9]该书为胡春焕、白鹤群合着，主要是作者就北京各区的会馆所做的调查记录，共分北京会馆之综述、会馆在各区县的分布、各省在京会馆、工商会馆等几个部分；高洪兴着《会馆街——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10]属《上海潭》的一种，简略介绍了上海各地会馆的历史。
其它以会馆为题的建筑史著作有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与社旗县文化局共同编着的《社旗山陕会馆》一书。[11]社旗原称畲旗，为清代北方名镇。该县山陕会馆规模宏大，保存较好，1988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社旗山陕会馆》一书收入研究论文和雕刻铭文及石刻碑记的拓文等有关文字资料约25万字，又各种图版430幅。文学史著作有《“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12]该书是以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创作活动为主线，介绍“新文学运动”前后鲁迅及其它浙籍作家创作中的地域影响与独特风格。
其它不以会馆为名但其中有部分章节涉及会馆问题者则更多。诸多涉及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作品中亦无不提及会馆的问题。如蒋兆成着《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举浙江杭嘉湖地区会馆公所的活动为例，分析中国行会的特点；[13]范金民在其新作《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中，以专章讨论了全国各地商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并附有详细的会馆公所的调查表格。[14]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六卷中，[15]亦有“移民氏族与移民会馆”一节；杨国桢、郑甫弘与孙谦的合着《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亦讨论了海外移民以会馆为主的地缘组织的形成与发展。[16]
新近出版的商会、商帮研究著作，对会馆均有所涉及。如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17]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透视》、[1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19]等等。各地出版的通史及志书中亦有不少的介绍，如新近出版的《上海通史》、[20]《苏州市志》[21]等。
2. 博、硕士论文
浙江大学研究生陶水木的博士论文题为《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主要“论述浙江商帮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教训”，[22]其中第四章专门讨论上海的浙籍同乡组织与同业组织。同年又有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李坚的博士论文《上海的宁波人研究》，亦以一章的篇幅谈旅沪宁波人的同乡组织。张国雄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其中亦有涉及会馆者。[23]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曹竣、方福祥、赵兰亮、黄寿东分别就上海的宁波籍、湖州籍、山东籍、绍兴籍等地域团体撰成硕士论文。[24]主要讨论这些同乡团体的成立背景、组织结构、所办事业功能等等。
以上仅笔者所知者，其它各研究机构之研究生学位论文中虽涉及会馆史但未知者可能亦有不少，但限于信息不畅无法及时探知。
3. 单篇论文
大陆学者所发表与会馆史相关论文，据笔者所见，自1994年至今共计约50余篇。内容上主要包括综述、会馆的形成与分布、会馆性质及功能、会馆的公益善举、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与区别，会馆与社区地方事务、会馆建筑及其艺术等。讨论的会馆类型包括工商性会馆、移民性会馆、客属会馆以及行业公所、同乡会等。主题涉及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建筑史等。
除期刊论文外，相关学术会议上亦时见会馆史论文发表。如1999年8月16——19日，“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刘正刚发表《近代以来北京地区会馆的衰落》一文，习五一发表《近代北京工商行会与传统宗教》。[25]
（二）观点介绍
以下介绍从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角度所进行的主要研究及其观点。
1.形成与分布：
王日根归纳地域性会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为三点：土著排斥、“乡井”价值实现的舞台、社会管理的需要。他认为会馆的地域分布特点是：沿海沿河地区分布多，内陆腹地分布少；东部分布多，西部少；会馆建筑与商帮发展相辅相成。[26]范金民指出，江南行业性会馆公所的不断增多，实力的不断壮大，是江南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标志，它们既是此种发展的产物，又促进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曹树基讨论了移民会馆的形成，他认为，当移民迁徙在外，需要一个公共场所进行活动时，会馆也就出现了。但其本质实为公共福利事业，而非经营组织。[27]
2.性质与功能
这是大陆学者讨论得最多的主题，具体的问题又可细分如下：
（1）性质
a.有无行会性：会馆公所有无行会性，学界一直争讼不休。近几年仍可见相反的观点在发表。肯定者如吴慧强调，会馆、公所的行会性质不容贬低，其行会性主要体现在行规之上。[28]蒋兆成亦认为会馆、公所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规格标准、市场价格、原料分配、学徒人数、年限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它们的行会组织性质及其经济职能是非常清楚的。[29]彭泽益在《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强调中国的行会在清代已相当成熟，它们本质上是享有独占特权的团体，依恃官府的保护进行活动，以致成为封建统治城市的工具。他所称的行会实际包括了商人创建的会馆、公所以及其它以“堂”、“庙”等命名者。[30]持类似观点还有朱英、黄汉民等人。[31]
范金民把江南的会馆公所分成地域性与行业性两种，认为既不能把地域性会馆公所说成是对内限制发展，对外排斥竞争的封建行会组织；亦不能以非主流的个别行业公所的负面行为来概括理解江南所有的行业公所的活动。[32]谢俊美在《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行会组织较多地存在于手工工场、手工作坊内部。会馆公所同行会组织有联系，行会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会馆公所，加强了对工人的控制，但它却不是行会这一类组织。[33]马敏把会馆与公所分开讨论，认为绝大多数明清苏州会馆只是以地域性商帮为基础的同乡会性质的组织，而非严格意义的行会；而公所的职能却基本类似西方早期的行会。[34]
b.地域性与封建性
不少学者主张会馆公所这些组织发展到清末，其地域性逐渐消融，而共同的“阶级利益”则居于重要地位。如李吉奎以上海广东商人为例，认为至1900年前后，广帮沪商绝大部分人已落地生根，会馆虽仍有联络乡谊、处理纠纷的作用，但同乡关系相对淡化。1904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后，商人逐渐已用统一的口径发言。此时“共同的阶级利益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它比日见淡薄的乡情有现实得多。”[35]王卫平则以清代干隆中前期为界，提出在此以前，苏州的会馆基本上是一种同乡团体，而在此后，随着商业机能的突出，其地域性逐渐减弱，转变为工商行会组织。[36]
范金民则不同意此种观点，他通过对清代杭州、苏州及上海三地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研究，认为徽商乃至所有商帮直至清末仍保留了浓厚的地域观念和商帮特色。[37]而马敏、丁长清等人则将地域性作为作为划分会馆、公所与商会的标尺之一。[38]
与地域性相连的是所谓“封建性”。一些研究者把会馆公所的地域排他性以及与官方的联系均视为其封建落后的方面。如王日根认为当会馆成为流动人员中的一种有效的社会组织而为政府支持时，大批官僚便会介入会馆，从而保证了会馆的“封建性”。[39]谢俊美亦承认清代的会馆公所有一定程度的封建落后性。他以鸦片战争为界线，此前的会馆公所属于封建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领导权掌握在少数仕宦绅商手里；但在清末，其区域性色彩渐渐减退，按行业按系统联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大多演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团体，领导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手中。[40]上述彭泽益、朱英的论着中亦强调了会馆公所作为“封建国家”工具的特点。
d.传统性与现代性
“现代化”是研究会馆史的大陆学者常用的一个理论。其中以虞和平为代表，他提出，会馆这种传统的城市同乡组织保持几百年不变，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移民数量的增加和移民素质的改变，才开始发生变化，现代性的同乡会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了传统同乡会馆和公所的组织性质向着现代组织的方向转化。[41]持此论者为数甚众，如曹竣、方福祥认为虽然同乡会仍以传统地缘为纽带，但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同乡会馆、公所。[42]宋钻友则以上海广肇公所为研究个案，他发现在民国以后，这个传统商人组织的职能有了很大的转变。通过改革，它从职能和组织上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移，从而适应了新的历史条件。马敏、张忠民等人均认为会馆、公所是传统的商人组织，有许多消极的特点。[43]
（2） 功能
研究者们多把会馆、公所的功能概括成“答神庥、睦乡谊”，或者“祀神、合乐、义举、公约”。而纵观近几年的研究，谈及功能者多注意以下三方面：
a. 社会整合
王日根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明清会馆的社会整合功能：会馆内部整合、移民社会整合、中外文化整合。认为它们在保持社会秩序及文化融合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44]宋钻友在《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一文中亦称“同乡组织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盲目移民给城市带来的压力，改变了移民群体的无序状态”；[45]曹竣等人指出上海的同乡会馆、公所与同乡会虽然存在某些差异，但对近代上海移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均有贡献。[46]
b. 地方事务的参与
会馆一类的组织在地方事务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亦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它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张忠民认为，会馆内部事务的职能和作用，也可以视之为地方事务的一种特殊类型或存在形态。他并且指出，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开展时，上海地方事实上出现了两个并行不悖的行政中心：一个是以传统皇权为背景，正式的政府机构；一个则是以民间工商势力和会馆公所为背景的市民化的自治中心。[47]而在河南畲店镇，有人认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实以商人会馆为中心，甚至构成了一座“独立的客商坞堡”。[48]
另一方面，会馆、同乡会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环境中，似乎又以旅外公团的角色对家乡的各项兴革事务施加其影响。如王日根注意到1925年前后，北京的福建会馆“几乎成为地方与中央的中转站”。[49]
c.慈善公益：
许多研究者都以大量篇幅介绍会馆公所及同乡会的慈善公益事业。如宫宝利利用30家苏州公所的碑刻史料考察了清代后期该地区公所的善举活动。[50]范金民则专门探讨清代旅苏徽州商人的慈善设施。[51]王卫平对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研究中亦提及会馆公所的活动。[52]
对同乡会的研究，慈善公益事业则是描述的重点。[53]研究者均认为同乡会给予了旅居异地的人们许多帮助，尤其在非常时期，其所发挥的救助作用更为显著。同时，对其家乡的公益善举，同乡团体亦能贡献良多。
3.移民与会馆
蓝勇在《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一文中分籍考察了清代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名称，以及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职能。移民会馆的建立使移民的乡土观念得以较长期地保留下来，减缓了移民和土著以及各籍移民间的同化。[54]在另一篇论文中，他详细统计了清代四川会馆的分布，并试图通过此种资料来验证移民人口的比例。结果他发现，四川分籍会馆的比例与分籍移民得分的比例一致。[55]任银睦亦曾用清末民初青岛的同乡组织的分布来作为分析青岛开埠后移民流入的籍贯结构的一个旁证。[56]而曹树基通过他对清代四川东部和西部的移民的研究，认为会馆的多少与移民的多少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关系，“由于我们无法区别城市会馆和农村会馆以及我们无法确定会馆所代表的各类分籍人口的前提下，根据会馆的数量是无法估计移民人口的数量的”。[57]
宋钻友、李坚等人撰文探讨了同乡团体在上海移民社会中的作用。宋在其论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上海的同乡组织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一个个具有高度自治精神，团结互助的移民社会或移民社区”得以形成，促进了上海的社会稳定与城市经济发展。[58]
海外移民的地缘组织的研究亦引起学者的注意，孙谦在《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一书撰“沿海社会组织与海外移民”一章。他认为维系海外移民地缘关系的纽带最早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寺庙组织，清季才开始建立同乡会馆。此种会馆被他定义为“以中国原籍为地域基础的自愿团体”。[59]丘峰认为东南亚的客属会馆文化经历了“华侨时代”和“华人时代”两个不同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会馆有着质的变化。后者的特征表现为：“忠”的观念明显转变；产业的转变与发展；会馆的文化教育日趋发展；寻根问祖的活动逐步扩展；世界性的客属组织迅猛增加。[60]
4、会馆与宗教文化：[61]
商人的会馆建筑有时是和祀神的庙宇联为一体甚至合二为一的，商业力量会有助于民间信仰的传播。如依陈尚胜的论文，清代天后宫的广泛分布和妈祖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商帮会馆的途径和商业力量来推动的；而会馆的宗教祭祀可能带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在王日根的笔下，明清会馆神灵成为一种有效的整合纽带，处于当时的社会变迁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优良的文化品德”，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62]
5、会馆、公所与商会之比较：
有人认为从研究商业史的立场看，会馆与公所之间有深刻的区别。它们是商人组织的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人组织。从清前期大量会馆的兴起，到清后期大量公所的兴起，反映着商人组织的演进。[63]
范金民避开就会馆、公所的名称而作的一些性质判断，他提出应从地域或行业的角度，将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而会馆一类，即使有时既表现为地域性又表现为行业性，但地域性仍占绝对比例。总体而言，会馆主要是地域性的社会团体，而公所主要是行业性社会团体。而且大多数的会馆形成于太平天国以前，而大多数的公所形成于太平天国之后。[64]
丁长清亦从命名、组织者的职业、是否订立行规等角度出发讨论了会馆与公所的区别。他认为，会馆基本以地区命名，公所则多以行业，或以含行业的字义命名；会馆主要是商人组织，而公所则有不少是手工业者组成；商人会馆与公所相比很少订立行规。但其论述的根据主要从《上海工商碑刻选辑》一册书中得来，所以其结论的适用性值得推敲。[65]其它类似的讨论如谢俊美《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66]
会馆、公所与商会的异同为许多学者所关心。朱英的笔下，会馆公所是属于行会组织，封建依赖性很强；而商会则是具有独立性格的现代社团。[67]丁长清将地缘性、行帮性等作为划分会馆、公所与商会的两个重要依据。[68]王日根则不同意将两者放在对立的位置。他指出会馆与商会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追求，商会在处理一些“非经济”问题时并没有会馆公所这类组织灵活，而祭神等活动亦不能作为判断其落后的依据。[69]
另外亦有论文涉及商人或官宦与同乡会馆兴建的关系，会馆兴落的原因等等。[70]恕不一一介绍。
三、资料的整理出版
近7年中，大陆各家出版社出版有各类档案汇编、资料集等甚多，其中与会馆史有关者亦不在少数。以下4种是笔者认为最重要者。
1、《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
这两种书共三册，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彭泽益编辑。[71]《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一书分上下两册，共8篇：前2篇是从中外文书刊及地方志中选录的有关工商会馆公所的记述。如把玛高温（D.J.Macgowan）1886年发表的一文及发表于1883年的译成了中文；第3篇是“各省工商行业条规选辑”，这些行业条规主要来源于1911年版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重庆《巴县档案》、东亚同文会所编《中国经济全书》、《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等。下册中，第4编有关“会馆公所”的记载主要从《海关十年报告》与《布莱元克商会访华团报告》中辑录出；第5编是晚清报纸中有关手工业行会的新闻摘编；第6编为上海工商业会馆公所征信录选辑；第7编资料除两则来自清室档案外，其它均摘自各种文牍、笔记与文集等；第8编中，编者辑录了一些清末民初商会与工商业同业公会的法规。书前有彭氏所撰导论——《中国工商业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表达了作者相关的主要观点。书后附有“中国工商业行会简表”。
《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一书是上书的补编。汇编了有清一代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四地的工商会馆、公所碑记业规共181篇。全书所收碑记按地区分排，次又按行业分类。对研究清代城市手工业及商业发展史颇有参考价值。
2、北京会馆史料
该书是近年大陆所出版的唯一一册会馆档案汇编，史料价值极高。其材料主要为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相关会馆档案。全书分为会馆法令、会馆管理、会馆财产、会馆调查、工作报告、会馆碑记、会馆楹联等七个部分。会馆法令部分辑录了自1915年至1956年各届北京市（北平市）政府当局管理会馆的规则、办法及通知等，反映了国家对会馆的控制努力；会馆管理则选录了自1770年至1951年全国21个省份在北京的会馆及以后成立的同乡会所制订的规条、章程及为登记致官方的呈文，这部分内容为该书主体之一，占去全书近半篇幅。从中可清楚看出会馆的自我规范与政府试图规范的各种行为；会馆财产部分主要选录了1950年后各省会馆上报的地产及其它财产的清册；会馆调查部分辑录了各省会馆的调查登记表与申请书，其中清楚地注明不同时期各会馆的名称、地址、负责人及职员、历史沿革、组织情形、经济来源等各项资料资料，非常宝贵；工作报告部分辑录了1950年代各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之成立及整理工作的报告；其它会馆碑记、楹联两部分主要形成年代为清季民初。
该书前置有王国华撰写的前言一章，讨论北京会馆的起源发展、机构人员与财产、历届市政当局对会馆的管理以及会馆对北京文化的影响等。
3、 苏州社会史碑刻史料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新近亦有《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出版。[72]该书由王国平、唐力行等人编辑，收录了有关苏州地区（含吴县、吴江、常熟、昆山、太仓及张家港等地）社会史的相关碑刻共500件。时间上起明初、下迄1949年。全书按社会学的体系排列：一、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收录妇女儿童、农民、商贾、塾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及其它阶层人等之墓志铭、碑记等173件，又血缘群体个案碑记16件、地缘群体个案碑刻碑记5件；二、社会生活与社会合作。收录宗族生活与互济类、行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及其它各类碑记共96件；三、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分别收录有关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及各种民间神祗庙宇碑记共55件，又先贤祀庙、宗祠、家祠等碑记39件，行业神灵18件，劝人行善及其它9件；四、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收录政府力图解决社会问题规范行为之碑记13件、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及其它各类碑记86件。
以上500件碑记中，与会馆公所等有关者甚多。为研究江南社会经济史者不可或缺的资料书。书后还附录了前此出版的《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中有关苏州部分与《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一书的目录，查检甚为方便。不过，据称该书由于出书时间匆忙，文字错漏不少，使用时需要注意。
4、档案史料类刊物所刊载者
大陆各重要档案馆均有档案史料公布与研究之期刊出版。近年来，此类期刊上时常揭载与会馆史相关的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历史档案》便先后公布《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73]《江苏吴江市盛泽镇碑拓档案中会馆史料选刊》等。[74]北京档案馆所办《北京档案史料》，亦先后公布一些北京行业性会馆的史料。[75]上海档案馆主办的《档案与史学》则登载了关于上海四明公所的档案。[76]相关史料在其它省份的类似刊物中偶然亦可看见。[77]
除此外，像大陆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中亦可见对会馆组织的介绍文章。[78]但需要研究者费心去翻拣。其它如一些地方档案馆出版的行业档案中亦会有大量的行业性会馆公所的资料，值得注意。如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中便收录了该馆保存的大量苏州各丝绸行业性会馆、公所档案。[79]
四、研究中的缺漏
近年来，大陆的会馆史研究渐有升温的迹象，参与研究的学者似乎亦在增加。新的成果不断出现，其中明清史部分的研究成绩尤佳。但是研究中的缺漏仍有不少，许多方面尚有待进一步的规范与提高。
1、概念的规范：
会馆的各种类型已为不少学者所公认，但研究者在讨论时，往往从某一特定类型或某一时段、地区的特别情形出发，以致虽然都在谈“会馆”，但实际上概念的内容却迥异。如王日根把会馆定义为“明清时期易籍同乡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80]显然是忽视了民国以后各地众多会馆、公所的存在。而一些研究者把会馆公所、同乡会等组织归为“同乡移民团体”或“同乡组织”，似乎同业性质的会馆、公所又被遗漏。不少论者把工商性与移民性的会馆以及试馆、以会馆、公所为名的善堂等等不加区分地加以讨论，可能亦会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因此如何规范会馆史所涉及到的诸多概念，为研究者构建一个对话的平台，是一个急需进行的工作。
2、研究视野：
在已有的研究中，苏州、北京、上海等地为学者们所瞩目。研究时段则以明清为主，民初为辅。研究者鲜有延至1927年以后者。其实亦有学者注意到，进入民国以后，会馆、公所向两个方向转化，地缘性为主者改组成同乡会，而业缘性为主者则改组成同业公会。[81]但此种转化如何实现？政府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转化前后不同制度的效率有何区别？这些问题至今仍未见学者的研究。而多数论着似乎均持一种乐观的“单线进化论”，认为从“传统”的会馆、公所到“现代”的同乡会、同业公会、商会，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亦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从会馆公所本身来看，由于论者往往喜欢以苏州、上海等地为例，而未及其它。因而普遍强调其经济功能及与工商业的联系。而许多的会馆公所主要还是慈善公益组织。所以从全国范围来看，它们与后起的同乡会之间的关系应比与商会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对民国以后的会馆、公所与同乡会，缺乏扎实的研究成果。
3、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太少。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形不尽相同。因此如要得出一些共性，则必须先将个案的研究工作做好。但已有的关于会馆史的研究中，仍以通论性质为多。这其中既有史料搜求的困难，亦是一种取巧的做法。但个案的生疏，使得研究者的归纳概括往往流于空泛。
预设前提的现象仍常见。研究明清时期的会馆史者则仍较易受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影响，或者带有很浓的“行会论”的色彩；而研究民初以后的同乡会者则多未能摆脱“资产阶级阶级论”的影响，较易使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会馆公所的成员或领导，[82]并据此判断其组织性质。甚至试图通过此类研究揭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83]
近来研究者更易陷入“传统——现代”的两元框架之中。喜欢把前面的团体称之为“传统”，而将新起的团体称为“现代”，并据此轻率地判断其进步与落后。而忽视这些社会团体之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更为复杂的各种影响因素。如政府的干涉，便几乎被研究者们遗忘。最近一些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会馆公所的“民间团体”性质，甚至套用“公共领域”的理论。但却忽视了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境与西方世界的迥异。
4、资料利用：
资料利用上，讨论明清会馆者主要依靠已出版的几种碑刻集与方志，而较少有再深入发掘档案及其它各种史料以充实研究基础者。有时即使有新的史料出版，也不见论者利用。如《北京会馆史料》一书出版3年，仍很少引起治会馆史者的注意。史料的偏狭限制了研究的视野。论者往往仅从一时一地出发，而作出片面的判断。故争论有时只是基于各自掌握的片面史料，而未有普遍的意义。论者往往根据自己论点的需要而选择一二处的会馆、公所的碑文或记载作为左证。但各个会馆、公所、同乡会的情形均有不同之处，而且时人所撰碑文或序辞亦有寄托某种理想，或蕴含一定的“事后规范”的企图，并不一定真的代表会馆、公所所从事的实务。研究者更重要的是从组织的实际活动入手，来分析其性质或功能。这就要求研究者去做深入的史料发掘工作。而研究民初同乡会者虽然较多地依靠同乡会档案，但往往又未能兼及其它，如报刊史料、政府文书等“同乡会”自身以外的史料。
另外，大陆不少研究者的工作缺乏学术研究的承继性，论者往往不去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以至做了许多的重复工作，甚至出现明显的错漏。会馆史的研究如从玛高温1883年的论文算起，至今已有110余年的历史，研究者如果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前人已有的学术基础之上，其质量与价值令人怀疑。许多的研究实际上仍未超过1960年代何炳棣等人的研究水平。
五、结论
“自愿团体”（Volutary association）在中国社会中素来缺乏。但主要源自民间的会馆、公所以及同乡会等却是最接近此类“自愿团体”的组织。它们亦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民众自发的“制度创新”，藉以解决一些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通过会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一定的时空背景下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以及其周遭社会经济环境的实况。更重要的也许是“会馆”此类“准自愿团体”自身的演化，对我们了解中国近世的“民间结社”或者“政治民主化”、“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均有特殊的助益。
大陆最近7年的会馆史研究，是在社会经济变迁与文化变迁迅速推进中进行的。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无疑比此前有了许多进步。讨论的问题比前人更加广泛，如会馆公所在社会整合以及地方政治权力架构中的积极作用、同乡组织的现代化等等均是以前不能谈或者不会谈的主题。而且，大陆学界渐现的宽容、理性的学术态度亦可由此一研究领域得以看见。多元的观点能共存一堂，相歧的意见能平和地交流。此种理想的研究氛围自然为我们所期望已久。不过，如上所述，大陆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仍存在种种的缺陷，如何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是大陆会馆史研究者亟应思考的问题。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工作。近几年会馆史相关史料的编纂出版也取得一些成绩，但与目前大陆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所保存的相关资料总数比较，却不能令人满意。在笔者走访过的各家档案馆与图书馆中，发现会馆史的资料为数甚巨，却长年累月地无人问津。如各会馆、公所及同乡会等团体所编印的大量征信录、会员录、大事记及会史志书，当时的各种报刊上也登载了大量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活动消息与公告。这些浩繁的资料均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去整理，有计划地编辑有关的索引，目录或提要。此时跨地域的合作非常有必要。唯有如此，学者们在研究中也许不会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慨。
[1]本文所指会馆史以会馆、公所为主，旁涉后续的同乡会及同业公会等团体。
[2] 参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版，页37-40；D.J.Macgowan在温州海关任职时，则有一篇较详细的调查发表，即Chinese G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21，No.3，1886. 中文译文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月。
[3]李军：《大学校园“同乡会热”的负面影响》，《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6期；李甬、王孔瑞：《温州商会有点面子》，《南方周末》，2000年4月21日，版28。
[4]1993年前大陆学者对会馆史的研究，可参考王日根：《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4年第3期。
[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以下简称《乡土之链》。该书出版后有多篇书评，主要者有刘永华：《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陈学文：《一部立意深有创见的会馆史著作：《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
[7]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4月。
[8]华道强：《一部粗制滥造的“著作”――评汤锦程的《北京的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1995年第4期，页88——94。
[9]北京，1994年5月。
[10]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
[1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12]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13]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页426——437。
[14]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清、民国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1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
[1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页243——250。
[18]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页23——35。
[19]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页97——106。
[20]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页327——336。
[21]陈晖主编：《苏州市志》，第3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5月，“提要”。
[23]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移民研究》，博士论文摘要，《文献》，1994年第1期。该博士论文经陕西教育出版社（西安）1995年公开出版。
[24]分别是：曹竣的《上海的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研究》，1996年硕士论文；方福祥的《上海湖州商帮研究》，1996年硕士论文；赵兰亮的《近代上海的山东移民与山东同乡团体》，1999年硕士论文；黄寿东的《近代上海的绍兴同乡团体研究》，1999年硕士论文。
[25] 冯佐哲：《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12期。
[26] 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
[27] 曹树基：前引书，页315。
[28] 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页111。
[29] 蒋兆成：前引书，页432。
[30]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1月。
[31]朱英：前引书，页23——33；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月，页174——175。
[32]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33]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4]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页177、247。
[35] 李吉奎：前引文。
[36] 王卫平：《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154。
[37] 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8] 马敏：页250；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与区别》，《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9]氏着： 《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页109；又《乡土之链》，页261。
[40] 谢俊美：前引文。
[41] 虞和平：《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页71。
[42]曹竣、方福祥：《近现代上海卢湾区同乡移民团体的考察》，《史林》，1995年第3期，页98。
[43] 马敏：前引书，页250；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及其在上海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史林》，1999年第2期，页23。
[44] 氏着：《乡土之链》，页216——247。
[45] 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页166。
[46]曹竣、方福祥：前引文，页99。
[47] 张忠民：前引文。
[48]《绪论》，《社旗山陕会馆》，页2。
[49] 《乡土之链》，页60。
[50]宫宝利：《清代苏州地区公所的善举活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1]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52] 王卫平：前引文。
[53]如虞和平：前引文；李坚：《上海的宁波人研究》，页156、166——169；曹竣：《上海的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研究》；赵兰亮：《近代上海的山东移民与山东同乡团体》；黄寿东：《近代上海的绍兴同乡团体研究》；汪仁泽：《虞洽卿与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金普森主编：《虞洽卿研究》，宁波出版社，1997年6月，页62——76；顾炳权《试论浦东同乡会的浦东开发工作》，《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页120——128；郭绪印：《上海客属同乡团体支持淞沪抗战》，《上海修志向导》，1995年第3期；曹竣：《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54]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5] 蓝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56] 任银睦：《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57] 曹树基：前引书，页110——111。
[58] 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社会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59] 杨国桢、郑甫弘、孙谦着：《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期，页123。
[60] 丘峰：前引文，页166。
[61]蒋维锬：《清代商帮会馆与天后宫》，《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王日根：《论明清会馆的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宫宝利：《清代会馆、公所祭神内容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陈尚胜：《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62]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页19。
[63] 吴慧，前揭文，页119。
[64]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页46。
[65] 丁长清：前引文。
[66]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67] 朱英：前引书，页23——33；
[68] 丁长清：前引文。
[69] 王日根：《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70]杜春和：《李鸿章与安徽会馆》，《安徽史学》，1995年第1期；陶水木：《绍兴商人与绍兴旅沪同乡会》，《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马斌、陈晓明：《明清苏州会馆的兴起：明清苏州会馆研究之一》，《学海》，1997年第3期；张明富：《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刘正刚：《近代以来北京地区会馆的衰落》，“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8月16日——19日。
[71]前书由中华书局1995年1月出版，后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7年6月出版。
[72]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73]该刊1995年第2期。
[74]《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页20——24。
[75]如《清代北京颜料行会馆碑刻》，《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1期；刘苏：《清代北京糖饼行靛行会馆碑刻》，《北京档案史料》，1994年第3期；王星整理：《民国二十一年油酒醋酱公会重修临襄会馆碑》，《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3期。
[76]《上海四明公所档案选》，《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档案史料选》，《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77]如佚名：《民国各省旅黔同乡会》，《贵州档案史料》，1996年第1期；《抗战期间浙江旅渝同乡会的一次欢迎报告会》，《档案史料与研究》（重庆市档案馆主办），1993年第2期。
[78]如东山：《乍浦会馆摭忆》，陈伟侗主编：《嘉禾春秋》，嘉兴市历史学会、嘉兴市地方志编纂室、嘉兴市图书馆编印，1998年12月，页114——119。
[79]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上、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80]王日根：前引书，页29。
[81]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张忠民：前引文。
[82]曹竣：《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页127；赵兰亮、于澎：前引文，页102。
[83]宋钻友、叶斌：《一部研究同乡团体的佳作——读顾德曼教授的《籍贯、民族与城市》，《史林》，2000年第2期，页103。
作者现系复旦作者现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200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