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谙熟中国史学传统而又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杰出史家，曾两度发愿撰著《中国通史》。这么一项浩大工程，首先要精心擘画的就是采用什么体裁，因为体裁决定全书的总体面貌，体现著者的编纂思想，能将那些能够揭示人群进化大势、总结兴衰治乱经验教训和激发民众爱国精神的内容凸显出来，并且体现学术近代化的时代特点。为此，梁氏的设想是：继承、发扬《史记》的优点而加以改造和再创造。梁氏的设想和努力，为大力探索“新综合体”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综合体”解决了纪传体“大势难贯”的难题， 又保持和发挥纪传体宏量广阔、诸体互相补充的优点
梁启超探索“新综合体”，将本来互不相干的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两种体裁互相打通，拿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起讫自如”的优点，来救治纪传体“大势难贯”的严重弊病，而又保持和发挥纪传体宏量广阔、诸体互相补充的优点，成为一种新综合体，解决了人们久已患之的大难题。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达到成熟而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华文化重包容、重和谐、重革新的文化基因的体现。
梁启超于1918年有一封致陈叔通信，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是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四项。在这一体裁设计中，其总体格式是保留纪传体诸体配合、气魄宏大的特点，“年表”“志略”“传志”（即传记）三项是仿效纪传体而来，而要加进新的内容。最为关键的一项是关于“载记”主旨和功能的确定。“载记”脱胎于纪传体的“本纪”，而根据时代需要作了根本性改造，改变其几乎相同于“胥吏之簿书”那种账本式的片断、孤立记载的严重积弊，而使之真正成为全书的纲领，真正能够发挥反映一个时期历史大势，体现历史演进因果关系的重要功能。撰写于1920年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共约8万字，便出色地实现梁氏的设想，充分展示出其罕见的学术功力和撰史才能，成为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和鲜明时代特色的名作。
《春秋载记》是梁启超“新综合体”的典范
《春秋载记》无论对于我们考察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或是改进历史著作的组织、表述形式，都有宝贵的价值。此篇作为《中国通史》的一个构件，得到学界高度评价，原因何在？主要在于以下两项。
第一，梁氏做到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向来把握春秋时期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中肯地论述了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走向大一统过程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即由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状态，经过大国争霸，而成为走向华夏统一国家的意义重大的历史阶段。他指出：不能从表象看问题，认为春秋“分立百数十国，其盛强者尚十数，日寻干戈，二百余年”，似乎与统一之义相背反；而应该看历史发展的总向，认识春秋之世乃是统一的观念和动力酝酿、培育的时期，“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经过春秋前期实行兼并，形成了大国的规模，制度得到发展：“其大国皆廓境至数百里，尤大者逾千里。以千数百之里之国，而建政府，设法制，备官守，其经纬擘画，易以纤悉周备，其治理之资，亦不甚觳薄。……于是各因其土宜、民俗，浚发其物力，而淬厉其人文，缉熙向上。”由此跨出了部落、小国范围狭小的局限，形成了以各个大国为范围的地方文化的特性。
第二，梁氏善于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综合、归纳，写出春秋各国的特点，揭示出历史进程中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这里举《记晋楚齐秦国势章第一》为例以说明之。春秋十二诸侯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晋、楚、齐、秦四国。梁启超发挥了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论点，认为：“晋、楚、齐、秦，分峙朔南东西四徼，实春秋之骨干，而晋楚尤其脊柱也。”这四国，只有齐在西周初封时是大国，余三国均微弱不足挂齿，它们之所以勃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因四国地处边远，周围相处的多是文明程度低下的少数族，若不振拔求治则不能生存。“及其既已强立，次第蚕食群落以自广。剪灭虽众，而天下不以为贪；蓄力既厚，乘时内向以争中原，则弱小者固莫与抗矣。”诚如梁氏所强调，这是考察春秋史的一大关键。如，秦在西部兼并诸小部落，对中国文明的裨益与楚国灭群蛮群濮，晋灭群狄，齐灭莱夷、山戎相同。而秦在春秋时期的特点是：秦晋两国交往频繁，秦穆公与晋结为婚姻。两国关系又有长期矛盾的一面，秦东窥中原的努力常受晋国的扼制。“终春秋之世，两国交欢时甚暂，而交争时甚长。晋不衰，秦终不能以得志。”秦国又一特点是多用客卿。梁氏分析，这种特点也起于秦穆公，而后世仿效。
梁氏如何把历史写活了
《战国载记》是《春秋载记》的姊妹篇，著述风格相似，成就也可相媲美。战国历史局势复杂多变，各国的内政、外交事件及交战胜败头绪纷繁。梁氏却能抓住对于局势发展和历史进程关系最重大的三个问题：（一）推动大国先后出现强盛局面的是实行变法；（二）纵横家的策略和统一的必然趋势；（三）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业。以此作为论述的主线，使全篇纲举目张。总之，梁氏所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都是他所计划中的《中国通史》的部件，置于作为通史全书纲领的“载记”之中。由于梁氏精熟于传统学术，又将再现历史演进大势和揭示因果关系作为著史目标，遂使两篇均成为脍炙人口的名作。梁氏不仅善于把握历史的全局和本质，对重要的问题和事件作深入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隐藏于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性东西，而且组织严密，剪裁合理，纵横捭阖，波澜起伏，叙述生动。换言之，梁氏观察极深刻，并且把历史写活了。此两篇对于我们如何写好历史著作实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认为：梁氏的《春秋载记》《战国载记》和《欧洲战役史论》，如以质不以量言，非止可媲美近代中外名家，抑且足以压倒吉朋（1737-1794）、麦可莱（1800-1859）、格林（1837-1883）和威尔斯（1866-1946）。这就证明两文确是梁启超探索“新综合体”和推进史学近代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探索“新综合体”是近三百年历史编纂的一种重要趋势，与梁启超约略同时，另一位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也提出类似的思考。其后至20世纪终结，相继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的撰成和白寿彝先生主编大型《中国通史》取得的成功，实则梁启超的探索与此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共同构成中国史学具有独特光彩的篇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09月10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