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富强:論史學大師章開沅“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教育思想

論史學大師章開沅“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教育思想

張富强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社文所特聘教授

  [內容摘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出自民族英雄林則徐的一副自勉聯:“海納百川, 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而這恰好是章開沅老師作爲當代史學大師對人對事、對古對今,所懷有的寬廣視野、豁達大度、超常大氣的胸懷與氣質的真實寫照,這體現在章開沅老師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上,就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倡導“知行合一”。而我恰恰是衆多章門弟子中最受益的一位。

自敬愛的章開沅老師 2021 年 5 月 28 日仙逝以來,我一直在考慮寫一篇悼念恩師的文章,歷時一年,終於撰成初稿,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成长心得,追憶章老師“有容乃大、海納百川”的教育思想,以寄託學生的哀思之情。在我看來,章老師的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和“知行合一”三個層面。

一、 有教無類、海納百川

子曰:“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篇),古代所指不分貴賤賢愚,對各類人都可以進行教育;從現代意義上論,有不同教育背景、學術背景,但通過教育、引導成人。孔子在春秋時代把貴族文化普及到了平民,而章老師則把博士生培養跨越了學科分類,而且在人才培養上,有著別具一格的教育方法,善於引導學生將以前的學科知識與現有的研究方向妥善地結合起來,以寬廣的學術視野、博觀約取的學術雅量,以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方式,把學生培養爲能以世界的眼光來客觀分析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

回憶當年我有幸進入章門,佔了二個“非常規”。一是經由特別批准程式被錄取的博士生,二是章門第一個跨專業錄取且尚未發表高水準論文的博士生,前面二屆五位以及同屆二位博士生在錄取前皆同專業且已發表多篇高水準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第一個“非常規”,是指我看到華中師範學院1985年招生簡章時,已是當年的九月份,報名截止的時間是7月底。看著簡章中章開沅教授招收中國近代史博士生的博士生的資訊和要求時,我是既激動又失望。激動的是,章老師是我輩學生中十分敬仰的大師級教授,近代史也是我所十分喜歡的專業,如能拜章老師爲師,那當然是件非常榮幸的事!可失望的是,我取得的碩士學位是世界古代史史前史專業(我導師是國內著名世界古代史、史前史專家毛昭晰教授,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現年93周歲,而身體仍十分康健、思路十分敏捷),碩士論文又是以國外考古較新成果爲基礎撰寫的“人類早期航海之迷初探——論愛琴地區史前遺址中黑曜石的考古涵義”(後在讀博期間我以該文為基礎,補充新的資料,擴撰為三篇論文,先後發表於《世界歷史》(1988年第4期)、《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增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所謂“又古又外”,與中國近代史領域相去甚遠。更致命的是,當時早已過了攻讀博士學位的申報期。但內心的悸動最終驅使我動筆致函給章老師,直率表達了希冀拜他爲師的仰慕之情,同時彙報了近期拜讀他一些代表論著的心得體會及今後的研究計劃,幷隨附當時自己在研究生期間在《外國史知識》(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主編)、《歷史大觀園》(中大歷史系主編)等普及型雜志發表的一些習作及碩士論文,敬請章老師指正。原我也沒有寄較大的希望,以爲也就追尋一下蘊藏內心多年“拜章師、攻史博”的“夢 想”,畢竟是自己已錯過了報名的時間。隨著時間的一天天消逝,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即使在本年度無法如願,也至少能能爲下一年度的正常報考作一鋪墊。不料“夢想”竟然能在一個月後“成真”:在十月中旬,我接到了華中師範大學(已自同年8月改為此校名)研究生處的來函,說章校長看了我的材料同意破格讓我補報,讓我按時寄去報名表及相關的資料。不久,華師就委託杭州大學歷史系主持我的外語和專業兩門筆試。於是,我在時任歷史系辦公室主任的林娟老師的監督下完成了筆試(後來我曾在回杭州大學時專門去找過林娟老師以彙報攻讀博士課程的情況,但令我遺憾的是未能如願,聽說她和先生一起赴美國定居了)。之後, 華師研究生處在 1986 年 1 月 8 日單獨安排了一次面試,面試由劉望齡教授主持,章老師、羅福惠教授和嚴昌洪教授參加。我準備了很多可能的問題,包括對章老師學術思想、他的代表作和主要學術觀點的理解以及自己對近代史研究的看法和計劃。在近一個半小時面試中,劉老師首先介紹了與會衆位老師以及前二屆博士生培養方式、取得的學術成果及研究最新動態。章老師看我有些緊張,就用他特有的微笑對我說,今天讓我參加面試,主要是考慮到我的學術基礎不錯,懂英文法文,同時也考慮跨學科領域,想繼續做個實驗(因在他的首屆碩士生中有外語系專業的學生,如陶宏開),測試下在博士生層面的培養上,有否更有利於史學複合人才的培養。同時,他和藹地問了我幾個問題。例如,爲什麽想讀跨學科的博士課程?今後如何揚長避短,發揮自己的學術優勢?在近代史研究領域有什麽想法、計劃?接著他談了三點希望,一是希望我能認真瀏覽、閱讀辛亥革命史、近代史專家學者的論著,瞭解研究動態,特別是研究空白點,在此基礎上,找到能夠充分地利用我原有的世界史基礎知識和外語基礎的結合點,以便把自己培養爲學貫中西,能以世界的眼光來客觀分析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二是希望我認真閱讀改革開放以來專家學者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一些熱點特別是一些 有爭議的問題,爭取在中外經濟關係史、中外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找到自己研究的興趣點、關注點,摸索而行;三是希望我好好拜讀我們所裏老師和前幾屆博士生的學術論著,積極參加所裏定期舉行的讀書會、研討會,幷虛心向他們學習、交流,吸收他們潛心學問、善於開拓的精神,學以致用,爭取早日把自己的學術心得及時寫成學術習作,早日把自己培養成爲一名合格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新兵。說心裏話,章老師的三個希望,我一直銘記於心,幷成爲此後我學術生涯的指導思想。也正是在章老師教育思想的指導下,使我在博士生期間,選擇了當時爭議很大且尚未展開深入研究、許多問題有待加以實事求是分析和評價的洋務運動、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爲自己主要的研究領域,僅在1988年6月至1989年1月期間, 就先後在《福建論壇》(1988 年第 3 期)、《社會科學戰綫》(1988年第3期)、《史學月刊》(1988年第6期)和《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雜志發表論文,提出應以辯證唯物史觀爲指導,在近代史研究中撥亂反正,特別應對李鴻章以及近代買辦的歷史作用予以重新評價,例如以前斥爲賣國賊的李鴻章,是否應當以“儒家愛國者”的歷史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有過買辦經歷的、但後成功轉型爲近代民族企業家的唐廷樞、鄭觀應等在中國工業近代化歷程中確實的起到積極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是否應當予以客觀、實事求是的評價?大概由於涉及的觀點較新型的緣故,上述文章的發表,不久就爲《中國人大報刊資料》、《新華文摘》、《文摘報》和《中國青年報》等全文轉載或摘登,在當年引起一定的學術反響。

二、因才施教、發掘潛能

當然,在此後的博士生生涯中,我也親身體驗到章老師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和善於發掘學生潛能的培養方法以及他甘於做墊腳石、讓我們站在“巨人學者”的肩膀上大步向前的精神,使我們每位學生受益無窮。例如,我的上一屆馬敏、桑兵、莫世祥和韓明等 4 位師兄在一年之內先後在《歷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發表高水準的學術論文,實屬史學界“史無前例”之舉,也成爲我輩及後輩仰慕不已的榜樣。但在此過中,無疑凝聚著章老師培育新人的遠見、深思熟慮和瀝瀝心血。當然,我雖無法企及師兄們的高度,以我的學術基礎和學術潛能確切無法與師兄們相比,但章老師卻予以我以格外的關愛,將我的潛能發揮到極至。首先,章老師根據我外文較好的特點,經常交給我一些國外著名學者學術論文的翻譯和校譯工作,從而使我能自 1987 年起在《辛亥革命叢刊》(中華書局)先後刊發五篇譯文和校文;同時,章老師常常讓我陪同來華師訪問的國外學者、特別是美籍華人,其中有郝延平、吳天威和陳錦江等教授,由此也爲我提供了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從海外學者身上汲收到不少如何做近代史研究的方法論養分,當然還有寶貴的學術聯繫和學術資源。僅就吳天威教授來說,當他瞭解我主要研究李鴻章、中日關係後,就先後在1989年、1995年分別邀請我到香港、臺灣參加近百年中日關係史研討會,這兩次會議具有開創性和開拓性的特質,據說屬內地近代史學者組團赴港、赴臺進行學術交流的標誌性事件。這無疑爲我開拓學術視野,接觸海外學者的學術思想和觀點,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因而也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寫下濃重的一筆。當然,章老師“因才施教”教育思想在培養學生方面,就我本人而言,最令人難忘的,就是他在我入學不久即 1986年5月份就將法國著名的“中國通”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的代表作“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1911-1937”(《中國資産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一書的翻譯任務交給我。這不僅拓寬了我對中國資産階級産生和發展歷程的認知,更使我的法語水準有了顯著的提高。同時,也使我有機會面對面地接觸白吉爾教授,交流如何使這部著作的翻譯達到“信、達、雅”的高標準,保證白吉爾教授的學術思想和觀點能夠原汁原味地與中國讀者見面。當然,由於白吉爾教授對我和愛人許世芬的翻譯工作相當滿意,在此期間曾特地向我約稿《"LA Politique de Conciliation Al'egard des Barbares" de LI HONGCHANG : Breve Analyse de Sa Relation Al'Idee de "Pays Faible"》(論“儒家愛國者”李鴻章的“弱國和戎”思想),最終推薦到法國(國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研究》(1992年第10期)(Cahiers D'etudes Chinoises,N0。10,INALCO, Paris,1992)上發表,更有幸得到她提供的 1993年底赴法國巴黎大學講學的機會。此外,章老師還把著名中國近代經濟史專家丁日初先生介紹給我。丁日初先生也是白吉爾教授的好朋友,當時是他請章老師設法找學生譯介白吉爾教授論著,並為本譯本著出版聯繫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丁日初先生同樣是我敬慕已久的老專家,他在經濟史研究上思路開拓、觀點新穎,特別是1983年12月在《歷史研究》雜誌上發表的《論晚清的國家資本主義》一文,曾引起學界的轟動,我拜讀書後更是深受教益。丁日初先生爲提高譯著的翻譯水準,特地幫助我找到上海社會科學院莊華教授擔任審閱和校評工作,最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1997 年再版)。丁日初出於培養中青年學者的考慮,還約我翻譯了多篇白吉爾等法國學者有關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論文,撰寫了好幾篇近代經濟史方面的論文,在上海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幷因此結成忘年交,在此後我的學術生涯中經常給我指導。在丁先生身上我同樣學到不少做人做文章的道理。確實,章老師和丁先生等老一輩史學專家的抬愛後輩、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是我們後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受益無窮的寶貴財富,這也成爲以後我培養法學碩士生、博士生學習的榜樣和遵循的原則。

三、學思結合,知行合一

在培養博士生中,章老師始終把“學而知之、知行合一”作爲指導思想,他的“學而知之” 就是說學是求知的重要手段,知是由學而得的。他重視學,也重視思,主張學思幷重,思學結合,更強調要“學以致用”,要將學到的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之中。也就是把所思所想通過論文的形式向社會表達我們的學術觀念,促進學術繁榮。他平時工作十分的繁忙,因而見我們的機會幷不多,但有時他會約見我們,或集體會面,或個別會見,或出席我們每週一次的讀書會,瞭解我們的研究現狀,有什麽進展,研究的小計劃或大計劃有否完成,有什麽問題, 勉勵我們學思結合,知行合一,鼓勵我們帶著問題或論文,積極參加所裏的讀書會、省內乃至全國的近代史學術研討會,幷將每次會議的所獲感想記錄下來,或完善原來的論文,或起草新的學術論文。我們也會將寫好的論文直接送到他的校長辦公室,如果恰遇他外出或開會,就從門縫下塞出去。不管有多忙,章老師一般會在一二天內把審閱幷提出修改意見的論文通過馬敏師兄或其他老師和同學發還給我,或遇到他感到需要特別修改或交待的論文則約我們去他辦公室面談。我在上面提及的有關中國近代買辦、有關李鴻章等歷史作用再評價的論文,就得到章老師的當面指導。他多次強調,中國近代史上許多人和事確實應當以辯證唯物史觀予以客觀的評價,特別是有關由洋務買辦轉型爲近代民族企業家的唐廷樞等人乃至在中國近代史上居有舉足輕重的李鴻章的歷史作用問題,很值得研究和探索,但鑒於當時學界對他們的評價還是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因而我們的研究,應當認真研討當時複雜的中外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將當時的時代環境、人物思想與史事緊密地結合起來,實事求是,一分為二,才有可能客觀地揭示歷史真相、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當然,我們的研究,還應當認真地研討相關專題的學術論文,在對待近代買辦的研究上,應當特別研讀黃逸峰、汪敬虞和聶寶章等老專家、老先生的論文,做足史料的廣泛採集和深入理解,充分尊重他們爲人爲學的前提下,本著學術爭鳴的科學態度,進行有禮有節有益的探索與討論。而對於我有關李鴻章與近代外交的研究計畫及以後作爲博士論文的選擇,當然也同樣在得到章老師鼓勵、提點和引導下起步的,以後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在1987年12月參加全國第四次洋務運動學術研討會上,我有幸結識了《近代史研究》夏良才主編,可能因我在會上所作李鴻章與洋務運動關係(帶有開放性色彩,但在當時多少顯得有些激進)的發言引起他的注意,當然也因為他是章老師的好友,我是章老師博士生的身份給了他一種可信任感,會後他主動約我為該寫一篇有關李鴻章日記真偽考的文章,從而使我首開在《近代史研究》上發論文的記錄。1988年10月我參加了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舉辦的“李鴻章與近代中國經濟學術研討會”,也是由於我遞交的《論李鴻章近代民族主義經濟思想》的論文,在學界首提李鴻章為“近代民族主義者”,與當時“賣國賊”的定調大相徑庭,引起我一直以來十分敬重的陳旭麓教授的注意,會前晚飯後他特邀請我到他房間聊天,他說知道我是章老師的博士生,專門研究李鴻章外交,他十分關注李鴻章這個歷史人物,但對他具體的事史尚未作深入的研究,因而同我討論不少有關李鴻章研究中一些有爭議的問題,许我以後有問題可向他多多諮詢,並在第二天大會發言中特別提到我對李鴻章外交的一些研究進展(参见陈旭麓:《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也因為陳旭麓先生在會上的提及,同時我在會上所作有關李鴻章歷史作用應當重新評價的發言,在當時對李鴻章評價偏向負面略帶中性或“半遮面”的研究會上,也許帶來了些微的頗有點輕新的衝擊吧,因而引起不少的關注。當時安徽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少壯派翁飛因此與我成為很好的朋友,通過他我也有幸與臺灣近代史學者謝國興(后来他成为中研院近代史所副所长 )成為學術上的好友(1995年我首次訪臺時,就是他在會後留下翁飛、劉申寧和我三人,親自開車帶著我們周遊臺中臺南,讓我們見識到當時的我們與臺北學者在經濟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而《安徽史學》楊雨潤副主編不僅以主持人的身份在會上總結發言時強調了我“不同學界以往的”有關“儒家愛國者”的“新評價”(我想可能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最後在會議綜述上並未出現我會議發言的主要觀點),並在會後特地約我寫了篇近三萬多字的《建國以來李鴻章研究述評》,作為本次研討會論文集的篇末之作(且在該論文集中我是唯一有二篇文章被收錄其中的,參見周軍、楊雨潤:《李鴻章與中國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因而我始終認爲,能進入章門,直接受到章老師的教誨,是我一生中一大幸事。老師的抬愛,直接為我打開了廣袤無垠的近代史研究之門;儘管後因工作需要,被調離近代史研究的崗位,開啟在經濟法學、財稅法學的新的研究之路,但老師的道德文章,卻從未間斷地成為我學習的榜樣,使我一生受益非淺。當然,從章老師身上獲得的教益, 實際上幷不限於我一人,而是通過我,惠及三代,我,我的學生,我學生的學生。如上所提及,在 1985 年 6 月由於工作的需要,我所在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領導將我從哲學所副所長的崗位調至法學所,主持所裏的工作,一主持就是六年,後來又調到華南師範大學法律系擔任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擔任法學院籌備組組長、學院書記兼副院長、財經法研究所所長,從而我暫離開近代史學界,轉而從事法學研究,而我又選擇了經濟法和財稅法作爲自己的研究領域,至今筆耕二十七年,也可謂之“著作基本等身”,先後《中國法學》、《政法論壇》、《法學家》、《法學雜誌》、《當代法學》和《澳門研究》上發表法學論文,為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多次全文轉載,並較長時期擔任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等職。在此種意義上,受惠於章老師教育思想的,從我本人延伸到我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因而自然也惠及到廣東法學界、甚至中國財稅法學界。今年三月我剛從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結束延退、正式退休,又受聘成爲澳門科技大學社會歷史和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帶國際關係和史學(以近代史爲主)兩個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這樣,可以把澳門科技大學博士課程作爲實驗場所,將章老師的教育理念、思想和方法帶出內地,帶進澳門,通過弘揚章老師的教育思想,施惠於澳門科技大學的博士生。

當然,我也想借此機會,真誠地表示我的期待,希望母校華中師範大學、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重鎮的華師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在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工作做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軍人物的師兄弟和同行們,多多支持澳門科技大學社會歷史和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根據本所林廣志所長的近遠期工作計畫和目標,明確將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完全融入全國學術研究的一盤棋,除了作為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將澳門史研究作為重點外,明定將洋務運動列爲今後的研究重點之一,且自今年四月起正式啓動《洋務運動大事編年》的編寫;以後每年一度舉行的香山論壇——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皆以洋務運動爲主題之一。而今年五月十九日舉行的香山論壇,就是以“香山商幫與洋務運動”爲主題,研討唐廷樞、鄭觀應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和思想近代化的獨特貢獻。國內外有衆多著名學者包括虞和平教授、朱英教授、熊月之教授和金國平教授等撥冗撰文幷與會(綫上綫下相結合)作主旨演講。明年五六月論壇擬以“香山商邦國際化進路與洋務運動”爲題, 期待大家“以文會友”,撥冗前來指導,我們將在澳門科技大學熱烈歡迎大家的蒞臨。

(本文系為2022年5月28-29日在章開沅教授“學術與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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