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君子之交淡如水——回忆季羡林先生

季老是我心仪终生的前辈师长,但“文化大革命”前却没有任何联系,主要是因为专业相距较远,而我又多少有点内向,正如台湾老友蒋永敬所言“内热外冷”——开水瓶式的性格。

可是“文化大革命”后,季老关爱的眼光却主动投向我们华师历史系,那是由于当时的学校领导决定创建印度史研究中心,属于南亚研究范围,自然会引起他老人家的注意。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部分历史系世界史教师,如涂厚善、刘继兴,还有早已靠边站的原教务长陶军,都被重新起用,参与商务印书馆的大型汉译世界名著工作,而恰好分担的就是相当艰难的印度史名著《印度文化史》等。涂厚善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高才生,按学籍管理是北京大学1940级毕业,同班有刘广京、任以都等国际著名学者。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北大随从苏联专家进修世界古代史一两年,所以为筹建印度史研究中心,少不了要向老师一辈的季老经常请教。陶军则是燕京大学才子型学生,20世纪40年代初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北京学术界具有历史渊源,他的学术水平与口才风貌,京津学术界早已有所认知。而且北大东语系季老的早期弟子李继晟也来华师专任印地语教学,应该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校印度史研究确有一定优势。

1979年我首次访美,便把印度史学科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曾经专门访问作为北美学术重镇的芝加哥大学印度史研究中心,承蒙入江昭、印登诸教授热情介绍世界上印度史研究概况,并慨然应允接受华师派教师前来学习梵文,并由该校提供资助。此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亦主动寄来两批有关印度史研究的书籍与报刊,为我校印度史研究中心早期资料建设提供及时帮助。1983年,我开始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工作,1984年又接任华师校长职务,到北京开会机会较多,学术讯息获取也比较便捷。经常承蒙京友告知,季老对华师印度史研究印象甚好,并寄予较高期望,因为全国只有三四家研究机构,而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唯独华师一家。对于季老这样权威人士的评价,我们自然非常重视,但从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当面致谢。这不仅由于我从小流浪在外,不大懂得必要的礼节;而且当时的风气也比较淳朴,很忌讳私下的恳求拜托,一般稍有风骨者大多以此为耻。据我所知,北大参与评议者,有时对本校申报人员比外校更为严格,印象较深者,前有邓广铭,后有宿白,不分亲疏,公平对待,一丝不苟,严守准则,其风范至今仍然难忘。

我校印度史研究作为二级学科,在世界史诸分支中最先获准设立硕士学位点,与季老这些前辈学者日常的指点奖掖自然不无关系,但我认为评议的通过主要还是靠自身实力与条件,所以并没有感到有专门致谢季老的必要。只是在我离任并羁旅北美四年期间,学校领导缺乏远见,竟然在实际上撤销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印度史研究中心,以致造成严重的人才断层。这是我内心极大的遗憾,也是永远无法磨灭的对于季老厚望的愧疚。但是,一次偶发事件却在心理上拉近了我与季老的距离。就在我1994年回国后不久,教育部召开直属高校书记校长会议,有位负责人根据下属相关部门整理的材料,介绍高校新近某些值得注意的所谓“动向”。其中特别使到会人员感到关切者有二:一是季老在接受凤凰台访谈时,说什么“教授满街走……”;一是我向华工博士研究生说什么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亦有促进作用,并且鼓吹争取学术自由云云。尽管报告者没有具体点名,但到会者大多心知肚明,因此会下议论纷纷。不过结局倒也差强人意,陈至立部长做总结发言时,明确指出上述这些看法都属认识问题,可以讨论,并到此为止云云。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否则我将有幸与季老成为“难友”。

不知道是否是这件事唤起季老对我的记忆。大约就在此次会后,北京仍然春寒料峭,香山到处多有积雪。以《中国经营报》为依托的若干热心人士,在香山饭店召开拟议中的编委会,讨论已曾停刊多年的《东方》杂志重新复刊问题。外地到会的只有我与马敏两人,会议主持者说我们是作为主任委员的季老亲自指定的增补编委,我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马敏当时还不是校长,连院长都不是;我则是早已“过气”的前校长,而且又浪迹海外四年,刚刚回国,唯恐连累其他单位,特别是像《东方》这样比较敏感的刊物。我不知道季老为什么看中我们师徒二人,会后本来有一天机动时间,但我也没有想过是否应该去看望季老,至少也应该打电话问候并沟通一下。正如有些亲友早先所批评的那样:“这孩子不通人情世故”,时年已迈古稀但仍懵懂如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东方》似乎迟迟未能复刊;也许复刊而主办者是另一班人。反正我只参加过一次会,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还留下一个至今难以解答的问题,季老为什么要我们参加这个举步维艰的编委会?直至季老逝世的当天,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追忆季老感人风范时说:“90年代初是我们这代人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每次我在各个场合遇到季老时,他都会主动走过来跟我交谈,一般都是年轻人找老先生的,没想到老先生会主动走过来跟年轻人握手言欢,我想他是希望能够改变这些人的命运。”我想,尽管自己并不像当年陈平原们那样年轻,但1994年回国后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惑,季老虽然不可能“走过来跟我交谈”,但引荐我参与《东方》编委会,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我的期望与鼓励。京中有些学界大佬已经习惯于巅峰对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很少关心后进地区弱势群体的处境与艰难。倒是季老从学术繁荣全局出发,经常向外地后辈伸出热情提携之手。季老是懂佛学的,《法华经》云:“大慈大悲,常无懈惓,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季老于“恒求善事,利益一切”中体现佛家根性,这可能就是“大慈大悲”吧,因而他的仙逝才引起全国各地如此众多学界人士的惋惜与悲痛。

进入21世纪以后,我的工作杂乱无章,很难专心做好某一重大项目。唯一可以告慰于季老者,即他所亲自领导编撰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包括7大系列,总共52册,2 000余万字,终于实现了总编的宏愿,而且他也在生前看到这部大型系列学术专著的问世。文化史并非我的专长,对长江文化更缺乏深入研究,而我负责的“经济科教系列”更相当于所谓“不管部”,即其他系列不管者均由敝人协助季老主编,任务之繁杂艰难可想而知。但由于深感季老多年来的知遇,仍然勉为其难,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我把编辑当作学习,每审阅一部书稿就等于学习一门课程。始终具体照管这个文库总体事务的陈昕先生,经常以病弱之躯风尘仆仆于京汉道上,沟通于我们与总编之间,帮助我们理解与贯彻季老的学术理念与指导思想,这才保证了各卷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通过好几年的合作,深感季老不仅平等待人,而且也是平等对待中国的两河流域文化,客观而又公正地探讨评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部文库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整合长江流域(广义的)文化研究,而且更有助于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研究,因为两千多年以来都是重视黄河文化而忽视长江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博大精深,实际上形成中华文化的自我贬抑。所以,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全局来看,这部文库的出版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堪称季老晚年的又一大手笔、大贡献。

但遗憾的是,我仍然未能亲身向季老求教,聆听他的宝贵教诲,包括人生感悟与治学之道。就我所知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中,像我这种情况者还大有人在,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对季老的尊重与理解,同时丝毫没有影响季老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这本身就体现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大家风范依然流传人间。《庄子》云:“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而《礼记》似乎讲得更明白:“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当今之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酒醉金迷,浑浑噩噩,有多少学者能够记住并谨守此言。季老已去,风范犹存,愿大家以学习、继承作为真诚的纪念!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