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双文:蒋介石与华南抗战

摘要: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之后,国民党中央才恢复对广东的实际控制,这时离全面抗战爆发,只有一年时间。其后,广东纳入准备和实现全国抗战的统一筹划之下,蒋介石开始对广东军政的具体领导和指导。这其中的关系怎样?得失如何?过去学界和一些回忆录中虽有提到,但还未见有人对此做专门的研究,一些回忆录的说法也稍嫌随意1,本文拟根据近年新公布的《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介石日记》等史料,对蒋介石与华南抗战的关系,略作梳理。

一、协调广东军政,指导对日布防

广东归附中央之后,先是黄慕松主政,余汉谋主军,因黄与余有师生关系,大致尚能协调。1937年3月黄因病去世,蒋先是考虑让宋子文接替,后来选中与广东关系颇深、祖籍中山的吴铁城(生于江西九江)出任,并认为吴、余之间较易协调。但吴在4月上任之后,军政之间纷歧不断。先是作为军事主将的余汉谋认为广东是他的地盘,要干预省政。据说吴铁城来粤之前,答应将民政厅长的位子交给余的亲信李煦寰,但结果却是由吴自兼,以后又直接以省主席名义委派郑丰为工业管理处处长,而不征求建设厅厅长徐景唐的同意,徐是余汉谋的把兄弟,原第四路军的参谋长。对吴这种做法,余汉谋自然十分不满。2而实际上,关于广东各厅厅长及省府委员人选,是由吴铁城与蒋反复函电磋商后,由蒋确定任命名单,吴铁城未必完全做得了主。3双方的分歧应该是闹到了蒋介石处,故5月30日蒋介石致电余汉谋,明确告诉他:“关于建设厅与省营事业事,请兄勿加干涉。凡政治事,皆任省府负责主持,使粤省行政得上正轨。”4而吴铁城大革命时期就是广州市公安局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任上海市长,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地位高出余汉谋许多,处事可能也有越界之处。1938年3月4日,蒋介石又专门打电报给吴铁城,让其“推重余汉谋军事权责”:“广东军管区司令与动员委员会事,现情如何?凡军事有关事项,最好由兄自动推重幄奇(余汉谋字——引者注)权理,以使指挥统一,免致延宕,授人纷歧之口实。”5军政之间总要蒋介石亲自出面协调,既是蒋介石的烦心之处,但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蒋介石所乐见的,对于广东这种地方势力一直较为强势的地方,军政完全协调,可能反而不能有效的掌控与牵制。但军政纷歧造成广东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当时即有人讥讽广东的政治是“一国三公”6,“军事为余汉谋,庸弱无能,亦因彼之地位非来自功绩而因缘坐大。……政治之吴铁城纨绔挥霍,但知纵乐,长上海市时,以数千万建辉煌之市政府而不作国防工事,即以鉴其妄。财政厅兼市长为曾养甫,勇而无谋,乱而无纪,任意为之,无所顾忌。……三面激荡,各不合作,互相掣肘”。7王世杰也听孙科告诉他,“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亦不睦,有三头政治之称”。8到1939年1月,李汉魂回粤接任省主席,吴铁城还满腹酸涩地对李说:“我治粤期中,错在‘委曲求全’这四字。我所任命的百余名县长中,真正是我认可的只有12人。”9

1938年3月初,蒋介石得到日寇将以8个师团进攻闽粤的情报,对其真实性,蒋曾掂量“倭寇调八个师攻闽粤消息是否可能”10,怀疑“敌派八个师袭厦攻粤之报似为空气作用,以其无此军队也”。11但在9日仍下令让余汉谋破坏粤东的公路:“据报敌军动员八个师,在厦门登陆,进攻广东。预料其主力不在沿海一路。务希将潮汕梅县通广州各公路之路基根本破坏,并派定专员,分路负责,彻底实施,必使敌之战车不能活动。对于增援兵力,正在筹备,叶邓各军兵员之补充,务希加紧办理,兵器已提前拨给矣。”蒋还将同样指示发给福建省主席陈仪,令其破坏“漳厦通赣粤各公路”。123月15日,蒋又指示破坏公路事暂缓:“前电各公路根本破坏一节,请先定计划准备一切,至破坏日期,另行电达,此时暂不实施,如何计划,盼复。”13其后,因余汉谋提出为阻断日军在华南登陆后的交通,考虑破坏广九铁路的建议,蒋又指示何应钦对此加以研究。14

接到蒋关于广东防卫的有关指示后,广东省当局有所行动,第4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往翁源,并在翁源构筑了防空地下室备用。余汉谋也遵照蒋介石的战略,制定了一个第7号防御作战计划,在广州失陷前半年发至各军军部,各部大体上按照该计划执行,分别占据阵地,构筑工事,准备作战。第4路军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从香港采购了大量钢铁、水泥,分拨各阵地。但事隔不久,军事委员会又发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改变战略,将原准备侵粤的部队调至长江地区作战。这样一来,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来。15

6月7日,蒋介石又电告余汉谋,日军有可能进攻华南:“据报倭决增兵华南,由海丰惠来等处登陆,请注意。”16蒋并问余汉谋,防守广东须增派多少兵力,指示其防务要点:“守备广东整个计划至少须增兵几何,希即详告,应以确保广九路与东江为计划之重心为要。”17但其间反反复复,广东当局也渐呈疲态,加上其后武汉会战如火如荼,广东成为输出部队的省份,对日备战在客观上呈现出鄂重粤轻的局面。

抗战开始之后,广州屡遭日机轰炸,蒋介石对此也表示了关注,1938年6月6日还发出专电慰问:“敌机狂肆凶虐,对我广州市区商店民房,滥施轰炸,我同胞死伤枕藉,牺牲惨酷。南望粤垣,轸念曷极。如此奇痛深仇,举国同深发指,中正悲愤之忱,更非寻常慰问之词,所能达其万一。对于救护事宜,已饬悉心办理,中央必尽力设法增加广州之空防,誓歼寇敌。”18为帮助广东抵御空袭,6月8日,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王正廷,催询广东托其代购高射机枪事:“粤省前托子文电兄代办高射机枪,已付定金七万余美元,阅时已久,货、款迄均无着,殊失信用。广州近日被敌轰炸惨酷,民众怨望更深,此事究竟如何,务盼严追即复。”196月17日,又电告余汉谋、吴铁城,即派宋子文到广东面商防空问题并致慰问,请广东方面予以接洽。20但王正廷在美的活动颇不得要领,据宋子文报告,“儒堂(王正延)在美朝野间信用扫地,被人轻视……儒堂经手粤高机枪款,迄尚未还”。21王正廷企图以国内通行的贿赂办法,在美国争取贷款。他让一些人为中国谋求贷款并为此付出大量活动经费,包括他私人的一位商人朋友,这个人在美国财政部进进出出请求贷款,并索取约25万元的费用,却未得到任何结果。美国财长摩根索曾对顾维钧说,“中国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寻求贷款将一分钱也得不到”。11故不久国民政府将王正廷免职而代之以胡适。但广东购械之事也就如石沉大海,没了下文。接着是长达数月的武汉会战,未见蒋介石及有关当局再有助粤防空的更进一步的措施。

二、设想华南为第二大抗日基地

抗战军兴,对于广东问题,蒋介石时有所及。22随着日军侵略的日益加剧,究竟应以何处为战略纵深和战略后方,广东在整个战局中处于何种位置?到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夕,蒋介石作了如下的谋划与考虑。6月11日:“一、研究整个战略:甲、敌如正面攻汉时,应否固守;乙、粤、汉、陕三点以何者为重;丙、敌如粤、汉并攻,或先攻汉不攻粤,则我军应先固粤垣为要着。注意:一、战略既定先粤、次陕,则军队应速作部署、实施计划为要。”6月12日:“注意:一、根据地应粤、川并重,但以川为永久根据地;二、以后兵力之部署,应分川、陕、甘与湘、粤、赣。”23在这个预案中,蒋一度将广东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重过陕、鄂,而大致以粤、川并重,四川第一。从广东所处的华南沿海的地理位置而言,作为预备战略基地,本来并无优势,蒋介石也有见及(见后文),此时所以将之纳入考虑范围,可能是因为靠近香港的特殊作用以及华南地区与英、美的特殊关系。在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高层的眼中,其一是广州作为海外物资进入国内的重要通道,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日军如果进攻华南,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截断中国的这一外援通道,截断广九线、粤汉线,进一步封锁中国,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其二是这一地区攸关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重要殖民利益,在华南发动攻击,属于“南进”之重要步骤,势必对英、美在华南及东南亚的现有地位构成威胁,有可能引起英、美的积极干预,从而出现对中国抗战有利的国际形势。24

蒋介石真正认为重要的,还是四川等西南地区。10月13日,日军进攻华南之初,蒋介石即提到:“敌既在粤登陆,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之不能撤兵”,“勿忘三年前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平汉、粤汉路以东地区抗战至今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达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2510月17日,蒋介石称:“抗战根据地本定于平汉与粤汉两路以西,非此不能作持久抗战之计。”26而当武汉撤守时,蒋又明确宣示:“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阅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无虞其缺乏。”27

正是因为持这样一种态度,在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不断从广东调出部队支援其他战场。陈济棠时期广东军队约有15万人,余汉谋接任后,经整编压缩,还有超过10万之众。淞沪战起,蒋介石令从广东调兵,余汉谋即派副总司令香翰屏率巫剑虹第154师、叶肇第160师、谭邃第159师、邓龙光第156师、彭林生的教导旅,合计兵力5万余人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在参战中,这些部队损失严重。1938年春,余汉谋部获得相当补充,增编了2个师、2个独立旅,但都是新兵,没有实战经验。1938年5月,又有李汉魂第64军(辖陈公侠155师、彭林生187师)奉命调到河南兰封一带作战,武汉会战后期,再将王德全的156师调到湖北蒲圻作战。28

在此之后,仍有若干蒋介石要求广东调兵到外省增援的记录:

1938年9月9日,蒋介石致电余汉谋,让其再调拨老兵4个团:“前方官兵死伤重大,叶肇部之补充更急,请兄再拨老兵四团,专为叶部补充之用,务希于10日内运到南昌,千祈勿误,盼复。”29

9月24日,蒋介石又让余汉谋调出部队:“务请吾兄速抽调精良部队两师,至少亦须一师一旅,于本月底起运来汉,千祈勿误,盼立复。”30

至10月初,日军已在攻粤途中,蒋介石还两次令余汉谋调部队支援武汉会战。10月4日,蒋介石限令余汉谋“务希加派一个师运汉增援,以为最后决胜之基础,无论如何,必须照派,并望于本周内全部出发,盼复。中正,支机鄂。”31次日,余汉谋复电蒋介石,称广东部队先后奉调,数量已逾一半,广东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师支持汉口,将更感空虚,且日军已增兵厦门,广东若有疏失,将为全局之忧,请蒋准予免调。3210日,蒋电余汉谋,还是令其调出部队:“最急,广州余主任幄奇兄。复电悉,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则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究抽何师,何时可到,盼复。蒋中正手令。蒸机鄂。”33这次是用了“最急”、“手令”等极其加强的用语,蒋为劝说余汉谋同意调兵,措辞已有点急不择言了,随意许诺,连哄带唬。同时,它也反映了蒋介石不是完全按命令来强制指挥和调动地方实力派,还需运用技巧和手段。34

当然,广州、武汉失守后,对于粤、湘、赣地区,蒋介石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将粤系部队全部归还建制,回援广东,并先后到长沙、衡山、韶关、桂林等地布置防务,做出种种安排。撤至粤北山区与敌对峙的中国军队,对敌具有重要的抵御、牵制作用,华南战区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支撑点之一,自有其重要的价值,可与湘、鄂、赣,晋、豫、陕,以及苏、鲁、皖等其他若干战略支撑点一道,分担大西南陪都的防御压力,长期坚持、持久抵抗、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从而达到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总目标。

三、应对日军大举侵粤的指导与善后

1938年9月29日,日军21军司令部从日本门司出港,10月2日到达澎湖列岛之马公。各师团分别从上海(第18师团)、青岛(第5师团)、大连(第104师团)各港登船,于10月7日秘密至马公集结,护卫舰队也在此前到达马公。35登陆前,日军先派了一支部队占领三门岛,断绝从珠江口通向粤东的海面交通,封锁消息,拦截过往船只,将船拖至焚船角(现名)烧毁,把船上的人全部拉到杀人崖(现名)杀掉推入海中。

一切准备就绪,敌华南派遣军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率领“波”集团主力船团,满载着3个师团的基干人员、武器、军需品等的106艘大船,在第5舰队的护卫下,成两列纵队按其预定航路行进,未受任何阻碍于10月11日(10月10日是国民政府的双十国庆日)黄昏到达大亚湾海面。接着,在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中进入湾内。日军的先头舰艇已于前一天进抵大亚湾附近海面。为确保顺利登陆,日军在汕头方面实行了佯攻。日军此次侵粤投入部队总数约7万余人,大小舰船500余艘,飞机200余架。

蒋介石在此以前对敌情判断错误,以为日军因对英国有所顾忌,可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短期内不会大举入侵华南,因而对华南防务实际上重视不够。10月2日,在很明确的得到敌军从上海、青岛等地南调攻粤的情报后,蒋介石仍然十分大意,视若等闲:“敌军昨自上海、青岛二地向南运输,有大舰五十艘之多,约可装兵五万人,声张攻粤,无论其虚实如何,此时仅运五万攻粤,毫不足动摇余之大计也。”36蒋还认为敌人如果进攻华南,其目的只不过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而在大亚湾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军兵力而已。所以蒋的战略是以确保广九线为主旨。37根据这样的判断,守军就更加忽略了大亚湾地区的防务。当时戍守惠州、平山、淡水和大亚湾沿海地带的国民党151师下辖两个旅,温淑海旅驻龙岗、深圳和广九线上;何联芳旅守备惠、平、淡、澳。该旅罗懋勋团团部和两个营驻淡水一带;澳头驻1个营,营部驻亚妈庙;土湾驻步兵第8连;黄鱼涌的禾里巴驻1个步兵连;禾堂头驻机炮第3连。以这样的兵力与几万日军对抗,实力相差悬殊。

敌开始进攻后,蒋介石最高统帅部收到的电报因为翻译错误,竟将大亚湾误为大鹏湾,蒋介石对余汉谋的应战指令也因此张冠李戴:“敌既在大鹏湾登陆,我军应积极集中兵力,对于深圳方面,尤应严密布防。料敌必在深圳与大鹏二湾之间,截断我广九铁路之交通,此为其惟一目的,亦为其目前最高企图,故我军不必到处设防,为其牵制。先求巩固该处既设防线,一面多构预备阵地,以备节节抵抗。一俟兵力集中,再图出击,以敌军全部兵力之统计,决无大举窥粤之可能,知兄必能沉着应战,予寇痛创也。”38在敌已经大举发动进攻后,对敌进攻的方向、兵力、意图等具体敌情判断,仍沿袭此前的看法,而存在严重失误。至于对敌战略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则认为:“一、倭在粤登陆之目的:甲、表示其非达到中国屈服不可之目的;乙、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丙、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故其声言不危害不抵抗之人。暴寇之愚拙,自陷绝境,不败何待;丁、至其截断广九路之目的犹在其次。若谓占领广州有利于其战略,则更非主因,可说为恫吓我政府而不惜冒此覆灭之险,实上帝授余以良机矣。”39这个判断也不尽准确,日军的目的,就是要占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切断由港粤进入内地的通道。敌大本营的指示,还要求作战不要损及第三国,引起对英美的纠纷。说明至少在作战期间,日军不愿节外生枝,故此次具体作战,日军并无“对英示威”的涵义。当然,日军进入华南后,与英美的冲突将无法避免地日益加剧,从这个意义言,蒋介石的判断也非毫无依据。鉴于认为日本进攻广东是向英美的挑战,蒋介石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和在港的宋子文,让他们分别与美英方面接触,促成他们共同出面对日本的侵略加以干预。40

10月13日,蒋介石考虑,日军在粤登陆后,对武汉会战的战略做出调整,认为与其南北两岸并守,不如单守南岸,与敌持久,一面准备大别山脉之游击部署。并考虑派何应钦赴广东指挥,以及令驻港机构速将存港武器运出。41

14日,蒋致电香港宋子良,令其“存港各货,望速全部北运”。同日,蒋介石令孔祥熙拨给广东临时军费300万元。并通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侨务委员会就日军侵粤向海外侨胞发出呼吁,号召他们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42

16日前后,蒋介石致电各中常委及省主席,就日军侵粤征询“对于以后军事外交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的见解,各大员对此均有回复。43

不过,由于蒋介石此前在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加上对敌情判断上认为日军短期内不会大举进攻华南,抽调了粤省约一半部队出省作战,华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受到削弱,故开战后的10月16日,蒋介石即获悉:“一、惠州昨日被陷;二、广东兵力不足。”44

更严重的是广东地方当局及军队本身存在的问题。盖广东军队多陈济棠旧部,陈对其部属“多以金钱为羁縻,并为置产广州,以安其心”。两广事变时,其部下因“为身家所累,不愿参战,致其不战而溃”。余汉谋继起后,“对此旧僚难为整理,以迄今日”。45余汉谋本人也一直心存私念,未能尽忠职守。余曾数次对其部下表示:“同蒋阿拉做伙计,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念念不忘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为了应付环境,免触蒋介石的猜忌,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凡事请示遵办”。46而余部之中高级军官“钱多无心练兵,无意打仗”,军队平日“运私包税”,腐败不堪。47余汉谋“本身在当军长时就是贩卖大量钨矿出口资敌而发财的;当总司令后,更强制减缩官兵薪饷,美其名曰‘公积金’,实际是占为己有;当司令长官时,竟不惜毒害人民,贩卖重庆财政部抵销的大批鸦片烟毒。冒称是外销沦陷区,实是在广东内地发卖,以遂其发财致富目的。”48当日军运兵南下之际,相关消息“六七号已喧传,港西报少(按上下文意,此字应为“多”——引者)有刊载,而粤当局毫不为备,且发表谈话,谓倭绝无此能力。十一日晚七时《民族日报》(四路军机关报)犹接余命令,通知各报,纠正登载寇兵准备登陆新闻。……故此次广州市民之疏散极为狼狈。”“余近因要造成嫡系势力”,将邓龙光等将领皆排挤出去,由一些粤军宿将牵头的所谓“统率委员会”办理自卫团,但“余实未尝假以权力……且至今一年多尚不发枪”。49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余汉谋部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我军原称将于广州近郊顽抗,实则毫未抵抗”。旬日之间,广州即告沦陷。外电、外人甚至传闻余汉谋已经投降,“认华军有总崩溃之势”。50

余汉谋弃守广州的消息一传出,海内外为之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驻美大使胡适称:“今日广州崩溃,敌人入城。我与光甫皆十分悲愤。两次见面,皆甚难过。”“广州事引起的国外感想极坏。”51胡致电蒋介石,谓“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52粤战起后,正在向美争取借款的陈光甫等向罗斯福“大吹”,谓我在粤有30万大军、百万民团,足以歼灭敌人,但几小时后,即得到广州失陷的报告,极为难堪。53驻法大使顾维钧称,得到报告后,“我对日军推进迅速和中国军队抵抗不力感到惊异和沮丧。这时,我对余汉谋将军是否真心抗战产生了怀疑。”54陈诚对广东当局也很有看法,认为广州丢失得这样快,虽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其实并不稀奇”,广东“一般高级将领之自私自利与钱多,及平时享乐惯了的,那能经得起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呢”?失不失守是另一问题,但失得如此之快,影响太大了。“原中央本拟请敬公(何应钦)前往主持,因幄奇无表示,及广州大势已去,敬公不愿去送终,故未前往。我以为送终确不必,但善后实不能无人。如仍以广东现在的一群东西在胡闹,那前途真不堪问矣。”55

10月下旬,正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渝开会之际,与会参政员“群主惩办余汉谋以肃纪纲”,有参政员提交了惩办余汉谋的提案。56邹鲁等在渝粤籍要人感于“地方上负责当局,既不能预防于前,又不能抵抗于后,旅渝同乡无不愤慨。因此集合在渝中央委员,联名电广东所有在籍军人,即刻起来策动民众共保家乡,以期亡羊补牢。”11因此事反响甚大,故24日蒋介石专门复电邹鲁、孙科等人,称广东失守应由他负责:“广州失陷,以粤省精良部队全调长江前方应战,故粤中空虚,敌军趁我不备,直窜广州,此为弟指导无方,顾虑不周之所致。顾此责任全在弟一人,而不在他人,此时惟有竭忠尽职,以报党国,惟望全粤诸同志同心协力,共同补救,凡于粤局有益,抗战有利之事,弟固无不乐从也。”57但对粤籍人士的反应,蒋介石内心是甚为不满的,其在当日日记中称“广州失陷,粤中落伍军阀与政客勾结,大有乘火打劫之象”。58

而广州弃守时,广东当局为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抗战”政策,命令广州警备司令部在撤退时对工厂和重要建筑作彻底破坏,警备司令部人员部分执行了这一计划,加上汉奸流氓趁火打劫,人民损失惨重。如西堤大新公司和永汉路繁华街市的火灾,就是地痞流氓乘机抢劫纵火引起的。一些公司内鬼趁乱盗抢大量货物,然后付之一炬,浑水摸鱼。59事后,10月29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认为今后对焦土抗战政策应加慎重考量:“此次广州放弃时,纵火焚烧,除军事设备外,民居商店亦一律被毁。虽云不以资敌,然民怨已深,将来沦陷区内之工作,必受影响。利害相权,利少害多,告国民书中焦土一段,应否注意及此,稍加分别。谨陈管见,以备裁夺。”60从不久之后的长沙大火看,蒋对汪的这个意见当时似乎并未认真考虑。

但蒋介石的反应,也有一个颇值得肯定之处,那就是并未因日军侵粤而惊慌失措,沮丧动摇,而是仍然信心十足,坚持抗战立场。10月12日,他给汪精卫、孔祥熙及外长王宠惠的电报,除指示他们注意对英美运用,更注意展示其对抗战的自信:“此时请对英美尽量设法运用,弟以为此乃敌军之绝境已到,实为我军胜利之转机,政略战略皆于我有利,至于交通,最近运输将毕,无大关碍。”6114日,蒋日记称:“敌在粤登陆,实与我以最后胜利之基点,增加我胜心,协助我抗力非鲜。常谓‘可胜在敌’,与‘胜可为’之二语,其形相反,而其意实同也。”62

而实际上,眼看武汉、广州已是不保,我国沿海的重要口岸尽陷敌手,抗战到此阶段,国民党内颇有一些人对大局悲观失望,主张对日议和。10月24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汪精卫、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6310月25日,吴颂皋来见周佛海,“谈外交情形,至为悲观”。27日,中央社主任钱沧硕、何树元来见周佛海,“谈目前一般情形。人心至为浮动”。29日,“少伦来,谈除共党外,一般人心理几全部望和,余亦谓然”。6411月29日,王世杰约蒋廷黻、罗家伦、张忠绂等餐叙,谈及战局前途,蒋廷黻极表悲观,“至谓国民政府幸存之可能,不过百分之五”。12月1日,杭立武报告王世杰,“近日国民党中倾向于和议者渐多”。到12月18日,主和最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干脆逃离重庆,其两点理由之一,就是“中央不愿考虑和议”。65

在此情形之下,面对政府内部一部分人的悲观心理和主和空气,蒋介石“对继续抗战方针,持之极坚”。6612月12日,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再次强调抗战必胜、日本必败:“我可以答复,日本是失败定了,尤其是他攻占武汉、广州以后,日本已经失败到卢沟桥以前的地步了。他再要穷兵,就非连东四省一齐退出去不可。”蒋介石说,敌人的进攻已是精疲力竭,中国与世界第一等的强国作战,已达一年半之久,还保存有一半的主力,敌人再深入内地,会更加困难。我军经过整训,将进入第二期作战,那时国际环境也会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只要我们树立信心,奋发努力,就一定可以战胜敌人。67

在和战问题上,与蒋立场较接近的,一个是孙科,“孙哲生力称决不可和,言时声色俱厉”。6810月26日的国防最高会议,孔祥熙报告财政,“极为悲观”,“会场中各人均有垂头丧气之情形,惟孙科似不在乎”。69孙科之为政、行事,有时或为人所轻,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要不要奋起抵抗、要不要坚持抵抗、战后要不要彻底清算日本等问题上,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可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比那些表面上似乎精明的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之流,以及几次倾向主和的孔祥熙等,实际上都要明白、清醒得多。

而在日军发动侵粤后,对此事同样持较乐观态度的,还有军令部长徐永昌。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做此判断的,认为日军的意图无非是牵制我兵力与遮断我国际交通,但从政略与战略上看,敌人此时由此方向发动,于我“无甚不利”,“一、英国受其刺激;二、我粤军七师两旅,已至不好再调出使用之限度,是即以我不用之师对敌到处需用之兵;三、敌南犯果为既定之策,于其实现于武汉会战以后,无宁实现于武汉会战之时,因得延长我现局势也。”70徐的分析不无道理,只是广东当局太不可恃,于局部、于全局,均呈最为劣等之表现,使各方的相关预期尽付东流。

四、广州沦陷后对华南抗战的部署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华南战局的后续安排问题,尤其是人事的调整,其间经过多次反复、权衡,年底始大致完成布局。10月27日,“预定:对粤局之处理。甲、自兼第四战区长官,以白副之或任参长”。蒋介石要亲自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这可能既反映了蒋对华南战局的重视,又体现了他性喜兼任多职的为政风格。10月30日,“预定:对粤处置。甲、人事;乙、军事部署;丙、长官部组织”。“决定南浔路部署,抽调粤军全部回粤以安粤军官兵之心。”71将广东部队全部归还建制,自然有利于其后粤省部队抗阻敌军向广州北部进一步进攻。

关于广东新的人事安排,蒋介石感到棘手,也较为慎重。这期间,其日记中有多处涉及粤事调整的记载。10月31日,蒋提醒自己“粤事处置应特别慎重”。11月2日,“注意:一、粤军处理之方针;二、中央与地方政制之研究;三、两广军事决责成健生”。11月5日,“注意:一、西南行营与广东之人选;二、亲自驻粤指挥;三、桂林行营之参长须派中央要人;四、健生以行营主任名义,兼代司令长官为宜。”11月11日,“预定:对粤人事之研究”。7211月12日,“人事为难,粤之人事更难也”。7311月13日,上午见余汉谋、白崇禧“商谈粤事”,并预定“粤局根本方针之研讨”。7411月14日,与吴铁城、白崇禧、余汉谋分别谈话,“解决处分广州失守之负责官长案,商第四战区战斗序列”。7511月15日,“预定:一、赴长沙商议粤题;二、解决第四战区战斗序列;三、薛任前敌总司令,同时发表。注意:一、薛与张向华工作;上午约见行营僚属与地方长官,与幄奇、健生谈话。……下午五时由韶州登车回湘。”76

在蒋介石与有关各方商议粤省人事的过程中,11月18日,邹鲁、孙科自重庆致电蒋介石,谈对于粤事处理的建议:“一、广州失陷,影响海内外人心加甚,如能乘今粤民气尚佳,竭力克复广州,国民对必胜信念必更稳固。二、粤军民长官于此次退败,号召实差,如能调抗战有声威之大员一二回粤负责,必于战事较有裨补。三、粤籍中委,除一部应返粤内地策动外,似应留一部在港组织机关,办理宣传情报,接济策划等事。乞卓核。”蒋复电表示:“卓见甚佩,此间预定办法大略相同也。”77邹鲁等人的这份电报,其实最关键的是第二点,即称造成这次败退的军、民长官,也即余汉谋、吴铁城已难堪其任,应另派“抗战有声威的大员”回粤主持。而符合这一条件的粤籍人士,有张发奎、薛岳、李汉魂、罗卓英、以及邓龙光、叶肇、吴奇伟诸人。蒋后来的人事安排结果,似与上述日记所提有异,有可能是考虑了各方意见的结果。

到12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转俞鸿钧,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由其自兼,张发奎代理,委俞为长官公署秘书长。19日,致电吴铁城,告以粤省府主席拟以李汉魂继任,但话说得很客气:“以兄在军事时期诸多不便,故拟另以任务属兄,使发展所长耳。”运筹近两个月之后,广州沦陷后的华南军、政长官人选初步定局。78

广东人事刚有眉目,重庆又发生了震惊各方的大事,即12月18日汪精卫的离渝叛逃。鉴于汪精卫与广东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对广东又增添了几分担忧,担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决定“对汪表明态度”。蒋考虑:“一、对汪处置究以积极为妥;二、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三、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791939年4月,因汪叛迹益显,12日,蒋提醒自己“对粤军应特别注意”。80

1939年8月,汪精卫到广州活动,蒋介石在8日“电张、余注意汪到粤之行动”。9日称,“汪逆确已到粤,其必将勾引粤军”。8110日,汪精卫果然在广州发表所谓“如何而能实现和平”的广播演说,对此汉奸行为,张发奎、李汉魂、余汉谋等于18日发表谈话,痛斥汪精卫。82蒋介石见广东将领表态均十分坚决,始放下心来:“张向华、李伯豪、余幄奇等对汪逆痛愤之切,情见乎辞,汪逆作伪卖空之举,当更为敌方所轻蔑与唾弃也。”83

但由于内战时期造成的裂痕,以及中国官场争权夺利的积弊,出身于原粤军11师的余汉谋系与出身于12师的张发奎、李汉魂及邓龙光、吴奇伟等人均心存芥蒂,貌合神离。据张发奎称,蒋介石本想派薛岳出任四战区,余汉谋却建议派他,但余汉谋也不是真心欢迎他,而只是为了抵制薛岳。84张发奎到韶关任职后,1939年1月初,曾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派员到韶关“指导”党政军机关重组,并分割各自的权责。因为他知道“余汉谋不会服从我”,凡涉及余汉谋部的事务,均不易为:“顺从我的人们只是表面上的。例如,我想调动一些不称职的师长与其他军官,但余汉谋不同意。除了四战区的部队,我不能调查属于我管辖的部队之内部事务。在赏罚方面,我没有发言权。另一个例子是,余汉谋统帅的第十二集团军是唯一配置宪兵团的集团军。这个宪兵团成立于陈济棠时代,理应撤销,因为中央的组织系统表上规定宪兵团必须直属于中央,……可余汉谋不守规矩,蒋先生竟允许他自把自为。”“当我向蒋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时,他总是要我就涉及广东省的一切事务”同余汉谋和李汉魂商量,同李汉魂商量不成问题,“但牵扯到余汉谋时就不够顺遂了”。85反之,对于派张发奎回粤,对于是否曾极力防范张发奎插手其部队,余汉谋在后来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以张向华代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委员长的一片苦心。抗日期间,不能不想办法安置他,其实他的部队已所存无几,委员长深知我识大体,能够和衷共济与张向华合作,才作了这样的安排,……我的干部对我是绝对服从,我命令部队归谁指挥就归谁指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果别人想另打主意,他是指挥不动我的部队的。我是军人,以服从为职志,更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张向华心中很明白。”86余汉谋这段话,几乎是为张发奎的上述回忆做了一个不错的注解。

故一年之后的1940年1月,蒋介石将张发奎第四战区的管辖区域调整为广西地区,另成立由余汉谋任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负责广东,令张发奎将广东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余汉谋,邓龙光部移驻广西贵县,余汉谋一统广东军权。这让张发奎颇为不满。

在张发奎看来,广东方面另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是李汉魂与余汉谋之间的“心病”,“自从他们在陈济棠手下任职起,他俩从未融洽相处过”。87李汉魂回粤任省主席后,与实际控制广东军权的余汉谋矛盾较大,粤省军、政始终不能协调,余、李之间常生龃龉,1942年6月初,竟发生了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强令李汉魂的省政府迁往连县,且限于月底前迁移完毕的事情。后虽经各方协调,行政院也未批准广东军方的方案,但战时广东军政不谐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后来李汉魂浩叹,他主持粤政7年多,“无日不受挤压,麻烦天天有,谣言时时闻,主粤七年受尽毁谤及闲气。……这种两虎争山的闹剧也不独见于粤省,四处皆然,小日本所以横行于大中华,这种内讧实为祸根。”881944年2月南岳军事会议期间,因传闻粤省“军政不和亟须调整”(李汉魂亦自称“平心而论,粤中军政确实不和,余长官亦放任其部属对我明攻暗讦”),为避免两败俱伤,余、李两人在会上联手表现合作姿态,共同署名向蒋介石报告广东军政,才暂时平息外界议论。1945年1月,日军从南北两面夹击广东战时省会韶关,1月21日敌军攻陷乐昌,23日上午余汉谋率部撤离,稍后,李汉魂带领省府人员撤往龙川。他回忆称:“自从韶关沦陷,省府东迁后,我的处境更是困难。凡有枪者皆有权,省府形同虚设。2月中旬长官部电令省府:今后国库、省库收入,及征实、征借粮食,非军方命令不许动用。后来任命县长,军方亦插手委派。新成立的绥靖公署也凌驾省府之上,命令保安团、民团听其调遣,甚至径令撤免南雄县长。至于各县的自卫委员会则完全剥夺县府职权,其总部更无视省府,他们擅自派粮派款、责成供给,毁法乱纪,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至于上下各方的谣言,更是无日不有。”对于广东这方面的情况,蒋介石自然清楚,也做过若干调解工作,要求军、政之间坦诚合作。但以战时军事优先的考量,蒋介石对余汉谋颇显迁就和优容,最终是以改组省府、用罗卓英取代李汉魂来结束了这起长达数年的纠纷。89

不过多年之后,在余、李关系上,余汉谋的说法却完全正面,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且录以备考:“八年抗战中,我始终拥护国策,……对广东省政府的施政,采取密切合作的态度。我时常对李主席(汉魂)说:‘你放手改革政治,推行你的政策,我一切都协助你,我除了请你对军粮能够充分供应外,可说别无所求。你如果要我在中央替你讲话,我一定照办。你更不用担心我做军人的干涉政治,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兴趣淡泊。在广东省区,难的事我去做,容易的事你去做。’因此军政很协调。”90余之为人行事,从其晚年自述中,即可见一斑。

在余汉谋与薛岳、张发奎、李汉魂等人的矛盾冲突中,蒋介石几次都是留余而调换他人,即使有惠广弃守的严重失职,有其后的几次作战不力,均未动摇。仅仅是因为余汉谋是掌握一定军事实力的人物吗?这种人物多了,凡为蒋介石所忌恨的,都千方百计照样撤换,甚至杀头,为何对余却如此眷顾呢?在蒋介石日记中,记录了蒋余之间一个甚少为人所知的秘密,那就是余汉谋早在1932年就已与蒋介石暗通款曲,“余汉谋毅然来京,响义归附。自廿一年以来保守其秘密,是信义所感召乎?以其于廿一年粤桂称兵入湘时,彼以密使密电表归,后以自动退兵,故其志不得伸,而余亦退还其密件,以昭信义也。”91而张发奎、薛岳、李汉魂此前却均有直接反蒋的历史。与外界所传的余汉谋“庸懦无能”(王子壮语)的印象不同,同属粤军阵营的余汉谋(幄奇)在某些方面之奇幄善“谋”、游刃有余之机心,却似为旁人所不能及。

纵观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华南抗战的关系,笔者大致有这样几点看法:

其一,在整个对日长期抗战的战略布局上,蒋介石以西南为首选,对华南亦有一定程度的重视,这种处置,事实证明大体上还是适当的。武汉会战期间,蒋投入重兵于华中战场,而不在广东作重点防御,不与日敌在沿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这应该是吸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其后,对于日军之进攻汕头、海南,蒋介石大致上均作类似处置。如果从局部的战役,从当地地方和人民的感受来看,往往容易得出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抗不力,放弃守土职责的结论。但如果从全局来观察,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考量,在敌强我弱、但中国地域非常辽阔的情况下,不分散用兵、不与敌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究竟应作何种评价,似可以再考虑。

其二,日军大举侵粤后,蒋的反应,不是仅仅着眼于华南战场,作为战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他一是盘算敌人的这一行动对武汉会战会造成何种影响,须作何种战略调整;二是考虑对整个中国战局的影响,盘算以日军进攻华南是其“南进”的开始,威胁英、美、法利益为理由,说动西方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援华制日,推动整个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蒋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外交人员在这一次具体的外交努力中似乎并未取得何种明显的效果,没有“立竿见影”,甚至似乎是有点异想天开。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围绕这一“事变”的相关外交活动,包括顾维钧、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人的各种活动、说项,作为战时外交长期不懈努力的一个步骤、一个环节,最终还是收获了成果,得到了回报。

其三,广州、武汉的失守,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无疑造成了相当的打击,一些人悲观失望,一些人倾向议和,甚至公开降敌。在此情形之下,蒋介石能够保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丧失信心,不接受议和,并多次提醒广东将领抵制汪伪的蛊惑和诱降,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一片责骂声中,蒋介石能出来为部下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坦承兵力抽调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虽有偏袒、维护余汉谋之嫌,但较之一味诿过于部下的做法,多少亦有其可取之处。其后,经过重新布局,广东先后两次顶住日军对粤北的攻势,广西取得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华南战局有所稳定,广东及广西国统区的地方建设也有起色。蒋介石对这些战役及两广的地方政治均有相当的指导和过问,也派两广之外的嫡系部队包括杜聿明第5军等精锐部队进行配合与支援,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因之敌我之间虽时有拉锯和进退,但华南战场仍对日敌有相当的牵制作用,且终能将局面维持至日寇投降。

其四,在人事的安排与使用上,抗战军兴,蒋介石能捐弃前嫌,对两广大批对抗和反叛过他的将士予以任用以至重用,使之投效于对日民族战争的战场。而两广军政要员,在战时大都尚能顾全大局,服从蒋的领导,即使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也能相忍为国,这都是颇值得肯定的。张发奎后来就说过,“我也对蒋先生不满,因为他自私与独裁”,但是“我敢毫无疑问地说,薛岳、余汉谋、白崇禧与我不是反蒋人士。为什么确认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我们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然不转向反对他,是因为他坚决抗日。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92

当然,蒋介石对华南抗战的指导,也存在若干失误,其中主要有:

其一,在战术的指导上,蒋介石失误较多,包括敌情判断失误,部队调配失误,具体指挥失误。日军进攻广州之役,即使中方有种种客观不足,但如果指挥得当,发挥出色,部队奋勇效命,战况并不至于如此糟糕。此点前文已略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论。

其二,蒋关于“焦土抗战”的命令,本意是为防止中国守军撤退之后,日军可以利用现有资源,但在实际的操作上存在的问题甚多。一是撤退时往往情形慌乱,执行仓促,连带破坏较大,一些歹徒、汉奸趁火打劫,制造混乱,以致日军还没到,人民就已经遭遇一次浩劫。二是这毕竟是在中国人生活的地区,即使在沦陷后,一些民用设施的破坏,将使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陷于双重的痛苦之中。如王子壮在日记中称:“闻广州繁华之西关尽付一炬,系曾命令工人,每人汽油一听,纵火至此者。人民何辜,既遭锋镝,复被此涂炭耶!”93三是往往不该破坏的破坏了,而一些必须破坏的军用设施,因为时间紧迫,仓皇败退,反而来不及破坏而为日军利用:“我军反攻广州,近日又顿挫,一则敌军近又增援,一则广州原有之防御工事本甚坚强,余汉谋、吴铁城等于撤退时,大半均未毁坏,今则转为敌军利用也。在渝粤人,对余、吴极愤慨。盖广州民居市店,因余、吴之撤退大半被毁,军事工作转尚留资敌用,足见余、吴之张皇,罪不可宥。”94而在约一个月之后的长沙,因“焦土抗战”之误,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查长沙全市房屋被焚者,几占百分之九十九”95,甚至天心阁等名胜古迹及中央日报馆、河西湖南大学等学校文化机关亦一概被焚。对于这种敌尚未至,城已被毁,军已后撤,“焦土而不抗战”、“不抗战而焦土”的做法96,各界多有质疑和责骂。

其三,在人事的调配和使用上,蒋有时过于迁就现实。应该说,余汉谋是一个私心较重的人物,缺乏勇于担当和牺牲的精神,蒋介石却因“两广事变”时余汉谋的表现,将广东的防卫重责交给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准备,情形却如此不堪。其后,蒋介石仍对其一力维护,而未予应有的惩戒。加上在用人方面蒋也存有牵制与平衡的心机,从吴铁城、李汉魂,到张发奎、邓龙光,均与余汉谋不能合作,但蒋介石却似乎有意维持此一格局,使其互相牵制,造成军人之间的猜忌、军政力量的分散,从而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了一定损失。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广东军人的反蒋历史深厚,地方观念较强,部分将领与投敌的汪精卫私人感情甚好,因之蒋介石有所顾虑和提防。这在情形复杂的战时,虽然不是令人觉得特别奇怪的现象,但也可看出张发奎所说的蒋介石存有的“私心”——宁肯只维持局面而保险,不肯为开拓局面而“冒险”。

注释

1笔者尚未查到一篇蒋介石与广东抗战、华南抗战,或者蒋介石与抗战时期的余汉谋、张发奎、李汉魂之类的文章,有些文章略有涉及,但或论述侧重点不同,或存在某些明显错漏,在此恕不一一列出。

2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全国政协《粤桂黔滇抗战》编写组编:《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31937年5月11日,蒋介石致电代理行政院长王宠惠日:“广东省政府各厅委人选,可照下列发表:民政由吴主席自兼,财厅宋子良以曾养甫代理,教厅许崇清,建厅徐景唐,省委以李煦寰、胡继贤、邹敏初、欧阳驹充任,即请照办为荷。”《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375页。

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0册,第397页。

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229页。

6广州沦陷后,有报刊舆论指出:粤省在日军登陆以前,虽然外表轰轰烈烈,口头慷慨激昂,俨然全国抗日最坚强的堡垒,然而在知道内容的人,却早就说过,那完全是纸老虎。粤省的政治是一国三公。这三公在一切抗战国防要务上,不但不能合作,反而时常互相掣肘,互相竞争。所竞争者大都是有面子的事情,如大家各开国际宣传机关数个,所掣肘者则是真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如一方面委许多“民军司令”,另一方面则一饷一弹不发,结果是“司令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多于弹”,讲什么“武装民众,保卫大广东”(《血的教训》,《导报》,1938年10月25日。转引自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书店1940年初版,北京五院校中国革命史教研组1957年翻印本,第45页。)

7《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580页。

8《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07-408页。

9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1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9日。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247-248页。

1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271页。

1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291-292页。

15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第13-14页;卜汉池:《增城防御战的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广州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119页。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609页。

17《蒋中正条谕余汉谋》(1938年6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11/136。

18《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605页。

1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613页。

2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1册,第650页。

2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58页。

22[11]《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1页。

23如《蒋介石日记》所记,1937年10月25日:“注意:一、团结两广,不惜经费。”1937年12月5日:“下午往汤山对粤军各团长训话,敌军便衣队已接近汤山矣”(此处应是在战事极其紧迫的时刻召见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粤军团以上军官)。12月18日:“注意:一、广东防务。”12月22日:“注意:一、英、美态度渐趋积极;二、英不能信俄;三、倭寇似已允英不攻广州。”

2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6月11日、12日。

2510月17日,蒋介石为日军侵粤给时任驻法大使顾维钧的电报指示中即说,日军进攻广州,目标不仅对准中国,实际也标志着日本“南进政策”的开始,并且企图通过此举探明英国的真实政策和美、英两国的反应。如果英国表现出任何软弱迹象,如果法国和美国保持沉默,听任日本在华南建立行动基地,那么英、法、美和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如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和菲律宾都将陆续成为日本进行扩张的目标。因此法国、英国和美国必须共同行动,建立起援助中国的联合阵线,使日本看出它将遭到这三个国家的联合反对,因而从目前的进攻中后退。蒋介石要求顾维钧将这个意见转告法国政府,要顾与驻美大使胡适、驻英大使郭泰祺共同敦促各该国采取行动(《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25页)。

26《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13日。

2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41页。

28《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书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301-302页。

29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第11、13页。王杰、梁川主编:《枕土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58页。

3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277页。

3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331页。

32《蒋中正电余汉谋》(1938年10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02/0》0106/013/232。

33《余汉谋电蒋中正》(1938年10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13/233。原电文如下:“限即刻到,武昌委员长蒋,穑密,亲译。支机鄂电遵奉悉。职路原有部队先后奉调赴援,其数量已逾一半,而后方各师迭次抽调充补,每师由一营或至一团,虽陆续募补足额,但新兵训练未久,论其素质,实只余十之三,作战力已非常薄弱,如再派一师增援,粤防更感空虚,且最近敌运输舰卅八艘载兵南抵厦门,情势日亟,昨奉电谕严加戒备,是粤中兵单势迫,早在钧鉴之中,明知前方严重,但粤有疏失,亦为全局之忧,用敢吁恳鸿施,准予免调,以期顾全粤防,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职余汉谋。”

34《蒋中正电余汉谋》(1938年10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90106/013/234。

35但余汉谋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称他一共派出18个师出省作战,这就太夸大其辞了。至1938年年初,余汉谋部总数也就约12个师,且只调出一半左右,怎么也不可能有18个师。见李毓澍访问,周道瞻记录,郭廷以校阅《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226-227页。口述历史之局限性于此可见一斑。

3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11页。

3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375页。此判断非孤例,当时有不少人以为广东应能作一定程度之抵抗,甚至广州将有激战。如王子壮在日军侵粤之初的13日说:“据闻今又以五万人作华南之侵略,以此区区,而图霸华南,恐不可能。……虽我广东之兵力未见充实,然各地民团亦正自不少……以广东地方之民情强悍,嫉视外人,亦绝不能使日人轻易这其目的。”但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广东当局几乎是不战而溃。至22日,汪精卫在参政员谈话会报告,广州已于21日下午4时失守,“日人整队进城,并未经过抵抗,言下殊为愤慨”。“此次日寇趁我不备,进袭粤省,同时用全力轰炸粤汉路,以阻我援军,致我南下之军队倍感困难,不及援应。惟以在粤之部队坚守广州,予以打击,亦非难事。故以(为)广州近郊必有激战,不料余汉谋竟先撤部队,致敌人兵不血刃得陷广州,可慨孰甚!”(《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0月13日、22日,第552、560页)。

38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第15页。

3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27页。《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10月1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98页)、《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14日,第402页)当时均是记为大鹏湾。多年之后,还有说日军是在“惠阳大鹏湾澳头、平海……各地猛攻”的(见黄仲文编《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8页)。

4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12日。并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26页校补。

4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30页。正如顾维钧对法国殖民部长乔治·孟戴尔分析的:日本现在向华南进攻,其目的不仅是要切断香港与广州之间的交通,从而堵塞中国前线军队的一条供应渠道,而且企图建立一个基地,日后可以从这里进一步向南推进,以威胁香港、新加坡、印度支那和菲律宾。所以,这是日本执行其海军一直鼓吹的“南进政策”的开端(《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31页)。

4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13日。

4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33-434页。

4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34、454-457页。

4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16日。

46《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0月17日,第555页。

47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第3页。

48《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11月16日、12月15日,第423、437页。

49曾其清:《抗战中的惠广战役》,《粤桂黔滇抗战》,第31页(曾其清时为粤军第65军参谋长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而余汉谋自己则声称“我带兵决不借军队的势力办合作社或贸易公司等与民争利的事业,更不利用兵站做生意来谋利,部队谋利还能打仗吗?……所以抗战中,我的兵虽少,仍能打胜仗,……我的一团干部发挥了几军人的力量”。(李毓澍访问,周道瞻记录,郭廷以校阅:《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第230页)只是余之所言与外界之评论相距甚远。

50《李朴生致陈克文函》(1938年10月22日),《陈克文日记》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314-315页。

51《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21日、22日,第407、408页。有回忆称,10月20日晚,余汉谋召开军事会议,曾决定在广州东郊的广增公路两侧布防,以阻击敌军,掩护市民撤退。但凌晨2时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时,此作战计划为蒋否决,蒋令马上将广州附近部队转移至粤北重新部署(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第18-22页)。

52《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年10月21日、2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53张洁:《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到广州沦陷》,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州八年抗战记》,1987年版,第56页。

54《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0月24日,第562页。

55《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第245页。

56《1938年10月23日1致谭祥(字“曼意”)》,《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77页。

57《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25日、29日,第411、414页。

58[11]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14页。

5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64-465页。而李洁之的回忆也批评蒋介石的指挥过于具体,“要直接决定各战场的战术问题和直接指挥到团到营,使各战场的总司令、军长、师长只成为一个他的命令传达官,毫无机动权力”。广东前线余汉谋等将领的几次意见和建议都因为未得蒋介石批准而贻误战机(李洁之:《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粤桂黔滇抗战》,第16—17页)。对于蒋介石军事指挥上干预过多的批评,一直都有,广东并非特例。

60《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24日。

61曾其清:《抗战中的惠广战役》,《粤桂黔滇抗战》,第29页。

6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97-498页。

6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428页。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14日。

65《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24日,第410页。

66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8年10月25日、27日、29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88页。

67《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1月29日、12月1日、18日,第436、440、453页。

68《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2月9日,第444页。

69《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2月12日,第594-595页。

70《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24日,第410页。

71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全编》上,1938年10月26日,第187页。

72《徐永昌日记》第4册,1938年10月12日,第398页。

7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27日、30日。

74《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31日、11月2日、5日、11日。

75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第639页。

7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561页。

77《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564页。

78《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15日。

7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573-574页。

8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2册,第674、682页。

8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2月23日、24日。

82《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4月12日。

8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8日、9日。

84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395页。

8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86据陈诚称:“因伯陵想回广东,而先生(指蒋介石)又已面允,现又令健生回粤,使伯陵难看。伯陵来电请假,又要我前往慰勉,真不知何苦也。”《1938年11月30日致谭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第485页。

87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274页。

88李毓澍访问,周道瞻记录,郭廷以校阅:《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第228页。

89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74页。

90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77-78页。

91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86、91、94-95页。

92李毓澍访问,周道瞻记录,郭廷以校阅:《余汉谋先生访问记录》,《“口述历史”第7期:军系与民国政局》,第230页。

93《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7月11日,“本周反省”。

94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80页。

95《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8年11月9日,第580页。

96《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1月28日,第435-436页。

97《1938年11月20日致谭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第483页。

98《陈克文日记》上,1938年11月16日,第317页;《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1月14日,第425页。

作者: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文章原刊:近代史研究 2015,(06),27-40+160

左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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