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当代中国史学有一个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问题。这在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上，尤为突出。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这种构架，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见端倪，中经发育与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并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规范，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学术体系出现，本质上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而每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则又凝聚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自辛亥以来，中国政局纷繁复杂，人民生活在社会动乱和连年混战之中，这就迫使人们把观察政局变幻作为观察国家治乱兴衰的主要动因。于是以政治史作为“资治”的史鉴，也就成了社会共识。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起戊戌维新，下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东北军易帜，叙述了30年来中国政局政情转换变化的历史。
李著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从历史上寻求社会安定之方的心理，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如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李鼎新《中国近代史》等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著的是1935年商务版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下二册。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史观为核心，记述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旁及中西文化交汇，学术思想流变、典章制度更易、内外战争过程、各项主要条约内容等诸多方面。史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成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构架在萌生时期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迨至抗日战争起，救亡再次成为历史主题。人们从对国家治乱的一般观察，转向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从而，使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主线的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也促使学者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走向进行研究。于是从30年代后期起，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上限的界定，由往昔西学东渐的追溯，一变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把视野更多地丛集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研究，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论析了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许多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识见和眼力。若撇开作者的历史观与论点的当否，单就全书的构架而言，那么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上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2.“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崛起
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诸问题。1939年，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干部读本，此书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尔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动力，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迄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范体系进入了充分发育的阶段。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使上述毛—范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规范和近代通史的系统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显然这个研究规范和通史框架，既是对以往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完全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是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发育成熟的表现。
反映这一体系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而真正使这个体系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别。
这样，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代通史体系，成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由此建立的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3.历史新时期中的史学改革潮流
我认为在近代通史中重视政治史研究，既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阐明历史发展脉络所必须。一部“二十五史”，本质上都是从国家兴亡治乱中寻求历史教训和借鉴，即所谓“以史资治”、“以史为鉴”，所以政治斗争和政局变幻，一直是历代史家注目之所在；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政治斗争不仅关系到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配置，而且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通史研究中重视政治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应该而且必需的。
问题在于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忽视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分析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之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中上述两方面的缺憾，涉及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首先在历史观上，究竟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阶级斗争一种还是社会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其次在方法论上，究竟历史发展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还是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有没有所谓基本线索？再次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是不是革命？由此引伸出什么叫革命？戊戌维新是改良范畴还是革命范畴？由此引伸出改革与革命的界限及两者的关系：“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8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如何估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上述传统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都被学者们尖锐地提了出来。这就是：
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有关“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到1983年底，各种报刊共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围绕着一元化动力还是多元化合力、各种动力的相互关系中阶级斗争是不是最根本的动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否可以作为动力这三大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对传统体系以阶级斗争为唯一动力和由此而来的大力歌颂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质疑。
1980年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阶段”说，强调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以此对“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了修正，结果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1981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中，主张以加强经济史研究为突破口，作为弥补单纯把政治史作为主线的缺陷。
1984年，黎澎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它》一文，对长期以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苏联哲学家对《联共布党史》中某些观点的引伸和误解，始作俑者是尤金；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之深信不疑，而且一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未说过这种话，他们只说了“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所以只讲英雄创造了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所有这一切质疑、争论，汇成了一股史学改革的潮流，反映了学术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传统体系和研究规范的成就与不足，希望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真正能够反映近代历史全部面貌的通史体系。
《历史研究》杂志
4.《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正是上述史学改革潮流的产物。
早在1979年，陈旭麓先生发表了《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把中断了几十年的社会史研究率先引进近代史研究领域。1980年，他在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里，第一次以“新陈代谢”的命题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演变。1986年他又在《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中，对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之成就与不足发表看法，提出了“通史总是社会史”的著名见解。
“通史总是社会史”，显然是针对“通史总是政治史”，“通史总是事件史”，“通史总是阶级斗争史”，“通史总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说的。此说一出，使学术界深为振奋，意识到就反映近代社会的全貌言，加强社会史研究对突破传统体系的结构框架不失为一种新思路。从1979年起，经过将近10年的思考、研究和教学实践，陈先生终于写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初稿。先生谢世后，经由门弟子杨国强、周武整理，于1992年正式出版面世。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也是史学改革潮流中出现的第一个近代通史的新体系。
新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重视社会史研究，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典籍中就有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记述，至于文集、笔记、宗谱、日记等私家著述，更不乏此类内容。自本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做过专门研究和专题调查，出版了有关家族社会、宗法制度、官僚政治、行会组织、会党教门，乃至婚姻、服饰、风俗、礼俗、妇女、娼妓、农村生活、村社组织等大量著作。但是，以往的社会史论著，既未与通史研究融汇贯通，又偏向于诸如衣食住行等琐碎问题，迷失了历史学整合的本性，不仅不能反映历史变化的根本，而且看不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难以反映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社会面貌。
《新陈代谢》第一次把社会史的内容与通史研究汇融于一炉，着眼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来侵略、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下的转轨、变异与回应，既复原了重大事件之外诸如宗族、行会、人口、移民、帮会、教门、习俗、风尚、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被传统体系所忽视而为通史所应有的内容，又把这些内容连同经济结构、文化学术、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置于中国被轰出中世纪后，怎样通过“外来变为内在”的自我更新机制，艰难而有限度地一步步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的嬗变过程中，考镜其源流，寻绎其流变，分析其性质，论述其影响。这样，社会生活藉社会性质的巨变而显示出不同于中世纪的变易；社会结构因重大事件的冲击而显出了震荡的深度；社会意识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中，怎样结合出了不同于传统又包涵着传统的价值取向、思想主张、奋斗目标、社会心理。原本琐碎的社会史内容在重大事件的整合下成了社会变迁的血肉，近代通史不再只是偏枯干瘦的骨架；社会史特有的结构研究被引进通史研究，近代史不再是只见阶级斗争而无其他社会层面的活力，其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帮会组织这三种社会结构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脉络清晰可辨；学习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史事件的正负作用不再是只用阶级分析的一种方法作出价值判断，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乃至清末新政中假维新包含的真改革，都在“外来变为内在”的思辨体系中占有一席历史地位；历史发展不再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三次革命高潮”被多元化的合力所取代，革命与改良各自在合力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了正确的定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长卷。
陈旭麓
5.《新陈代谢》与近代史传统体系
《新陈代谢》作为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一种新通史体系，仍然包含着传统体系的合理成分而有所拓展革新。
从历史观的统绪上说，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被抛弃，只是扬弃了以往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公式化的幼稚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学说，仍是全书分析近代社会经济推陈出新通向近代化的理论根据，只是克服了以往片面强调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有阻碍作用，揭示出它同时有着自我调节机制、有限度地容纳甚至促进新生产力的一面，进而说明先进的生产力被纳入旧体制后就会以其特殊的能量在旧体制内“发酵”而为突破旧体制奠定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运用来分析欧风美雨影响下社会思潮、社会文化心态怎样走出传统又反映传统的特点和表现。所以《新陈代谢》的新体系本质上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从方法论说，它既承袭了传统史学固有的因果联系分析方法又借助“辩证思维”，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辩方式把历史逻辑和哲理思辩完美地结合起来，对近代史上诸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西化与化西、新学与旧学、中体与西用、专制与民主等重大问题作了精到的分析，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两者的范畴、矛盾、交融和转化，从而真正写出了近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过渡性。
从体系的构架看，它没有忽视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界标意义，而是进一步把这些阶段性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整合而成一个反映社会全貌的整体，从而突破了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模式。它以中国社会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和走向近代化的艰难过程为近代史的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斗争）冲击影响下的社会结构，诸如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习尚、城乡差异、生活样式等的变迁为辅线，组成纵横结合、前后呼应的构架；突破以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写作方法，采取史论结合、融文史哲为一体的思辩方法，从宏观上展示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面貌。
由此可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所建构的近代通史新体系，基本上是个介于传统与革新之间的体系。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一脉相承，又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而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作为回应历史新时期史学改革呼声的第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参照甚至可以选择的新思路、新体系和新框架，而且在于昭示：一个新体系的诞生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学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传统之后超越传统，革新才有生命力。这就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