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主要产生了两次高潮，前者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中国学’为旗旌，这两大史学模式不仅为中国跨学科史学的崛起提供了崭新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作业框架，还因其理念、工具、旨趣的相异而催生出中国跨学科史学的不同取向，使中国跨学科史学呈现出多元互竞之格局。”本文出自《中国崛起进程中的史学变迁——近30年间大陆历史研究的几种主要趋势》，载《名家专论——〈澳门理工学报〉专栏文萃（2011——2017）》。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
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闭关自守的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场宏大叙事。正如中国经济跨越计划模式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一样，30年间，中国史学也跨越极端意识形态浇筑的革命史范式，在学习、借鉴、对话西方史学的过程中逐渐转化话语体系，与世界史学潮流交汇融合。30年来西方史学的思想、理论、方法、工具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形塑，堪可比拟西方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腾飞的助推。二战之后西方史学所经历的主要思潮几乎都在这30年间中国史学的实践中重演了一遍。由于20世纪后半期世界史学主潮趋于社会科学化，因此，30年间西方史学的观念与方法的风行，大大改变了中国史学的走向，激发了中国大陆跨学科即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勃兴。
大致说来，风起浪涌之间，新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主要产生了两次高潮，前者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中国学”为旗旌，这两大史学模式不仅为中国跨学科史学的崛起提供了崭新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作业框架，还因其理念、工具、旨趣的相异而催生出中国跨学科史学的不同取向，使中国跨学科史学呈现出多元互竞之格局。
年鉴学派的引入是对中国史学“闭关自守”状况的第一次冲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生的红色政权在政治上、外交上与西方处于激烈的对抗当中，一种“去西方化”倾向逐步形成，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史学在相当长时间内隔绝于世界史学潮流，甚至与世界史学主潮相背而行。众所周知，现代史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体上可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战前，虽然有“新史学”的躁动，但基本上仍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史学范式；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年鉴学派席卷全球，社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渐成主流，政治史、战争史、外交史、军事史、国家史、伟大人物史等传统史学品种大潮退落。尤其在研究方法上，年鉴学派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模式、概念大量引入历史学，从而大大推动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史学却与这一潮流恰相反背。正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去西方化”思潮的左右下，中国大陆史学强化了政治史、事件史、战争史，把民国时期一度繁荣的社会史、文化史驱逐出去。更有甚者，我们竟然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等同于西方文化，又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从而予以彻底驱逐，以致直接取消了这些社会科学门类。政治上、外交上的与西方为敌完全堵上了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沟通的大门。
“文革”结束之初，人们发觉中国史学已经大大落伍于世界史学。因此，当整个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之后，年鉴学派如潮水般涌入。大量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理论以及为数众多的年鉴学派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大陆，总体史、跨学科、眼光向下等年鉴学派的核心主张几乎人人出口成诵。一时间云合景从，几成风潮。可以说，在中国，迄今尚无一种西方史学的传播可以与年鉴学派的风行相媲美。年鉴学派的史学主张，被中国史学界用来作为修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的工具，用以填补阶级斗争史学留下的空间。这一趋势一直贯穿于整个80年代，大大推进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结构性调整。但实事求是地说，受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状况和精神气候的制约，迄至80年代末，史学队伍的主体部分并未被触动，而且史学也仅仅向世界史学打开了大门，它本身并未走出大门、将自身融于世界史学主潮之中。大陆史学那时还在奔腾向前的世界学术大潮之旁徘徊、观望。这一状况到1990年代才得到根本改观。
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崛起，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渐成显学，其中尤以美国“中国学”最为世人瞩目。柯文、黄宗智、杜赞奇、何伟亚等人以及著名的“加州学派”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从历史观、方法论、认识论诸方面对国内历史研究既有体系产生强力冲击，他们来自异域的历史视角和独特的研究思路使得中国历史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他们所使用的众多社会科学工具常常使中国研究别开生面，凡此种种屡屡撞击着国内史学界的思维。众多史学工作者开始在方法上大力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工具来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比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都展现了对中国历史的巨大阐释力，都为中国国内史学界提供了新鲜的认知途径和理论模式。在这些理论的导引之下，中国大陆史学越来越往跨学科的纵深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史学界基本实现了两大转移，即垂直转移和平行转移。所谓垂直转移，是把更多的力量投放到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研究上，如果说前30年是古代史的30年，后30年则是近代史的30年；所谓平行转移，就是在研究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研究课题已向相应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民间社会史、心态史、观念史等集中和靠近。随着这两大转移的完成，中国史学也同步实现了由“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蜕变。
30年间，中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史的全面复兴上。我们应该以新范式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史。从方法论来讲，它的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跨学科研究，一是民间取向。社会史急切地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中撷取理论工具和作业方法，以实现其总体史的学术理想。从1980年代复兴伊始，为走出理论匮乏、模式单一的怪圈，社会史就致力于社会学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史学的发展突破了单纯注重开拓研究领域的思维，在理论资源方面日益表现出与整个社会科学对话的趋势。社会科学理论如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国家—社会理论、区域社会研究理论大量引入社会史研究领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例如，马敏、朱英采用“市民社会”范式对近代商会和绅商的研究，王先明采用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概念对近代绅士阶层的研究，冯尔康采用社会结构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演变的研究，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研究，都表现出强烈的跨学科倾向。
具体来说，近3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史学的社会学化。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吸收和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整体及其运动、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家庭、家族、社区、邻里、各种社会集团）及其运动、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进行研究。在这种倾向中，重点是扩展历史研究的领域，重现历史中的社会整体及其各个侧面。这一倾向的代表是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
第二种倾向是史学的经济学化。傅衣凌、吴承明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以傅衣凌为代表的学术团体，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吴承明等人则格外注意对可计量资料的收集处理和统计手段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充分运用。当前，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国际主流学术界联系最为密切，可称为目前中国史学研究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门类，能将西方学界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概念和成果及时引进到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甚至在某些领域独领国际经济史研究之风骚。李伯重的相关研究，已经产生国际影响。
第三种倾向是史学的人类学化。由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人组成的所谓“华南学派”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在社会史复兴之初，学者们尤其注重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嫁接”。近年来，借鉴人类学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则越来越受到社会史学者的青睐。从1980年代开始，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国外人类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在华南地区合作开展族群与区域文化、民间信仰与宗教文化、传统乡村社会等领域的研究，试图通过走进历史现场，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自己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在理论分析中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2001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人类学与历史学，尤其是与社会史学科整合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史的复兴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事件，恰恰相反，它是以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为背景的。历史研究的题材越来越从国家史、王朝史、上层政治史向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民间社会史、心态史、观念史集中和靠近，这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正在剥离这一历史大趋势在学术上的集中体现。原来，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可以而且应该完全包融在国家体制里边。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事实上是国家对社会的强制同化、前者对后者的全部侵吞。而现在，民间社会正从体制笼罩下逐渐剥离出来。经济领域最先独立出来，社会生活领域也正在独立出来，各种社团正在形成。各种民间力量的存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最强大的社会依托，也是社会史学长期繁盛的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说，从理论和方法上看，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的话，那么，从题材上看，史学则越来越走向民间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生活深处的历史，近若干年来，则特别集中到乡村史上来，乡村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势头。对中国乡村特别是对现当代乡村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已成为21世纪初中国历史知识的一个增长点。现在，毁灭和新生、未来和历史正同时在乡村交织。乡村问题可以说蕴涵着中国当前最深刻的问题，乡村趋势的转移意味着中国最深刻的转移。而且，今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不是取决于城市，而是取决于乡村。乡村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学界始终存在巨大的魅力。它已经征服了社会学界的学者，也将会征服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的学者。发掘乡村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界的知识增长点，很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比如，秦晖对“关中模式”的探讨、陈春声对华南乡村社会民间信仰的人类学阐释、马新对两汉时期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都是较为成功的例子。通过研究乡村，就会发现所有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都是软弱无力的，要使我们的研究能够覆盖昨天和今天所有乡村问题，在方法上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探索，这种方法就是西方成功的社会史学家所运用的跨学科方法。
2000年前后，新文化史在中国的方兴未艾代表着中国史学汇入世界史学潮流的又一努力。新文化史1980年代崛起于欧美，迅速风靡世界史坛。这一崭新的史学形式摈弃了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而采纳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来描述历史。那种以民族国家为主题的宏大叙事不再是新文化史家关注的命题，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领域的历史才是他们的最爱。这一变化被冠以史学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大陆后，迅速成为大批中青年史学家追慕的对象，至今仍风头甚劲。新文化史家们专注于微观史的研究，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医疗史、身体史、观念史以及时间、空间和心性等构成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同时，他们追求历史的情节化设置，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复原历史现场，意图为读者构筑的是一个“感觉世界”而非“思想世界”。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勃兴，标志着中国史学家已经具备了清晰的“史学全球化”意识，并在塑造世界史学主流的工程中担当起一个参与者、共建者的角色。具体到研究层面说，新文化史对微观历史的挖掘与展示，极大地弥补了过去那种宏大叙事对中国历史大而化之的处理，使得历史上的中国具体地日渐丰满和清晰起来，这是新文化史的存在对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意义。
近几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原本在美国、欧洲比较发达的环境史（也可称为“生态史”或“生态环境史”），开始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中国史学研究者开始与西方研究者合作，或向西方研究者学习借鉴，展开中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成立一些研究机构。就当前的已有研究来看，生态环境史研究涉及的治学领域不仅可以涵盖整个人类历史进程，而且还可以向史前与未来两个方向延伸，需要融合利用的学科不仅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气候、地理地质等自然科学，很有可能成为当前跨学科史学颇为重要的增长点。
总之，中国大陆当前的史学已经越来越与西方史学同步，课题、手法越来越接近，西方历史观念、史学观念、史学思潮、史学方法在近30年间的挤入，大大改变了中国大陆史学的格局。在西方史学的映照下，不用说“文革”时期的史学观念站不住脚，前17年的某些史学观念存在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这直接左右了中国史坛的未来走向。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