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想写书，我最近的阅读内容多半是相关史料，特别印象深刻的书很少读到。实际上，那种有启发性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书并不多，像黄季刚所说“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当然是他读中国古书读通了以后的狂言。不过我以前倒是读过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书。
20世纪以来，史学界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后来改为社会科学方法，这样一来，历史研究著作变成了社会科学报告书。很多史学家认为历史不应该这样写，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历史学家Lawrence Stone发表文章“The Revival of Narrative”（《叙事的复兴》）。“叙事的复兴”之后发展出了所谓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新文化史产生了一些非常好的作品。如法国年鉴学派经典著作、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奥克西尼的一个山村》（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中译本）。书中描述十三、四世纪一个名叫蒙塔尤的小山村出现了异教徒，当地主教在调查过程中留下了一些档案资料，勒华拉杜里根据这些档案资料来重构当时乡村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想法。这在后来也成为新文化史的一个趋势，即用叙事体描写小人物。以前的文化史都是写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音乐家，小人物的文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史学领域。
美国历史学者娜塔莉·泽蒙·黛薇丝（Natalie Zemon Davis）所著《马丁·盖尔归来》（北京大学出版社有中译本）（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讲述16世纪时一个女人在丈夫马丁·盖尔外出时，另外一个男人冒充他来到家中，女人以为是丈夫回来了。结果马丁·盖尔回来时引起了法律纠纷。黛薇丝通过叙述这个故事来展现小市民的生活、心态及相关的法律等等，这种历史叙事前所未有。这个故事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影响很大。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也是微观史的经典著作。书中讲16世纪一个小磨坊主麦诺齐奥不相信上帝，这在当时显然是大逆不道，会受到教会的惩罚和迫害。麦诺齐奥这种思想从哪里来的？金兹伯格追究他思想的来源，试图通过重新建构麦诺齐奥的生平历史，从一个小人物的侧面分析主人公的异端思想言论产生的原因。
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Great Cat Massacre）也非常著名。这本书讲18世纪时一群印刷工人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工人晚上学猫叫骚扰老板，老板认为工人是魔鬼附体，于是下令杀猫，但是他强调说老板娘的爱猫不能杀，但工人们却先把老板娘的爱猫杀了，这里面涉及对猫的审判等等情节，整个事件最终变成一个闹剧。本来像这种故事历史家并不注意，可是达恩顿从人类学角度把故事放在时代背景下来观察、研究，从中可以看见当时农村的民俗、谚语、习惯、象征、迷信等（比如说猫象征女性），呈现了以前所忽略的一个历史面，充实了历史的内容。
这些著作让我感觉很新鲜，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非常深，也更使我觉得历史书写应该回到叙事（Narrative）。以上是关于西方的，写中国历史的有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他也很会叙事，但从实际内容来讲，他的作品远不如上述那些。他那本《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讲胡若望这个18世纪的中国教徒的故事。胡若望到法国变成了疯子，一回到中国就好了，史景迁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他的疯癫，只是说表面故事而已。史景迁的叙事很好，但他对中国文化理解得不够深。几年前他出版《《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也是如此。我为这本书还写了一篇严厉的书评，登在《上海书评》上。
此外，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维柯与赫尔德》对我启发尤其大。维柯是17世纪意大利哲学家，他认为每一种社会文化里的人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感有其特殊性。赫尔德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他提出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有其特点，不能用其他的标准来评论这个特殊的文化。伯林根据他们的思想发展出我认为所谓的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我发现，在其他非西方的地区如俄国、日本、中国都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伯林从西方看到文化的多元，他认为文化多元有特殊性，但特殊性之间还要有共通性，否则无法交流。这种思想对非西方国家对应西方文化很有启发。
19世纪那些改革维新派，如康有为信守文化一元论，认为文化进步乃人类公共之理，现在中国落后了，我们要迎头赶上，最后实现大同。然而几乎在同时，章太炎提出文化多元论，我后来研究章太炎，发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其他国家也有，如俄国的亲斯拉夫派，日本的政教社。这些人所谓的文化多元并不是反对西方文化，也不是要复古，而是认为本地的文化跟西方外来的文化应该并存，各个文化有特殊性，但也有共同相通之处。我受到伯林启发以后，自己发展出一些对中国近代思想的与别人不太相同的看法。
这些著作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让我觉得叙事的重要，其实一开始我就认为叙事蛮重要的，后来主流都用社会科学报告方式，我不太喜欢。可是现在这个叙事回来了，我觉得自己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
汪荣祖（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本文原刊：《中华读书报》2012年0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