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辛亥革命时期严复的思想演变及其抉择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内部急剧酝酿“求变”的浪潮。外有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他们在清廷之外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活动。内有清朝自身开始宣布“新政”,将预备立宪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二者之间游移的士人学子,他们的的政治动向虽受到内外的约制,但他们的动向却构成风气转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内外两种力量的搏斗和较量中,“中间力量”的归趋常常对时局的变化、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初的十年间,这些所谓“中间力量”包括地方士绅、名流、新兴的社会阶层(如商人、留学生、新型企业主)等,甚至对清朝忠诚度有限的汉族官吏、新军也可囊括在内。严复是这股力量的思想代表,他一方面寄希望变革,但又不愿意革命,因此与革命党人和在海外活动的保皇党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关系;一方面对清朝并不抱多大希望,而是尽可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以发展自己的实力。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社会走向或趋向往往取决于两头的抉择,而社会的平衡度则有赖于中间力量的合作和选择。“中间力量”与内外两种力量的互动成为清末新的政治格局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文借以考察严复在清末活动的一个新的视角。

1、走出体制外的抉择

1900年6月下旬,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尽毁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水师学堂,严复遂由津转沪,从此脱离了他在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北洋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近两年间,严复虽未被牵连,但心情沉郁,颇感人事两茫。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实际上意味着他摆脱了现有体制对他的约制。

7月26日,严复参加了唐才常等人在沪上策划召开的“中国国会”,并被举为副会长。“中国国会”的成员成分复杂,意见不一。由容闳起草的对外英文宣言宣布:

中国独立协会(即自立会——引者注),鉴于端王、荣禄、刚毅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拳以败国,是以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之乐利,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借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生命财产,均力为保护,毋或侵害,望我友邦人民,于起事时勿惊惶。[1]

这份宣言据说由严复“译成汉文”。“中国国会”所存时间短暂,但它的成立和标榜“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之主张,实际拉开了立宪运动的序幕。

1900年7、8月间,严复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并自任会长。此后一段时间,严复常往“名学会”演讲,前往听讲的孙宝瑄在其《忘山庐日记》对此常有记载。[2]

1901年5月上旬,严复应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之邀,赴天津任开平矿务局华部总办一职。此职虽属虚衔,实权操诸英人手中,但给严复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每月五百银元。[3]严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寻求个人出路,亦曾自谋开矿,没有成功。现在他得以参与经营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4]任职期间,1904年12月他随张翼赴伦敦,在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三个月。这是严复继出国留学后又一次赴欧之行,前后相距近三十年时间,严复借此行“重游英、法两都,得见儿、媳,差为可乐;至于馆事,颇令人悔”。[5]因对张翼之为人深感失望,遂在1905年1月底离开张某,辞去其所任华部总办一职。3月1日严复致信张元济,告称:“复此行毫无所得,惟浪费三千余金而已。”“一家十余口,寄食他乡,儿女五六,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长从长计议也。”[6]从欧洲归国后,严复遂将其精力主要投入学堂和译事两大领域,“开报”之事并未实施。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其人际关系网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举凡教育界、出版界、翻译界、朝野上下及新旧士人圈,严复都有广泛的联系。这一方面固然与严复个人知名度提高、社会声望扩大有关,因而其活动范围明显亦随之增大;另一方面也与新兴的社会阶层日益活跃的社会活动,相互之间的联系、互动加强亦有关联。严复在清末十年间,其活动地域与从前主要局促于天津不同,扩大到包括北京、上海、安庆、南京等在内的南北大中城市,时南时北,国内国外,奔波不已,真正成为一个集思想与活动、著述与行政于一身的大家。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士人被迫出走或愤然离开官场;庚子事变以后,许多地方汉族官员和实力派人士与清朝的关系亦若即若离、渐行渐远,原有那种对清朝的忠诚关系实已不复存在。清朝政权真正面临土崩瓦解、分崩离析的危机。

2、在教育转型中获取新的权势

严复在清末十年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参与新教育事业的创办,这是当时许多学人士子乐为参与的一项活动,也是他们极力拓展的变革事业。在1902年5月发表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严复表达了急切发展新教育的意见:“今日国家诏设之学堂,乃以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干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7]严复的这一看法反映了当时具有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的意愿,实为这些人拓展新教育的思想动力。

严复与新教育机构发生关系者主要有:京师大学堂、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这些学堂的建设成为一批具有革新倾向的新型知识分子心营目注的所在,也成为他们掌握的新的主要资源。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的关系,始于1902年2月被聘任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初因吴汝纶不肯就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自己亦随其后不肯赴任,3月才同意应聘。对此梁启超曾有所评论:“回銮后所办新政,惟京师大学堂差强人意,自管学以下诸职司,皆称得人。……总教习吴君挚甫、译书处总办严君又陵,闻皆力辞。虽然,今日足系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两君稍自贬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8]可见当时海内外士人对吴、严期望甚殷。而吴、严不肯就任,表现了当时怀负革新之志的士人与清朝的关系由过去的忠诚合作演变为若即若离的保持距离。6月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开局”,严复正式上任,手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章程分局章、薪俸、领译合约三项,其中《局章》第一条规定“现在所译书,当以教科为当务之急,由总译择取外国通行本,察译者学问所长,分派浅深专科,立限付译”。《薪俸》规定“总译一员,月薪京平足银三百两”。[9]《章程条说》对译书局的译书范围也作了相应规定:“原奏译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但外省所译者,多系东文,今拟即以此门归其分任,庶京师译局可以专意西文。间有外省翻译西文之书,应令于拟译之先,行知本处,免其重复。”[10]可见,译书局以译西文书籍为主。严复在译书局任职达两年之久,至1904年离职赴沪,他与译书局的关系实际告一段落。[11]民国元年,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末任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遂转任首任校长,此为后话。

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是在其1905年5月从欧洲访问归来以后。他甫抵上海,即与张謇、熊希龄、萨镇冰、熊元锷等28位社会名流被聘请为复旦公学校董。此后,帮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共筹新舍”,制订“本学教授管理法”。严复被推荐为总教习,坚辞未就。[12]7月23日《时报》刊登复旦公学启事:“震旦”更名“复旦”。“本学教授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评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一切续行刊布。”一月以后,复旦公学首次招生,由严复与马相伯两位主持考试,报名者500余人,仅录取了50名。9月14日,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1906年11月29日复旦诸生致书严复恳请为之监督(校长)。而严复此时意在办上海女校,对兼顾两职颇有疑虑。12月6日他在南京面见两江总督端方时,当面提及此两事:“一是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年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又力劝此老兴办上海女学有完全国粹教育者。此二事渠皆乐从,且云为费有限,总可出力云云。”[13]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后,因同时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故时常来往于上海、安庆、南京之间。其工作之繁忙可以想象。严复致信朱夫人抱怨道:“吾在此间公事应酬极忙,饮食起居诸凡不便,甚以为苦。”[14]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约一年半。1908年4月,严复作诗云:“桃李端须著意裁,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15]对复旦公学充斥“蛙蛤”之状颇感灰心,遂生辞意。他上书端方,告以复旦公学现状,并坚辞监督职,举夏敬观自代。[16]

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始于1906年3月,此时恩铭接替诚勋为安徽巡抚,派姚永概赴沪聘请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一职,严复接受了该职。随即严复到达安庆,并偕姚永概到上海物色教员。4月安徽高等学堂召开欢迎会,欢迎严复就职。[17]初到任的严复与人谈及该学堂的状况:

高等学堂起,盖费银六万余两,云系新任上海县某大令所定之图。虽未遽臻合法,然规模尚宏敞,讲堂、学舍、宿所、餐间亦颇完备其物,则吾始料所不及者也。管理皆由绅士,全省学务处即在其旁,大家尚谨慎将事。或云腐败之尤,其言过矣。独至内容功课,实无可言。学生西学程度极浅,此则由无教员之故。经史、国文、舆地种种,虽有人课,但用中文,学生受益,究为至微。┅┅但教员至为难得。颇想自课,又患体力不胜,正不知如何了此债务耳。[18]

严复甫即上任,即有“恨不能插翅回沪”之念。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该学堂尽其所能大加整顿,包括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裁汰不称职的旧教员,聘请新教员;加强校务管理,规范管理机构。[19]经过一番整顿,学堂渐入正规。严复对此不无自豪:“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惟恐吾之舍彼而去也。”[20]但好景不长,严复请来的教员与当地学生产生矛盾,1907年5月24日安徽高等学堂学生陈寄密、谢师衡作揭帖三道,声讨严复和他聘请的斋长周献琛及闽籍教员,并借故煽动罢课。严复虽电令学堂,将首事者牌示开除,同时自己亦致电恩铭,表示辞去该校监督职务。6月5日安徽高等学堂有学生向严复投递“公愤书”,要求他辞职。严复遂于当日留下辞职信,离开了安徽高等学堂。[21]关于此次学生风潮及严复辞职事,严复本人在给其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作了解释。[22]《直隶教育杂志》丁末年第8期所载《严几道先生辞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更是将其在安庆高等学堂的苦衷和盘托出。[23]

严复参与清末教育改革的另一举动是参加回国留学生的考试,担任考官。第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06年10月14日举行,由外部侍郎唐绍仪为总裁,严复与詹天佑、魏翰等为同考官,严复实主其事。此次试毕,清朝赐留学生陈锦涛、颜惠庆等31人为进士、举人出身。[24]1907年7月3—5日严复应两江总督端方之约,在江宁提学使司衙门主持宁、苏、皖、赣官费留美学生考试。[25]考毕,他对新教育推行难期成效颇感悲叹:“程度及格者不过五六人,其余虽送出洋,不能入大学堂肄业也。至于女生十余人中竟无一人可及半格,三名之阙不知如何取补。人才难得如此。江、皖、赣三省讲求学务六七年,年费不下半兆银两,而认真考校时,成效不外如此,何异辇金以投扬子乎,可叹可叹!”[26]1907年10月初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在京举行,严复任同考官。1908年9月下旬,举行第三届游学毕业生考试,此次应考者127名,9月24—26日三天进行考试,严复与罗振玉、曹汝霖任同考官。[27]在清末与留学生有关的考试中,几乎都有严复的身影,他俨然成了国人心中的西学“形象大使”,以至一些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端方)对他亦以“宾师之礼”相待,执礼甚恭。

1909年5月,严复被学部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11月“开馆”,“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28]对此工作,严复在家信中告知:“我在此间责任颇重,且赶数月成书,故甚忙迫。”[29]“名词馆开办后,尚为得手,分纂调聘亦无滥竽;惟部中诸老颇欲早观成效,不得不日夜催趱耳。”[30]可见其对此工作颇为投入。1911年2月28日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中称:“自欧美学科东渐亚陆,其所扬榷而举似者,不独名物异古已也,即其理想往往为古人之所无。将欲废之乎?则于今日之事,必有所之。将欲倡之乎?则其势且将以蔑古。……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31]表达了对审定名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严复被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当时所担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审定《国民必读》。据其日记载:1909年12月3日日“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谬百出”。[32]12月12日“评《国民必读》”。12月17日“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12月21日“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33]以后严复日记频繁地出现有关他与《国民必读》的记录。12月24日“会议《国民必读》事”。12月27日“到馆,理《国民必读》”。12月31日“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之极。”1910年1月5日《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1月8日“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1月24日“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2月5日“缴《国民必读》卷,到部。”可见,为此事,严复忙碌了一阵,至1910年2月5日才将《国民必读》各卷订稿,呈学部审定。

不过,严复在学部兼差,薪水似不太高。1908年9月严复初到学部,即告家人:“学部系是苦部,薪水恐难从丰,所以与汝商量省费之法,务须体会此意。”[34]1910年9月8日严复致信朱夫人诉苦道:“现在学部经费极支拙,吾月薪三百银恐难敷衍,另行想法,尚无头路,奈何!”9月12日再次致信提及收入有入不敷出之感:“我薪水不过在京三百两,江南一百,终久是靠不住的,所以甚见忧烦。处处裁减经费,即会运动亦难,况我不会运动耶!”[35]9月底严复又致信毓朗,乞其推荐任游美学务公所副职,内中也提到自己的收入问题:“前在京,南北洋皆有津贴,略足敷衍,比者因计部裁减一切经费,皆已坐撤,仅剩学部月三百金,一家三十余口,遂有纳屦决踵之忧。”[36]在清廷财政日蹩的情势下,严复日感收入困难,以致为稻梁谋,他也不得不凭己之长,伸手要待遇。1911年3月18日日记载:“下午,到学部丞参堂,领出二月薪水一百两。”[37] 可见,清朝到日暮之际,京官收入也得不到保障,稿费版税成为严复补充收入的重要来源,他常去信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请其开支稿费。

1910年1月17日严复与辜鸿铭、詹天佑、伍光建等十九人,被钦赐“文科进士出身”。对于一个曾数度在科场名落孙山的士人来说,这本应是一个慰藉,但在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堂风气大开,这一迟到的荣誉似已不值一文,故严复毫无欣喜之意,淡然处之。有其当日诗作为证:“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38]

通过创办新学堂、参与选拔留学生考试,严复实际成为新教育领域的权势人物。20世纪初的前十年新旧教育交替加速转型,教育的主导权已渐次落入具有西学背景或倾向新学的这一派学人手中。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文中,严复回顾了近代教育在中国兴起的历程,他从洋务派奕訢在京师办同文馆,曾国藩派遣留美学生,左宗棠、李鸿章兴办南北水师学堂谈起,慨叹:“然除数公而外,士大夫笃守旧学,视前数处学堂,若异类之人,即其中不乏成材,亦不过以代喉舌供奔走而已。”他本人的早期经历实为这一情形的缩影。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新学堂纷纷兴起,“然而行之数年,无虑尚无成效,问其所以,则曰无经费也,又曰无教员也。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日玩岁,夫人之日时精力,不用于正,必用于邪。功课既松,群居终日,风潮安得以不起乎?此真中国今日学界不可医之病也。鄙见此时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经费亦必为其极廉。而教员必用其最易得者。”[39]新学堂在20世纪初的前几年里虽遍地开花,发展甚快,但成效不著,严复以为其因在缺乏经费和师资,这一情形在短期内自然不易改变,故严复所期望的“教育救国”实在是一条漫长的路。

3、为立宪改革探寻理论

立宪思潮是20世纪初中国新兴的重要政治思潮,它不仅构成清末新政的政治理论来源,而且是立宪运动的思想动力。清末立宪运动来势猛烈,但真正了解国外立宪政治制度的人却寥若晨星,严复真正钻研过世界诸国的立宪政治理论,他是立宪政治的极力鼓吹者,也是立宪运动的政治指导家。

严复有关立宪的言论最早见于1900年4月《日本宪法义解》序一文,此书为日本伊藤博文所著的中译本。严复为之作序时指出该书的价值:“而日本维新之规,凡所以体国保国,纪纲四国,经纬万端者,具于此矣。”“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严复在序中讨论了国、民与法的关系:“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珠,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及世运之进也,民日以文明矣,昧者欲殉区区数百千人之成势私利,执其□束虏使之法,挟天祖之重,出死力保持,求与之终古,势且横溃荡决,不可复收,而其群以散。此为治之家所必消息于二者之间,以行其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而所谓富贵之效,抑其末已。”[40]

严复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倾其大力从事翻译。其中《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均与其谋求立宪政治相关。《原富》虽为经济学著作,但与政治也有密切的关系。这反映了严复此时对政治的强烈兴趣和对立宪改革的强烈向往。他以译述代言,表达他对对政治的关切和立宪的意见。

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提到“立宪民主”与争自由之间的关系。“贵族之治,则民权对贵族而争自繇。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穆勒此篇,本为英民说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其所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也。”[41]严复翻译此书,内含提倡“立宪民主”之意。严复在《宪法大义》一文中还明确提到他所译《社会通诠》与“立宪”亦有密切关系:“代议之制,其详具《社会通诠》中。”[42]

《政治讲义》系据严复于1905年夏天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整理稿而成。演讲的内容最初在《直隶学务官报》、《政艺通报》、《广益丛报》、《中外日报》、《日日新闻》等刊发表,1906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关于该著的性质有两种看法,传统的看法以王栻先生主编的《严复集》为代表,认定该著为严复的专著。[43]新近的看法以戚学民为代表,戚认为该书并非严复的撰述,而是根据英国十九世纪历史学家西莱(John R.Seeley)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一书译述而成,其性质犹如严译其它名著一样。[44]本人对这两种说法均持保留,以为将《政治讲义》定位为严复的专著似不妥,但如确定为严复的第九部译著则亦不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严格确定翻译和著述的标准,翻译与著述常常混杂,因而出现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文体:不是忠实原著的翻译,并非原创意义的著作,它介于编译与编著之间,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种特殊著述现象。[45]与严译其它八部名著相比,《政治讲义》虽有诸多取自西莱著作的内容和材料,但其著述的成分确实也超出了其它译作。从文本内容看,其它八部严译名著的正文内容基本上系据原著而译,严复的意见主要是通过案语或夹注的形式来表达,而《政治讲义》则无任何案语,全篇皆以演讲的形式出现,著译混杂,因此如将此作遽定为译作,亦易让人感到不妥和质疑。

《政治讲义》一著源于严复对“立宪”主题的关注,他在该著的开篇之言即对此作了明白交待: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有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46]

内中“将平日所闻于师者”一语,实为交待其所讲寓含编译,有如古代之“假托”。严复后来自认“言宪法制度之大体,诸公欲知其源流本末,求之《社会通诠》、《政治讲义》二书,十可谓八九。”[47]如是之谓也。

《政治讲义》共“八会”,即八讲。第一会讨论政治的定义、国家的含义。第二会讨论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政治学的分类等问题。第三会讨论社会与国家进化的三阶段:宗法、宗教和国家。第四会讨论市府、邦域两种国家的差异以及邦域国家的由来。第五、六会着重讨论“政会自由”。第七会讨论“国民以众治寡之制”,即民主制。第八会讨论专制与立宪之区别,并提出“政治要例”十二条。全著除了讨论政治学的一般原理,如政治的定义、国家的历史及其分类、政治自由、政治制度的分类和政治的基本原则等基本问题外,[48]也对时人所关注的“立宪”问题结合政治学原理作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立宪”改革之实质在于给人民以权,限制暴君、限制政府。“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与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群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49]严复认为“立宪”改革是欧美国家近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级, 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50]他特别表彰和推崇英国为“立宪”之楷模,因其虽无暴力革命,而实为“时时革命”也:

专制之国,国主当阳,而宰相辅治,宰相之黜陟由人主。立宪之国,人主仰成,宰相当国,而宰相之进退由国民。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虽然,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亦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或)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庄生有言,万死方不死。真立宪制,政如是耳。[51]

无独有偶,后来胡适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评价,与严复对英国“立宪“政制的评价几乎如出一辙。[52]严复特别强调国会、议会在“立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为其为避免革命发生之所在。“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建造扶持,破坏其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天职而已。”[53]严复虽然主张“立宪”,放政于民,但对多数民众的政治素质又持怀疑态度。所以他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原则并不看好:“夫以众治寡,实无公理可言……所庶几可言者,不过三占从二,其事易行;又数至极多之时,于公道为稍近……此乃历古以来,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54]他认为专制系由下扶持而成,“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成立”。[55]对“少数服从多数”和下层民众素质,严复有一种保持警觉的“幽暗意识”。因此,严复认为英国式的代表制比较适宜。《政治讲义》不仅在中国政治学史上占一重要地位,是为近代政治学科成立的标志性著作,而且是清末“立宪”最重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著作。

1906年,是清朝“预备立宪”紧锣密鼓的一年,严复连续发表《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宪法大义》三文,阐述他对“立宪”的见解。英国“宪政”制度是严复情有独钟的制度,也是他撰述前两文的缘由之所在。严复认为,英国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首相之权力实为议院所予。“今日英国,主其治者首辅也。而首辅之事权,实议院之所予,假其中过半之众,与之背驰,则其罢废。”二是议院为最高权力机关。“宰相之兴废,政府之迭代,。党派之胜负,一切以议员之向背为断。”三是美、法为三权分立,英国立法与行政两权“未尝分立”。“是故英之阁部,是名行政,而立法之权,实重且大于议院之名立法者。议院之于立法也,议之而已,各示之以己意之从违而已。至阁部之于一法也,必为之发起焉,必为之计划焉,至于至纤至悉而后已,此于法度大者,莫不然矣,非不知一法之立,无间小大,必经议院多数之所赞成,而后称制。”[56]

《宪法大义》可谓严复表述其“立宪”思想的经典之作。在文中,严复说明了西方有关世界政体分类法的源流。“最古者莫如雅理斯多德。其分世界治体,约举三科:一曰独治;二曰贤政;三曰民主。至见孟德斯鸠《法意》出,则又分为三:一曰民主;二曰独治;三曰专制。而置贤政,不为另立。”“盖专制自孟氏之意言之,直是国无常法,惟元首所欲为,一切凭其喜怒;至于独治,乃有一王之法,不得悉由己道。”[57]严复以为中国为“立宪”之国。相当于孟氏所谓“独治”。“而吾国自唐虞三代以来,人主岂尽自由?历代法律,岂尽凭其喜怒?且至本朝祖宗家法,尤为隆重。”既然如此,对朝野上下纷纷议论的“立宪”究竟意指什么?严复的回答是:

可知今日吾人所谓立宪,并非泛言法典,亦非如《法意》中所云,有法为君民上下共守而已。其所谓立宪者,乃自其深者、精者、特别者而言之,乃将采欧美文明诸邦所现行立国之法制,以为吾政界之改良。故今日立宪云者,无异云以英、法、德、意之政体,变中国之政体。然而此数国之政体,其所以成于今日之形式精神,非一朝一夕之事。专归其功于天运,固不可,专归于人治,亦不可;天人交济,各成专规。[58]

接着,严复对政治变革提出了一个颇具见解的看法:“制无美恶,其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个原则可能成为保守的遁词,但它点出了变革之关键在于适合国情,这也是严复为什么特别强调变革与国情关系的根据所在。不过,严复以为“立宪”之根本在“三权分立”。“其大较,则一须知国中三权之异。三权者,前已及之,立法权,行法权,司法权也。中国自古至今,与欧洲二百年以往之治,此三者,大抵不分而合为一。”严复以为“立宪”政制系近代政治之潮流,“立宪治体,所谓三权之异,具如此。顾所言者,乃英国之制,演成最早,而为诸国之所师。至于法、美诸国,所谓民主立宪,德、义诸国,所谓君主立宪,皆有异同,不尽相合。诸公他日治学,自然一及之,非今夕所能够罄尽。但以上所言,犹是立宪之体式。至于其用,则以代表、从众、分党三物,经纬其间,其制乃行。夫此三者之利弊短长,政家论之审矣。顾法穷于此,舍之则宪法不行。”[59]视“代表、从众、分党”作为立宪政治功用的三大功能。对于中国将要施行的“立宪”改革,严复的期待是:“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能辨明矣。且仆闻之,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耶!”[60]严复在《宪法大义》一文中所表述的这些思想,在今天读来亦不为过时,面对中国百年来政治变革之进步维艰,严复当年所提示的那些原则,仍耐人寻味。

1910年11月5日,载泽被充为纂拟宪法大臣,严复即向其条陈:“窃以谓纂拟宪法,乃绝大事,此后开局辟僚,固不能纯取旧学之士,然选其新矣,亦宜相其实有功侯,知法制本原,能为国家计虑深远者。而东学小生,用之尤不可不慎也。欧美游学治法典者亦不尽佳,又多苦不能本国文字,然其中亦有数四佳者,窃欲荐列。”[61]对新开“立宪”之局使用人材持谨慎态度,对留学日本者尤存戒心。

清朝为安抚新兴社会名流,在宣布“预备立宪”的同时,同时给予这些人以各种名目的待遇和兼职名分,以拉拢人心,稳定政局。1908年8月严复被杨士骧任命为“新政顾问官”。1909年5月,严复被委任为宪政编查馆二等谘议官,兼任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福建省顾问官。9月,又被派往学部丞参上行走。[62]1910年,海军部新设,严复被授为海军协都统(或称一等参谋官)。同年,资政院成立,严复以“硕学通儒”资格被征为议员。这些虚、实不等的待遇,除了给严复这些社会贤达以参政、议政的名分和渠道外,也能带来一些不菲的收入。严复在自己的家书、日记中时常提到来自各方面的收入,虽然数目不大,且不固定,但时常有之。

严复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过去人们常将其此举视为阻挠革命、维护清朝的反动行径。实际上,从严复的“立宪”言论看,其真实意图是在争取放权与民,限制君权,为新兴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组建新的平台。早在1904年2月26日他致熊季廉的信中即已指出:“以今日之政府,揆文教,奋武卫,乃至商务、工务,无一可者。此吾国之所以不救也。”[63]这已清楚表明严复对清朝并不抱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参与的清末立宪运动实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环节。

清末官场礼节性的往来不减,故应酬繁多。1908年10月19日,严复与朱夫人书谓:“自初三日考事毕后,无日不是应酬,脑满肠肥,极为讨厌。”“京事俟回家时细谈,大抵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但自学部被挽留后,心中颇不高兴耳。吾看今时做官,真是心恢(灰)意懒也。”[64]看穿了清朝“立宪变法”不过是“做面子骗人”,对做官“心灰意懒”,如此的心境深深表现了严复对清朝政治前途的失望。清朝的预备立宪对严复这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政治支票而已。

4、置身风云诡谲的辛亥变局

1911年前九个月严复的个人生活并无波澜,他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名词馆四处兼职,并行走于这些部门,出席会议,与朋友应酬往来,其生活并无多少变化。这一年他的个人著述明显减少,译作几无,官场公务应酬增多。但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带来的风云变幻,明显增强了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和世事难测的的不确定感。这一年,严复占卜算卦的次数明显增多,日记中频繁出现这方面的纪录。这对一个倾力西学、提倡科学的新学者来说,不无讽刺,反映了严复此时心境的紧张和焦虑。

10月10日武昌起义,是时局急转直下的转折点,也是形势变化的显著标志,严复的个人生活亦开始面临新的抉择。10月以后的严复日记打破以往的常规,多处记载形势发展和京城动向,而对其个人行迹着笔反而不多。10月9日“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10日“武昌失守”。14日“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15日“起袁世凯督鄂,用岑西林督蜀”。23日“长沙失守”。26日“数日风声甚恶”。11月7日“数日风声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12日“报言江宁恶战。福建松督自尽,朴留守被害。报言武昌内讧。”[65]在大局已变的情势下,严复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他与林纾商量应对时局之策,决定搬离北京。10月18日“晤林畏庐,以或去其尽室南行也”。26日“十一箱往天津,寄荣官处”。11月8日“家轸来电话,催出京”。第二天,离京赴津,“寓裕中洋客店”三日。12日“由津同三儿回京”。13日“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薪水。袁项城到京”。严复回京似为领取薪水,同时可能与袁世凯回京上任有关。严、袁两人早在天津时即已结交,当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据陈宝琛所作严复墓志铭称:“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蜂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66]显然,严复与袁世凯同时回京,给人以无限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严对袁主持内阁的期待和他们双方的某种默契。果然,12月2日“四点,往袁世凯内阁,得晤”。随后,9日“九点赴汉口”。12日“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17日“到沪,住沧洲旅馆”。[67]严复在此非常时期南下武汉、上海,据《郑孝胥日记》披露是为“袁世凯指派之各省代表”之一。[68]而前往汉口专见黎元洪一事,可以推测他极有可能是借其与黎的师生关系,斡旋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的关系。

在严复的《宣统三年辛亥日记》册最后空白页留有六条和北方议和人员名单。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69]

这六条现有两种解释:一种意见认为是严复12月2日与袁世凯会晤时所提出的六条建议。[70]一种意见认为是严复从南方回京以后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时间则应在12月下旬。这种意见认为“得杨士奇同意,严复先回北京。到北京后,严复告了唐绍仪一状,后为袁世凯献策”。这些策略即归之为六条。[71]这两种意见的共同之处,即均肯定这六条是严复往谒袁世凯时提出的策略建议,只是在时间上一前一后、说法不一。不过,两说对于这六条的意含均没有做进一步的解读。从这六条的内容来看,如确系严复向袁世凯提出的建议,则不可小视。它至少可说明两点:一是严复自袁世凯内阁成立后,严系袁所罗致的“幕僚”或非常亲近的高参。二是严向袁所提建议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关系政局的重要意见。当然这六条也有可能是严复个人心迹的流露或看法的纪录,如第一条“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似为谓严复心迹的流露更为合适,因对袁世凯来说,不管是前往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还是留在北京担任大总统,都不存在“车驾无论何等”的问题,而对严复来说,南下还是驻京,则可能有很大区别。此条如果系严复个人的选择,对政局影响相对就会较小,只是反映严复的倾向而已。

不管是上述那一种情形,这六条所隐含的政治密码值得解读。第一条如系向袁世凯提出的策略,则袁世凯后来不肯南下就任总统,其中有严复的“作用”存在,甚或可能出自严的意见。这表现了严复在南北和谈中所持的与南方对立立场。也不排除系严复个人的打算。即严复本人作出“不离京”决定。据郑胥孝12月21日日记载:“幼陵读余近诗曰:‘子生平数有奇辟之境遇以成其诗之奇,此天相也。’又曰:‘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72]此中所谓“南方学者”可能是指章太炎诸人。由于学术、文风的不同,严、章二人早已构怨,1906年章太炎曾作《〈社会通诠〉商兑》称:“严氏皮傅其说,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贵人为畏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日营□裘以娱老耳。”“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鸣载飞,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73]章氏此恶诋,与1900年9月康有为《与张之洞书》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74],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一号发表《绍介新著〈原富〉》,盛推“严氏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高评怡然形成鲜明对比。对与革命党人有深厚渊源关系的南方学人的不满,可能是严复打定“不可离京”主意的主因。第二条表示严复认识到报界舆论的重要性,需要有人帮助“料理”。此人从后一语来看,极有可能是指梁启超。第三条表示严复认识到梁启超的分量,欲将其“罗致到京”。据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初稿》载:“从去冬起(指1911年——引者注),先生就有联袁的趋势,所以今年春间,先生直接间接与袁氏往来讨论各种问题的信电很多,现在把袁氏就临时大总统前后先生和他往还的几篇材料依次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当时联袁情形之一斑。”[75]袁世凯与梁启超建立联系应与严复的献计和搭桥在其中所发生的作用有一定关系。第四条表示严复已对满清皇室失去信心,将希望转向袁世凯内阁。第五条为其对政制改革之设想,即废除宦官制度和传统的官场礼仪制度,这可能意味着严复甚至袁世凯已有弃清另寻它路的打算。本来12月21日、22日严复与郑孝胥在上海会面时,谈到何去何从时,亦表示其拥清立场不变。严复对郑表示,自己“不剪辫,以示不主共和之意”(21日)。“或询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也?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76](22日)在此之前,11月28日严复曾致信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表白自己倾向君主立宪的立场。以为中国现状适合于“保存君主,削其权力,适度立宪以使政府比前更具活力,得因时制宜,不断进步”。从这一则材料看,在1911年11月底以前,严复的“君主立宪”立场确无改变。但在与革命党人展开的南北和谈中,严复探得南方革命党人的“和谈”底线,这在他12月13日给陈宝琛的信有明白交待:

一、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一、 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

一、无论如何下台,党人有两要点所必争者:一是事平日久,复成专制,此时虽有信条誓庙,彼皆不信,须有实地箝制;二是党人有的确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谓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此次非有实权自保,不能轻易息事。

一、 若用君主,则冲人教育必从新法,海陆兵权必在汉人之手,满人须规定一改籍之制。[77]

借革命党人开出的条件,严复显然有胁迫清室“逊位”之意,这正是袁世凯后来之所为。此举是否为袁所托,或严代袁有意所为,值得进一步考证。将严复与郑孝胥的谈话内容与此信的内容相比照,可以看出,严复当时一方面向清朝方面(郑、陈是清朝忠臣)“输诚”表忠,一方面借革命党人开出的严苛条件,隐含逼迫清室退位之意。这样左右逢源,为自己在未来的政治舞台谋得最大利益。严复的这种做法实为袁世凯当时的抉择。当南方革命党人在1912年正式建立中华民国时,北方一派的汉族实力派(包括严复)亦以迎立袁世凯出面主持大局,这样清室先逊位于袁,孙中山再让位于袁,中国重归一统的局面得以形成。严复等南北汉族实力派终于在这场变局中获取了最大利益。第六语提出募用洋人领军。实际上是清朝在镇压太平军时“借师助剿”旧戏的重演,是严复为袁世凯避免两面作战的又一献计。这些意见除第六语“设法募用德、法洋将”外,其它五条在后来都得以实行。有的论者以为严复《民国初建》诗中的“美人”系指袁世凯,[78]但这个袁世凯应是在民国建制后受到民国政纲箝制、准备出山的“袁大总统”,而不再是替清朝收拾残局的“袁内阁”。在这一点上,严复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民国建立这个事实。

1912年严复的日记空缺。这究竟是严复未写,还是其本人或保存日记者在后来作了处理?我们现不能遽断。不过,后一种的可能性较大。1912年应是严复与袁世凯相互合作、互动更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南北议和严复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事,均是严袁密切合作的历史见证。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严复因列名筹安会,遭到国人的诟病之后,严复可能不希望保存自己与袁氏合作的这些历史纪录,从而出现了撕去其这一年日记的一幕。

5、结语

清末的政治舞台主要有四大政治势力:一是清朝以满族为主的统治集团,他们是清朝的核心集团。二是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新贵势力,这股势力可以上溯到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两系,张之洞、袁世凯是为其继承者。三是活跃在北京及各省的立宪派,他们是各种新兴经济、教育、文化、社会事业的推动者,构成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四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清朝的对立面。严复是游移在二、三股力量中的一员。这几股力量的互动和人员组合,构成清末政治力量离合的关键。1909年,当清朝将袁世凯罢官遣回原籍,张之洞“老臣凋谢”,当朝汉族新贵失去了他们所依托的重心所在。1911年清朝成立“皇族内阁”,堵塞了立宪派力图借“预备立宪”之机发展自身实力和拓展新的政治空间的可能。第二股力量原有与清朝的合作关系和第三股力量与清朝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迅速向离异的方向演变,清朝满族核心集团为加强自身对全局控制力的举措反而成了自我孤立的败笔。革命终于成为突破这一政治缰局的瓶颈。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革命党人抓住时机,因势利导,主导了时局向民主共和制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清朝满族统治者因失去其它两股势力的合作,孤立无助,只能拱手让出皇位。革命党人以建立共和制为满足,以礼让总统大位换取了袁世凯的合作和对共和制的承认,达到了其革命的初衷。袁世凯虽不具革命、共和之思想,但对清朝的忠诚度因其下野闲置早已不复从前,故在获得革命党人的承诺后,转向对清朝满族皇室“逼宫”,表面上成了这场大戏的赢家,实际上他不得不接受民国政制对他的钳制。

严复本人并不是一个心怀大志的政治家,也非有意玩弄权术的政客,他缺乏传统官僚的圆滑、练达和内敛,这是他在晚清官场频频失意的主观原因。在清末十年和民国元年,他转向发挥自己所长,凭借自己的西学素养和背景,在教育、翻译、出版、宪政等方面获取重要地位,并登上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一显赫位置,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点,这是严复一生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从这个例证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荣光并不仅仅属于革命派,社会新兴力量、立宪派,甚至汉族官僚、地方实力派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并实际分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辛亥革命的标志性成果虽然是在政治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但为达成这一最大目标,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文化思想、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甚至这些变革为政治革命做了重要铺垫。从这个角度考察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革命派以外其他革新势力和社会新兴力量的历史作用,他们与革命党人的互动、合作最终成就了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将革命党人与其他新兴社会力量、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妥协视为“软弱”,或将袁世凯、立宪派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与革命派的合作定为“投机”,都是不恰当的。革命党人以袁世凯承认共和制为交换条件,礼让总统大位,以避免内战的激化和升级,这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和成功不必在我的高尚品德;袁世凯及其立宪派势力背弃清朝,转向选择共和制,是其在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虽然迈出这一步在后来有所反复甚至倒退,袁世凯并不情愿接受民国的政治规范,但民国建立已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转折。可见,辛亥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各方妥协、合力推动的一个成果。

本文为作者2011年6月26—29日赴澳门参加“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收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版。

注释:

[1]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三十三《革命源流》上,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230页。

[2] 参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0—331页。

[3] 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540、546页。据严复《致熊纯如函》(未刊稿)语:“复在北,岁入殆近万金。”其在开平矿务局任职实占其收入的一半。在严复任职开平矿务局的期间,严复另在京师大学堂编译局领取薪水每月300元。其它还有稿费收入,但因盗版甚多,版税收入有限。

[4] 有关严复与开平矿务局的关系,参见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42—278页

[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3页。

[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55页。

[7]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62、564—565页。

[8] 《国闻短评·大学得人》,载《新民丛报》第八号,第65页,光绪(1902年)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27、129页。

[1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11] 参见张寄谦:《严复与北京大学》,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马勇:《严复与京师大学堂》,收入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91—301页。两文均认定严复离开译书局约在1904年。陈平原:《迟到了十四年的任命——严复与北京大学》,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

[12] 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第236页。

[1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832页。

[1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35页。

[1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366页。

[16]《与端方书》(二),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83—584页。有关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研究,参见张仲民:《严复与复旦公学》,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7] 参见罗耀九主编:《严复年谱新编》,福州:鷺江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14、215页。

[18] 马勇整理:《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04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第76—77页。

[19] 参见周家华:《严复与安徽近代高等教育》,收入李建平主编:《严复与中国近代社会》,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91页。

[2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36页。

[21] 参见罗耀九主编:《严复年谱新编》,第240、242页。

[22] 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835—836页。

[23] 收入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9—95页。

[24]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75页。

[25] 有关考试情形,参见《考试选美留学生》,载《神州日报》1907年7月5日。又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836页。

[2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837页。

[27] 参见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2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75年版,第808—809页。

[28]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2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52页。

[3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840—841页。

[3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76页。

[3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499页。

[33] 参见《宣统元年己酉日记》,收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00—1501页。

[3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44页。

[3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66、767页。

[3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96页。

[3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06页。

[3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378页。

[3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66、169页。

[4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96页。

[4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34页。

[4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42页。

[43] 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著译部分说明》。

[44] 参见戚学民:《〈政治讲义〉文本溯源》,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5]罗家伦最先发现严复的《政治讲义》“译而兼著”情形,参见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载1920年9月1日《新潮》第2卷第5号,第872页。

[4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42页。

[4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42页。

[48] 参见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323页。

[4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68、1269、1284页。

[5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269页。

[5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14页。

[52] 参见胡适:《漫游的感想》,收入《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4页。

[5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15、1316页。

[5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01页。

[5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11页。

[5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219、227页。

[5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39页。

[5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40页。

[5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44页。

[6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6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95—596页。

[62] 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第340、343页。

[63] 马勇整理:《严复未刊书信选》,载《近代史资料》总19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第67页。

[6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39—740页。

[6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11—1512页。

[6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42页。

[6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12页。

[68] 参见《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0页。

[6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513页。

[70] 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第383页。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71] 参见罗耀九主编:《严复年谱新编》,第289页。

[72]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73页。

[73] 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民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12号。

[74] 《与张之洞书》,收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页。

[7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4月版,第319页。

[76] 《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73页。

[7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02—503页。

[78]王宪明:《“美人”期不来,诗人自多情——严复〈民国初建〉“诗人”新解》,载《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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