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其人
1.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看管。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所以靖港的店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他幼年失怙，父亲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这一年他17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诚关怀终生难忘。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度过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当时，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课程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蒋廷黻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这种训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伯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他的亲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史，主修历史学，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的影响。
《新史学》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导师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海斯教授这门课，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这对蒋廷黻有很大启发。后来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并对洋务运动作了积极评价。
所谓“族国主义”，就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趋向，成了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派史学家研究的时髦课题。他们探究这类国家所揭橥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架，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蒋廷黻作为海斯的学生，又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对这一历史动向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后来，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显然渊源于此。他写道：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很明显，这一历史观正是他从导师那儿得到的感悟。后来，他还十分注意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化历史，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复兴，这也与他在哥大研究院受到的训练有关。
研究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势必要研究帝国主义政策。蒋廷黻在海斯和沙费尔德（William R.Shepherd）教授的启示下，选择当时欧洲最主要的帝国主义英国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放在反对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研究上。他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于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8岁。
从17岁到28岁，蒋廷黻在美国生活了11年。他由一个农村小学生成了一名洋博士，可谓学业有成。毕业那年，他的博士论文照例由哥大出版社出版发行，而那年又恰巧是以麦克唐纳为领袖的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不啻为他的这部学术著作提供了应时之需的销售契机。遗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国工党，上台后丝毫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他的研究与实际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观察和分析国共两党斗争时看好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犯错误的一次预演。
11年的美国生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宗教信仰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几乎不看纯文学作品；他能讲一口流利而略带乡音的英语，但讲起国语来却满口是浓重的湖南官话，以致后来他做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因发言常用英语而遭到时人的批评。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忘记祖国。1921年他在哥大研究院时，适逢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留美学生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五四”时期的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宗旨，积极活动。蒋廷黻即是后援会英文刊物的编辑，是活跃分子。在声援中国代表团的活动中，他结识了同是后援会成员的唐玉瑞小姐，两人相恋，到1923年蒋廷黻博士毕业、归国前夕结婚。
博士头衔，新婚燕尔。28岁的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哥伦比亚大学送走了这个“新史学”的中国信徒，中国史学界迎来了一位新潮学者。
2.新潮史学家
1923年，蒋廷黻携眷回国后，应北方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之聘，出任历史教授。他在南开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学问上。首先，他深知自己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国学基础很差，必须先充实自己。为此，他从重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诗词、文章。
其次，他在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在哥大做研究时就已养成。到南开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美国人马士（Hosea B.Morse）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这部书是根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马士是无懈可击的。但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述是模糊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马士很少使用中国政府的官方材料。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他们提出过意见吗？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这些问题蒋廷黻在南开上课时就已感到困惑。于是他决心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和鉴别有关史料。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受到过历史研究方法的严格训练，懂得怎样判别资料，怎样选编，所以他在南开的六年中，以极大精力收集和研究外交文献，后来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就是在南开时奠定基础的。这项研究，在当时是开拓性的，虽然在他之前有人写过外交史，但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从基础工作做起。陈之迈在他所写的蒋廷黻传记中提到过北方的学风背景说：“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可见蒋廷黻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可以说，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实在是从蒋廷黻开始的。他自己也说：“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睿知卓识，推见未来。蒋廷黻自小去国，对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为此，他利用假期和讲学的机会，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察研究。这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
南开大学的六年，蒋廷黻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显露头角，但更大的发展，则在进入清华任教之后。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欣然应聘，一到该年夏季与南开聘约结束，便束装北上，践约赴任。
罗家伦是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的校友，也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和蒋廷黻认识较早，相知甚深。1926年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将清华大学改为国立，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上任伊始，即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聘请教授、尤其是学院院长和系主任时不徇私情，专重学问、才能；其次是终止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将之改造为男女同校、提供四年正规课程教育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再次是使清华脱离原由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监管的体制，改由教育部直辖；同时加强校舍和教学设备的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家伦选聘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蒋未到任之前，由罗兼任。
蒋廷黻于1929年夏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后，立即发现清华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缺乏能开中国自己课程的教授。他们可以照搬美国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开设有关中国国情和社会演变的课程。例如教政治思想史的，可以从古代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没有人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史。历史系也有类似情况。留美归来的教授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老教授大都是断代史或是某一种古籍的专家，他们对版本或训诂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则没有多少见识。他认为这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是一种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为此，他在尊重老学者的同时，引进一批年轻教授，给他们两三年时间准备开一门新课，提供参考书和配备助理人员。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历史系逐步配备了较强的阵营：由雷海宗主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主清史（北大教授、兼任）、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俄国人）主俄国史，蒋廷黻自己则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同时规定学生可以兼修旁系各科。显然，经过他的改革，这个阵营确是全国一流的。
蒋廷黻主持历史系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原则上，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因为历史系毕业后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学教书，待遇既低，又无图书资料，容易荒废专业。所以他对申请读历史系的学生总是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研究历史除非发现真伪，不会成名”。但当他一旦发现优秀青年，他都鼓励他们进清华研究院，研究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在30年代，中国尚无日本史、苏联史、蒙古史、泰国史和越南史的专家。当他发现一个青年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时，他就说服他们去清华研究院学习相关语言。成绩优秀者，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例如他鼓励王信忠学日本史并推荐其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日本史，二年后回到清华，聘为讲师；又如朱谦之研究苏联史而去英国学斯拉夫语；邵循正在清华毕业后准备研究蒙古史而到巴黎学习波斯和阿拉伯语等。当时，蒋廷黻已经是清华校务委员会的评议员。他对学校建设、学科改革、推荐和选派学生出国深造等学校大计，有充分的发言权。
在清华任教期间，蒋廷黻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他继续在南开大学时已奠定基础的资料搜集和鉴别工作，并把搜集范围扩大到近代史领域。经过苦心孤诣的不懈搜求和严谨缜密的鉴别编排，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辑录1822—1861年间（道光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外交文献259种（篇），中卷辑录1861—1895年（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外交文献540种（篇），两卷共计799种（篇），是当时中国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繁的外交史专题资料集。在编辑资料的基础上，他发表了一批有独识、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北海图书月刊》二卷六期，1929年）、《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六卷三期，1931年）、《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等，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特别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用官方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涟漪千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认为他太偏向清政府，或说他居然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实属无礼之举。尽管各方反应不一，但他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的学术地位，则是众所公认、无可动摇的。
学术研究犹如着纸的墨点有渗化效应，由点及面，层层拓展。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到许多问题若仅局限于外交一点很难说清说透，必需追溯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组织、经济变化，这就促使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在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处于初生婴儿阶段时，这一悟性对蒋廷黻来说，无疑是“够刺激”的。他说：“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从此，他把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一生最大的志愿。可惜，后来他从政做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计划。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牵梦萦之所在，1965年他从官场退下后，还计划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继续研究。不幸就在这一年，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愿望竟成了终身遗憾。
重新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
3.倡办《独立评论》
蒋廷黻在清华执教的第三年即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的侵略激起国人的极大民族义愤，抗战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经常在饭后与清华一批教授到北院7号叶企孙和陈岱荪家里议论和战问题。大家都主战，只有他一个主和。他对日本侵略一是不怕，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的强大只是暂时现象，时间对中国有利；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占夺东北的地方性事件。早在事变前他就曾通过对东北的实地考察，深知东北对中日两翼都极有战略价值。“东北问题不易解决”，除非双方都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处理争端，否则就会“发生巨变”；三是主张利用日本在事变前就已流露的希望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东北问题的意向，与日本作外交谈判以争取和平。所以他不持主战言论，不主张对日作战。其实，蒋廷黻的认识纯属书生之见。他虽是东北问题专家，但事态的发展却无情地击灭了他把“九一八”事变视为地方性事件的迂腐理解。日军占领东北后，立刻向平津地区渗透，关内顷刻笼罩在侵略战争的阴云之下。面对这一不争的事实，蒋廷黻开始从主和逐步转为备战。他说：“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又说：“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
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目击时艰，“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都感觉到除了教书和研究以外，应该替国家多作点事”。然而书生报国唯有笔，蒋廷黻想到了办刊物，“讨论并提出中国面对的问题”；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晚餐会上，在座的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等人提议办一个周刊，“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此提议先遭深知办刊之难的陶孟和、胡适的反对，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几经讨论，终于在经费、出版、管理等方面达成共识。刊物由胡适提议叫《独立评论》，编委三人：胡适总其事，蒋廷黻、丁文江助其成。
《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出版发行，它的宗旨在第一号“引言”中说得很明白：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与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独立评论》第一号
显然，《独立评论》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自由主义学人评论时政及相关问题的刊物。它没有党派背景，标榜独立精神，言论不求一律，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地讨论问题。从《引言》中看，它虽由八九个学者所发起，但不是同人刊物，他们只是“引子”，目的是引起社会上对时政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份刊物自1932年出刊以后，持续约五年，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每周一期，共出244期，发表了1309篇文章，其中55％是编辑部以外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大多数是时论，也有书评、译稿和游记。
《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除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三位编辑外，还有傅斯年、翁文灏、吴景超、任叔永、陈衡哲、陶孟和、吴宪、姚森、杨振声、朱经农、陶希圣等人。他们的政治主张并不一致，经常有激烈争论。如对日本的侵略，胡适、蒋廷黻主张尽可能避免战争，丁文江支持胡适的观点，甚至比胡的主张更极端，认为可以效法苏俄列宁在1918年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办法，争取和平的时间，但傅斯年却反对胡适主张；又如在国家统一问题上，蒋廷黻和丁文江都赞同实行武力统一和开明独裁，而胡适则主张开放民治、实行宪政的好人政府。尽管有争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公平讨论，各抒己见，把“谨慎‘无所苟’的态度”——《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
《独立评论》出版后，在大学生、公务员、开明绅商乃至青年军官中影响很大，发行数量不断上升，从第一期两千本到第二期三千本，一年后上升到八千本，两年内达到一万五千本。不仅解决了创刊时的经费困难，而且成了舆论方面的著名刊物，备受朝野关注。
蒋廷黻作为《独立评论》的三人编委之一，始终对刊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主编胡适偶然离京时，由他代理编务。编辑之余，他自己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政论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日、对苏外交上，尤其关心苏联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态度。他不同意时人认为苏联将会支持中国抗日的观点而认为这个信念全无把握，他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考察，觉得苏联的远东政策将是采取对日妥协的策略以减轻日本对苏的威胁而无后顾之忧。这一看法，揆诸1932—1935年间苏联的远东政策，应该说是很具卓识的。苏联是在1937年中日大战全面爆发后，才改变对日策略，8月21日与南京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在军事上、财政上予中国以援助。
在内政方面，蒋廷黻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维持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及内乱”，中央号令各省必需遵守，“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由此，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其次，这样的中央政府应在发展经济方面立即采取行动。他认为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应该先于政治”，“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由此，他批评胡适忽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在经济方面有两件工作要做，一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和运输，二是社会化或公平地分配财富。他说：“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再次，他认为这样的中央政府要领导并负担民族复兴的便命，必需真正站在“为民族服务的立场上”痛自革除弊政，提高自身素质，真正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关注教育等政策，使中国日臻富强，对内可以谋致人民的康乐幸福，对外可以抗拒帝国主义侵略。
凯末尔
显然，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府的。他对南京政府寄于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理念上说，他在留美期间就一直对俾斯麦、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领导的统一事业深为敬佩，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表示向望，希望中国能走出中世纪、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从事实上看，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当时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进的大城市，在各种政治力量（军阀集团）中确实最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与实力。而且，他认为国民政府自“济南惨案”后对日本的态度已由亲日渐趋恶感，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实，蒋廷黻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并无特殊好感，他曾说：“我不愿作国民党的辩护士，国民党亦用不着党外人替他辩护。”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无非是一个自由派学者在国难当头，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本色，书生论政而已。说他和《独立评论》社成员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是可以的，但若说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需要，成了蒋介石的辩护士和帮闲文人，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团聚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原本希望通过他们的“讲学复议政”的努力，使中国“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以便使国家和社会有点滴的改良与进步。这种理念势必使他们主张精英政治和寄希望于政治精英人物。蒋廷黻之主张开明独裁，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直接诉之于集权统一的政治制度来解决危机而已。可以说，无论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还是主张开明独裁的蒋廷黻，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路向。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既不同于激进派，又有别于保守派的本质所在。
4.弃学从政
蒋廷黻弃学从政是在1935年。但凡事总有作始之时，事实上他于1934年出访苏联就已开始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了。
事情还得从1933年被蒋介石召见说起。
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同时，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大公报》是近代中国一份老资格的大型日报，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中有广泛影响。蒋廷黻关于内政、外交的见解引起了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的注目，尤其给正在由亲日转变为亲英美的蒋介石以深刻印象。1932年底中苏邦交虽已恢复，但仍无多大进展，双方关系基本上处于互不信任的僵冷状态。随着日本侵略的日趋深入，中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需要，开始有解冻意向。蒋介石认为蒋廷黻作为近代外交史专家，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多有识见，便通过自己的密友、《大公报》发行人吴鼎昌，于1933年夏约见蒋廷黻。
对于蒋介石的约见，蒋廷黻认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学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的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在自己这方面，蒋廷黻当时还没有弃学从政的打算，只是出于“希望会见一位伟人”的心理而欣然接受约请。
届时，蒋廷黻与被同时召见的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同赴江西牯岭见蒋介石。首次见面只是礼节性的闲聊。第二次蒋介石便征询他们对国事的意见，蒋廷黻谈了他对统一的看法，认为应该以正确的政策结合武力来统一中国，而对日作战一定会使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中国能“自然而然的达到统一”。蒋介石只听不说，面无表情，但临结束时要蒋廷黻多留几天，以便再谈。过了一天，果然以请吃午饭方式单独召见。这次，蒋介石要他坦陈外界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不必有所顾忌。他便率直说有的人对中央政府感到失望，希望政府行政更有效率，目前非中央地区反而比中央控制省份的人民生活更能改善。蒋介石十分敏感，立即反问：哪一个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蒋廷黻说自己没有到过那些省份，不能根据别人看法作出判断，但根据传闻，山东在韩复榘统治下就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荣。蒋介石对传闻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又说蒋廷黻所说的都很重要，中央的省份应该改善。
召见结束后，蒋廷黻仍回清华继续教书研究、编《独立评论》。同年秋，他又受到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约见，和他商量对苏联的态度。当时正盛传驻苏大使颜惠庆博士主张采取公民投票决定对日和战，颜认为中国如抗日，苏联愿意给中国武器援助。汪问蒋是否同意颜的主张？蒋廷黻说若政府已经决定作战，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制造舆论，否则，此举不免幼稚。汪原是亲日派，自然不赞成对日作战，在同意蒋的意见之后，表示颜并未带回苏方予中国援助的承诺。
一年中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人约见，预示着这位自由主义教授将有特殊使命降临。
果然，1934年初，蒋介石再次约他到南昌行营谈话。这次约见，决定了蒋廷黻以非官方代表身份出访苏联的特殊使命。同年7月，蒋廷黻乘清华放暑假之机，以去欧洲搜集史料为名，率领一个非正式使团出访莫斯科。临行前，蒋廷黻再次去牯岭面晤蒋介石，接受指示。蒋介石希望他把出访欧洲的时间尽可能用在了解苏联上；希望他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10月16日，蒋廷黻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副外长）斯托莫亚科夫，双方对不究既往、面对现实、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共识。斯氏表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对中国怀有最真挚的友好的感情，把我们同你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共同的国界，而且是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并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深厚感情。”针对中方对于苏联传播共产主义的疑忌和干涉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担忧，斯氏以苏联和法国、土耳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为例，说明苏联从未梦想法国与土耳其会成为共产国家，也希望法国、土耳其的朋友不要仅仅为了我们希望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就希望我们放弃共产主义。他强调：“一旦苏联政府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一定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
会晤后，蒋廷黻认为“初步试探”已经过去，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立即将详细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建议应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对此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十分满意，复电表示嘉许。苏联政府的承诺，对面临外患内忧困境的蒋介石集团，确实极为重要。蒋介石不仅知道了苏联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态度，而且对可以获得苏联支持中国抗日的援助有了信心。蒋廷黻访苏成功，无疑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机。后来，蒋介石委任蒋廷黻为驻苏大使，显然是为了承袭和扩大这次非正式访问取得的成果。蒋廷黻在秘密访问时与苏联官员建立的私谊以及他在苏联、德国考察时所获得的知识、经验，都成了蒋介石外交策略中的重要砝码，使重获转机的中苏关系日渐向正常化和友好方向倾斜。
秘密使命完成后，蒋廷黻继续在莫斯科观光、考察了三个月，然后访问了西欧的一些国家。其中特别考察了德国在纳粹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会见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和被誉为纳粹伟大思想家的鲁森伯（Herr Alfred Rosenberg）。1935年3月初，蒋廷黻又去英国观光。在英国，他曾与著名学者韦伯斯特（C.K.Webster）、泰奈（R.H.Tawney）、鲍威尔（Eileen E.Power）以及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等有所接触会晤，直到这一年9月，才结束欧洲之旅回到清华。
回国后，蒋廷黻把自己访苏、访欧的观感写成文章，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纳粹、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认为最后胜利的一定是自由主义。他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更值得人们注意，斯大林羡慕德国的科技进步，而希特勒则羡慕斯大林的控制方法。他要《独立评论》的读者相信：“希特勒是想要用共产党的策略去反对共产主义，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这些看法，道出了一个自由派学者对意识形态冲突所持理念的自信，显示出站在世界权力格局门槛外的旁观者在自由议政时的洒脱和清醒。
可惜这份潇洒没有维持多久，蒋廷黻就被卷进政治漩涡。1935年11月，他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自此开始直到1965年退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国民党的官场里奔忙。以下是他的任职简历：
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
1938年2月至5月，在汉口赋闲，等待新的任命。
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1947年9月至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1961年至1965年5月，调任“驻美国大使”。
1965年5月退休，暂住纽约。10月，病逝。
这份简历说明，蒋廷黻已从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从政变成了真正的弃学从政，从一名大学教授、自由主义学者，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这一蜕变，且不说使他再也难以重温《独立评论》时代自由议政的旧梦，即使想重返大学教席，重操史学旧业，也属奢望了。
杜月笙、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吴铁城、杨虎
蒋廷黻之所以会应召出山，一是基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早在湘潭益智学堂读书时，他就有了要救中国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梦想。大学时代特别是研究生时代，这种爱国之思已经与专业选择结合起来，有了以所学为国所用的追求，他专攻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真正有用于政治。他曾说过：“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了解他的人也说：“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他“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廷黻之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职务的动机和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
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本色。对于像蒋廷黻那样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学人来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精英政治的理念熏染。他们看惯了西方总统竞选、议员选举等政治机制的运作，视议政参政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并把自己作为政治精英去关怀国家前途和社会进步。这种特定文化背景生成的精英意识，使那些留学西方、憧憬政治民主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不仅在价值判断上或是感情理念上，磨平了为学与从政的职业界限，并且在角色定位上，隐隐然自承起社会良知的贵任。在野时，他们以“讲学复议政”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充当社会良知；一旦政府征召，便以“书生从政”转变角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服务并在实现社会改良中完成政治精英的形象塑造。所以当蒋廷黻随翁文灏南下、向北京的朋友们告别时，“一般的反应都认为是学者从政”，不但不感意外，反而予以鼓励。胡适作为自由派学者的人望，更以诗句相赠。后来，他也应邀出任驻美大使。凡此都说明他们对书生从政是视为理所当然的。
二是基于对中国政局走向的理解和对蒋介石的期望。作为《独立评论》派的主将，蒋廷黻在渴望国家统一及实现民主宪政的理念上，与自由派学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实现统一、如何建国的方法上，他不同于胡适的自由议会政府的主张。他从历史与现实的考究中寻绎中国的出路，认为：“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由此他推断出中国首先需要用武力而非宪政来统一国家，建立专制政治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然后再建设政治上的民主。基于这样的理念，他把实现武力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最具实力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期望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实现分阶段的政治建设。
蒋介石自30年代初期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同时，即着手为南京国民政府物色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文职官员，以改造官僚结构。他通过私下接触和公开召见的方法与自由派学人群、银行家、报业家等保持联络并征询政治建设的意见。这种罗致人才的姿态对处于国难当头、一心想为国效力的各级知识分子，确实具有相当影响和魅力。不仅是蒋廷黻把他看作“伟人”，即使是胡适也一反以往对蒋介石的看法，把他看作能挽救华北危机的人物。所以当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兼任行政院院长、改组政府后，立即把他看中的翁文灏、蒋廷黻以及银行家张嘉璈、报业家吴鼎昌等延入政府，而蒋廷黻也毫不犹豫地受命就职了。
一开始，他对自己的角色转换似乎并不习惯。在上任政务处长不久即写信给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J.K.Fairbank）说：“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但很快他就进入角色，全身心地投入他自诩为类似法国“内阁政务处首席顾问”、实际上仅仅是行政院兼院长蒋介石的秘书一类的工作。他称赞蒋介石“甚至比美国历届总统更加新派”。以后，工作虽有变动，但他一干就是30年，乐此不疲地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僚。
如果说，蒋廷黻在从政前尽管主张武力统一、拥蒋反共，倡论独裁、缓进民治，但毕竟是属于无所依傍、独立自由的书生论政。国是人人可议，见解容或各异，自不必舆论一律；即使是从政以后，他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投身的事业，是为了“共赴国难”，为了加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也还不失为是一种政治理想。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中国政治格局明朗化后，还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唱赞歌、责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就是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宣告与走中间道路的自由派学人群公开分离，蜕变为国民党的辩护士了！
那末，学者从政，其幸乎？不幸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